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建志  

       腊月二十三，传统小年，早上九点多，在乡党和亲朋好友的见证下，父亲入土为安了。此时候，天空飘起了雪花，大大的，一片一片的，仿佛是在送父亲最后一程。父亲走过了他人生八十八个春秋，他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用文字和语言来表达，几天几夜也说不完。

       父亲是在蓝田县前卫镇巩村读的完小，后考入蓝田县城关中学，历任班团支部书记，他的老师就是蓝田县原人大周长民先生，父亲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陕西省卫校。让父亲骄傲和自豪的是，在上卫校期间，作为学生代表，和同学一起，在西安人民大厦，还受到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接见。父亲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安碑林某公安医院，又拜上海来的某教授为师学习中医。文革期间，他的老师成了批斗的对象，他积极站了出来，保护他的老师。后来单位让他下乡劳动，其实也是对他的一种处罚，父亲不接受，只能接受被下放回原籍的决定。自此后，父亲就和农村结上了一辈子的缘。

       父亲业务和能力，在原单位可以说是拔尖的，他的个性太强了，也不大服从领导的管理。父亲也是听了一位同学的话，说回到乡村，凭自己的医术，服务乡亲，比在单位更有前景。那时候，城里人工资也很低，城乡差别，在父亲眼里也不算啥。多年后，当年被遣返回农村的很多人，又被原单位召回了，而父亲却不能，一些人也建议父亲去找原单位。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反正父亲重回原单位的事再也没听父亲说过。父亲虽然没有回原单位的机会和希望，可他却帮了好些人回到了原单位。最典型的是，村里有一位原来在甘肃某监狱工作的叔叔，那段时间，几乎天天来我家，他说，父亲写，一沓沓材料都是父亲写的。叔叔一家人很幸运，除了大儿子超龄外，其余人全部成了城里人。父亲一笔好写，他给乡党写的材料和书面文字很多，乡党们自然把父亲当文化人看待。     

        父亲从西安城回到村里，当过几年的教师，他带的是语文，也是班主任。他的学生大多在七十岁左右，见了父亲还是称老师。前几年，在长安韦曲南站，我就亲眼见到父亲的一位学生和父亲攀谈，那位学生问父亲还认识他么，父亲想了好一会，才想了起来。父亲的学生大多是原上的，在班里优秀的还去了北京天安门广场，作为红卫兵，还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不当教师之后，父亲就成了村里医疗站的负责人和主治大夫。我清楚地记得，白鹿原南原好些村子的患者都赶来让父亲看病，尤其蓝田人最多，四布村人看病首选的是父亲，就连前卫镇王庄村的人也赶来求父亲诊治。那时还是生产队时期，虽然各村都有医疗站，可父亲毕竟是西安大医院下来的，医术比其他村的医生高的可不是一点点，方圆人看病自然选的是父亲。父亲这人，有个习惯，不管病人或家属再急，他该咋样还咋样，比如，父亲正在吃饭，有病人来看病，我从来就没见过父亲放下过碗，而是照样吃他的饭，病人崔也没用。那时候，就有人向村里干部反映父亲服务态度不好，对病人不热心等问题。父亲这人，在旁人看来确实架子大，可是他对每一位患者都是认真负责的，经他手的病人，可以说药到病除。父亲是中西医都能看，而且还有独到的针灸疗法。村里人说，有家人盖房，家里的孩子在玩耍中不幸被一木料塌中，昏迷不醒，生命垂危，是父亲用针灸扎醒了那个孩子。父亲救过的人很多、很多，到家里来感谢父亲的患者或家属也有的是，我见的确实太多了。       不管他走到哪儿，都有人跟他打招呼，这点往往也遮盖了一些人对父亲的意见和看法。父亲个性强，办啥事都很强势，在西安就把单位领导不放在心上，在村里照样不把干部放在心上（给人印象，实质不是的。）。有人给父亲起的外号叫“刘自大”、“刘大字，”这也是有缘由的。父亲的“高傲”也得罪了村里的干部，不该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村支书和村长就就把父亲“叫”到了村办公室，找父亲的事，父亲根本就不吃那一套，后来就发生了父亲肋骨被打骨折之事。自那后，父亲四处奔走告状，有家不能回，因为村外有人守着，父亲回来就有被再打的危险。父亲自己写材料，自己找政府领导，尤其找到了长安县领导张家谋，还发生了争吵，也没有得到及时处理。后来父亲去了省城西安，在新城广场，父亲贴上了他写好大的的大字报，一呆就是好几天，期间有好心的市民给父亲捐钱、捐物，让父亲有饭吃。父亲是个认死理的人，他认准的事一条道走到黑。后来他去了陕西日报社，受到了“群众来信来访”办公室领导的接待。父亲的事作为内刊，被发到了县团级，电话自然打到了下面，父亲的事很快得到了处理，村长、书记直接被撤职，父亲得到了赔偿。父亲告赢这桩官司，花费了一年零三个月，在这一年零三个月时间里，父亲大多时间都在外面，家里就靠母亲一个人撑着，母亲卖了她的银手镯，家里仅有的一辆“红旗”牌自行车也被贱卖了。一次，父亲偷着回家，还给我姊妹四个每人个各买了一本小人书，给我买的是《满江红》，当时父亲拿着小人书给我姊妹四个讲着做人的道理，鼓励我们要好好学习，不要操心他自己的事情。

        父亲打赢官司之后，没多长时间，村里人过红白事就开始让父亲当礼房先生了。父亲在礼房总是被主家安排到第一位，他对主家直接负责。在执事进门的前一天晚上，和主家一起，所有帮忙的乡党都由父亲安排，谁当执事长、谁在大木行、谁迎帐、谁接客、谁拉水、谁在厨房，都被父亲安排得井井有条。那十几二十年间，村里不管谁家过事，父亲在礼房的位置都没人能代替。父亲为主人家掌管着财物，尤其表现在烟酒上，父亲都卡得很紧，都在为主家省钱。就是在香烟方面，有人说遇到有钱人家，就放开些，多抽十几二十条烟就让抽去，可父亲却不这么认为，他说主家把权力交给他，他得为主家负责。农村过事，本来就比较乱，礼房只要放开了烟，那去礼房领烟的人就多，有些烟领出来实质是被别人私吞了，父亲可不惯着这种毛病。父亲是个翻脸不认人的人，他根本就不怕得罪人，况且一般人也不敢得罪父亲。 

      父亲对有钱人和没钱人态度是一样的，我就听父亲说，有家有钱人过事，别人管礼房的时候，光香烟就抽了成百条，反正礼房先生拿烟为人呢，管那么严干啥？只管放开了整。过事抽上七八十条烟，抽了就抽了。父亲在礼房，谁都不敢随便来领烟的。父亲在礼房那些年里，夜里总是熬到后半夜二三点，第二天起床还不是照样在礼房坐着。主家事过完了，父亲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并进入梦想。

       父亲一辈子虽然行医。可也有在行医期间干别的事的时候。我就知道，在生产队后期，父亲也和村里人进山里肩过椽和檩，来回就得五六天，在大山里啃的是冷馒头，喝的是河水，靠两条腿，走着山路，双肩扛着椽和檩，肩上被磨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父亲进山肩椽和肩檩，虽然次数不多，可每次都不敢给村里人说的。父亲总是反复叮嘱我们，“谁要问，就说爸开会去了。”有啥办法呢？毕竟父亲还在村医疗站工作，挣的是工分，家里也照样没钱花。不那样说，也不好跟村里交代呀。让我今辈子高兴和忘记不得的是，在皎洁的月光下，我姊妹几个总是在村外的大路口等着父亲和母亲回来。等呀!等呀！父亲和母亲拉着架子车（架子车里的椽檩已卖了）回来了，我姊妹几个又能吃上大白蒸馍了，那可是从西安国营食堂买的，是用大帆布包装着的。那白白的大蒸馍，吃起来那个香哟！那年月，一年到头，也是吃不上几回大白蒸馍的，能吃上父亲把椽卖了，买的大白蒸馍那真是特别的幸福。             

       随着农村包产到户的实行，农村看病的医生也渐渐多了起来。父亲虽然还在医疗站，可是没过几年，父亲就被人顶替了，父亲还是继续行医。八十九十年代，父亲在家里开过诊所，看病的人倒不少。虽然是这样，但是父亲多年来形成的习惯却是改变不了的。同样是开诊所，人家给病人挂上四五天吊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可父亲就是不给病人挂吊瓶，挂吊瓶，战线长，显得病人也多，主要的是增加了收入。而病人到了父亲这里，几包配好的药，或者用他的秘方药或者几副中药，病人的病就能治愈。虽然是这样，父亲其实也是容易被人误解的，有些人说父亲没药，吃父亲的药好得慢，还是挂吊瓶来得快。事实上，看病的人多了，一般的感冒、发热，跑不远路，往往不出村就看了。能到父亲这里看病的人，往往都是别人看不好的，好多都是疑难杂症，有些还是医院看不好的。

      父亲医术的高明，这是乡党们公认的。在川原上下，都有父亲行医的足迹，好多人也是慕名来到我家，求父亲开中药方。因为我家没带中药，父亲开药方，起初是不收费的，后来收费才收到五元钱，虽然是这样，去远地方出诊，也有人给封钱的。父亲在中医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智慧，他开的中药方子，不管拿到前卫镇中药铺还是拿到孟村镇中药铺，远的甚至到焦岱，药铺人一眼就能看出是父亲开的，病人或者家属就可以放心抓药。八十年后期，父亲受聘在孟村镇一家中药铺坐堂，父亲的到来，让中药铺的生意好了很多，父亲开的药方基本能做到药到病除的效果。父亲开的中药方子，都是让患者花最少的钱，起到最好的疗效。父亲一般给人开药，常常不超过三副，父亲常常会对病人说，吃了这三副药看看疗效，疗效好了可以再来开药。事实上，往往三幅中药就解决了问题。父亲开的中药，一副药价钱往往在几元，十几元钱不等，一副药二三十元的极少见。父亲在这家中药铺坐堂，他还是以前那种处事方式，时间一长了，药铺老板对父亲有意见了。谁都知道，坐堂医生多开些中药，药铺就能多卖些钱，效益也就越好。虽然药铺老板也暗示或者说过，可父亲还是坚持自己的原则，不让病人多花一分钱。就这样，时间一长，药铺老板不高兴了，他俩人间就有了隔阂。过春节的时候，药铺老板提着礼物专程来给父亲拜年来了，还是请父亲回去坐堂，父亲是个认死理的人，就是不去那家中药铺。

       父亲之后被咸阳步长脑心通请去当心脑病大夫，一干就是好几年。他带领他的团队足迹遍布省内好些地方，在渭南地区待的时间最长，他给公司创造了不少效益，在公司也深受领导的尊重和嘉奖。虽然是那样，父亲也是讲原则的，他没有一味地向患者推销药品，一个疗程该用多少还是用多少。父亲在心脑病方面也肯钻研，没有多长时间，父亲多次被邀请，以心脑病专家地名气在公司、在患者面前授课或讲座。父亲的团队在外义诊期间，父亲的针灸也派上了用场，父亲能在全身扎针灸，一些脑瘫患者得到了父亲的救治，尤其当病人能下地走路，哪怕是拄着拐杖走路的时候，家属对父亲感激之情都是写在脸上，那一幕幕情景，我其实在我家里都见多了。        父亲一辈子最擅长的是儿科，在中医方面，他几乎各种病都能治。他在西安工作期间，得到过他老师的真传，儿童肚子上贴的药。其实父亲也用到了大人身上，只是配方上有所不同而已，这种药，药效神奇，好多挂了一个多星期还发热不停的患者，一贴保证灵。有的老人，多日大便不通，进食困难，只要服下父亲开的这种药，病也就给治好了。这种药，有贴的，有吃的，父亲称这种药为“百病散”纯粹的中药配方，父亲说是秘方，只要是吃过或者贴过的人，他们是最有发言权的。父亲在肝病治疗上也是得到真传的，他一般分几个疗程来治，治愈的患者也不在少数，而整个治疗过程，花费可以说最少的，乡亲们经济上也是能承受的，可以说几百到千元就能治好。父亲看了一辈子中医，诊脉那个准哟，可以说没人不服的，不光表现在看病中，尤其周边村子，家属把父亲请去，让父亲诊脉，看还能活几天时，父亲的诊断，都是特别准确的，父亲说多长时间就是多长时间，有人都说父亲跟神一样。              在西安，每当别人问起我父亲是干啥的时候，我就给人家说父亲是医生。每个人听了都会说，医生很挣钱，你家一定很有钱吧。我也不怪人家这么说，可事实上，父亲这辈子压根没挣到钱，用贫困潦倒形容父亲都不为过。父亲一辈子争强好胜，爱跟人斗，强势了一辈子，的确得罪了一些人。父亲在业务上特别爱专研，也特别好学和勤奋，父亲在中医上甚至能做到倒背如流，父亲看病的能力没人怀疑，也是众人公认的。父亲的缺点就是没经济头脑，认死理，他常说别人不务正业，他看不惯的就是看不惯，谁也别想改变他。父亲行医六十多载，医治的患者无数，他救过好多人的命，他没有想到要回报什么。父亲往往为了人，又得罪了人。很简单的事，父亲爱听好的，别人奉承他，他就爱听，而别人给他提意见，他常常是听不进去的，也难免会得罪人。父亲不管走到哪儿，都有人跟他打招呼，就是这点，当有人跟他不打招呼或者不说话时，父亲就认为那个人对他不友好或者对他有看法，从此后就不理人家了。父亲就是这种脾气，其实村里的好多乡亲是不跟他计较的。

         父亲是个传统的，比较守旧的人。直至他去世的最后一刻，他都没有提过我兄弟俩人分家的事。多年前，就有人向父亲说过分家的事，可父亲说了：分字下面有把刀，能分么？在他眼里，他是一家之长，啥时候都是他说了算。事实上，在白鹿原上，没分家的屈指可数，我家就是。父亲是有家教的，他最爱说的话是，不务正业，他认为做生意的是奸商，那是不务正业，本本分分干工作才是正业。我姊妹四个，学历最高的就是我。父亲也想让自己的孩子都考上学，姐姐、哥哥都是初中毕业，当时他俩也没考上初中专，只好回家务农。而我和妹妹，是被父亲最为看好的，妹妹和我初中专预考都考上了，父亲说把家里的羊卖了给妹妹交学费，可要真正供给俩娃上学，父亲也认为他供给不起。当时我以孟村考区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省级重点高中蓝田县北关中学，我妹妹也可以上高中的，可后来妹妹放弃了，她让父亲供给我上学。这件事上，我一辈子都欠妹妹的情。                 

       父亲的一生，是为人治病的一生，他医治的病人千千万万，自己却一贫如洗。他几十、几百借过乡党的钱，大多是为了家用，也有一部分花在了打官司上。父亲强势了一生，他说是英雄死在战场上，他在外面从来就没怂过。父亲行医，去过的地方不少，在蓝田草坪认了干爸，三十年后他干爸还来到我家住了两个多月。父亲一辈子做了很多、很多善事，没有求过回报，可还是有很多、很多的人记着他的好、他的恩的。

      作者简介：刘建志，网名白鹿放歌，西安市长安区砲里街办白鹿村（布村）人。和父亲一样，均在蓝田县城求学，后凭自己的能力立足于社会，服务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