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赵润利
“我们的奶奶是位勤劳、勇敢、坚强而伟大的女性!陕北红军时期奶奶勇敢的参加过儿童团、赤卫队。五星红旗升起奶奶是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劳模先进!爷爷三十多岁英年早逝,奶奶一个人靠挣工分养活一个六口之家,还被乡亲们称为教子有方的典范!晩年的奶奶专心伺侯严重瘫痪在床多年的娘家老母亲被乡亲们称为‘孝女典范’!”
上面这条微信是我们的大侄女雪梅春节期间发在“一家人”微信群里的。雪梅是我大哥大嫂的第一个孩子。在我们这个大家庭第三代三十多人中排行老大,小学教师。小时候雪梅经常跟着奶奶,是她奶奶的心肝宝贝。受奶奶的影响雪梅从小懂事有孝心。 雪梅是读了我的《记忆儿时的农村劳动》《记忆儿时的家庭劳动》后有感而发,因为我的许多文章里总要反映我母亲留给我的影响!
本文就从雪梅的短信说起:我们的母亲赵秀娥生于1920年腊月。1991年正月因病去世。母亲一生务农,是家乡农村一名普通的劳动妇女,但是她在我们家乡农村与她同龄的妇女中却有代表性,她是一个思想境界,理想信念崇高的女性。她一辈子忠心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和我国的社会主义,信仰共产主义!她为人正派、处事公道、追求公平正义,善良而且很有家庭责任感,很有孝心,是位很受周围熟悉她的人和她的晚辈们尊敬的女性。她是我们这些晚辈不能忘记却应该学习的好榜样!
上中学时我曾写过一篇作文《延安精神的土壤》。写的是我母亲青少年时期在娘家村积极参加闹红(闹革命)的故事。文章的结尾有这么一段话:“延安精神是参天大树,她植根于广阔厚实的黄土地。黄土地是由无穷无尽细小的黄土沙粒组成。我母亲就像是黄土地里一粒细细的沙土。在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里一粒细沙可能因力量微弱随风而飘,随水而流。但她们永远不会改变勤劳善良坚韧不拔的奋斗本色,就像黄河水永远不肯丢失黄土本色一样。母亲以及和我母亲一样的千千万万极普通的延安儿女。无论她人生的处境怎样,她们的为人处世总是会表现出延安精神的某个方面!”这就是我几十年前那篇《延安精神的土壤》中的一段结尾! 文章回到今天要写的内容:今天我要讲述的还是我母亲青少年时代积极参加陕北家乡“闹红”的滴点故事,以便使现在一些天天忙着数钱的孩子们听好红色故事,唱好红歌,不忘初心,不忘我家的家庭本色是红色!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秋雨里格绵绵介支个秋风寒,树树里格梧桐叶落尽,愁绪里格万千压在心间,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里格人马介支个再回山……”这是张士燮的《十送红军》。那么南方红色革命根据地老百姓送走的红军和党中央最后落脚何地?党校的党史专家学者给以肯定的回答是:党中央及中央红军完成长征之后落脚陕北。因为陕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多年血雨腥风的“闹红”,当时已创建了稳固的陕北红色革命根据地。而且在反动派大肆围剿下,南方许多红色根据地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但是我们陕北红色根据地仍是红红火火,固若金汤。因此陕北成了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后的落脚之地。

在中央红军来陕北之前我们的家乡就出现了许多先进的“闹红村”“革命家庭”“姐妹齐心闹红、兄弟双双当红军”的情景!像我母亲的娘家村就是这样一个闹红的村庄;像我母亲的娘家就是一个革命家庭;像我母亲的两个哥哥就是在国民党白军向陕北发动第一、二次疯狂围剿,家乡革命斗争非常残酷的情况下双双投身于革命队伍的。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家庭背景下,我母亲在青少年时期就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从事了许多与红色革命相关的事情,接受了许多红色革命的思想和观点。形成她热爱共产党、追求新中国、信仰共产主义的思想观念!
一道道(的那个)山来哟,一道道水,咱们中央红军到陕北,一杆杆(的那个)红旗哟,一杆杆枪,咱们的队伍势力壮!千家万户(哎咳哎咳哟)把门开(哎咳哎咳哟)快把亲人迎进来(咿儿呀来把哟),热腾腾的油糕(哎咳哎咳哟)端上桌(哎咳哎咳哟)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咿儿呀来把哟)满天的乌云(哎咳哎咳哟)风吹散(哎咳哎咳哟)毛主席来了晴了天(晴呀晴了天!)”这一曲陕北民歌正好与张士夑的《十送红军》对应。这首歌真实的反映了当时陕北军民欢迎中央红军的场面和心情!特别是当大家听到党中央毛主席到了陕北立刻下令“刀下留人”放了被错误关押的刘志丹等一批同志后。当地老百姓无不泪流满面的说“青天大老爷来了”“我们的大救星来了”。我的父亲母亲当年十五六岁,正是和乡亲们扭着大秧歌,唱着这样的红歌迎接中央红军落脚陕北的!
我的父亲曾经在14岁那年因家庭矛盾,偷偷逃离家庭,他听说他的老师(我父亲的老师是我母亲一奶同胞的亲哥哥)参加游击队了,于是我父亲也打算投奔游击队去。他听说红军游击队在邻村何家山驻扎。于是他翻山越岭到何家山投奔红军游击队,结果扑了个空,游击队头天晚上转移了。并且听说白军很快要来这一带围剿,于是我父亲立刻抄小路返回了家。
我母亲她们那一代农家子弟,在党领导的红色革命影响下,从小积极勇敢地参加陕北地方的红色革命。我的家乡清涧县当时是共产党在陕北领导的红色革命的中心区域之一。我母亲她们兄弟姊妹四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根据革命需求的实际情况和本人的生活情况从两个方面发展。我母亲的两个哥哥先是在我们的家乡农村闹红。他们组织贫苦农民打土豪分田地闹红,当时我母亲的大哥十八岁,是第一任清涧县东阳区苏维埃主席。他秘密地走乡串户组织农会开展工作。当时我母亲娘家的嫂子新婚不久已经是村里地下党组织的重要成员。我母亲回忆:“哥哥嫂嫂出去开展地下工作,我很羡慕,我和我们全家人都很支持,但是也很担心。他们出去了,我们一家人的魂都跟着他们走了,我妈从此得了个头晕病,哥哥嫂嫂一走,我妈就头晕的不行,躺在炕头上,我还不敢给她说话,我一说话她就给我发脾气。我大(父亲)总是不停的在地里干农活,不停地东张西望,神不守舍,不知在寻找什么!特别让我害怕的是经常传的一些小道消息,国民党白军在那里那里又抓了人、在那里那里又杀人了、又有人头挂在城门上了!等等的坏消息,我听了眼前就要发黑,还千万不敢让父母知道。什么时候消息证实了与我的家人无关,才敢跟父母说起这事。一旦哥哥嫂嫂回来了,我们非常高兴,心里话‘阿弥陀佛’终于平安到家了!我给哥哥嫂嫂把吃的喝的都准备好了,把衣服收拾好,把他们住的小窑收拾干净。这时候我妈也是精神抖擞,换了个人似的,又是给儿子端饭,又是让儿媳喝水。这时候我和我大(父亲)还有我二哥就赶快到庄院周围的地里佯装拨草锄地干农活,为哥哥放哨,就连六七岁的小弟弟赵维?也懂事的在院子外围玩耍,为大哥放哨。我母亲回忆到后来我哥哥二哥直接拿起武器参加了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我母亲的两个哥哥参加游击队的时间是1933年。我母亲则继续留在根据地农村和大多数村民一样边生产边闹红。
母亲回忆:“小时候,村里闹红,哥哥们站岗放哨,查路条,我也跟着哥哥们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3岁那年(1933年)两个哥哥先后参加了红军游击队,大嫂成了我们村地下党组织的负责人。乡亲们秧歌里唱的我大嫂是我们村的穆桂英。十三岁的我自然很得意,我成了大嫂手下的干将,在大嫂和村里地下党组织领导下,我和村里的小伙伴们站岗、放哨、查路条、送情况(情报、消息)我的积极性可高哩。我父母早年接受了“天足会”的思想,我从小一双大脚跑得快。曾经多次给贺家沟、井家渠的区机关送过信。区工委的负责人“揽料嘴(地下工作者的代号)”还给我谈话要求我如何机智巧妙地开展工作。他对我说,假如果被敌人抓住呢!第一个动作是把纸团(情报)吞到肚子里。情报比你的生命都重要,你牺牲了就是一个人,情报落到敌人手里,死的就不是一个人了……!他问我:“万一被敌人抓住怎么办?”我回答:“我立刻跳崖自杀!”他表扬我:“好样的!”在村里我跟着大嫂做军鞋、帮助红军家属坚壁清野。有一次,大哥他们的红军游击队在我们村与贺家沟交界处与白军打仗,我们跟着大嫂给游击队送水送饭救护伤病员。我们村是个红军村,白军来了,我们帮助全村妇女儿童都安全转移到山沟里藏到深山拐沟的崖窑里,白军根本找不到我们,他们找不到我们,连地下党的影子也找不到,也找不到红军游击队。往往在这个时候,村里有几个老头按照他们的智慧留在村里应付白军,白军也是当地人多,老人们从士兵嘴里知道了白军头目是哪村哪寨的,这样老人们甚至知道那白军头的先人祖宗,老人们就这样用沾亲带故的方法套近乎、应付差事给白军做饭烧水,让他们吃饱喝足赶快哄他们走。白军或者民团有个特点,他们一般不敢在城外的农村过夜,害怕游击队夜晚袭击他们!

红军游击队到了我们村,全村人像过年一样,我们支前妇女组在大嫂的带领下给游击队洗衣做饭绣红旗;老人们给游击队杀猪宰羊,还给游击队喂马准备粮草,我父母把自家藏在地窑里的粮食、萝卜、土豆挖岀来送给游击队的临时伙房、我把我家的酸菜提了一筐子送给游击队,第二天游击队伙夫说酸菜吃完了,还想要,我大(父亲)又挖一盆子送过去。儿童团为游击队站岗放哨查路条,盘查过往行人;民兵队则跟着红军游击队参加训练,一旦有情况,游击队撤离时,村里的民兵有可能就补充到游击队里了!使我们的队伍不断壮大!伟人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闹革命决非一村一寨的事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风云变幻,狂风暴雨是必然的。我们翻开《清涧县志》跃然纸上的是血雨腥风的1933年1934年间家乡残酷的革命斗争状况。
惠生荣曾经是白栋才、惠重权,还有我母亲娘家的大哥在清涧一高的同窗好友,生荣积极参加革命,为游击队站岗放哨送情报。一天游击队正在小岔子村休整,清涧县城的国民党白军偷偷绕到村后向村里袭来,生荣发现敌情后,立刻向村里狂奔并大声喊叫“敌人来了,敌人从村后山来了!”敌人一边向生荣打枪,一边咋唬道:“小孩,别跑,再跑打死你!”正是因为恵生荣机智勇敢的通风报信使我们正在午睡的红军游击队紧急集合,边打边撤,无一伤亡!《清涧县志》807页“人物”关于恵生荣的牺牲这样记载“1934年7月30日午,生荣肩扛锄头,扮作农民,携带苏维埃政府文件,执行散发传单、宣传革命,开辟村庄的任务,在去槐卜检的路上,与叛徒刘安业带领的民团遭遇,欲逃未果,不幸被捕。押至村里,先行诱骗,继施重刑,要其供出小岔则党团秘密。生荣大义凛然,斥骂叛徒。刘暴跳如雷,将其屋梁高吊,用铁丝棍抽打,油香把烙烧。生荣几度昏厥,守口如瓶,在敌人铡刀下英勇就义!年仅16岁。首级被悬于城门市众,数日后由父赎回安葬。”惠生荣烈士是我三舅妈娘家村本家子人。他的故事我童年时就听母亲、外婆和村里老人们讲过。
在家乡,老一辈的许多人会唱《红军闹革命》这首民歌:“19的(那个)34年世事不平,起来咱红军(是)要闹革命。红军的首领是白雪山,一心要把清涧占……”193 4年5月白军对陕北发动了第一次大围剿,我们村周围到处驻扎着白军,家乡一片白色恐怖,许多仁人志士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6月16日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周继丰、惠金瑞、霍建国、惠志儒在清涧城南门外英勇就义。6月26日中共绥德县委在清涧县原则沟村开会时被白军包围,县委书记催文运和交通部长张绍修为掩护其他同志安全转移而被捕。敌人用铡刀锄下张绍修的人头装在驴嘴笼里挂在崔文运的胸前。敌人把崔文运押到薛家峁用尽酷刑,崔宁死不屈英勇就义!6月底中共高杰村区委负责人白志强、白振纪惨遭敌人杀害!6月30日我们家族中辛锋义的爷爷,我们的四大爷辛维勤在国民党监狱受尽酷刑,宁死不屈在绥德消凌河畔英勇就义!
8月26日,河囗战役清涧县赤卫队总指挥苏保元战死,陕北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身负重伤一年后伤口恶化去世!9月23日红二支队支队长白雪山在土黄岭战死。11月国民党反动派在我们家乡发动了第二次大围剿,12月底的一天反动派在清涧南坪里一次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8人,与此同时反动派在杨家原则抓了29人,除了两名儿童外全部被杀害。

这就是我母亲娘家全家人在极积投身革命之初的时代背景,也是我母亲在十三、四岁时积极参加家乡农村闹红时的时代背景!
母亲还说:“中央红军到了陕北后,我两个哥哥一个弟弟都先后到了延安,不久我嫂子也跟着已在延安边保工作的哥哥去了延安。家里就剩我和我父母,我父母年老多病,但是我们还是更加极积的参加家乡农村的红色革命活动。那时候边区政府的要求就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积极支前、积极参加扩红宣传,我天天下地劳动,我像男子汉一样学会了犁地、锄草、种植棉花、嫁接果树,赶着毛驴驮水,我学会了各种农活。我们家还参加了互助组。帮助红属(烈属)干农活。我和我年老多病的父母积极响应边区政府关于大生产运动的号召!那两年我家交公粮交的最多,我大(父亲)对我妈说我们的三个儿都在边区吃公家饭哩,我们要多交公粮。我大(父亲)连续两年被清涧县评为劳模!”
我母亲回忆:“当时年景总是不太好,我和父母经常是酸菜窝窝头,但是我们家给边区政府交的公粮棉麻油都是最好的!”
我母亲在家乡闹红时期的表现是积极的,也是勇敢的。主要是当时陕北闹革命的大环境很好,反动派杀害的人越多,人民群众的反抗就越强烈!其次是母亲娘家村的红色革命搞得如火如荼,村里许多年青人都像我母亲一样积极参加闹红!第三就是我母亲生活在一个很好的革命家庭中,闹红是这个家庭的头等大事!


作者简介
赵润利,男,55年生,中共党员。西安市作协会员。曾任西安市委党校科研处调研员,编辑部副主任,西安党校教育研究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