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三原西关渠岸 52 号外婆家 —-陕西省委、军委的地下联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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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三原西关渠岸 52 号外婆家

-—陕西省委、军委的地下联络点

古槐，渠岸，老屋。

陕西三原西关渠岸 52 号是我的外婆家。

早在上个世纪之初，我的外婆就跟随家人从四川逃饥荒来到了陕西，嫁给了关中汉子，木匠姚玉林，生了三个孩子。姨妈，舅舅和我的母亲。一家人靠外公做木匠活儿维持生活。在我的记忆中，外婆个子不高，人很精明，走路说话都很麻利，还是个热心肠，周围的人都亲切地叫她“姚阿婆”。每次我和父母回三原看她和舅舅，外婆都忙前忙后，给我们做陕西风味的臊子面，舅舅一边拉风箱一边给我们在柴火堆上烧玉米棒……。

外公姚玉林，个子 1 米 8，身材魁梧，长着一张周正的脸，为人忠厚老实，做得一手好木匠活儿，方圆几十里地的人都知道在三原西关渠岸有个姚木匠。陕西文史资料第十六辑张文生先生在《怀念于右任先生》（节录）的一文中写到：“于先生的父亲往淳化避难时，西关木匠姚玉林送老人到淳化，一路经营。这些好处，于先生一生不忘。记得十八年前后的灾荒中，经我手常给姚家送钱，对姚家的子孙经常照顾”。许有成先生编著的《于右任传》为大陆出版的第一本于右任传记，在此书中也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于右任父亲于宝文要离家避难，西关木匠姚玉林送他之事。

据外婆和母亲回忆说，家门前有一条三米宽的渠，渠对岸的巷子里就是于右任家，于右任的父亲于宝文因家境贫困，常年在外谋生，回来一趟就歇些日子。家里有些木器活儿就让外公帮忙，一来二往，又聊得到一起，于父看外公憨厚实在，二人很快就成了好友，无话不谈。于宝文的儿子于右任自幼听从父亲的话，立志做个读书人。被陕西学政目为“西北奇才，后中举人。1904 年因刊印的《半哭半笑楼》，以诗歌引古讽今，公开反对清廷，対清廷政府腐败痛心疾首，毫不隐讳。故因诗招祸，朝廷下令抓捕于右任，当时他接到家信秘密从开封逃往上海。三原家中的于右任父亲此时也是人心惶惶，不知所措，听从三原城关盐店街好友李雨田（与外公也是朋友）劝说，让他赶快逃走，免遭株连。于父赶紧找来外公姚木匠商量，外公背上了自家烙的锅盔馍，亲自牵着驴护送国民政府高级官员，中国近代书法家于右任的父亲从三原走了一百多里路去淳化避难两个多月。母亲还记忆犹新地回忆到：民国十八年（1929 年）陕西遭遇百年大旱，最严重的是关中地区，土地开裂，河渠干枯，地里不打粮食，人们饥饿的吃棉花杆，吃的流鼻血。当时于右任家施大恩，经常给百姓舍饭，对我家更是不忘报恩及感激之情。

母亲姚一纯是 1928 年陕西三原民治学校毕业，1932 年进入于右任创办陕西三原女子中学高师班读书，并参加革命活动。三原女子中学学生在地下党员校长王芸竹和进步教师陈静之、李瘦枝等组织下成立宣传队，利用晚上办夜校，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募捐军鞋、棉衣，收集废铜烂铁，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陕西早期革命活动家孙作宾的夫人刘杰，范明的夫人梁枫，丁志明的夫人刘明都曾就读于此校，并与母亲是同学。

1930 年，也是在母亲十七岁那年与我的父亲李慕愚（当时在杨虎城部队，中共地下党员）结婚。从此这个家庭便成为我地下党陕西省委军委系统活动的立足点和联络点。

父亲在 1988 年写的《全国政协委员李慕愚小传》中记载：“1933 年 4 月，陕西省委决定我任陕西省士兵委员会书记。不久我去千阳县任西风特委军委书记，（特委书记李特生），准备在陕甘边去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同年七月底，我回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北关联络点的党员杨维坤告诉我形势紧张，叫我赶快离开西安。我回到三原西关岳母家中，情况也很紧张，敌人到处搜捕共产党员，我的岳母遂将埋藏多年的十两白银换成银元，给我作路费让我赶快出发，至今使我感激不尽。”

1933 年冬，陇东司令部保送连排级干部四十余人到西安新城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军官队受训，程鹏九给李慕愚弄了个中尉排长身份，到西安受训，李编入军官队第三中队（机枪队），李在步训班受训期间，除与杜俊杰（一队区队长）发生党的组织关系外，不再与任何人发生关系，专心学习军事，曾编写了《德式班排连战斗动作纲要》，毕业时 300 多人李慕愚名列第二，杨虎城将军亲自授奖，并以优等生名义留校任区队长。1934 年秋被调任为杨虎城将军的上尉侍从副官。从此，李的组织关系为单线联系，长期隐蔽，以待时机。

由于当时父亲李慕愚的公开身份是杨虎城将军的上尉侍从副官，所以外婆家这个中共地下党的联络点始终未暴露与破坏，曾在这里住过和工作过的有：中共中央的汪锋同志，陕西省委的孙作宾、欧阳钦、吕剑人、王国、梁励生、王立、杨信、崔清儒、肖爽等同志；还有孔从周、范明、崔治堂、刘继增、耿景惠、王写剑、刘侠增、程礼义、耿景惠、张庚良、黎之淦同志。他们有的在这里长期住过或来往接头联系。其中范明，刘侠增，黎之淦，梁励生同志在这里由李慕愚等人介绍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贺志云在《渭南文史资料》第六辑《李慕愚轶事》一文中也写到：解放后曾任福建大学党委书记的张黑，人民日报记者刘衡，广州市委干部吴刚等都是 1941 年前后通过姚阿婆家转往奔向陕北延安的。许多共产党员同志在地下工作的极端困难时期，都是依赖姚家这个地址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

记得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期间母亲陪父亲来北京开会住在香山饭店，人民日报社的刘衡阿姨前来看望我的母亲，曾激动地回忆起当年在我外婆家住过的情景，姚阿婆怎样给他们烙锅盔饼，怎样擀面、煮面拌盐和辣子面做给他们吃……，她说走时还是穿着我母亲的棉大衣奔赴延安的。

当年我母亲，外婆及舅舅不畏艰难和风险为他们做饭，放哨、送信，当交通、安排食宿、办理杂务，几十年如一日。自 1930 年至解放前夕，这个陕西三原西关渠岸 52 号联络点始终未暴露与破坏，这个家庭对我中共地下党进行了长期掩护，在大革命时期和民主革命时期对我党和革命事业是有一定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