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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春，一度失去了控制，中华民族处在了前所未有的动乱之中。面对这种情况，中央军委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做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 为了进一步稳定局面，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四日，我五七八团四连，五连，六连和机枪连奉命进驻到首都，对北京芭蕾舞学校、中国舞蹈学校、中国戏校，中央美术学院、电影学院和中央芭蕾舞剧团等文艺团体实行军事管理。我们四连被分配到了中国舞蹈学校和中央芭蕾舞剧团。       

     我们这支部队是有着光荣传统的英雄部队，其前身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由毛主席在井冈山亲手缔造，飞夺泸定桥，大渡河十七勇士，狼牙山五壮士等英雄事迹都出自红一师，还参加了平津战役，解放大西北等重大战事，在抗美援朝中重创美军骑兵第一师，为祖国立下了战马功劳。这次我们受命于危难之中，是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信任。同时，又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由于历史的原因，大部分战士文化水平很低，平均只有小学程度，有的甚至在参军前连火车都没有见过，以为火车是烧火的车，为了不烫屁股，自己还特意带上了小板凳。更有甚者，一个战士入伍时还带上了马鞭，说是用它赶火车。到了北京后，新的环境，新的使命，带给我们极大的冲击。但我们经过刻苦的努力，没有辜负人民的希望，胜利的完成了这次任务。      

        中国舞蹈学校坐落在宣武区陶然亭路上，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所舞蹈教育的学校，一九五四年九月六日举办了建校典礼，时任文化部部长的茅盾为学校剪彩，中国舞蹈先驱，著名舞蹈艺术家，中国舞协名誉主席，被誉为中国舞蹈之母的戴爱莲女士出任第一任校长，使之成了中国舞蹈教育的摇篮。敬爱的周总理和宋庆龄都曾给予过极大的关注。     

        自从我们进驻以后，教职员工和演员陆续回到了学校，经过一段整顿后，初步实现了安定的局面，教师开始授课，学生开始了练功，演员开始了排练。我丝毫没有占领的感觉，有的只是好奇和敬畏。虽然我也是一个新兵，当时还不到十八岁，但由于我是初中文化，又来自大城市，被认为是连里的小‘知识分子’，所以把我分配到了一个关键岗位——舞蹈学校的干部班。主要负责他们的思想改造，学习和政治审查。我这个人天生一副小孩老脸的模样，从来不苟言笑，容易让人望而生畏，加之又处在‘主导’的位置，虽然这些干部的资历，阅历，年龄都比我强，但还是比较尊敬我的。        

       干部班里有一位叫苏力的女老师，年龄在24岁左右，高高的个子，椭圆性的脸蛋儿，扎着两条不长的小辫子，苗条的身材，天生就是一个跳舞的材料。每次见到我都微笑着主动跟我打招呼，浑身上下透露出高雅的气质，但是，我从她的眼神中却发现有一种高傲和忧伤，给人一种不可侵犯的感觉。有的老师偷偷的告诉我：她的父亲是一个职务很高的历史反革命，现在被扣押了，我们都不敢靠近她，你们千万要保持警惕啊。这些传言引起了我 的好奇和关注。     

       在一次“斗私批修”的会议上，她的发言极大的震撼了我，她说，‘我从小就跟着父亲在部队长大，我是军队的女儿，解放后受党和毛主席的教育，我入了团，入了党，还被提拔了干部。我爱我的祖国，爱社会主义。我的父亲现在被审查， 我一定要和他划清界限！…”说到这儿，不由得痛哭起来。听了她的发言，我决定单独找她进行一次谈话。我跟她说：“‘虽然我们党的政策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个人表现，但是你要向组织讲清你父亲的问题。不然不好安排你的工作。”’她沉默了一会儿，慢慢的向我道来，她说：“‘我的父亲叫苏进”，’我点点头名，但我不知道苏进是何许人也。她接着说：“‘我父亲15岁那年投奔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几年后任冯玉祥的副官，20岁时佩戴少校军衔，23岁担任手枪团副团长，后编入26路军，1931年春天在我党的策应下，26路军举行了‘宁都起义’，近两万人投向了红军，起义中我爸和董振堂是骨干军管，他指挥手枪团将反动军管全部缴械扣押，保证了起义的成功。”’说到这儿，她的眼睛里放出光芒，充满了无限爱意。我也被深深地感动了，好像一个学生在听老师讲课，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不由得脱口说道:”好啊！‘苏力姐 ，接着往下说，快！”’我的一声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她开始侃侃而谈起来：“‘一个月后，我爸就加入了共产党。由于他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马上担任了红军团长，几个月后担任了师长，并奉命进攻赣州”。“啊，原来个老革命了，””听到这里，我不由得问：“这不挺好的吗？怎么会被审查呢？”苏力的脸一下子沉了下来，喃喃的说：“我也不知道，我已经一年多没有见到他了。现在，我就是想我爸，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说着说着就又掉下了眼泪。我半天无言以对，不知道怎么就冒出了一句：“你有什么要对他说的吗？”，”她怀疑的问：：“你能见到他吗？”“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底气的回答。她虽然不抱任何幻想，但还是说：“就是希望他好好的，哪怕没有了职务，但愿他身体健健康康的・・・・・。”          事后，我向连队汇报了她的情况，并提出对他的父亲进行外调的申请，没想到很快得到了批准，并提供给我一张‘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上层建筑指挥部’的介绍信。我如同接到了圣旨，急急忙忙的就跑到了炮兵司令部，要求与苏进见面。接待我的是一位政治部的王主任，他看了我的介绍信，不知道我是什么来头，对我非常客气，一个劲儿的说：“老常同志，您请坐，有什么事请尽管吩咐。””我心里暗暗好笑，一本正经的说明了来意。他为难的说：“见别人可以，唯独不能见他。””我说：“按照规定，除了部长级我不能见，司局级别的我应该都能见。””他说：“苏进就是副部长级别的，虽然现在没有了职务，但上级有明确规定，在没有定性之前谁都不能会见。”我看他很为难，只好请他介绍一下苏进的案情，他说：“苏进在奉命进攻赣州的军事行动中，因为调动军队，有人认为他有‘反水嫌疑’，被立即撤职，编到了‘干部团’的特殊单位，他就是带着这个问题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来到陕北的，抗日战争中，他长期担任359旅的副旅长，但从未参加指挥战斗，王震旅长带领部队南下，而他却被留在后方。对自己的问题长期不能得到解决，他不断进行申述，还找了林副主席和罗荣桓，罗荣桓因为不了解情况，没有表态，林副主席当时说过一句‘无风不起浪’的话，现在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康生当时就是抓他这个案子的”。“我的妈哟，这么严重，后来呢？”我惊讶的冒出了一声感叹。王主任接着说：“直到45年初，当时的组织部长胡耀邦经过反复调查，考虑到解放战争正在用人之际，亲笔写下了审查结论，大意是：关于苏进的历史问题，没有确凿的人证和物证 ，应相信本人的申述，建议安排工作。他终于从审干的苦恼中解脱出来，不久被选为七大代表，在解放战争中担任了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副司令，建国后，被授予少将军衔，此前是我们炮兵的副司令。”听到这儿，我长长的松了口气，说：“这不挺好的吗？怎么又被审查了呢？是历史问题还是现行问题？”王主任回答到：“由于他始终比较低调，普遍受到我们的尊重，没有发现现行的问题，应该还是受历史问题的影响”。我不解的又问：“历史问题过去已经有了定论，而且查无证据，现在怎么・・・・・”王部长用手指了指上面说：“搞不明白，何况胡耀邦也靠边站了！”。“如此说来只能耐心等待了，而且他的问题也不应该影响他的子女，对吧？”我接着追问。王主任点点头，再也不肯谈这个问题了，然后简单的介绍了苏进的身体和生活情况。我也把苏力的问候和现状转达了给他。出来时，他把我送出了很远。         

       回到舞蹈学校，我们分析了这个情况，既然苏进没有定性，就不应该影响他的子女，于是，我们就宣布了对苏力的‘解放’，并强调不能对她有任何歧视。。苏力是个很聪明的人，她对这个不是好消息也不是坏消息的消息非常满意，从此又回到了工作岗位，大家对她的看法也有了很大转变。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胡耀邦同志的亲自过问下，他的父亲于1975年8月恢复了原职务，1978年彻底得到了平反，1992年因病逝世，享年92岁。        

       在对干部的甄别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一个叫孙嘉禄的干部情绪非常反常，好像有什么心事。这个人50多岁，身材不高，花白的头发，工作中沉默寡言，偶尔会露出饱经风霜却又不屑一顾的眼神，给人一种老实巴交又深不可测的感觉。在一次‘讲清个人历史’的会议上，发言时吞吞吐吐，欲言又止。最后说出了这样一句发人深思话：“其实，我也是共产党员！如果不是和党组织失去联系，我现在的职务应该和市委书记彭真是一个级别的！”他的话引起大家一片好奇和震动，怎么平时沉默寡言的老牌群众，一下子就变成老革命了呢？有的人开始青眼有加，把称呼从老孙变成了孙老，有的人还主动献殷勤，见面时主动打招呼。而孙嘉禄的自我感觉好像年轻了好几岁，平时有些弯曲的腰杆一下子也挺直了。这些反常的情况引起我们极大的重视，为了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还历史一个本来面目，我们决定立案调查，成立了‘孙家禄专案小组’，由我负责外围调查。首先我查阅了他的档案，发现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我党的地下党员，而在解放战争时期却出现了一段空白。解放初期由文化部分配到舞蹈学校。如果从他参加革命的时间来看，应该是一个级别很高的干部，而现在却是一个普通的职工，难道是他不想居功自傲，甘当老百姓？还是接受了特殊使命而忍辱负重？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我来到文化部干部司查阅了原始记录，发现他是由河北省的一个老干部推荐，到文化部报到的，对他的历史，部里并不掌握。经过研究，我们决定沿着他参加革命的轨迹开展一次深入的调查。     

       由于案情重大，为了更好的完成这次调查，领导给我配备了一名舞蹈学校第一批‘解放’出来的干部，他的名字叫阮日华，时年52岁，典型的广西人，中等身材，深深的眼窝，厚厚的嘴唇，每天烟斗不离手，瘦瘦的脸颊被烟染成了紫红色，但两只眼睛却放射出机智 ，狡黠，沉稳的光芒。曾经在部队担任过侦查营的营长，转业后任舞校的人事科科长。我对这个伙伴非常满意，虽然表面上我是他的领导，但心里早已经把他当成了我的首长。      经过一番准备，我和老阮径直来到了孙家禄曾经战斗过的地方——河北省怀安县。怀安县位于河北与山西，内蒙的交汇处，素有‘金三角’之称，它的县名来源于唐穆宗长庆二年，即公元822年，取自‘朝廷施行仁政，百姓怀恩而安’之意，始称怀安县。全县属于浅山丘陵区，面积1706平方公里。来到这儿以后，我们住到了县委招待所。经过短暂的休息，我们首先采访了他的出生地。据当地的老百姓说：村里确实有一个叫孙家禄的人，贫农出身，日本鬼子时期就参加了共产党，后来到北京当了大官。由于他们都是局外人，没能提供出有价值的内容。回到招待所，经过我们反复推敲，认为还是应该先找到当时党组织的负责人，才能取得直接的证据。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拜访了县委书记，书记是一位老大姐， 和蔼可亲，充满了一身正气，她告诉我们：她是解放初期来到这个县的，以前的情况不了解。但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就是她的前任长期在这个地区主持工作，后来调到唐山地区担任领导职务，而且还有他的联系地址，我高兴的给她行了一个军礼，逗得她哈哈大笑。临走时，她还建议我们到档案馆去查阅敌伪档案。我当时眼睛一亮，心里想：姜还是老的辣啊！于是，我们径直来到了档案馆，调取了45年8月至48年的敌伪日报和伪警察局的档案，因为1945年8月23日八路军经过浴血奋战，从日伪手中收复了察哈尔省张家口的整个地区，各地党组织都转入了地上，1946年我军实行战略转移，撤出了这个地区，所以党组织又转入了地下，国民党随后建立了临时联合县，隶属察哈尔省管辖。因此，这一段时间是至关重要的。中午，我们顾不上吃饭，连续查阅到傍晚，两人均一无所获。回到招待所，我丧气的说：“看来只能维持他个人的说法了”，老阮只顾吧嗒吧嗒的抽烟，也不理我。睡觉前，只说了一句“明天再试试”，然后就打起了呼噜。       

        第二天，我们又来到档案馆，很快一个上午就过去了，我看了看老阮，老阮也无奈的冲我笑了。正当我们收拾材料准备打道回府时，我发现一张46年年底的报纸上有一则很不显眼‘启事’映入我的眼帘，无意之中看到了孙家禄的名字，我一口气把它读完，然后一拍大腿说：“有了！哈哈！””老阮被我吓了一大跳，赶紧凑了过来，启事的大意是：我受共党古惑，误入歧途，悔不当初。现脱离该党，特此声明——孙家禄。老阮也兴奋的给了我一拳，他仔细的查看了一下日期，然后按照日期又去查找警察局的索引，竟在介绍信一栏翻出一张阳高县警察局开给怀安县警察局的函件，内容是：我局谍报员孙家禄因戡乱而越界，被贵局扣押深表遗憾。望贵局见函予于放行为盼。看到这个函件，我俩无比兴奋，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冥冥之中好像真有天意。由于当时没有照相器材，我们就进行了笔录，然后盖上档案馆的公章，像宝贝似的把它放到公文包里。晚上，老阮买了一瓶酒，我俩一边喝一边进行了推理，我认为基本可以定案了，因为这些材料正好填补了孙家禄历史上的空白。可老阮却认为证据不足，提出了几个疑问：1，此孙家禄未必是彼孙家禄，同名同姓并不少见。2，这只是物证，还没有本人的口供，3，还没有人能直接证明他确实加入了共产党，介绍人是谁？他的上线是谁？4，是否存在诈降或打入敌人内部的可能， 因为我们没有发现党组织被破坏以及其他党员被捕的情况。这些都需要我们去落实。他的话使我开了窍。我们一致认为，下一步需要找到他的上级，并取得他本人的口供。有了口供，即使找不到旁证，也基本可以定案了。我们决定去唐山地委找他的那位主管领导。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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