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 黄 河
文/叶玉林
去年“国庆”长假，我去大荔县城，堂弟给娃结婚，宴席结束后，我们一家六口人，驱车经风凌渡垮过黄河，在山西运城盐湖一游。继日又沿黄河岸边南下，直达天下黄河第一大坝，河南三门峡水库。
沿途风景秀丽迷人，透过车窗，阿娜多姿的黄河映入眼帘。远瞧古老的黄河弯弯曲曲，恢弘宽阔，温顺的河面，好似一条金黄色的彩带，闪烁迷离，滔滔不绝的黄河水，日夜不停地向前奔流，犹如一位勤劳慈祥的母亲，孜孜不倦，哺育着华夏儿女，生生不息。
黄河水进入三门峡水库，在这里显得格外安祥与平静，一改途中的狂野与浮躁，好像被“龙王爷”刚刚驯服过的一条“老黄龙”，安分守己，静静的躺卧在三门峡平湖之中，悠哉！悠哉，闲情逸致，闭目养神。
黄河在这里积蓄了强大的能量，稍作停顿，跳跃大坝，如同千军万马奔腾呼啸，发出振耳欲聋的吼声，冲霄而下，一泄千里，翻江倒海，气势磅礴。
我站在大坝上，遥望着滚滚不息的黄河水，感慨万千，不由得回想起了一段往事。
四十一年前，我平生第一次来到了黄河，曾与她失之交臂，有过不解之缘，经历了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回忆。
那是一九八二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砸烂“大锅饭”的政策出台后，一下子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穷怕了的人们突然骚动了起来，一窝蜂的向外涌，争先恐后出去挣钱，背上被子到外面闯世界。
我也不例外，听寺沟村邓家台生产队的田山斗说：“国家治理黄河委员会，在山西治理黄河工程，需要大量民工，愿意去的跟我走”。一时间消息传开，争先恐后报名者竟达五六十人。
当时我想去，父亲坚决不同意，没有路费，我就到信用社贷款五十元，作为路费，按照约定的时间、地点，不等天亮偷偷的背着被子，跟着一同去的人，徒步四十多里走到洛南县城。
在洛南县汽车站统一集中后，乘卡车翻秦岭到罗夫，各自买的吃了饭，再坐火车到山西运城，下火车时天已经黑了，我们跟上带路的人，穿过一片洋槐树林，还走了很远一段路程，才到达目的地。每人一个白馍、一碗菜汤，吃过饭后，五六十人一起挤在四间大房子里，在地铺上打对勉强住下。
第二天早晨起来，走出房门，看到的一切都感觉很新鲜。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距黄河岸边不远的国有农厂，一个大院，没有围墙，丁字型两栋歪歪扭扭、年久失修、土木结构的房子和养羊的圈舍，周围全是密密麻麻一望无际的杨树、槐树林。农厂院落被包围在中间，显得格外冷清和寂静，只有那些鸟鸣声，给人带来了一线生机。这大概就是黄河岸边的防风林带吧！
由于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人，无法解决住处，只好将原来养羊的圈舍，粪便打扫腾空，贴地铺上一层油纸，再铺上一层麦草，被子一放就算安顿好了，昨天的羊圈就变成了当下住人的宿舍。刚住进去，羊粪残留的膻臭味实在难闻。
早晨起来，衣服被褥潮气很重，麦草地铺湿漉漉的，隔潮的油纸下面水珠涟涟。几天之后，干活累了、晚上回来倒下就睡，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既然是偷着跑出来的，再苦再累都得坚持，我在心里始终告诫着自己。就这样，开始了一段难忘的经历——治黄河。
治理黄河工程的主要任务是：沿河流走向，在岸边修筑防洪河堤。民工们每人领一辆架子车、一把铁锨，拴好背带，在黄河岸边，按照设计规划就地取沙筑河堤，堤坝设计为梯型，高十米，底宽二十米，顶宽五米；按段施工，分层加高，底层四米高，中间和顶层各三米高；底层拉沙筑堤、各自为战，二层、三层优化组合、相互协作，按方量计酬，第一层每立方米0.96元，第二层1.06元，第三层1.16元，多干多挣钱。上工的第一天，大家信心百倍，干劲热火朝天，你追我赶。
河堤防洪工程，向前推进延伸时，必须先在脚底地下放水，集中人群，手挽着手、排成一字型，统一在沙滩上来回走动，像踏泥一样的使劲晃动，将泥沙下面的水赶出来之后，人才能进去施工，否则人和工具、将有可能被陷入泥潭之中的危险。刚开始那天，一辆架子车放在那儿，一袋烟的功夫就消失了，后来才发现车轱辘陷入泥沙下面。
黄河岸边是一片沼泽地，我们是在沼泽地上干活，到处都暗藏着危险的玄机。走在沼泽地上，就像在发酵的面团上走路一样，必须要快、且脚步轻盈。
有一天中午，收工回驻地吃饭，抄近路，我走在前面探路，同伙们跟在后面，可是走了一半路程的时候，突然我被陷了下去，上半身露在外面，腿在下面还能摆动，就是不得出来，越动陷的越深，被困在那里，谁也不敢过来拉，情急之中，我就将上身贴在地上，先将一个腿拔出，然后顺地滚了出来，当时把我吓傻了。脑海中想起了当年红军长征时、过草地的那一幕情景。打那以后、我再也不敢抄近路走了。
工队上实行定额管理，按劳记酬，取沙地点距河堤五十米开外，专门有人记方量，能记方量者一般都是包工头的亲戚。规定一方为两千斤，自己装车自己拉，满满一架子车最多算四百斤，记方量的人坐在上坝入口处，用眼睛估量，每天一汇总算出各人运沙方量。一同干活的人都是来自我们公社的，有年龄大的长者，也有中年人，和我一样的同龄人较多。有一天我拉沙方量最多，拉了8方多，一算能挣7块多钱，扣过伙食还能赚五块多，不过，遇到雨天就得坐吃山空。
治黄工程，是国家水利部的重点治理项目，声势浩大，有来自山东省、河北省、陕西省等全国各地的民工队，分段承包拉沙筑河堤，从上游向下游推进。后边是机械工程队，碾压河堤、打防护桩、固定铁丝网、再填石料。每个工队都在自己的工地上，插着写有自己省份名称的红旗，黄河岸边风大，吹的红旗咧咧直响，整个工地上人头攒动，一派忙碌的景象。
我站在黄河岸边向对面望去，那边是家乡陕西的大荔县，遥望岸边的杨树只有火柴棒那么高。黄河的水非常浑浊，见不到底、望不到边，无风都能掀起三尺高的浪，发出震耳欲聋的波涛声，恐怖吓人，偶尔还有过往的大木船，听说能载几万吨。
每天早晨，在太阳升起的时候，黄河的景色格外美丽，金灿灿的阳光照射在宽阔的河面上，波光粼粼、闪烁迷离。打渔的老翁撑着小舟顺水而下，唱着黄河的歌谣，传颂着母亲河千百年来的美丽传说。我站在黄河岸边，看着她汹涌磅礴的气势，聆听那澎湃的涛声，凝望着无边无际的水龙，川流不息，感慨万千！她蕴藏着巨大的神秘，孕育了华夏儿女几千年来的历史文明。
住地距工地有五里多路程，一天三顿饭，蒸馍、面条加糊汤，少盐没辣子，偶尔煮些萝卜菜。为了多挣钱，就得多干活，多拉沙，多增加方量。有时中午饭干脆就不回去吃，叫工友捎两个馍，在河边刨个坑、沉淀些清水，啃些冷馍喝些黄河水，再拼命地干，晚上回去在灶上吃过饭，睡在羊圈里的地铺上，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就这样干了一个多月，指望发工钱、寄回家中还贷款。可是，包工头就是不给结算。起初，推三阻四、许诺拖延，时间一长人心慌慌，民工骚动，闹情绪不出工，包工头躲着不见，放出话来：“不愿干的滚蛋！要钱没有”。一同来的几十个人商议，如果这样继续下去，肯定是白干，还不如早早的回家另作打算。
当时我年龄小，想着跑出来挣钱，工头是本地人，没想到会是这样，有长者说：“好娃哩！瞎子见钱眼睁开，再这样熬下去就陷的更深了！”夜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表明态度，有的随波逐流、有的随声附和发些牢骚。
我的思想斗争更为复杂！是留，是走，难以抉择。打心底里我真不想回去，因为我是偷着从家里跑出来的，贷款作路费，现在连一个分分洋都没见着，哪有脸面回去呢！既是在这里干不成，也不想空着手回家，脑子里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去东北”。
上学的时候听老师讲过，东北是个工业城市，幅员辽阔、物产丰富，遍地都是宝：人参、貂皮、鹿茸、乌拉草。于是我就和同龄人商量，有几个都愿意去，可是都没有钱作路费，到东北那么远，怎么走？成了无法解决的大难题。身困异地，连返回的路费都凑不够，那还敢去东北！幻想破灭，又一次重新将我推回到了现实。
经过复杂的思想斗争，在孤立无助、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只好随大流决定一起回家。终于在一天晚上，紧紧张张地和工友们草草的收拾了一番，将被子往蛇皮袋一装，带上吃饭的家伙(碗筷)，扛着行李，黑灯瞎火，低一脚、高一脚的跟着撤退的人群，像逃荒者一样，踏上了返回家乡的征程。
到了运城火车站，已是晚上九点多，十一点半才有路过的车次，可大部分人没有钱买票。幸亏那时流动的人员少，管理不严，进站上车不检票，只是在行车途中查票，因此火车一来大家蜂拥而上，有票的、无票的全部都上了车，一个也没拉下。
上了火车，有坐过火车的人提醒道：“进站松、出站严，上车容易、下车难”。三两个人跟上一个有票的，尽量分散在各个车厢，坐在尾部不显眼的位置，眼睛要管用、机警灵活，一旦发现乘务员来查票，没票的人立刻就起来去上厕所，把门插上等查完了再出来。果真，这一招很灵验，立竿见影，派上了用场。
火车走了一夜，第二天，天麻麻亮到了罗夫站，下了车，出站查票查的严，没票的就沿着铁轨两端走出车站，避开了检查。那时罗夫既有火车站、也有汽车站，却显得非常冷清，整个车站连卖早餐的摊点都没有，计划经济国营食堂还没开门，想喝点热面汤都没有。
等到天大亮后，我将逃避没有买火车票省下的五元钱，买了两张去洛南县的车票，一张给了好友，剩下一元钱借给没钱买票的人。就这样，你一毛他几分的凑钱，但始终还有三人没有钱买票。事先约好，他们的行李由买了票的先带上车，等卡车出站拐弯时偷的扒车，在车上的人一同用力拉了上来，不料被司机从倒车镜中看见，好在当时没有管。
回家的路必经大夫峪，翻秦岭到洛南，一路途中，山高沟深、路险弯急，是商洛人出入关中平原的咽喉要道。拉人的班车是解放牌大卡车，人在上面站着，汽车像蜗牛一样，奋力爬行，一路上颠颠簸簸，摇摇晃晃，下午才到洛南县。
刚一进站，车还没停稳，没买票的人就跳下了车。司机眼尖手快、提着发动机的摇把子赶紧就撵，一边骂着、一边穷追不舍，眼看其中一个被追上，说是迟那是快，被追赶者左一拐、右一拐，司机只抓住了头上戴的黄军帽，工友顺势钻进人群，有惊无险，很快就逃出了汽车站。
当时，我们都为他们三人捏了一把冷汗，深感羞愧，既揪心又同情，可惜丢了黄军帽。下了车替他们拿着行李，走出了汽车站，在外面会合。真是一路坎坷、历经艰难万险，终于踏在离家不远的洛南县城。稍作调整后，成群结队徒步四十多里，赶在天黑之前回到了家中。
父亲说：“叫你别去，你就是不听，回来了就好，该收心了，老老实实在家当农民，以后跟我学木匠，你偷着贷款的事，信用社程主任(程安民)都给我说了，你走后的第三天就给还了，总共算了二分钱的利息。”面对残酷的现实和亲情的温暖，我百感交集没有话语。初出社会对事物认识不足，理想化的思维与现实有很大的差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受苦受累一月有余，算起来扣过伙食还能挣一百多块钱，但一分钱都没拿到，还赔了五十块。
那年腊月二十八，听说包工头回来了，我们相互串联，一起去包工头家要钱，闹了整整一天，工头吓跑了始终没见面，谁也没拿到一分钱，空手而归。只是院中燃起了几堆篝火，大骂了一嗵，渲泄心中的愤怒，几十个人的血汗钱，就这样被可恶的包工头据为己有。
后来随着岁月的冲刷，农村的生活逐渐好了起来，谁也不愿再提及这事，直到我参加工作后，有人传说：“包工头可能后来把钱给我了”，原因很简单，我考上了武干，当上了国家干部，荒唐可笑，难圆其说。古训者道之：众怒不可为，人在做、天在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而是时候未到，多行不义必自毙。
在那年代，人都穷疯了，还有人在“血盆里捞的吃骨头渣渣子”，私吞乡亲们的血汗钱，等同于谋财害命、天理难容，能不遭到报应吗？坑害乡民的包工头，听说后来骑摩托车走了...，早早被“阎王爷”叫去训诫谈话了，再也没有回来。
【作者简介】叶玉林、男、1963年生，陕西商州人，在职大学文化，中共党员，退休干部。曾长期在基层乡镇和区直部门担任武装部长、乡镇长、镇党委书记、副局长等职务。平日喜爱文学、笛琴书画等，创作有《贩药材》《我的父亲》《一封家书，》等各类体裁作品约20万字。《世界文学》签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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