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继新

要饭的，通俗点讲，就是叫花子、就是在大街上行乞的、就是挨家挨户讨饭籍以果腹的；古人传下来叫乞丐或丐帮。是褒是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不客气地讲，新中国没有这一现象也即上世纪八十年代实行联产责任制后，也即土地均分给社员那天起，人们才有吃饱饭的机会，也能不时吃上一顿白面馍，这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人们评价幸福指数最大的红利，至少是人们已不再是饿着肚皮空喊口号。

我只是把记忆中真实的记录下来，给人们去分享那段不可磨灭的特定岁月，让人们在物质生活富足的今天，知道那段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稍微不慎历史仍会重演，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因为人类几千年的发展史已给世人以告诫。

一个病入膏肓年过六旬的地主分子望着挂在房梁上的一串干瘪的腊菜樱子（即腌制腊菜疙瘩剩下的叶子），病恹恹躺在床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就是咽不下那口气，家人问他想什么？他说想吃那腊菜樱子，家人慌里慌张慌忙取下那串干枯的腊菜樱子，泡在水里，又去翻箱倒柜想找点豆子或其他的粮食掺和在一起煮了吃，因为光那腊菜樱子是无法下咽的。找来找去空空如也，还没等家人忙出个结果，这地主分子已没有了气息。

娘亲口讲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某一天的真人真事，地主童姓，现在我们村还有十几户。

下面这则故事，可不是我听来的，而是真真切切发生在我的身边。

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某一天，放学后家里突然来了俩个比我大不几岁的俩个小男孩，一个叫海洋、一个叫东海。听娘说这是她表哥家的孩子，我印象中听娘讲过，她的一个姑姑解放前就嫁在了平邑县，可她的姑姑年轻死了丈夫，守着膝下俩个男孩子过日子，正逢兵慌马乱的年月，成天拿着要饭棍靠乞讨度日；不想解放了几十年了，她姑家的孙子又拿起要饭棍，沿街乞讨！

娘说，她表哥家的这俩个孩子已有几年没见，这天娘正在院子里忙活，俩个半大孩子（鲁西南一带对不满十五六岁孩子的称呼）拿着篮子站在大门口见了娘就大声喊道：“大娘婶子行行好给点吃的吧！”娘转头一看，再仔细定神一看，还没等娘缓过神来，这俩个半大孩子转身就跑，娘放下手中的活追了去……

俩个表侄认出了表姑，表姑认出了俩个表侄子。

娘把她表哥家的俩个儿子安排在西屋，我们共同居住了有几十天，晚上他俩给我讲外面要饭遇到的新鲜事，我就给他俩念我书包里的课文，我后来老想起这一幕，也掰着手指算过年龄，没记错的话那是1974年吧！因为那时我们家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记得有一年刚过完年还没出正月家里就断了粮，虽没拿起要饭棍去讨饭，也是东家借西家借的勉强才撑过那段岁月。

饿的岁月伴随着我整个童年!

那年月农村要饭的走了一拨又来一拨，有妇女、儿童，有年长的、年幼的。年纪小的比较好要点，国人富有同情心，一看到孩子要饭就怜悯起来，所以就把家里的东西能多给点就多给点，那时要饭的绝对没有后来的“要钱”之说，那时的一分钱掰开可分两次花的岁月。那时要饭也讲规矩，只有到了饭时才能要点吃的，有好心的主家给上几片瓜干要饭的那高兴劲就甭提啦！毕竟积少成多能换些钱。没有瓜干的主家从锅里舀碗糊涂（鲁西南方言）给要饭的，要饭的赶紧接了去，转而把希望寄于下一个大方的主家。

那年月要饭的只要是能填饱肚子能糊口而已，

有一年黄河北发大水有不少要饭的来到我们地，那鲁西南特有的地貌，瓜干是主要农作物，有的妇女为了生计不惜就和那富余点的庄户生儿育女，后来那妇女也多把孩子带到黄河北，其中前些年还有跑来认亲的……我莫名其妙，真的不知道这大水到底是害呢还是利啊？

现在人们的温饱已不是问题，再也没有因为温饱沿街乞讨者出现在我们的视野。我想说的是，肚皮的温饱不是精神上的温饱。这使我不得不想起意大利导演编剧安东尼奥尼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来中国拍摄的记录片《中国》。有时我在想，安东尼奥尼来拍摄我们《中国》时怎没有到我们这个地方呢？如果他来了娘的表哥家的孩子能否被安东尼奥尼的镜头记录下来呢？

看了片子后我才感到我的天真。安东尼奥尼到哪里拍摄是由当地政府官员带领着的，不是你想拍哪儿就拍哪儿的，他去的地方是当时的国家认为人们生活比较富裕比较有代表性的地方，我想安东尼奥尼绝对不会想到在同年代的中国还有食不饱腹者，中国地大物博，可能发生在局部，不能代表大多数人的生活，可我想说的是“窥一豹而见全身”，如是那样，这片子不知还要禁播多少年！至少中国人看到这个片子也是三十年后的事啦！

细观中国几千年来就从没有间断过这一贫穷无奈拿起要饭棍的历史。这一现象在特定的历史朝代不时重复上演，当政者说是天灾，是自然灾害造成的，一古脑儿归咎自然界，不是大旱就是大涝，总不能找到征服这些旱涝的根源。实际上纵观五千年的人类历史，想想人们受饥挨冻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还是人祸造成的多。远的不说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跃进，娘是亲历者，据说粮食全落在地里了，能收的只是一小部分，因为那时兴什么插红旗拔白旗运动，谁干地快谁先到地头谁就是英雄，哪管地里收没收上来粮食……当政者站在高处只会发出征服者才有的阵阵嘿笑！

记得有一年，村子里没有肥料，那地里的庄稼黄病病的，咋个办？因为那时地里兴一种叫氨水的肥料，那时还没有化肥之说；但我从这件事上现在想来中国是从不缺汉奸的！当时就有人出主意道，那烧火做饭的锅灶不是含有钾肥吗？每家每户不都有做饭的锅灶吗？砸了当肥料上地、地不就不缺肥料了吗？于是乎村子里大队小队干部一轰而上，那时我们家有一个刚盘好才用了一二次的煎饼鏊子就首当其冲，我正要上前制止，那叫小鲁的队长扬起镢头一下砸了过去，我哭着闹着，因为我知道那没有烧过的锅灶就是一堆黄泥巴，可又有谁听你的呢！谁为你说理呢？你又到哪里能说理呢？

就是繁荣的今天在一些大的城市，在天桥、在繁华人流密集的地段，仍有一些年长或年幼的、间或中年男女向行人索要钱财，路人大都或多或少给予施舍，因为中国人的血液里始终流淌着同情若者之心，更多的是自己也不知是否何时沦落到这一步。反正不管多少总是毫不犹豫地给予施舍，好像只有这样人们的心才能安静下来。我甚至怀疑起我们的政策来，我们能否不再折腾，留给我们一个私有空间，地里种上粮食，房子建得像个城堡，世代永远属于自己，不让急功近利小人打扰，不让政府官员恐吓，不找你的麻烦，老老实实种地，舒舒服服晒下太阳，不再有前年让退耕还林，今年又让退林还耕，殊不知那刚栽了没几年的树被拦腰截断躺在那里仿佛能听到树的哭泣的滋味……反正我的心总在叹息，一声声的叹息，不知叹息什么？我突然想起季羡林大师的一句话：“我虽然没有叹息过，可叹息却堆在我的心里”！

不信你掰着指头数数你的所有几乎都是公家所有，房子、土地、生命都烙下大公无私的印记，你心里的那点隐私早已被政府拿了去，就剩一块遮羞布而已。这遮羞布还是得光明正大地宣扬政府的好，不然扣上顶什么帽子，你又没有个好下场。说你政治不合格，儿子不能参军、女儿不能考公、全家九族概莫能逃出他们的掌心。

中国人的忍耐力、中国人的隐忍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不曾拥有的。国外有一幅漫画，描写清朝的中国人，前面一只蚂蚁牵着一名中国人行走。它给我们的启示，这是时代的悲哀，一个民族的悲哀，还是一群当政者的悲哀！鲁迅先生曾用他的笔对国人的这一现状有过痛心的《呐喊》，也有几个外国人举刀要杀中国人而国人围在那里麻木的笑，国人的灵魂已被什么摄了去，脑袋里早没有什么尊严、衣服里包裹着的只有一张发着霉气的皮囊，肚子里也只剩下饥肠辘辘一点本能的人的反映而已。

此刻，我又想起要饭的表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