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常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他们封了我许多头衔，这个‘家’，那个‘家’的，我只承认两个。一个是‘导师’，因为我年轻时是个教书的，再一个是‘书生’，我是‘孔夫子搬家——全是书’。”毛泽东一生与书为伴，古今中外，涉猎广泛。青年时代，毛泽东就主张丈夫要为天下奇，交奇友、读奇书，先博而后约，“庀千山之材而为一台，汇百家之说而成一学”，这样才能“取精用宏，根茂实盛”。

“我八岁起，就在本乡的一个小学校里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时候。每天清晨和晚上，我在田里做工。白天就读《四书》。”毛泽东在自传中写道。他早年主要接受私塾教育，从《三字经》《百家姓》等传统普及读物入门，逐步涉读《四书》《五经》。毛泽东熟读经书，却不喜欢这些内容，倒是热衷阅读中国古代的小说，“尤其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岳飞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西游记》等被老师视为不正经的旧小说，毛泽东曾在课堂上用经书课本掩盖着阅读，许多故事还能背诵。

十三岁那年，毛泽东离开小学，“开始在田中做长时间的工作，帮雇工的忙，白天完全做着大人的工作，晚上代父亲记账”。劳作之余，毛泽东“找到什么书都读”。因父亲反对阅读经书以外的“闲书”、“杂书”，他不得不“拥被夜读”、“蒙窗偷读”，以免被发现。

有一次，毛泽东读到《盛世危言》一书，深受启发。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几次提到这本书对他的影响：“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作者（郑观应）是个老的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更主要的是“《盛世危言》激起了我恢复学业的愿望”。

1910年秋天，读书心切的毛泽东启程前往湘乡高等小学堂求学。湘乡离韶山约五十里路程，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出远门。临行前，他在父亲每天必看的账簿里夹放了一首改写的明志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在湘乡，毛泽东对康有为、梁启超有关维新变法的著作爱不释手，对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至成诵，逐渐养成了“读报”的癖好，以致后来他常说“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

此后，几经辗转，毛泽东来到省城长沙。在省立图书馆，19岁的毛泽东有过历时半年的自修经历。“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我仅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在图书馆里一直阅读到闭馆的时候。”毛泽东后来形容自己就像牛闯进了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拼命地吃。期间，他潜心研读了《原富》《民约论》《法意》《物种起源》《天演论》等书，接受到近代启蒙教育。

从领导秋收起义开始，他就非常注重军队的文化建设，非常注重塑造人民军队的文化品格。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就对红四军的文化教育问题提出了明确要求：由“各纵队政治部负责编制青年士兵识字课本”，在“每个纵队内设立青年士兵学校一所，分为三班至四班”，“每班以授足九十小时为一学期”，对士兵进行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文化教育。瑞金时期，还组织了红军学校和各式教育机构，对军队干部战士进行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

毛泽东曾多次表示：“读书治学没有什么捷径和不费力的窍门，就是一要珍惜时间，二要勤奋刻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

据统计，毛泽东藏书约一万种十万册，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图书馆。据毛泽东的警卫员贲兰武讲述：有一次，给毛主席搬家，主席的行李是一平板车就拉完了，可主席的书籍40名工作人员搬了整整7天。

编者按：每到一个城市，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图书馆，那里是一座静谧的天堂。图书馆也是许多有志向有担当人的修炼所，是能让人净化心灵的地方，所以，图书馆也被称为一座城市的灵魂。爱读书的人走进书的世界，就像鱼儿游进海洋，花儿沐浴阳光。一个文明的国度永远都离不开书籍的磐石，一切思想的进步永远离不开书籍的助攻，一个理想的时代是越来越多的人把读书当成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

天阔书院打造的是家庭式读书基地，吸引着各个领域各个年龄段各个文化层次的人们走进来，拿起一本书，就打开了通向历史的大门，打开一本书，就疏通了思想的症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里因为书香四季长青，这里也因为文化传承而生生不息。

本期天阔书院号特别推出毛主席读书的故事，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书籍给了无上神秘的力量。在这个美好的三月，如果你也能静静坐下来，在柳树发芽、小草露绿、花儿钻上枝头之时拿起一本书，你的生命也必将开启春天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