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的故事    

吴祖昌

    1948年解放前夕，父亲吴瀛毅然辞去在南京行政院的职务，来到上海旧居,整理“故宮盗宝案”资料，为向新政府申诉寃情做准备。除六哥、七姐外，我们兄弟姐妺都中断了在南京的工作与学习，聚集到上海。四姐在四川北路底的卫生防疫站工作，三姐、二哥、五姐、六姐、我和八妺都失业、失学在家,等待解放。

   大哥祖光是全国知名的进步作h家。1945年11月在他主编的重庆新民晚报副刋《西方夜谭》上,率先发表了毛泽東主席的《沁园春·雪》，震撼了全国，早已引起国民党军警特务对他的“关注”。1946、1947年，他在上海创作並演出了话剧《捉鬼传》、《嫦娥奔月》，影射声讨国民党反动统治，而上了军謷特务的黑名单，为逃避抓捕去了香港。在他离开上海的苐二天，就有军警特务到他平时常去喝茶的维多利咖啡館抓他，幸亏他已走了，而未落入魔掌。

    二姐吴珊一家抗战胜利后去了台湾。我们去信，希望他们赶快回上海等待解放，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没有想到这竟使我们分别了整整半个世纪，直到五十年后才得以团聚。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我们全家在父亲的带领下，兴奋地走上街头，迊接解放。上海的广播电台播放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的歌曲，整个上海沸腾了起來。父亲挥笔写下了；“天降王师壸浆迎，江東父老望旗旌。渡江五月惊奇略，横海千军扫逆鲸。三载陈兵除暴政，万民额手颂新生。秦皇汉武都陈迹，从此神州见太平。”

    新时代来了，共和国的曙光照到我家，我们家掀起了参加革命的热潮。喜爱文艺的六姐吴乐第一个参加了上海团市委所属的青年文工团，打腰鼔、唱歌、上街宣传、舞台演出，意气风发。后来她又随铁路文工团参加了抗美援朝。五姐吴徠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隨军服务团”，被分配到长江支队新闻工作队，七月上旬隨军南下福州，接管了福建省广播电台，成为福建人民广播电台第一个普通话播音员。三姐吴皋参加了街道妇联工作，后来到上海市五金金属供应公司任财务股长、工会主席。二哥祖康因山西省榆次经緯纺织机械厂急需高級工程技术人員，而离开了繁华的大都市上海。四姐吴冬继续在卫生部门工作，1950年参加了抗美援朝，在二十七军中，他们一个月中，医治了上万名伤病员，她被评为一等功臣,后又在反细菌战中发挥了作用。留在南京读书的七姐吴葽，父亲本要她髙中毕业后考大学医学院，但她报名参加了西南服务团。1949年10月2日,她和三千多名青年,走向西南进军的征程，历时三个月，行程三千里，被评为‘行军模范’，分配到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几年后被提为处长。她出发前返回上海家中告别时，私下告诉我们她入了党，更让她兴奋的是,在南京解放后地下党员会师大会上，她意外地见到了当时在国立音乐学院读书的六哥祖強。祖强随音乐学院搬到天津，后转到北京。他作为中央音乐学院学生会主席，1950年秋天出席了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国际学联大会、世界青年联欢节。他1952年进了留苏预备班，1953年做为首届留苏生到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后來创作了《 红色娘子軍 》、《 魚美人》、《 二泉映月》、草原英雄小姊妹》等多部乐曲，成为中外知名的音樂教肓家。大哥祖光也结束了在香港担任电影编导的生活。赶在共和国成立日回到了青島，10月2日回到阔别十余年的北京，迎來了为人民共和国创作的春天。他当时只想做一个没有拘束的自由写作者，但被安排在中央电影局担任电影导演，他只得服从。他下工厂体验生活，编导了纱厂女工的故亊片《 红旗歌》,编导拍摄了《 梅兰芳舞台艺术(上、下集)》及程艳秋的戏曲片《 荒山泪》。

    解放后変化最大的还是父亲。他是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创始人之一，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负责押送故宮国宝南运的苐一人，又因为朋友鸣不平而陷入故宮盗宝案，吃了寃枉官司。解放不久他就收到陈毅市长签署的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聘书。那時父亲已將“故宮盗宝案”的申诉材料寄给毛主席。1950年初，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受毛主席委托來上海接见了父亲。董老肯定了父亲对创建故宮博物院、保护国家文物所作的贡献，表示了对父亲在国民党黒暗统治下不幸遭遇的深切同情，对“故宮盗宝案”表了态。父亲兴奋地与文管会徐森玉老先生一道,为文管会的创建四出奔走，不幸血压升髙，患脑溢血而卧床不起，右手失去活動能力。他以頑強的毅力鍛煉左手的功能，沒多久，就能用左手寫字、绘画。他曾作画多幅，寄給分散在各地的儿女，要大家看看自已的生活能力。

    1955年，祖光大哥將父母接到北京安居。父母带来了十多个裝滿文物古董的大箱子。這是父親一生以自己的工薪收入购买收藏的文物古董。这些文物经历了抗日戰爭。有几幅珍贵的字画,曾经从南京带往重慶，在重慶為躲日本飞机轰炸，放在防空洞內受潮霉烂受損，化了重金重新裝裱收藏，抗战胜利后运回南京，再转上海，這次带回到北京。大哥心想,這些文物不少都是国宝，价值連城，父親必定会同意將這些尽心竭力保护下來的文物捐献給國家。當時父親虽已患病四年，讲話口齿不清，但头脑思路清楚。大哥对父亲说；“新中國成立了，這是一個可以代表全民意志的廉洁政府，這些宝物我們自已保管、照顧十分困難，我的意思是全都捐献給国家好不好？”父亲完全听明白了，他满脸笑容，连连点头，表示同意。大哥立即找国家文物局長鄭振铎。说明此事，郑振铎先生是父亲的老朋友，也是大哥的朋友。郑先生和著名的文物鉴赏家唐兰教授第二天就來到我们家，全家动手將箱子打开，他们将重要文物过目后,十分兴奋，赞赏不止。郑说：“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经过兵荒马乱，居然保存完好，实在难得。”问:“需要多少钱由国家收购？”大哥立即回答“是无偿捐献，不要仼何代价。” 父亲微笑奌头，表达了全家都是这个意思。那天郑、唐两位精选了241件文物，运往故宮博物院。30年后的1985年10月8日,人民政协报发表了一篇《二十万件文物回归记》的文章，其中列举出捐献者三十个人的名字，第一位就是我们的父亲吴瀛(吴景洲)。

    1959年5月14日父亲去世。23年后的同一天，1982年5月14日，辛勞一辈子的母亲，以89岁髙龄走完了人生道路，与父亲相聚了。父母亲一生將如此众多的子女送上革命道路，又將一生收藏的文物无偿捐献国家，这是他们对国家的巨大贡献。

    解放前热闹非凡的家，隨着兄姐们纷纷离去而変得冷清了，家里只剩下父母、我和八妹。母亲每天为父亲忙忙碌碌。后来,兄姐们送来了三个孙辈吴彬、吴欢、吴欣,由她照顾，我也做了几年的“代理爸爸”。

    1949年，我和八妺吴楚进了市北中学继续学业，是第一批青年团员，也是党员。1952年我髙中毕业,放弃了清华、同済建筑系的高考志愿，留校担仼政治教师、党支部书记,一干就是五十年，为教肓亊业奋斗了半个世纪，是新中囯自已培养的第一代教育工作者，我感到非常自豪。八妹吴楚担仼了市北中学苐一仼团委书记，髙中毕业后保送考入北京外交学院，毕业后留校工作。

    我们一家众多的兄弟姐妹，就这样在共和国的曙光照耀下，纷纷参加了革命工作。十一个兄弟姐妹除当時在台湾的二姐外，在大陆的十个兄弟姐妹，有八位共产党员。共和国成立六十年來，我们都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的风雨的折腾与锻煉。在台湾的二姐吴珊,已在2001年,落叶归根回到了北京。

    我们今生旡怨旡侮，健在的兄弟姐妹都在幸福地安度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