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灶旧忆 // 刘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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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灶旧忆

刘俊奇

辞灶作为一种古老的民俗，在我的老家沂蒙山区是格外认真和讲究的。腊月二十四的下午，把新请来的灶王爷画像端端正正贴在锅屋的迎面墙上；吃过晚饭，在锅台旁摆好刷得干干净净的饭桌，放上炒花生、大枣、山楂、柿饼子等贡品，条件比较好的家庭还会放上桃酥等点心；一只碗里倒满热水，再撒上一把麸子，寓意福气满面。辞灶的仪式必须由男主人主持，把每一样贡品掰开，恭恭敬敬放在灶前的地上，再把已经提前打满了金钱印记的黄表纸点燃。儿时的记忆中，父亲口中念念有词，嘱托即将回天宫述职的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孩子们也要按照父母的提示，说一些吉祥和祝愿的话，希望灶王爷回来时多带钱财多带粮，当然也可以在心里表达一些其他的祈求。然后，一家人面对着灶王爷画像磕头。灶王爷一个星期之后从天上返回，因此，在年三十的晚上各家各户还要在庭院里点燃一把豆秸或者麦穰，照亮灶王爷回来的路，称之为“接灶”，似乎是防止灶王爷进错了门。

每年的辞灶仪式结束后，我们小孩子可以尽兴燃放几个“二踢脚”——乡下称作“高升”，祈愿来年的好日子升，学生的学业升，老人的福寿升，孩子们的身高也升。除此，每人还可以分得一两块刚刚做过贡品的“糖瓜”。这“糖瓜”是用黍子米熬制的，表层沾满了白餔，柔韧软甜，嚼在嘴里感觉特别的黏。乡间对那些说话不经过思考、嘴巴比脑袋快的人，往往用“一懵一懵的”来形容，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歇后语：灶王爷上天——懵啥说啥。也许灶王爷就属于这一类人的范畴吧。辞灶之所以要有糖瓜，就是想让黏黏的糖瓜粘住灶王爷的嘴巴，在老天爷面前不可随意乱说。这糖瓜也许还包含了人们对灶王爷贿赂的意味，吃了人家的嘴短，到了天宫一定要多说好话，以求得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童年的岁月充满着神奇和梦幻，在这样的神奇和梦幻中，我们渐渐地长大了。

不知道我们家的灶王爷每年上天是不是只说好话，糖瓜的贿赂有没有起到作用，反正从我记事起，很少有吃饱饭的时候，更不要说吃得好，地里收获的粮食实在是太少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三年特殊困难时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几乎尝遍了所有可以吃的树叶子，包括榆树皮。今天，城里人常常买来尝鲜的洋槐花、榆钱，在那个年代的农村几乎很难见到，因为树上的榆钱和槐花还没有长出来的时候，叶子就已经被饥肠辘辘的人们捋光了。即使偶尔采集到榆钱和洋槐花我也不想吃——肚子里没有油水，那黏乎乎的榆钱难以下咽，已经习惯了苦涩味道的胃，对甜腻的洋槐花本能地排斥，会产生一种想吐的感觉。每年三四月份青黄不接的日子里，饥饿的人们便把地瓜秧、南瓜秧、花生秧甚至是花生壳，混合着少量的地瓜干，用石磨和碓臼子碾碎了烙煎饼或者蒸饼子吃。那苦涩的味道闻起来就想恶心，必须伴以辣椒面才可以咽到肚子里，牙缝里塞满了粗糙的纤维。“黄鼠狼吃鸡毛——填肠塞肚”，便是那个时候出现的歇后语。因为极度缺乏营养，“大炼钢铁”时还生龙活虎的父亲患了水肿病，以致于过早地离开了我们。父亲是1967年夏天去世的，那时候日子已经慢慢地好起来，而父亲却没有这样的福分，把好日子留给了我们。

那年的腊月二十四，我接替父亲主持与灶王爷辞行的仪式。母亲在一旁提示着，我重复着祖祖辈辈对灶王爷的嘱托，“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弟弟妹妹们附和着，多带钱财多带粮。火纸噼噼剥剥地燃烧着，黄黄的火苗映在母亲虔诚与充满期待的脸上，一闪一闪。我和弟弟开始燃放“高升”。那一年，从集市上买的鞭炮质量特别好，随着“咚——叭——”清脆响亮的声音，还没有走出丧夫痛苦的33岁母亲，脸上透出一丝希冀。

作为民俗和传统文化，辞灶一直在乡间延续着，即使是在“文革”“破旧立新”的年代，也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无论日子多么艰难，人们对未来从不会丧失信心，也极少听到乡亲们对生活的抱怨。每到辞灶的日子，人们依然恭恭敬敬，虔诚地送灶王爷上天。而我们的生活真的是越来越好了，从昔日的吃糠咽菜到今天的“小康”，少吃缺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记得有一年辞灶，喜欢幽默的小妹妹说了一句玩笑话，“如今不缺吃不缺喝了，今年就不劳驾灶王爷到天上跑一趟了，路途那么遥远，可别真的迷了路啊。”诚惶诚恐的母亲瞪了小妹妹一眼：“这大过年的，可不兴这样懵啥说啥！”妹妹便在一旁偷着乐。

母亲五十岁那年，在我们兄妹的说服下，终于把种了十几年的“责任田”交回村里，随我们到城市生活。那是母亲到省城的第一个冬天，腊月二十三的晚上，居民小区响起一阵阵鞭炮声，刚刚六岁的女儿欢快地喊了起来：“过小年喽！”母亲这才恍然大悟：“哦，官辞三，民辞四，敢仔这城里人也是辞灶的呀！”我和妻都笑了起来。

母亲笑过之后，却轻轻叹了一口气。

那一晚，母亲一个人在厨房里，瞅着那擦拭一新的液化气灶，呆了好久……

母亲，您在想什么？

作者简介：刘俊奇，山东临沂人。长期从事老干部工作和期刊编辑工作，曾任《老干部之家》杂志副总编，《老年教育》杂志社长、总编辑、编审，山东老年大学副校长。先后在报刊等媒体发表散文、随笔、报告文学、电影文学剧本等作品一百余万字，散文代表作《第一次背娘》，长篇纪实文学《燃灯人》由济南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