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不久。.

    一天,路过天安门,在华表前见到一个面熟的人。走近一看,不约而同的叫出声来。原来是来自上海的周锁林。

    周锁林是我在上海闸北区交通运输局工作时的老同事。

    1960年3月,我从团区委调到区交通运输局主持工作。当时,运输任务重,车辆的完好率低,压力很大。我组织局里的干部,在早上运货车辆出发前,到车队了解情况,努力改变局面。周锁林是来自坦克部队的复员军人,是一名共产党员,复员后到运输公司车队任司机。他由于对驾驶的车辆精心保养,车辆完好率高,能经常出车,完成运输任务;他担任小队长,工作认真负责,能以身作则,团结工人做好工作。

    他给我留下了好印象,有重要任务时会想到他。台风降临上海时,往往伴随着暴雨,需要做好防汛工作。此时,白天、黑夜,都要到所属基层单位检查防汛工作,防止造成损失。周锁林开车陪我一起去。分管交通运输、建设和房地产工作的副区长,由我陪同深夜去检查防汛工作,我也安排周锁林开车。在全区检查一遍,快要天亮才能结束。他要将副区长和我送回家,将车开回车队后,冒雨步行回家。没有加班费,白天黑夜连续工作,他毫无怨言。后来,将他调到区交通运输局机关工作,工作得也很好。我调到北京工作后,当时通讯不发达,要联系只有通过书信,因此很少联系。文化大革命中,他不是造反派,坚持工作,表现不错。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被调到一个小工厂任厂长,有机会到北京出差。

    我们在天安门合影留念。这次在天安门相遇,使我们的友谊继续了几十年。

    此后,他到北京出差,在离上海前,会去我妈妈家,问有什么东西要带给我?他不仅给我带吃的,我妈还让他将不便携带的大铁盆带来,我家的大衣橱也是请他托运到北京的,真是不辞辛劳,令人感动。为了便于同我会面,他往往会选择到我家附近的旅馆住宿,以便能天天见面。晚上无事,就到我家聊天到深夜。

    我去上海出差,也会同他欢聚。他刚搬到彭浦地区的新居住区时,路还未全修完,公交车尚未通车,路灯也未装好。他在离家有一段路的公交车站等我,我们在昏暗的道路上,边走边谈,走到他家。深夜,我才离开他家,我们仍在昏暗的道路上,边走边谈,直到将我送到公交车站,依依不舍挥手告别。

    每次到他家,他的老伴都要煮四只糖水鸡蛋给我吃,不吃不行,吃了他们才高兴。

    有次,我到上海,得知他因脑血栓刚做手术不久,还住在医院。我很着急,要去医院探望。他的老伴建议我等他病情稳定,出院回家后再去会面。我离沪前,得知他已出院回家,我同老伴就去探望。他很高兴,通电话时,问什么时候去?说很想我,他等我。为了不影响他休息,我有意不告诉他去的具体时间,只说下午晚点时间去,一定会去。到达他家的楼前,不禁让我吃了一惊,只见他坐在楼前的小椅子上等我。那时他已搬家,住在没有电梯的五层楼。他病后手脚不便,依靠手杖艰难的一步步走下楼,早早的在楼前等我。我被深深地感动。我们亲切叙谈,有说不完的话。怕他累,我们再三告辞,他都不让走,非要我们一起到附近的饭店吃饭。开始时我们坚持不肯,看到他失望的样子,我们只能同意。他高兴得忘了自己的病,扶着手杖,在妻子、女儿、女婿陪同下,请我们到饭店吃饭。他兴奋得不像病人,说同我相交了五十几年,友谊始终不渝,实在难得。两家人在一起愉快地度过几个小时,还一起合影留念。收到我寄去的照片后,他给我来电,电话中传来了欢笑之声。

    后来,他年老体弱,老伴又双目失明。我到上海时去他家探望,他的老伴不能给我做糖水鸡蛋了,也无法一起去饭店吃饭。但是,他还是一定要留我们在他家吃饭,一起回忆昔日的时光,难忘的友情。

    新冠疫情爆发后,我几年去不了上海。他身体越来越差,住进了疗养院,我只能通过他的女儿同他联系。我将外甥女在美国购买的保健药寄给他女儿,他高兴的服用了。当他得知我的妹妹摔倒骨折做手术,出院后需要康复治疗,关心地让他女儿推荐安排康复治疗的单位。

    我们期盼早日会面。遗憾的是传来他和老伴先后离世的消息。

    又一个好友离我而去,友情难以忘却,他会永远留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