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先锋”背后的故事
……
蒋子龙荣获“改革先锋”称号那天，中国文坛落下了重彩的一笔。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召开的当天，天津市作家协会、《天津文学》编辑部，同步在北京举办蒋子龙文学成就座谈会；转天，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做了蒋子龙专访——《蒋子龙的牢骚，如何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而那篇《四十年前……》所描述的情节，乃是历史的真实，道出了当年的艰难与艰险。
两年多之后的2021年，天津市作家协会、天津文学馆，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天津市作家协会报告厅，举办“‘与时代同行’天津文学百年历程座谈会”。以新中国成立后的天津作家红色题材创作访谈形式，从文学视角回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天津文学走过的百年历程，探讨文学与时代、文学与人民、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到场有四位嘉宾：徐晨亮（现场主持人，《当代》杂志主编）、黄桂元（天津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文艺评论家）、张楚（天津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院院长），我则以《天津日报》原文化专副刊中心负责人、高级编辑身份参加。嘉宾们畅谈了天津代表性作家的红色书写，引发现场观众的热情共鸣。天津市作家协会文学院签约作家、区级作协会员、诗歌文学社及高校教师、学生、文学爱好者等二百余人，参加了此次文学活动。我这样总结道：每一个作家的写作之路，都不会是平坦的，具体到蒋子龙先生，就更不是一般的坎坷了，面对的简直就是悬崖就是峭壁。四十年前，他的作品几乎篇篇都有“反响”，浸透着读者意想不到的艰辛。也因此，作家的成就来自作家的艰苦跋涉、生活的赐予、对自己命运的把握、不屈不挠的奋争精神……
会议结束，与会者纷纷围拢过来，对我说：“宋老师，您今天讲得太好了，很长时间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活动了，蒋老师的故事真是太感动人了。”能收到这么好的现场反馈，我很是高兴。其实，我讲的仍是《四十年前……》中的部分情节，外界不太知晓，这样的磨砺始终埋在蒋子龙心里，早已结痂。
我与蒋子龙先生相识，虽已有很多年了，但若问是从什么时间算起？恐怕要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吧。那时，他的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发表后，好评如潮，震动了文坛。但在如此热捧的情势下，我所供职的《天津日报》，却对小说提出了异议，在“文艺评论”版连续刊登批判文章，大概就是从批判《乔厂长上任记》开始，我从报纸上熟悉了被批判者的名字，而非见面结识。那一段时间，蒋子龙的名字见报频繁，小说名字也是日日盈耳，因为批判的营地就在报社文艺部，约稿、送稿、编稿，都是在同一间办公室内。其时，我在李牧歌领导下编辑“文艺周刊”，她是主编，我们整日沉浸在稿件及版面之中，对办公室那一边的工作从无顾及。李牧歌工作认真，除了日常编务，我从来没有听她议论过除“文艺周刊”以外的事情，诸如部内其他版面、人事情况等等。有两件小事，也是发生在那段时间，它们一直埋在我的心里，从未向外透露过。在批判《乔厂长上任记》期间，“文艺周刊”刊登了一篇小说，是田师善老师的《珍贵的收藏》，有几千字的篇幅。因是我向田老师约来的小说稿，所以始终记得作品的名字。小说发表后，收到了一封读者来信，反映这篇小说有问题，即借用他人作品的情节。经查证，情况并非属实，当初便感觉到此事颇为蹊跷，因为曾有人指责《乔厂长上任记》中，也存在此类情况。此事发生后的当时及过后，我都没有向田老师提起过，我认为小说中并不存在这种问题，故没有必要麻烦到作者。1980年9月，我陪同邹明先生前往河北省石家庄，参加孙犁“荷花淀派”研讨会，邹明那时主编《天津日报》的《文艺增刊》。会议期间，我们两人同住一室，参会的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人，每晚都到我们房间聊天，我则坐在床上旁听。一天晚上，床上放着一份服务员送来的当天的《人民日报》，我一边听着众人说话，一边随手翻看“大地”副刊，赫然发现我写海的一首短诗《灯塔》，登载在了副刊右下角，我甚为激动。那时候我已开始学写诗歌，这首诗，就是我到北京找名家约稿时，拜访《人民日报》文艺部，亲手交到编辑手里的，没想到今天发表出来，恰巧在开会的宾馆里见到了报纸。这还不算什么，令我惊讶的是，这块版面的头条位置，竟是蒋子龙的一篇散文。我当时猜想，这样的版面安排不会有什么隐情吧？外界都知道《天津日报》的“文艺评论”版，正在批判《乔厂长上任记》，而我这种编辑身份，是否会引发外界猜疑？这种感觉也是一直藏在心里。按理，能够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诗作，是可以炫耀一番的，邹明那时的精力也全在办好刊物上，心无旁骛。他听了我发表诗歌的事，也只是笑着看了一下报纸，并未过问其他。多年后，我们又曾结伴赴武汉约稿，他非常关心我的成长，也是我敬重的编辑前辈之一。这两件事在我心里埋藏了很多年，从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也想过这是否过于敏感了呢？现在时过境迁，再回想往事可能有大惊小怪之嫌，在当时那种境况下，有些事情确很微妙，不得不处处留心。直到写这篇文章时，才将它们钩沉出来，算是对历史的一种回首吧。这之后，批判的风波渐渐平息下来。再之后，听说市里开了平反会，当时的报社总编辑还将会议精神，委托友人带给蒋子龙先生，向他表示歉意。事后，我没有听到过任何反应，蒋子龙有何辩驳、申诉，没有就此讨回点什么，挣回所谓名誉，甚而捞取一份事后“犒赏”。这段风波随之沉入历史。有关研究者有心，集齐了当年所有刊载批判文章的报纸，并淘到了一份《天津日报》1979年10月印制的“内部简报”，留作历史存档。在那样的打击下，蒋子龙的应对之策是，你批你的，我写我的。面对着高压态势，他只能保持缄默，唯一的“抗拒”，就是每当报纸上发表一篇批判文章，他就当夜写出一篇短篇小说的初稿，休息日时再修改好寄出去。说来，这也是排解心理压力的一种方式，纯属无奈之举。连续多年，蒋子龙的创作呈现上升趋势，作品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不仅连获全国中篇、短篇小说奖，还先后担任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等职。 看得出来，我们的报纸与蒋子龙先生，仍然存在着某种隔阂，说不准是怎样的一种相处关系。有一年，我到原塘沽区去参加一个文学活动，会议结束后，就在楼梯上，我与蒋子龙先生走了个迎面。我心里一动，主动说道：“蒋老师，总想着去拜访您，还是请您给我们《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写点稿子吧。”蒋子龙看看我，直言说：“可以给你稿子，你能做主吗？”我回答：“没有人告诉我不能发您的稿子啊。”蒋子龙便说：“我的稿子用不用都没有关系，但不要给你找麻烦，影响你的工作。”这样的约稿场面可能并不多见，所以我始终记得那几句对话。想想，在那样的时间段，在《乔厂长上任记》的风波过去之后，谁能够打破这个僵局，恢复与蒋子龙先生的友好关系，是需要一个恰当时机的，或曰能有彼此感到投机的话语。蒋子龙先生给了我这个机会，他的快人快语乍听起来有些刺耳，可是我没往心里去，他这是在为我着想。这次碰面之后，我是给蒋子龙先生打过约稿电话的，我那时还只是“文艺周刊”一名普通编辑，没有发稿权，但我有编辑的责任心，这就足够了。此后，蒋子龙的作品开始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频繁亮相，我的部主任、报社总编辑，没有对刊发蒋子龙的文章提出任何异议。这就证明，我与蒋子龙先生的那次关于稿件的对话，实属“破冰”之举。我与蒋子龙之间，自此建立起稿件联系，他那时家住红桥区芥园里，手写稿，钢笔字，笔画劲道而有力，用的是《人民文学》五百字的大稿纸，通过邮局寄送到报社。他写的一篇散文《古城堡寻古——访南琐记》，刊登在1981年12月24日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这是他自《乔厂长上任记》风波之后的首篇来稿，刊发的速度相当快——12月15日写得，24日便刊登出来，间隔不到十天。2002年，《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为纪念出刊两千期，编纂了一部散文精选集《半个世纪的精彩》，收入了蒋子龙的这篇作品。有一个时期，我在“文艺周刊”策划了一个专栏“散文园”，刊登国内名家的散文作品，并配发作家近照及有关散文创作的一句话。蒋子龙先生如约写来了散文《雪后》，刊发于1997年3月13日“文艺周刊”，作品描绘了雪给人间带来的欢乐，及人们对雪的憧憬和期盼。这篇散文，后来也收入了我们为纪念《天津日报》创刊七十周年编辑出版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七十年精品选丛书的散文卷。2020年，当我将新书带给蒋子龙先生时，他笑着说，这篇作品时间很长了，连他自己都忘记了。2002年春节前夕，我约了几篇作家稿子准备节后刊登，其中就有蒋子龙先生的一篇。都到大年二十几了，我打电话给他，说发稿时需配发编辑附记，您在电话里跟我说说新一年的打算吧。这时，我才知道，蒋子龙每天清晨六点钟左右起床，必定要去游泳馆坚持他的“天天游”，每天一千米距离，用时二十至二十五分钟，然后蹬车回家。不管头天写作是否熬夜开了夜车，还是节假日，天天如此。没有烟瘾、酒瘾，唯一的“嗜好”就是游泳。当游泳回来，坐到电脑桌前写作时，就有一种创作的愉悦，文思泉涌，每天能写出七八千字，多时可以达到一万字，尤其是到了凌晨，想象力非常活跃，写作效率更高。虽然他的创作长项是中长篇小说，可近年也写了不少题材广泛的短文章，并在报纸上开辟了个人专栏。写长篇是劳作，写短文是休息，写作着总是愉快的。2006年8月3日，“文艺周刊”发表了他的散文《颖影》。我读后深为感动，便写了一篇编辑手记，向读者推荐这篇散文佳作。我忍不住给蒋子龙打电话，问这篇作品是散文还是小说？他肯定地回答我说，是散文，百分之百真实的散文。颖影是一名年轻女兵的名字，在唐山大地震中牺牲。为纪念这个逝去的美丽生命，蒋子龙动用了真情讲述颖影的故事，难怪文章见报的当天，就有读者打来电话，称赞这篇散文真情感人，惊讶蒋子龙这样阳刚的男性作家，竟然也会有如此细腻、充沛的感情。我要特别感谢蒋子龙的是，自这篇编辑手记开篇，我陆续为“文艺周刊”所刊发的作品，写过二十三篇编辑手记，约计五万余字，形成一组看稿系列，直至退休方才停笔。孙犁先生于2002年7月11日病逝。当月15日，《天津日报》文艺副刊便策划推出了通版的纪念专刊，我第一个向蒋子龙先生约稿。他快速写来了《语言巨匠》一文：“文学需要大师，企盼大师，中国文坛热切地呼唤大师级的作家已经有许多年了，我们却不得不送别自树一帜的语言大师——孙犁同志。孙犁同志的文学世界深美且浩瀚……他走了，是文坛之大不幸，但，他给文坛留下了自己丰富的文学遗产，又是文学之大幸。”此文不仅被研究者反复引用，而且编入了《回忆孙犁先生》一书。2022年3月28日，《天津日报》综合性文艺副刊“满庭芳”出刊五千期，为纪念这一非凡历程，我受托向蒋子龙先生约写一篇庆贺文章。他二话没说，以《芳香盈溢的文化高地》为题，写来了一篇热情洋溢的美文：“‘5000’——不只是个大数字，还是个吉祥而雄迈的数字。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上下五千年’‘五千年华夏文明’……‘5000’是历史，更是文化积淀的厚重与璀璨。5000期，使‘满庭芳’成为当代文坛上的一个制高点，当然也是天津的一块摇曳多姿、风采盎然的文化高地。所以，‘满庭芳’有一股清气，一股暖意，守文持正，满庭皆芳。”这是多么纯粹的稿件来往，我为我的报社尽心约稿，蒋子龙先生从来没有拒绝过，这中间不存在任何功利主义，没有半点个人企图。记忆里，我曾经两次拜访过蒋子龙先生，都是为了作者的事，一次是为一位业余作者申请加入中国作协，一次是为一位外地作者的新书写推荐语。蒋子龙先生就说过，曙光从没有为自己的事找过我，都是在为作者忙活。有一年，东丽区准备为诗人许向诚召开研讨会，听说蒋子龙应邀参加，我事前给蒋子龙打电话，说您可以先为许向诚写一篇文章，研讨会之后就在“文艺周刊”上发一下，那样更有影响。多年之后，许向诚因病撂笔，再不能写诗，蒋子龙仍怀念旧情，为许向诚写了一篇《诗人的幸运》，刊发在一家报纸的个人专栏上。我看到了，就将文章转发给相关朋友，请他们想办法告诉许向诚，让他知道蒋老师的一番心意。我还将文章转给东丽区的《群众作家》，请他们予以转发。蒋子龙先生始终关注本市的群众业余文学创作，在他任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期间，就曾到《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与和平区文化宫联办的文学讲习班授课。他曾经为《大港文艺》《群众作家》等区级文学刊物题写刊名，支持各项文学活动。去年春天，他回到天津后，宅在“老家”赶写文债，从天津出外开会、采风。金秋时节，他还为曾任主编的《天津文学》，重新题写了新刊名，四个饱蘸浓墨的刚劲大字，在2024年第一期《天津文学》重彩亮相，寄托了他对《天津文学》的深情厚谊，希望年轻一代的文学新人，能以优异的文学成就跻身中国文坛。2021年国庆节前夕，我与蒋子龙先生有过一次相聚。那次回津，他特别有一个心愿，想约几位老朋友见见面。我顺着他的心意，邀请了东丽区、静海区的多位老文友，大家已经是多年未见，相会时感到格外高兴。那天，蒋子龙先生主讲，聊起了许多过往的经历，几位老友都是业余写作者，与蒋子龙有过文字上的交往。我后来知道，头一天，蒋子龙还请了另一位老朋友夏康达先生，他们聊起的必定是几十年前的文坛旧事，岁月越久远，情分越深厚。这次与蒋子龙先生聚会，我还有一件额外的事情，向他索求一幅墨宝。天津汉沽盐场曾有一位工人作家崔椿蕃，20世纪70年代初，创作了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盐民游击队》，累计出版近百万册。在他病逝之后的1993年，百花文艺出版社为他出版了《崔椿蕃小说散文集》，蒋子龙为该书作序，称崔椿蕃是“新中国第一个以文艺形式反映盐工生活的作家”。2021年，为配合宣传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我将崔椿蕃病逝前创作的《盐民游击队》下卷，缩编后推荐在《天津日报》上连载。之后，我又带着这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去游说天津人民出版社，促成该社将老版与新著合璧出版的创意，使这位已去世三十年作家的《盐民游击队》以上下两卷本的形式出版，真乃文坛一桩美谈。在这套新书的封底，我还摘引了蒋子龙序言中的一段话，作为推荐语。就是这样的一段渊源，使汉沽盐场在准备筹建企业文化项目之一的红色展览馆时，想到要请蒋子龙先生题写该馆馆名“盐民支队故事馆”。当我将这一请求告知蒋子龙先生，他非常高兴地满口答应，说他正好在天津家里，馆名写好就在聚会那天带给我。果然，那天聚会时，蒋子龙展示了那幅有着丰富含义的七个遒劲墨笔，表露了对已故工人作家的怀念，对红色土地上革命展馆的建设、英雄前辈们的血脉传承，寄托了无限的希望。 这些事就在眼前、笔下，记忆深刻。让我念念不忘的还有一件事：2017年下半年的一天，我给蒋子龙先生打电话，仍然是为了稿件的事。我笑着说：“您一直答应给我们写一篇津味小说，如果再不能写成，到年底我可就要退休了。”电话那边突然沉默了几秒钟，稍后，就听蒋子龙说道：“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要退休了。这样吧，我请你吃饭。”我立刻回答：“那怎么行，我哪能让您请我呢，我应该请您才对，这么多年支持我们的副刊工作。”于是，蒋子龙便说：“那就这样，我给你写一篇文章吧。”我说：“好啊，那就请您给我写篇文章吧。”通过电话之后，我也没往心里去，请蒋子龙给我写文章可遇不可求。2017年年底，我按时退休了，离开了《天津日报》副刊编辑岗位。2018年年初，蒋子龙真的为我写来了一篇文章《曙光——清亮而温暖》，让我深受感动。蒋子龙先生开篇就说：“连他自己退休时都没有过多地走心，但听到曙光退休了，心里泛起一种惋惜与愕然杂陈的感绪……他退休之后天津最大的这家报纸的文艺副刊，会保持原来的风貌，还是将有所变化？”表达了他对《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看重，他还说：“与《天津日报》恢复联系后，这个联系一直是单线的，在我的发稿记录中，宋曙光就是《天津日报》，《天津日报》就是宋曙光。”乍看这句话我不敢当，后来细想想，自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受到批判之后，重启与《天津日报》的联系，就是自我开始，别无他人。蒋子龙凡是给《天津日报》的稿件，都是通过我传递的，没有经过第二个人的手，而我与蒋子龙的所有联系，就是为了我所供职的《天津日报》副刊，约请他为我们的版面写稿，绝对没有其他闲杂事项，不会为了报社之外的什么事，或是我个人的事麻烦过他，所以我们之间的交往只是稿件。这样，蒋子龙的这句话就是真实的、确凿的、可信的。他还说：“在这个是是非非的文坛上，三十多年来，我们曾多次见面，也说过许多话，从他嘴里没有传过一句闲言碎语，他总是通透平实，端方自重，有谦谦君子之风。”我自己回忆，也真的就是这样，我出外约稿、联系作者，代表的是《天津日报》文艺副刊，希望作家们都能写出好作品。我也深感蒋子龙先生的气度之大，他对报纸当年的批判是绝口不提的，没听到对公道、名誉等等要讨回点什么，他非常淡定，当面从没有涉及过这个话题。尽管如此，我是知道这种巨大的压力，对于任何一位作家都是一种考验，不可能无动于衷。我的感觉是，他身上似乎有了一种免疫力、抵抗力，遇有风险便表现出自知力、自制力，达到难得的一种人生定力。在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忆前辈孙犁》出版之时，我将这篇文章作为附录，放入了书中。我特意请报社同事帮我查阅了一份资料，自1965年起，蒋子龙先生开始在《天津日报》发表文章，至2023年止，共计151篇。其中，从1975年的14篇之后暂停，于1981年重新发稿，也便有了他所说的“发稿记录”。这个相当高的见报频率，说明作家是信任编辑的，愿意给这家报纸副刊投稿。有一年，蒋子龙先生被评为年度优秀撰稿人，颁发了证书和奖金，那是报社每年春节前举办的一次表彰活动，我打电话告诉了他。几天后的大年初二上午，我们在我岳母家的院门口见了面，我说：“这大过年的，还让您跑一趟。”他说：“大年初二，你来给我送钱，我要谢谢你啊。”他家离我岳母家只几分钟距离，给我留下一本新书，便顺路骑车奔游泳馆游泳去了。我与蒋子龙先生的交往，凭借的就是稿件。有段时间报纸上没见蒋子龙的名字了，我就从邮箱发个邮件过去，不超过两三天，邮箱里就会传过来新稿了，非常默契。编辑没有个人企图，作家不受各种关系左右，全是为了报纸副刊版面与读者，这看似平常、普通，可换个角度想，你想约人家的稿子，人家就一定会给你写吗？未必。只有一次，我约写的一篇稿件因特殊原因未能刊发，我心里极为愧疚，不知道该怎样向蒋子龙先生解释。没想到，他反倒安慰我说，稿子不发没关系，只要不给你找麻烦，并不细究原因，这使我大受感动。在他的写作生涯中，遭受的坎坷打击太多，一篇稿子能不能发，实在是小事一桩，换个地方依然能够发出去，这是大家的做派和气度。文坛的风风雨雨，考验的不仅是作家的作品，还有作家的血性与风骨，站得住、立得稳、挺得直，终成大家。如若没有相互间的信任和了解，是决然建立不起这样牢固关系的。他到珠海之后，曾经跟我说过，天津纸媒如果再有什么事要找我，该拦的你就替我拦下吧。我知道他是不愿意再出头露面，去接受毫无意义的访谈、捧场，不希望外界干扰他的写作。这么多年来，能做到这种纯粹的文字之交不容易，打文字交道也是存在风险的，常有因为一篇稿件的刊登，引发编辑与作家之间的矛盾，从而形同路人，这是不值得的。文字之交清如许，君子之交淡如水，都是很难达到的一种境界吧。
宋曙光，《天津日报》原文化专副刊中心负责人，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长期致力于党报文艺副刊编辑工作。所编发和创作的文学作品，荣获“中国新闻奖”“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天津市新闻奖”“全国冰心散文奖”，被多家报刊转载与收编，著有诗集《迟献的素馨花》《穿越时空的情感》，散文集《忆前辈孙犁》，策划、主编纪念丛书“我与孙犁”（共五册）。曾获得“天津市优秀新闻工作者”“天津市有特殊贡献专家”等称号。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