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

5，文革风雨

袁老今年八十有四（后来得知真实出生年份是1941年农历正月，后一直依身份证上不正确的出生日期，1942年9月8日）以耄耋之龄经历了人生与社会的沧海桑田，目睹了共和国七十多年来政治运动的一次次山呼海啸。这其中自然包括共和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    文革十年。

文革一开始，原来的一切秩序都被打乱了，校园里，街道上到处都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当时的气氛让教师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感到紧张、压抑、恐惧。一夜之间原本默默无闻的部分学生老师和社会上不学无术的二杆子，摇身一变成了“革命”的旗手，造反的急先锋。“造反派”和“革命派”激扬的口号，暴力的手段让自己以外的任何人都笼罩在恐怖气氛之中。

袁老回忆说：当时学校里有一派是造反派，有一派是革命派。她这个人平时活泼开朗，乐于助人，爱唱爱跳，很难与人结仇。运动一开始，袁根秀当的是文革副组长，也要迫于形势经常开一些会。三个月后因为运动中不积极，她的文革副组长就给撤了，当时的组长是余正甫。袁根秀是巴不得被撤职，反倒成了逍遥派。当时造反派就责怪袁根秀没写大字报，袁说：不会写。造反派就叫她们俩口子抄，于是袁根秀夫妇也只好违心的应付。她的毛笔字写不好，但丈夫张学华的字要写的好些。

文革一开始学校就停课了，所有学校都停课了。西来中心小学只是这沸腾海洋里的一瓢水。在学校，教师、领导、十之八九都成了批斗的对象，在村上乡上，凡是原来的官很多都成了“革命”的对象。

当时学校的校长李克华被调走了，由李育辉教导主任负全责，40岁左右。运动一开始，李育辉首先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走资派”、“当权派”。当时的社会就是，造反派、革命派说你是什么派就是什么派，没有调查、起诉、辩解、申诉、法律依据、法院判决。造反派里有老师，有学生，也有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那些人跳八丈高，激情万丈，就是想当领导。

李育辉论成分是中农出身。造反派们就说他是资产阶级当权派，文革是夏天开始的，袁根秀就看见李育辉被造反派押到学校台子上，跪碎瓦子，被人重重的打耳光。李育辉只穿了两条裤子，长时间的下跪，使得李膝下已血痕累累。头上还扣了一个装过狗屎牛屎的烂竹兜子，以示羞辱。

袁根秀看在眼里，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但在家里时，丈夫张学华就反复告诫她，到外面千万不要乱说话啊！有意思的是，袁根秀又反复叮嘱丈夫外面不要乱说话。尤其是张学华是地主的儿子，大哥又在台湾，这在当时造反派知道了，想收拾你，那简直不用找借口了。

袁根秀看李育辉被斗的太惨了，太可怜了，她冒险做了一件事，晚上趁人不注意时拿着当时她绑婴儿的棉睡片剪一片下来，偷偷跑到李育辉家。

袁根秀说：“李主任，我给你拿一张大娃娃的棉睡片来，你把它剪成两半截，一边膝盖包（绑）一张，这样你白天下跪的时候没有那么痛”。

李育辉哽咽着哭声小声说道：“袁老师，万一有人看到你咋整啊！”他连说了几次：“袁老师，怕有人看到你哦！…万一再弄你来斗…”。

袁根秀说：“别说了，拿去、拿去…"

李育辉当过多年的校领导，可是家里一贫如洗。连找根绑带都找不到，而且那个蚊帐有几个洞，都是用纸缝补的。名下还有三个孩子要供养。

没办法袁根秀又悄悄回去把自家绑奶娃子的棉带子拿一根来，剪成两截，帮他包扎好伤痕累累的膝盖。此时他爱人死死拉着袁根秀的手泣不成声，不肯放。袁根秀说：“我要出去了"。
后来李育辉夫妇直到老都很感激袁根秀，视为患难之交。

后来调了一个叫张梦千的老师来中心教当校长，也是40岁左右。背又有点驼，个子不高，才三天的的时间就被一群胡闹成性的造反派当成“走资派”来斗。押到台子上罚跪又打耳光，头上扣屎兜兜。李育辉只是默默流泪，而张梦千则像一个小孩子犯了错在妈妈的鞭子下哭冤，哇哇哇的大哭不止，哭成了一个泪人。一边哭一边哀诉道：“我才来当三天校长啊！我当啥子走资派嘛！”。下面的学生高呼：“打倒走资派张梦千！打倒当权派张梦千！”。很多年以后老师们想起当初张梦千在台上跪下像小孩儿挨家长的打，哇哇哇的哭，边哭边求饶诉冤，想起那种狼狈就忍不住笑。

看着又一个战友无过被折磨，忍不下心的袁根秀，晚上再一次将绑奶娃子的睡片偷偷拿到张梦千家，让张梦千把膝盖包扎好，减轻以后罚跪的皮肉之苦。张梦千后来也成了袁根秀夫妇最好的朋友。

还有一个被袁根秀帮助过的是安和汉。

安和汉在文革以前就在“反右风”中因言获罪被划为右派。过去曾是南北小学的校长，因为犯了“错误”校长也给免了，连教师资格也没了，但政府还是给他留了一条活路。被调到西来中心小学伙食团煮饭。没过多久，文革又开始了，加之以前就是所谓的“右派”，运动来了更要挨整。于是又开始在大会上找他的问题。例如：那天煮饭又怎样怎样…同样押上台罚跪瓦子，打耳光，戴帽子。“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最深切地体会到。

袁根秀心里在想：这些人怎么这么坏，这么狠，一个落难到了只靠煮饭为生勉强糊口的老教师，你们都不肯放过他，还要无中生有，鸡蛋里挑骨头的对待他！生在那个时代再大的冤屈都不敢替战友说一句。她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能做的就是利用夜色的掩护再一次到难友家里，将奶娃子的睡棉布的最后一片给他，要安和汉老师把膝盖包扎好，迎接第二天的罚跪…

就这样袁根秀绑婴儿的睡布，就分给了这三位“走资派”老师。

以后袁根秀又看见一个叫杨国清的老师（14大队小学教师）弄到中心小学斗，但没有罚跪。以后像文革组长余正甫，枫江村校长陈仲才等都整去批斗游过街过，但余正甫没有挨过打。整个当时中心教唯一幸免的就是袁根秀、张学华夫妇。在整个文革中也没有任何人写过她们夫妇的大字报。

袁老回忆说，有一个冬天的晚上，一个姓万的小学生头头，当时是红卫兵团的团长。他来挨个敲打教师的房门“起来、起来…”但唯独没有敲袁根秀的房门。袁就给丈夫说：“你把娃娃弄到，我去看一下，于是就将寝室门开了个缝隙。只见外面万x华站在一个大石头上，场面充满恐怖和肃杀。万x华也看见了袁根秀开门，喝斥道：“看啥子，去睡你的！”袁根秀赶紧把门关上。结果第二天听那些晚上被“训话”的老师讲，他们被叫去大礼堂，冻了一夜。

袁根秀转身就对丈夫张学华说：“过去我叫你不要打学生，你还不听，现在晓得了嘛！”对于李育辉等人的被打，袁老的估计是教书时，教之太严惹的祸。这与她与学生们交朋友形成鲜明对比。

李育辉过去上课爱用一根教杆打学生。教杆上还刻了一些图画，学生不听话，上课不专心的时候就用教杆打。在1964年的一天早操课，不知为一件什么事，就让全校的学生都跪在操场上，他就在台子上讲。袁根秀当时想：这样做有点过分，谁的错惩罚谁，怎么能把全校学生都弄来罚跪呢！但又是自己的领导，又不好说什么。文革一来，一切都来了个颠倒，首先受害的就是他。

她还记得当时像曹素芬、邓家祥、孙玉清、董玉祥都是在文革中惨遭批斗的。其中邓家祥丶曹素芬还用皮鞋踢学生，教杆打学生，骂学生，损坏学生的学习用具，如发现学生课上乱写乱画，折断铅笔，把书包扔到一边。文革一来，这些学生就开始报复老师了。不仅批斗还给老师起外号，孙玉清，学生给她取名：“孙老鸡婆”董玉祥取了一个“董冬瓜”，曹素芬取名“曹矮子”、邓家祥取名“邓歪嘴”…几千年的尊师重教在那个极度荒谬的年代成了天大的笑话。

那时的造反派有的背上挎支步枪，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看谁不顺眼马上就套绳子捆人。一些村干部被抓起来关在街上区委会，体罚殴打是常有的事。

文革开始后，学校就停课了，学生唯一读的书就是《语录》要求一天背一两条。在那个极度狂热且不允许有半点怀疑的年代，那些老师们，解放前不是私塾里的弟子就是解放后专一红色教育下的学生，也没有看过其它的什么书，什么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生闻所未闻。但还是有人开始怀疑，但又不敢说一个字。袁根秀当时在想：
这样怎么教的好学生啊！不是误人子弟吗！”。今天在台子上批斗他们的这些人又恰恰是这些老师平时传授的绝对相信和绝对崇拜。

但好在那个年代，被批斗的老师，工资还是照发，没有被克扣。批斗归批斗但生存还是得到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