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亩地（附评论） // 王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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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亩地

王福国

四十亩地是一个地域名称，它在博山城的西北，距城中心也就几公里的路程。

四十亩地在我脑幕上的印记，最初是读小学时到烈土陵园扫墓时打上的。那时的清明节，是孩子们所期盼的既能远足也能开斋的节日。扫墓的前一天，家里的大人们就为孩子们的这次出行准备食物。条件好的家庭，通常是烙上个油饼；再好一点的，还要在油饼里涂上芝麻酱，再煮上一两个咸鸡蛋。条件差的家庭，也就是带上几个煎饼及一点咸菜而已。军用水壶是必备的，如果家里没有军用水壶，就到街坊邻居家借。

第二天一早，到学校集合。学生们都武装起来了: 左边是盛食物的布书包，右边是军用水壶，交叉地背在身上。大家排着长长的队伍，队伍的最前面由家庭出身好、表现又好的两个男同学打着花圈。行进中绝没有打闹，因为老师经常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先烈用他们的生命换来的，我们戴的红领巾，也是用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我们对此深信不疑。“山鸟啼，红花开，阳光照大路，少先队员扫墓来。墓前想烈士，心潮正澎湃，意志如长虹，气节像松柏”一路唱着缅怀先烈的歌曲，浩浩荡荡向烈士陵园奔去：简直就是一次庄严的朝圣。

从我们学校去烈土陵园，四十亩地是必经之地，有同学就指指点点说这是博山区有名的四十亩地；但是，看上去，小路的四围除了近处的田野和远处的建筑物外，也没有什么奇特之处；但，我还是对”四十亩地”这个名字感到好奇。

与四十亩地有了近距离的接触是我读高中时了。我就读的淄博三中就座落在四十亩地。与三中相邻的是淄博一中。进入淄博一中，需经过博山电机厂的厂部门前。那时我们到三中上学，若抄近道，就路过电机厂，进入一中，出一中后门，过一片庄稼地，就进入三中了。

电机厂是国有大型企业。我们上学、放学的路上，经常见到一些戴眼镜，操外地口音的人，从厂部、分厂出出进进。博山人管说外地话的人叫“撇腔”，他们想必是受过专业教育，来自全国各地，具备专业特长的知识分子。我们同学中没有电机厂的子弟，因为电机厂不但办工厂，还有自己的托儿所、幼儿园、学校、俱乐部和医院，俨然是一个独立的社会。

电机厂职工有几千之众，其产品驰名全国，广泛用于工业和国防，据说，我国第一颗上天的人造卫星用的电机，就是该厂的产品。电机厂雄居博山，引领着博山的工业文明。

（市委礼堂，后为电机厂俱乐部礼堂）

四十亩地还有驻军，与一中大门紧邻的就是六十七军的军部，门口有军人站岗，绿树掩映，隐约可见里面的建筑物，给人以威严神秘之感。军部曾经是昔日年轻的淄博市委，市政府所在地，并由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市委书记王士超统领掌管。淄博市的达官贵人，军政要员由此出入，使人不由遥想当年四十亩地的繁华胜景。

我们上学如果不走一中后门，就要穿过大辛庄，路过铝土矿，再拐到白虎山路，进入三中的正门。铝土矿也是一大型企业，坑下采矿，釆出的铝土，烧制成礁宝石，源源运出。从矿井运出的矿石，使用的是铺有轨道的矿车，我们叫滑车，我们有时逃课，帮工人干活，为的就是坐坐滑车，感觉有趣极了。

与铝土矿紧挨着是第一勘探队，它的名字前冠以“山东”二字，山东第一勘探队落卢四十亩地，可以想象当时博山的工业之发达，矿藏之丰富。一勘也是外地人居多，我们许多同学是一勘的子弟，他们说普通话，都规规矩矩，学习也比一般同学好。我收藏的第一封信，就是我班的一勘子弟徐明同学毕业后分配到济南张马屯铁矿水纹队时，给我写来的。

读高中时，正值文革后期，高考早已废除。为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学校实行开门办学，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我们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战斗在田间地头，活跃在工厂车间。毕业后，我们从四十亩地出发，多数同学奔赴广阔天地，上山下乡，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去滚一身泥巴，磨一手老茧，练一颗红心。

多年以后，妻子在三中教学，为沾教师住房的优势之光，我成了四十亩地的一名居住者：昔日的老师，变成了邻居；我的班主任居然还是岳父的学生。

居住于斯，生活于斯，目睹了四十亩地的变迁。电机厂、铝土矿繁华落尽，胜景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由钢筋水泥砌成的居民楼房，只有边边角角残存的建筑物，还透射着它们昔日的斑驳的背影。一勘还“一息尚存”，在居民楼的包围下，显得落寞不堪；它的招牌旁边贴着非常惹眼的复读班招生的广告，令人哭笑不得。三中和一中，十几年前就已经合并，现在又大兴土木。时光荏苒，斗转星移，但是漫步在四十亩地，仍然能感受到它前身的气息。

记沧桑之地抒悠悠乡情

—— 读《四十亩地》有感

高全成

福国美文一出，犹如一块瑰丽玉石投入一池碧水之中，激起千层绚烂浪花，一时间佳评纷出，争奇斗妍，蔚为壮观。文正弟一读，评四十亩地之人，赞前辈之贡献；二读，评《四十亩地》之文，赞文笔之精妙。黄海弟怨而不怒，联系当年发生在四十亩地高层中的冤案，可以想见令尊当年忧国忧民，特立独行的精神风范。月英姐，淄博一中高中老三届之人，由福国之文引发的感想也令人不由地对那个年代，那个地方，那些人物，那些事情思潮涌动。善群弟，起于病榻，半夜服药，见福国美文，“一股清新的感觉扑面而来”。庆林兄见地独到，评论深辟，赞誉福国美文“入目入心入情”，总结福国为文成功的秘诀是“大道至简”，然后联系自己三爷爷当年攻打四十亩地的情景，自己两次到四十亩地的始末，友人在四十亩地这个政治祭坛的悲惨经历——坦露这么好的内容，佐证福国美文，庆林兄却谦虚地说“扯远了”，其实，这正是形散神不散的老道笔法，以福国美文所引发的对四十亩地的情感、见地贯穿全文，这是多么清晰的思路啊！

福国的《四十亩地》不是为精准地介绍该地的地理沿革，而是以回忆在四十亩地及周边亲历亲睹亲闻的一幕幕趣事或悲事，表现一种生于斯长于斯的挥之不去的人文情怀。

回忆往事，也打开了乡情的闸门。你看，福国年近花甲之人，一提起四十亩地就想起五十年前博山区城里绝大多数中小学生清明扫墓都要途径四十亩地的趣事。由于扫墓而对四十亩地有了最初的淡漠的印象，而对扫墓的印象却是深刻的。福国所写的当时的小学生最盼望的户外活动——扫墓，历历在目，宛若昨日之事。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扫墓无异于小学生的开斋节，“烙上一个油饼”，“煮上一个咸鸡蛋”，条件差的家庭，也就是带上几个煎饼”。

那个年代小学生扫墓也等于一次不可多得户外活动：“如果家里没有军用水壶，要到街坊邻居家借。第二天一早，到学校集合，左边是盛食物的布书包，右边是军用水壶，交叉地背在身上。”“排着长长的队伍”，“一路唱着缅怀先烈的歌曲，浩浩荡荡向烈士陵园奔去。”虽然说，“简直就是一次庄严的朝圣”，但是我认为，当时，天真无邪的小孩子们绝大多数缅怀先烈的心情是虔诚的。

笔锋驶入“四十亩地”的第一个记叙对象就是赫赫有名的博山电机厂。福国对博山电机厂高学历人多，巧妙而又真实地由“撇腔”引出，说“他们想必是来自全国各地，具备专业特长的知识分子”。的确如此，博山电机厂知识分子队伍中有少量是清华大学等名牌大学毕业的，大多是山工大毕业的。原淄博市委书记王怀远就是山工大毕业的，在电机厂任团委书记，后来任淄博市委书记。一度时期淄博市官场之酒场流传的许多名言，诸如“站着喝了不算”等都是王怀远书记的专利。

我对博山电机厂的认识是从其厂牌开始的。从1965年秋初至1968年岁尾，我在淄博一中上三年多初中，每天上午、下午上学、放学都要从电机厂厂部门前走过四遍，特大的厂牌子上赫然映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七八局博山电机厂，每次都是以一种惊叹、敬仰的心情瞻仰厂牌，此种心情至今不变不灭。我向博山电机厂为国家作出过杰出贡献的领导、军代表、工程师、工人致以永远的敬礼。

福国由亲见的“四十亩地还有驻军”引出当年的市委、市人委、市政府领导办公并居住的两个大院子。我对两个大院先后有三种感觉：第一种感觉，与福国相同，对“军人站岗，绿树掩映”的院子有种“神秘感”：第二，“当时中国最年轻的市委书记王士超”曾聘请淄博一中的赵薇芝老师辅导古典文学，历届一中学子都引以为豪，我还有比别的学子更深一层的自豪（当然，不能与赵老师之女、在一中上高中的赵先民，赵老师之子、在一中上初中的赵先勇相比），赵老师是我母亲的亲姑父，我虽然不对任何人说，但内心多一层自豪。第三，我母亲的要好的同事王姨就在后来成为淄博市干部疗养院的这个大院子里当护士。我们在一中小操场踢足球时，常把足球踢进由高墙阻隔的干部疗养院子里。干部疗养院戒备森严，小伙伴们以找球为由是进不了疗养院的，只有我以找王姨为由并让门卫亲见王姨领进我去，才能找回我们的小足球。我常暗自以此为荣。

铝土矿也是大企业，“文革”时我曾在铝土矿学过“工”（学工、学农、学军，三学之一），也见过工人推滑车的情景，但是没有想到像福国那样坐坐滑车过过瘾，由此想到时下有句名言：不怕你做不到，就怕你想不到。

福国所写的“省冶一勘”全称大概是“山东省冶金厅第一勘探队”。

福国近距离所接触的四十亩地，繁华遍地。“电机厂雄居博山，引领着博山的工业文明”；“军部曾经是昔日年轻的淄博市委，市政府所在地”；铝土的“礁宝石，源源运出”；“第一勘探队，它的名字前冠以‘山东’二字”。字里行间洋溢着的对四十亩地的敬仰之意，实际就是对家乡的热爱之情。

福国零距离接触的四十亩地，本该是更加昌荣，谁知历史有时会给人开残酷地玩笑。“百亩中庭半是苔”：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下了岗，电机厂倒闭了，铝土矿破产了，省冶一勘奄奄一息了。

“繁华落尽，胜景不再。”“时光荏苒，斗转星移，但漫步在四十亩地，仍然能感受到它前身的气息。”福国深沉的感喟之中依然掩饰不住的是悠悠的乡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