大地上的亢与悔（上)——倪景翔长篇小说《龙湾滩》解读//赵月斌

大地上的亢与悔（上)——倪景翔长篇小说《龙湾滩》解读//赵月斌精华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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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上的亢与悔（上）

——倪景翔长篇小说《龙湾滩》解读

赵月斌

一、来自“现场”的热度

倪景翔（1947-2023）是一位喜欢回望历史的作家。首部长篇小说《黑魂》（花城出版社，1988年出版），渲染的是晚清时期民族工业的风雨飘摇。第二部长篇小说《龙凤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演绎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势力的烟云变幻。在这两部作品中，作家都是借助于有据可查的“史实”，铺陈出一幕幕几可乱真的“往事”，同时给“过去”注入了惊觉的目光，使陈旧的历史变得生动鲜活、别有一番滋味。在这两部小说中，作家着意刻画的是两位不同时代的民族精英，虽然他们身上也难免各有瑕疵，但是作为典型的“正面形象”则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那种夸父逐日式的英雄色彩，那种飞蛾投火般的悲剧力量，使得两部小说不同程度地留下一抹夕阳之血，在读者心里映出难以逝灭的光芒。

倪景翔的第三部长篇小说《龙湾滩》（华夏出版社，2007年出出版）则直击现实，把笔力投向了当代。作家像是一位站立在山崖上的观景者，在阅尽远方的风物之后，终于扔掉了手里的望远镜，开始细心打量近旁每一块石头，发现它们的棱角，也考究它们的质地。与前两部长篇比起来，《龙湾滩》无疑是离作者最近的作品，无论是所处的时代，还是涉及的事件，都在眼皮底下袒露着，伸手可及，由此，也使作品具备了一种“传真”的性质，可以让你触摸到直接来自“现场”的热度。说起来，尽管《龙湾滩》远离了历史，但是在精神走向上，仍与《黑魂》、《龙凤旗》一脉相承，可以说，三部小说都包涵一个“个人奋斗”的主线，作者所要拷问的则是社会背景及传统文化的滞重与危殆，不同的是，《黑魂》和《龙凤旗》以主人公最后的败落或殒命收场，而《龙湾滩》以主人公的升迁结局，前者带着浓郁的悲凉气氛，后者则显示出略带黑色幽默意味的轻喜剧风格。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变化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即使像龙湾滩这样一个相对平静的小山村，也会禁不住躁动不安，加入到全民喧嚣的无物之阵中。于是，一切皆变，变得模棱两可，变得不伦不类，变得让人哭笑不得，就像一出玩过头的帽子戏法，最后终于玩漏了，兜不住了。所以，围绕着一个“变”字观看《龙湾滩》，或许能够咂摸出一些门道来。

二、被出卖的大地

读《龙湾滩》，先要看准“风水”二字。它不是单纯的地形地貌，也不是刻意的故弄玄虚，这里的“风水”应该是人的生存环境、生活经验、历史积淀和文化心理的总和。出现在小说文本中的“龙湾滩”，正是这样一个充盈造化之美的地方，那里有白龙山、白龙河，有祭龙台、雷公庙，有美女塘、夫妻柳，有黄龙墩、白果树，有清澈的流水、金黄的沙滩，还有神奇浪漫的传说、醇和恬静的乡野气息。和谐的自然环境，加上源远流长的人文资源，使“龙湾滩”具备了典型的“田园”征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们在这里劳作收获，繁衍生息，世世代代，在苦难轮回中固守着一成不变的农耕文明。它是静态的，坚忍的，诗意的，也是贫贱的，低迷的，忧伤的，像一位打着瞌睡的老祖母，偶尔还会做出会飞的梦。是啊，这样的村庄一落到稿纸上，似乎就灵动起来，可是放到中国的版图上，也不过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可有可无的“边缘”之地，你根本无从确定它的位置。作者一开头就说了，“龙湾滩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要有点‘意思’，让人喜欢”。那么，“意思”何在？“喜欢”何来？可以肯定的是，作家一旦把龙湾滩纳入到他的故事框架中，这一方水土就成了非同寻常的大舞台，承载着许多散漫的民间隐语和不可预知的戏剧性。因此，“龙湾滩”便超越了一般的地理概念，可以作为考证民族心理的一块“埂地”了。

我们的老祖宗早已认识到，只有实现“天人合一”，才可算达到了生存的理想境界。可那“天”到底是什么，始终一片空无，用得着时它便无所不在，用不着时它便一无是处，只有“人”是实在的，所谓“天”不过是人们的一个道具而已。我们一边说“知我者其天乎”[]，一边又说“天地不仁，视万物为刍狗”[]；一边高呼“苍天在上，老天保佑”，一边又高歌“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我们摇晃在天地之间，常常露出唯我独尊的豪狠之相，何曾辨得来路，摆正自己的位置？不光要改朝换代，还要改天换地，于是乎自然被“人化”，地球被功利化，我们不仅改变了自己的生存方式，而且改变了我们的生存环境，把人的冲动和欲望都扩展到了极致。

古老的“龙湾滩”所处的正是这样一个新时代，现代化的战车以横扫六合之势呼啸而来，恰好为这个偏僻、美丽而又贫困的村庄鼓起了冲锋陷阵的勇气，为了尽快加入到发大财、奔小康的潮流中，它也要上项目、搞开发，从而与时代同步。那么，同步的途径是什么呢？是上马“村办工业”，是擅改河道，是毁田修路，是卖树筹钱……结果可想而知，此种种杀鸡取卵的做法，非但没得到想象中的回报，反而把“老祖宗留下的财富”也败坏了：河滩干涸，水塘消失，“植物枯死，动物销声匿迹，到处是一片砂砾”，这还不算，还要继续加快蹂躏于是“粉条加工区”来了，臭水横流，灾祸从地上侵入地下，连地下水也无法饮用了！这就是“过上好日子”的代价，也是裸露在小说表层的真相，循着“改道”这条基本线索，传达出的无非是一种朴素的环境意识，亦即作者一再强化的“风水”观念。

看过小说，总不会忘记这一首歌谣：

龙湾滩里有条龙，保风保水保年丰。

天想灭人天不忍，人要灭天人无情。

天不灭人人灭人，人要灭人天不容。

它在不同的情境中反复出现了四次，不但渲染了故事氛围、折射了人物心理，而且巧妙地阐释了“风水”所蕴含的微言大义：作为河流、土壤、大地的“龙湾滩”是人类生存的根本；作为圣灵、神明的“龙”则是大地的保护者，实际上也就是人类千万年来摸索、扬弃、承传下来的生存之道（理性），是推动人类不断前进的秩序、经验和法则；而作为万物主宰的“天”，应该是人类生存的限度，是上限，也是下限，它监视和制约着人类在自然规律中寻找和谐，一旦打破了应有的平衡，大地就会不堪重负，“龙”也无力回天，人类只能自作自受了。作者把“风—水”镶嵌到“天—地—人”构成的宏大背景中，足可见用心良苦，我们也尽可以拂去“风水”的玄幻意味，重新评估“阴阳五行、太极八卦”的现实意义，在这一古老的生存哲学中发现智慧的、审美的精神源码，为日益“现代”甚至“后现代”的生活留住一些完整的“风水”和“保守”的基因。也许这世界浮躁太多，少的只是沉稳；机巧太多，少的只是朴拙；妄想太多，少的只是安分……要“保”的是根，要“守”的是本，要警惕的恰恰是人类自身。然而，一桩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件”早已让人眼晕，《龙湾滩》不过在应验某种并不鲜见的“现实”：在这个“风水”尽失的地方，没有了河滩，没有了水湾，“龙”向何处栖身?人又如何生存？我们所处的境地确乎如此，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经过亿万年的进化历程，还从来没有这般“庞大”过，也从来没有这般“霸道”过，从前人们修起了长城、凿出了运河，也还是以“改善”为目的，在地上留下了有限的点缀，可现在一做就是大动作，一动就是大手术，动辄就要“改变” 把大地变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给地球缠上绷带，戴上枷锁，一切以人类为中心，一切以攫取、消耗、增值为目的，不要“龙”的守护，也不要“天”的主宰，只要眼前的实惠、快感，或者和个人的利益、政绩，谁还顾及“风水”，谁还顾及明天？

俗语说“风水轮流转，明天到我家”，看来也只能是前人的福分了，想及如今的形势，哪还容得如许乐观？或者这正是《龙湾滩》所忧虑的，只因一场风水剧变，生地已成死地，活地已成绝地，所谓小小环球，不知还有没有未被侵害的土地，更遑论诗意地栖居了。从某种意义上说，“龙湾滩”可以看作整个世界的缩影，它曾经是美好的、诗意的，可作者偏要“毁灭给人看”，于是悲剧产生了，震撼产生了，那“龙湾滩”就是我们共同的故乡，那片死地就是我们诞生的地方，那片绝地就是哺育了我们养活着我们的母亲！面对那伤痕累累的无限空间，难道我们只能目光萎靡沉默无语，只能加倍怯弱加倍绝望？难道我们不该睁眼看看，究竟是谁背弃了母亲，是谁出卖了大地，是谁毁灭了龙的精魂？难道我们不应问问自己，在一场场找不到凶手的谋杀中，你是否也理所应当地分到了一杯羹，是否也心甘情愿地充当了磨刀石、搅拌机？想及此，我敲打键盘的手指也禁不住乱了方寸……

三、没有底线的人

读《龙湾滩》，尤需关注雷龙这个人物。作为一号男主角，他拥有的戏份无疑最多，蘸用作者的笔墨也最饱满，一代农村党支部书记的光辉形象新鲜出笼了，散发着许多似曾相识的味道，又流露出不少古里古怪的气息，可以让人念念不忘。

对龙湾滩来说，雷龙的出现是耐人寻味的，他打着“办实事办好事，让全村人过上好日子”的旗号，“搞倒”了老书记白金龙，当上了意气风发的“一把手”，他有文化，有魄力，有干劲，在一个偏僻的小村里，当属“村内精英”，堪称“人中之龙”了，由他来做全村人的“龙头老大”，就算不是众望所归，也该是当仁不让。事实上，雷龙刚刚取代白金龙时，确也是抱着“做一个好官”的良好初衷这是他对情人沈玉睫的郑重承诺，也是他给自己立下的目标。这一“好官”战略，使雷龙提前摆出一种做官的姿态，无形之中就把自己“升格”进了“官人”的阵营，使他急于摆脱脚下的泥土，从此只是用“官”的脑袋考虑前程，用“官”的眼睛看待他的生身之地。所以，掌权之后的雷龙能够“大有作为”一点也不奇怪，发生在他身上的变化不是本质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表面的，注定的，因为他的骨子里就藏着几片碎鳞，一旦有机会，就会不顾一切地贴到屁股上，像一条“真龙”那样摇头摆尾。

不管怎么说，雷龙的“表演”还是相当出色的，他不但推动了龙湾滩的“改朝换代”，顺利享受了“改选”的胜利果实，而且亲自导演了白龙河的“改道”工程，进而脱胎换骨，升迁到乡政府，成了真正吃皇粮的“官人”。一部《龙湾滩》就是一部官场发迹史，它展现了雷龙个人的手腕和心术，也揭示了一种规律和玄机，有些事你不想做也得做，有时候你不想往上爬也得爬，一旦进入那个“场”，你就得遵从它的节奏，被它牵制，被它消解，化为它的原动力。

在小说中，作者假借神话传说，将“白龙”演绎为白姓的祖先，将“雷公”比附为雷姓的祖先，一方是白龙的子孙，一方是雷公的后代，这两个姓氏本为宿敌，虽然同居龙湾滩，也总是势不两立，从未停止争斗。不过追根溯源看去，雷姓一族又与白姓有着姻缘联系，两个族裔血管里都流淌着龙的血液。再者，不知是不是巧合，所谓阴阳八卦有一卦相为“震” “震为雷”、“震为龙”，可见“雷”、“龙”相通，实为一家，这样雷姓与白姓一样，也能与“龙”套上近乎了，两个姓氏皆为“龙”的子孙，同为“龙的传人”当是名正言顺了。大概正因如此，作者才着意以“龙”字命名小说的题目和人物的名字，从而对这一古老的图腾崇拜提出了新的拷问。

事实上，无论是白金龙，还是雷龙，作为龙湾滩前后两任头头，皆为叱咤一方的“龙”，他们虽然不会呼风唤雨，却能够一手遮天，将大地置于自己的阴影之下。单说雷龙，借用《易经》的说法，“震为刚”，“震为长男”，或许雷龙正是那惊天骇地的万钧巨雷，才会把龙湾滩翻搅得狼藉一片，岌岌可危。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雷龙自始至终都不曾以狞厉的面目示人，给人留下的倒是不愠不火的良善印象他是一条应时而生的“龙”。在中国正统的文化谱系中，“龙”一直是神圣、君子的象征，千千万万的雷龙们也是依照这种想象来塑造个人形象的。所以，有必要理顺一下雷龙的修炼过程，看看他是怎样修成“正果”的。有道是：“天道酬勤。”“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那么，雷龙是怎样“自强不息”的呢？观其行状举止，不难看出，此君确乎在奉天承运，总会审时度势，伺机而动，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第一步：潜伏。当许多村民去告状，去上访的时候，雷龙则在明哲保身，因为他深知白金龙后台硬，根子深，“是告不赢的”，所以，即便白金龙“吃喝嫖赌，贪污腐败，胡作非为”，侵害大多数人的利益，雷龙也没有站出来抵制罪恶，他的立场很明确：“既然告不赢，那又何必扛着杆子戳马蜂窝，自找挨蜇呢？”可见，他看重的不是公理和正义，不是大家，而是个人得失，是他自己。

第二步：出头。一旦“机会来了”，雷龙便“看明白了他要走的一条路”，要干“正事”了，不但拉到了“反对白金龙推翻白金龙”的同盟（白宝成、沈玉睫、雷二楞等），而且找到了可以帮他向市里的“大官”递状纸的自家靠山（本家叔叔雷天彤），他打出的旗号是“主持正义为民做主”，目的则是“坐上村党支部书记的宝座”。

第三步：屈身。上任后，雷龙当然没忘记要“为村民们办点好事、实事”，但他更热衷于将“为村民们谋利益的好事”做成“有形的能显示成绩的事”，所以要“在村里搞一两件大点的事，弄出点大的响声来”，这才突发奇想有了毁河改道这一“弄响工程”，为此雷龙殚精竭虑，什么招数都使出来了，即使麻烦不断，都一一化解，他也算基本完成了这一阶段的“官本积累”。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很能表现出雷龙的“活泛”：在贺书记遭遇雷二楞抬大筐的挑衅时，他灵机一动，以接手机为名为其体面地解了围，保了驾，“得到了贺书记的关注和信任”。

第四步：摆尾。“荒滩开拓出新天地”，雷龙的“开拓精神”果然“惊动”了乡领导，“被注意了”，乡里不但要给他“撑腰”，还要与龙湾滩村联合搞“开发”，雷龙亦因此更被看重，前程更加“光辉灿烂”了。

第五步：起飞。不管因为什么，不管怎么着，雷龙到底是托了上级领导的福，“调到乡里使用发挥更大的才能” 县委书记一句话就改变了他的命运，使他成了乡计生办主任，乡巴佬变为国家公务员，土包子成了“副科级”，他终于如愿以偿，在“第三条路”上成功了。

至此，“土龙”化作“飞龙”，“离开农村”，奔向了“理想中的前程”，“熬到这一步不容易啊！”雷龙也可以长出一口气了。看他一步一步飞起来，倒真是张弛有道，很会屈其尊而高其身。然而正所谓物极必反，盛极而衰，这一游戏肯定还要继续，作者说不好预测以后会发生什么，古语说“亢龙有悔。”对雷龙来说，折腾来折腾去，必定有所阻逆，像龙湾滩之变、沈玉睫之遁、雷天彤之愤、白金龙的反攻倒算，都是示其“有悔”的征兆，不过这种种对立于他来说也不是坏事，或可让他心存顾念，不至于“亢”过了头，从半空栽下来。当然，贵人自有福相，吉人自有天相，即便不小心“亢”一下，也无非是个小小的“悔”字，大可不必惊慌，况且他已跳过了龙门，可以腾云驾雾了。正因世人看不清龙的面目，甚或根本没有龙，他才得以跻身于“群龙”之中，与他们共演天象，利益均沾，说到底，五色祥云不是老天给的，而是他们自己作出来的。

所以，放眼望去，不管是白金龙还是雷龙，不管白龙还是黑龙，都不过是些伪龙、变色龙，这些妄称龙种、君子、大人、老爷的高贵人士、上等阶层，不过是在龙袍的掩盖下做着瞒天过海的勾当，而雷龙之流，不过是其中跑龙套的而已。那么，回过头来看，雷龙这样一个“有出息的好青年”，为什么到末了反倒“得罪”了龙湾滩，成了龙湾滩的罪人？说到底，还是那条变化莫测若有若无的“龙”在作怪，它潜伏在人们的心底的河床中，一旦遇到引诱或蛊惑，就会蠢蠢欲动，膨胀幻化，乃至兴风作浪，搅乱乾坤，成为唬人的甚至是光明正大的祸害。至于雷龙心里的“龙”，大概就是要拔掉“农”根，“离开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村庄”，做一个“外边的人”。由于中国长期实行城乡分治，广大农村总是被透支、被圈限的“边缘”地带，农民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地位低下，饱受煎熬，且备受歧视，若要改变命运，只有抛掉农民身份，向“非农业”转换。雷龙就生活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他父亲曾做过几任村支部书记，在农村也算门庭显赫，可即便在他也当上村支部书记后，仍未找到足够的自信，因为无论他如何风光如何威风，也是家门口的优越感，一出自己的村子，他还是一个卑微的二等公民。所以，从他的父辈起，就在做着一个“脱产”的梦，他们都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飞离农村，成为一名“公家”人。有人说“农村真苦，农民真难，农业真危险”，雷龙本来就不喜欢庄稼地，他心里有个“小九九”本来无可厚非，问题是，为了那个目的，你用了什么心思？用了哪些手段？

我们看到，在雷龙那里，从来就没有无可违逆的是非标准，也没有牢不可破的做人原则，对他来说，一切都以自我为中心，一切都取决于是否利于自我发展，所谓的“好事、实事”不过是他自己的“好事、实事”而已。即如沙河改道这件事，当水利专家提出异议、指明危害时，他仍一意孤行，将错就错，错上加错，把龙湾滩当成了一己之私的赌注。再像果园承包权的消极延续、租地款的慷慨出借等等重大决策，莫不是拿大家的利益换取自己的利益，在他极力成为一名“好官”时，恰恰离人间正道越来越来远了。由此可见，这等拼命成“龙”的货色，为了研习飞升之术，不但蜕掉了人皮，连做人的良知也蜕掉了。

在我们的传统哲学理念中，称“天、地、人”为三才，人们生活在天地之间，讲究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人类只有尊重天道自然，才能在大地上自由生活。《易经》有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广化……君德也。”[]又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其实不管龙之德，还是君之德，最终强调的还是人之德，只有“人”先站立起来，才有可能接通天地，发现时空的永恒苍茫，获得心灵的豁达安宁。然而曾几何时，我们不但破除了“迷信”，也破除了对天地的敬畏；我们挖掉了祖宗的灵寝，放逐了先人的灵魂；我们捣毁了龙庭圣府，却把龙椅藏到了心里；我们赶走了龙王爷土地爷，自己做起了天不怕地不怕的“主人”。如此这般下来，大地上行走的尽是没有底线的人，“无知者无畏”，“跟着感觉走”，“没有什么不可以”，勇猛的人们有了无法无天的暴发之道，有权有势的人有了凌驾一切的“合法试错权”，在自作聪明的“亢进”状态中，那种 “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的 “愚人”不是越来越多了吗？

然而，正如《易经》通行版本所显示的，“愚人”可以被讹为“圣人”，雷龙也可以被树为“先进典型”。何为“圣人”？不是那种“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的人，不是那些心怀四极八荒的人，而是那帮没有底线只有“上线”的人，是那伙窃得了公共资源和话语权利的人，是那窝背叛了土地出卖了灵魂的人，他们虽然有时也会相互撕咬相互倾轧，但他们的尾巴是交缠在一起的，他们的口水是流向一处的，所以龙也好，蛇也罢，只消摆出了腾云驾雾的阵势，即使骗不了几个人，也能把多数人吓得目瞪口呆，装聋作哑。

所以，雷龙不仅是这部小说中塑造得最为出色的典型形象，也是当代文学作品中鲜有涉及的特型人物。这个人物既有农民式的持重，也有官僚式的狡诈，表面上谦恭、正直，骨子里傲慢、阴暗，他浸淫在旷世绝代的假语村中，必然会形成虚伪的人格，扭曲的人性。然而，正因这种人本身就是集体意志的制订者、监控者，本身就是正统和主流，既冠冕堂皇又有说不清的好处，人们当然趋之若鹜，“雷龙式”的人物也就多多益善，蔚为大观。（待续）

倪景翔（1947-2023），山东枣庄市文联专业作家，原枣庄市作协主席，中国作协会员。代表作为“龙殇三部曲”。长篇小说《黑魂》荣获首届全国煤炭文学乌金奖首奖，《龙凤旗》《龙湾滩》荣获山东省精品工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