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淡的年味儿

文/王维佳

        说到年味儿这个熟悉又陌生的词汇，仿佛是人们春节期间茶余饭后躲不过绕不开的一个话题，话里话外既有对传统习俗的眷念，也不乏对由于社会变迁而导致许多“年文化”渐行渐远的无奈和抱怨。

        但凡上了年纪的人，一到春节总会跟儿孙们如数家珍般地唠起他们小时候过年的那些事儿，说到兴处更是洋洋得意、津津有味，听得年轻人特别是在城里出生长大的孙字辈儿一脸茫然，感觉就像天方夜谭。其实他们翻来覆去、不厌其烦叙说的那些事儿，不外乎盼年、忙年、过年三部曲。

        先说说盼年。在困难时期盼着过年的，要么是不谙世事的孩子，盼的是能吃上几顿饱饭，得到一件平时舍不得穿的干净衣裳；要么就是衣食无忧的富裕人家，他们盼的是能享用比原本就不错的家常便饭更加丰盛的美味佳肴，穿戴上可以招摇过市的崭新服饰。而对于绝大多数平头百姓来说，过年如同“过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人父母拿什么应付接踵而至的年节习俗，又如何满足孩子们不算过分的衣食需求？对于那些年迈多病的人来说，过年则无异于“催命”，古往今来许多老人都过不去这个坎儿，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归于宿命。

        与从前不同的是现如今人们普遍都富裕起来了，陆续告别贫穷、解决温饱、步入小康，就衣食住行而言，早已没了以往那种天差地别的感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和过去相比现在天天都在过年，如果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土豆烧牛肉的标准，都实现共产主义了。人就是这样越是得不到就越想得到，天天拥有时反倒不以为然。所以现在过年真的没有多少盼头了。不过也不尽然，对于孩子们而言，他们对年的期盼之情从未改变，只是不同年代有着不同的盼头，如今他们不盼吃不盼穿，盼的是压岁钱和小自由，当然也不无对成长的渴望。还有一个数量庞大、遍及全国的特殊群体——打工一族，他们身在农村，为了生计不得不远离父母妻儿，长年漂泊在外，只有在春节放长假时才能回乡与家人团聚。这些人盼年是缘于对亲人的眷恋，思之深、盼之切唯游子感同身受！至于一般家庭，对于年是既爱又恨、既盼又怕。说爱是因为只有过年一家人才能真正团圆，是为盼；说恨是因为有钱没钱都要过年，攒了一年的钱都将付诸春节期间的各种开销，是为怕。虽无吃穿之忧，但年复一年无限循环的礼尚往来之扰却是挥之不去，春节往往又是红白喜事相对集中的时段，应酬亲朋好友的份子钱、给老人的敬孝钱、给儿孙们的压岁钱等都是刚性支出，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来说也不啻为一道难过的“关”。

        再说说忙年。老辈传下来一句口头禅：“过了腊八就是年”，这大概可以理解为忙年的开始吧。记得小时候吃完腊八粥父母就开始为过年犯愁了，念叨着腊月二十几蒸馒头，用多少面粉，包什么馅，买几斤肉，备几桌饭，shi何时舂糯米粉，孩子们穿什么衣服等等。这些事放到现在都不叫事儿，但在那个年代却是无数穷人难以承受之重。判别家境贫富的主要标准就是蒸馒头的时间和数量，条件好的人家早早就吃上了白馒头，有的甚至能连续吃到二月二，美其名曰“龙抬头（回笼馒头）”。而穷人家总是尽量拖到年根才蒸，最多吃到初五就见底了，根本不存在长毛回笼问题。俗话说富帮富，穷帮穷，相亲相助。进入年关后，十里八村三亲六故相互走动也多了起来，带上自产的禽蛋鱼类、瓜籽菜蔬等互通有无，相互接济，以弥补年货之不足，稀缺尤觉珍贵，患难更见真情，每每雪中送炭，可解燃眉之急。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发展，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忙年不仅没了愁事，更演变成为一种消费时尚和沟通契机。购物既有琳琅满目的年货大集，又有就近就便的早市超市，还有无所不包的淘宝网购。在职在位的年轻人享受着单位统一发放的年节福利，品类繁多，质量上乘；退休在家的老同志虽不能跟年轻人比，也能领到一份经济实惠的慰问品，满满的获得感；老家的亲戚朋友寄来各具独特风味的家乡食品；热情的战友同事送上笨猪肉、土鸡蛋、水库鱼、有机菜、小烧酒等土特产，可谓营养可口，一应俱全，把冰箱冰柜塞得满满登登。

        再说说过年。民间有个说法“过了小年过大年”，这句话的意思是，年有大小，由小而大，逐步展开，渐入佳境。关于小年的来历，流传着一个故事：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早年落难，穷困潦倒，无钱过年，赊肉不成，留下一首打油诗：“别人有年我无年，赊个猪头要现钱；有朝一日当皇上，老子要过二个年。”登基后为兑现“金口玉言”，便颁旨“一年过二个年”，于是就有了“官三民四”或“北三南四”之说，就是北方腊月二十三、南方腊月二十四祭灶过小年。到了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扫尘送灶，首先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再用一把芦柴夹着桦树皮和柏枝，点燃后围着灶台上下和屋内四壁燎一遍，中午饭菜做好要先盛上一碗恭奉灶王爷，而后全家人才能吃饭。这些习俗虽粗陋却不失庄重，惟坚守而透着虔诚。

        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多民族聚居融合，大家庭和谐共荣，多姿多彩的奇风异俗遍布东西南北，从小年到大年，从初一到十五，及至二月二龙抬头，在长达四十天的时间里，穿插着丰富多彩的年事活动，加上愈演愈烈的文旅文创项目，以及各种蹭热度的婚庆礼仪、商业噱头、网红打卡等等，可谓络绎不绝、应接不暇。然而，这些丰富多彩的内容，大多流行于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和县级以下乡镇农村，在急剧膨胀、高楼林立的现代大都市里，却没了生存空间。曾经不甚繁华的过往里，中小城市的原居民尚能保留一些烟火气，比如街头巷尾踩高跷、划旱船、扭秧歌、舞龙狮、逛庙会、看灯展之类的民间娱乐活动此起彼伏，好不热闹。而如今的城市越扩越大，公共空间越来越小，大广场变成了大商场，大公园变成了“口袋公园”，灯展办到了远离城区的郊外，没车去不了，有车没处停，人们只能窝在家里看电视、玩手机，滥发表情包，隔空抢红包。

        冰冷的钢筋混凝土桎梏了人们的情感世界，一栋栋高层建筑里居住着一群群毫无关系的外地人。复杂的社会关系学又在本就陌生的人群中构筑起无形的心理防线。不知从何时起人们放弃了串门的习惯，即便是十年八载的对门邻居也不知道姓什名谁。人与人之间的戒备心忒重，似乎生怕别人知道自家的底细，富了担心羡慕嫉妒恨，穷了遭人嘲笑嫌弃贬。也许是现在人秘密太多，大家心照不宣，惟恐避之不及。即便你无所谓，谁知他怎么想？所以谁都迈不出邻里来往的第一步，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的邻里关系就一去不复返了。

        最后说说年味儿。我国所有传统习俗都是脱胎于农耕文明，人类囿于科技落后、物资匮乏的物质条件，向往风调雨顺、人畜兴旺的美好生活，当面对自然灾害频发、战乱瘟疫不断，无法实现理想时，人们不得不祈求上苍庇佑和恩赐，于是以饮食、祭祀、祈福、祛病、避邪、消灾等为主要内容的各种节日便因时因地应运而生。这些反映普罗大众纯朴情感和美好愿望的民间节庆活动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有些节日极具仪式感，甚至还蒙上浓厚的宗教色彩，也从另一侧面体现出我们的先人崇尚天道、敬畏自然的朴素哲学理念。比如我国古代在太平盛世或天降祥瑞之时会举行祭拜天地的大型典礼，秦始皇、汉高祖等帝王都曾亲自到泰山封天禅地。据《管子·封禅篇》记载，早在远古暨夏商周三代，就已有封禅的传说。

         既然传统节日根植于农耕社会，那么经过沧海桑田的时代变迁，在科技高度发达、物质极大丰富、城镇化快速推进的今天，人们向往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纷纷离开农村到城市安家落户，种田人变成了新市民。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当初进城时他们不可能把传统习俗从农村连根拔起，连同坛坛罐罐一起带到城里来，因此许多节日在城里已经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何况现在多数城市连烟花爆竹都不许燃放了，更没了街坊邻居走家串户、你来我往相互拱手拜年的热闹场面，就连晚辈当面给长辈磕头才能得到压岁钱的事情，也简化成了“指到钱来”收红包。

         如此说来，年味儿在现代都市里渐行渐远并将最终淡出我们生活的情形，正在发生且不可逆转，我们大可不必为此捶胸顿足、痛心疾首。就像人类由石器时代逐步进入到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信息时代、智能时代一样，都是在不断告别原有事物，接受新生事物的新旧交替中完成的，尽管一开始人们并非心甘情愿，当大势所趋、蔚成风气之时，谁还会抱残守缺、螳臂当车呢？同样道理，节庆文化包括传统习俗也在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悄然发生变化，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应该以博大的胸怀和平静的心态坦然面对、安然接受、欣然融入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