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人系列之二十二——我与电视

于 波

跟同事们闲聊，得知现在大多人不看电视了。一个智能手机，不仅打败了照相机，还打败了电视，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也许是习惯，也许是守旧，我每天还是要看两到三个小时的电视节目，然后再上床睡觉。细想起来，我们这代人受电视影响还是蛮大的。

1978年，我们连队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电视天线杆高高地竖立在俱乐部的广场边上。立电视杆那天，围观的场面不亚于看电影。电视杆共有三节，最底下一节是三根长原木组成的，上面两节都是单根原木，只不过第二节比顶端那一节粗些。在一片欢呼声中，二三十米高的天线杆直插天空。尽管有三个方向的铁丝拉线固定着，但微风拂过，炉箅子似的金属天线在空中不停地摇曳。我们这些小朋友的心也跟着晃动着，有电视看开心极了。记得我们连队的治保主任郭甲申大声地说，“坏了”！大家疑惑的目光一齐转向他，“忘了在天线上装灯泡了。”看着大家不解的眼神，他高声解释，“这么高的天线要装个安全灯，不然飞机撞上怎么办？”大人对他的话半信半疑。我是觉得长了见识，而且跟身边的同学温三说，“二青他爸懂的真多！”

后来，我家搬到三分场。学校边上有一家的电视杆上真安装了一个小红灯，黑天白天都亮着，特别显眼。据分场的同学们讲，他家是全分场第一个有电视的，因为别人家房上没有电视杆。那时我总琢磨，他家的电视杆也不高啊，怎么也按个红灯怕飞机撞着呢？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大哥家也买了电视，是14英寸的金星牌黑白电视机，当时我上八年级正准备考高中。前南斯拉夫的电视连续剧《黑名单上的人》把我紧紧地吸引在电视机前。之前大多是看国产的电影，抗日的题材几乎都是在农村，而这个电视剧是展现机智勇敢的游击队员在贝尔格莱德反抗德国法西斯的，每一集都惊险刺激。单就贝尔格莱德城市的地下排水工程让我至今难忘。13集的电视剧我从头至尾一集没错过。中考各科成绩我印象不深了，但这部电视剧主人公的名字我还能说出来。

我是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结婚的，那时电视机、冰箱、洗衣机三大件已经代替了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很多同事结婚都是买四千块钱以上的日本原装电视机，我买的是国产的“孔雀”牌电视。据佳木斯和平商场的售货员讲，这个彩电是国产的，但主要器件是进口的，质量不错。我特意找了商场内部人帮我挑选，这哥们上来就是给电视机几脚，把包装箱的纸壳都踢凹进去了，踢得我心惊肉跳的。同事曲老师说，“这当当当几脚就是挑选电视，开了眼界了”。经过物理老师孟林的解释，我们还是认可的：踢几脚有焊点开焊或是线头脱落，就可以当场调换。我感觉这种方法还是野蛮了点，毕竟花了我2600元钱呢。后来证明这台电视质量还真不错，我看了十五年，总共修了三次。记得孟林给我修了两次，余燕文的老公还给我修了一次。

那个时代看电视是非常重要和正规的事，从新闻联播到东方时空我们都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收看的。我还订过《中国电视报》，连续几年参加“春兰杯我最喜爱的春节晚会节目”投票。那时候，有什么好的电视节目同事们都会互相告知，然后第二天交流观后感。

女儿出生后，我们还得与女儿斗智斗勇。起初，她妈妈是用套话的办法诱出女儿偷看电视的事实。随着女儿年龄增长，她不再上当了，当妈妈的办法也在升级——温度判断法。但女儿很想破解她妈获知她偷看电视的密码。后来她妈说，等你上初中学了物理就会知道了。 记得一天，女儿没写作业就看电视。她妈妈下班回来不顾女儿恳求，强行关了电视机，气得女儿放出来狠话：“等我长大了，买大彩电不给你看！”

孩子爱看电视，其实我也爱看电视。刚到深圳时，每天在食堂吃完饭就跑到同事王老师家看电视，风雨无阻。从十八点三十分的深视新闻看起，二十二点左右才回宿舍。那段时光难以忘怀！至今，我开电视的时间还是18:30。除了看新闻、电影频道外，看过的一些纪录片确实受益不少。记得广州新闻台播放过100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录制的《中国通史》，我不带自己看还推荐给学生们，可是学生平时上晚自习，他们真的没有时间。就是周六、周日回家，也得抓紧时间玩玩手机，放松放松。

时代进步必然以新换旧，电视机退出历史舞台也不例外，但经典的艺术作品会永远流传；每一代人有每代人的使命，在感叹我们落伍的同时，更应助力新生代的崛起。

就写到这吧，佳片有约《时光尽头的恋人》要开播了。

2024年3月2日于深圳市颂德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