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名人与金华》之二十一
苏轼与东阳双科探花
东阳,“婺之望县”,历史悠久,自东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建县制以来,已有1800多年的建县史。
东阳地处浙江中部,人口密集,山多地少,土地贫瘠,但耕读之风甚盛。一来只有“勤耕”才能养家糊口,勤耕实属无奈之举,二来只有“苦读”才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苦读”也就成了必然选择。自古以来,东阳境内书院林立,现可考的就有友成、南园、西园、南湖、青溪、屏山、洛阳、高塘、石洞等十几家书院,尤其是湖溪镇郭宅村的石洞书院,先后聘请到朱熹、吕祖谦(东萊先生)、陆九渊、叶适、陆游等名家坐院讲学,名动南北。朱熹曾称誉该书院“焕乎礼仪之场,郁乎豪杰之窗”。
东阳苦读之风,始于唐代科举取士之后。唐代,东阳得中进士22人,其中,舒元舆、舒元褒、舒元肱、舒元迥四兄弟,前后两场中均登进士第,誉称“一门四进士”。其中,舒元與官至宰相级。还有滕氏一世祖滕令琮、二世滕翼、四世滕盖、五世滕珦、六世滕迈均中进士。自此,各族先人祟文重教,兴学之风愈加兴盛。
唐代进士群,奠定了东阳第一个人才高峰。到了宋代,东阳士人在先辈榜样的激励之下,在科举道路上书写了更加辉煌的一页。
宋代的东阳,共有文武进士305人,曾任正、副宰相级近臣5人,武状元6人。其中,有两人创下中国1300余年科举史中绝无仅有的特例。一是杜幼节,嘉定十六年(1223)癸末科武状元,9年之后参加礼部文进士考试,因说话快人快语过于直爽,被主考官降之文进士第6名,是中国科举史既中武状元、又得文进士的唯一。另一人叫滕元发,就是前面提到的先辈五世皆中进士的滕氏旺族之后。滕元发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过关斩将,便登进士第,并高中第三名。但因文章中有几处声韵不合要求,被取消录取资格。皇佑五年(1053),滕元发信心满滿再赴考场,再获殿试第三名。1300多年的科举考试,两次高中探花者,仅滕元发一人而已!

滕元发(1020-1090),初名甫,字元发,现东阳市吴宁街道滕宅村人,系名人范仲淹之外甥。滕元发9岁能赋诗,舅舅范仲淹十分惊奇,从小就悉心指导。滕元发高中探花郎后,先后任大理评事、翰林大学士、御前参议、御史中正、户部尚书等职,元佑五年(1090)以龙图阁学士知扬州,未至而卒,享年71岁。滕元发,政治上颇有建树,论及治乱之道,宋神宗“以为名言”。著有《达道文集》20卷,《全宋词》收录其词2首,《孙威敏征南录》被收入《四库全书》。

滕元发和大文豪苏轼是同一时代的人,但出生地南辕北辙,且年龄比苏轼长十几岁,他们之间有什么交集呢?

苏轼(1037-1101),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诗人,豪放派诗词的开拓者,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嘉佑二年(1057),21岁的苏轼与胞弟苏辙同登进士,并在殿试时荣膺第二,即状元之下的“榜眼”。
苏轼和滕元发,两人都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两人都登科发迹,学历相等,学养相近;两人政见相同,忠君爱国,勤于执事,宏图在胸;两人性格相似,直言无隐;两人在仕途上都三落三起,屡遭打击。共同的命运,使他们心灵相通,书墨交往,敬仰日深,两人不知不觉就成了忘年交。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推行“均输法”“市易法”“青苗法”等8个新法,旨在撬动财税杠杆增加税收,充实国库。但杠杆的支点却是与民争利,同时与商贾发生直接冲突,民声不佳。苏轼和滕元发两人都曾在州县一线工作,熟稔民情,因而都对新法的推行提出不同的意见。深得宋神宗信赖的当朝宰相王安石,大权在握,当然容不得不同声音,于是就把苏、滕等人打入另册。不久,苏轼又遭“乌台诗案”牵连,坐了大牢,虽经疏通审冤无罪释放,但被贬黄州,瓦灶绳床,苦挨艰难岁月。更朝换代后,苏轼虽连跳四级一时飞黄腾达,但在元佑8年再次被贬惠州、儋州。滕元发也于熙宁三年屡遭贬黜,先落职池州,后贬谪安州,不久再贬筠州,先后十年,身如浮萍。苏、滕自被贬黜之后,两人书信不断,友谊益进。
苏轼才华横溢,大气包容,朋友遍布天下。据明成化四年(1468)春印行的《苏东坡全集》载,先后与苏轼保持书画交往的朋友共有240余人,既有名人雅士,又有草根朋友,真可谓五湖四海、三教九流,但最为典型的要数滕元发。
这可从《苏轼尺牍》一书得到佐证。该书共刊载了苏东坡所写的书信125封,其中单写滕元发的就有68封,占到总数的一半还多(54%),充分表明两人间关系之铁。
苏轼被贬黄州后,奉禄削减一半,日常生活陷入困境,不得不开荒自救。这期间,滕元发写信慰问最勤,苏轼回复也最密。滕元发不但送书赠画,给以精神食粮,还不时寄赠几罐老酒、数斤茶叶,以慰寂寞之心。苏轼收到老友“快递”,如见其人,喜不可言,一封回函中写道:“酒叶极佳,此间不可仿佛也!”
元丰五年(1082),苏轼在黄州向远在安州的滕元发借观李成的《十幅图》。滕元发一直来非常珍爱收藏的《十幅图》,但接信后派人立马送画至黄州。苏轼收到后惊喜不已,想不到老友如此慷慨!马上复书致谢,并主动约定归还日期。
元丰七年,滕元发从筠州改知湖州。新上任后,很快写信告诉苏轼。苏轼考虑到官场陷恶,萌生退意,就打算到常州一带落户安居,于是写信给滕元发,请他帮忙在宜兴一带购田置房。滕元发接信后,就带上一亲戚实地考察,并借贷垫资逐一加一落实。苏轼获悉后,自然欣喜不已、感恩不尽,立马回函致谢!然而,命运捉弄人,苏轼一家刚刚到宜兴安顿下来不到半个月,苏轼又接到任职令,又不得不怱怱赶往山东登州做太守。
元佑五年(1090)十月,71岁的一代名臣滕元发任上谢世,苏轼获悉噩耗悲不自胜。滕元发谢世前,曾与好友、一代名相张方平约定:百岁之后请张撰写墓志铭。而此时,张方平已年届84岁,垂垂老矣,难有提笔写铭之力了。于是,苏轼主动捉刀代笔,代张方平为滕元发挥泪作誌。苏轼大笔一挥,3800余字的墓志遂成,一词一悼,悲天闵人。全文行云流水,生平、业绩、功勋娓娓道来,语言清丽,笔力纵横,流畅自如,翻空出新,使得主人翁形象高大真实、熠熠生辉。墓志最后赞道:“伟哉滕公,廊庙之具…我铭之悲,夫岂为公?”
墓志一类,本纯属作文小品,平铺直叙,格式死板,无非是对逝者赞美隐恶,浮言滥词颇多,故为士大夫所不齿。苏轼一生写诗填词作文,各种文体不下万篇,但一直恪守“不作无义文字”的自诫,一般都不给他人撰写墓志,即使重金也不受邀,除非自己信得过的人才不惜墨。因此,苏轼一辈子仅给司马光、富弼、范缜等人写过7篇而已。张方平是宋仁宗至宋哲宗的四朝名臣,对苏轼有知遇之恩。苏轼与张方平、滕元发之间,又都是儒林魁首,都有契心之交,而今滕公驾鹤西归,张老又风烛残年,无力履约,则由苏轼代作墓志,是最最合适之举了。
苏轼写好墓志铭后,意犹未尽,又急就挽词两首,内有“先帝知公早,虚怀第一人”“高平风烈在,威敏典型新”之句,充分体现了苏轼对滕元发的崇敬、怀念之心迹!
2024.01.30日编撰于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