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的历史性意义 ——读刘玉民新作《海猎》 // 史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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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发现”的历史性意义

——读刘玉民新作《海猎》

史建国

作家行走于文坛，会形成自己的“文坛形象”或“文坛面孔”，这种“形象”或“面孔”有时源自作家本人有意识的追求或建构，有时则是批评家或文学史家们提炼概括的结果。譬如一位作家主要致力于诗歌创作，他的文坛形象自然就是“诗人”；一位作家主攻话剧，他的文坛面孔自然就是“剧作家”；一位作家长期在长篇小说领域精耕细作，那他最醒目的文坛形象就是“长篇小说家”……无论是源自自我的建构还是他者的提炼，有了醒目的文坛形象也就意味着作家有了辨识度，其作品的发表、传播、接受，乃至被遴选入史，都会变得更加便利。所以，文坛形象对于作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会把一位作家的特征加以突出，更利于批评家阐释和读者接受。但是任何一幅文坛形象都无法做到对作家的总体观照与全面概括，在突出某个侧面的同时又往往会对其他的侧面形成遮蔽。从创作体裁来说，几乎所有的作家都会涉足不同的体裁领域，小说家同时也写作诗歌、散文、剧本、报告文学是常见的现象，但若以“××家”来概括其文坛形象的话，却往往只会聚焦于其中之一端，而实际上，许多“非主打”的创作可能也凝聚了作家的大量心血，值得珍视。而且，不同文体之间往往还存在互文性，那些被有意无意忽略的作品对于从整体上理解作家的创作而言也往往有着独特的意义，因此关注那些与作家的文坛形象关联性不是特别高的作品不仅是有意义的而且是必要的。

刘玉民先生最重要的文坛形象当然是小说家，或者说专擅长篇的小说家，因为他的长篇小说《骚动之秋》与陈忠实的《白鹿原》、王火的《战争和人》、刘斯奋的《白门柳》一起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这就奠定了他在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领域的地位。也因此，后来他的长篇小说创作总会受到评论界的热情关注，《羊角号》、《过龙兵》等长篇出版后都有不错的反响。但其实，其创作所涉及的体裁是非常广泛的，除长篇小说外，他在中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电影电视剧本等领域同样用力甚深，并且作品丰硕。然而长期以来，这些作品却始终躺在长篇小说的阴影里，乏人问津。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当然跟各种文体自身的特征有关系，比如与长篇小说相比，中篇小说既无由成为史诗，在反映现实方面也远不及短篇迅捷，因而不受作家和评论家们青睐；散文可以说历来都在诸种文体中处于边缘地位，除去曾经短暂出现的所谓“文化散文热”等文坛热点事件之外，其余时间均难以在国人文学生活中占据显要位置；报告文学则因其真实性与虚构性的纠缠不清，而且容易陷入为企业家树碑立传式的“软文”泥淖中难以自拔而备受争议，所以无论创作还是研究，均显得比较落寞……但是就作家个体而言，刘玉民的这些创作之所以在作家的创作生涯中显得有些边缘，没有得到文坛的足够关注与重视，却不能不说与作者以创作长篇小说知名的文坛形象有关系。作家“擅长篇小说”的光芒在一定程度上对许多原本也相当不错的其它体裁作品构成遮蔽。

比如他写海上渔猎生活的中篇小说《海猎》就是如此。海洋题材的作品原本就相对较少，佳作更是难觅。中篇小说《海猎》刊登于《十月》1991年第4期，以鲁渔3037和3038出海捕捞对虾（海猎）的过程为线索，描写了“老福将”和“海狮子”两代头船船长之间观念、处世风格等方面的不同与冲撞。小说的故事时间很短，就是两艘渔船出海捕猎的过程，但中间却又穿插了对十年前“渤海湾大会战”的追忆、海狮子取代老福将成为两艘渔船领航人的经过，以及围绕老福将、海狮子、黑塔、小布鸽等人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等等，这就使得小说的叙事时间被有效地拉长，叙述的密度也大大增加，在保证了可读性同时大大丰富了小说的内涵。虽然只是写一次海猎的过程但却将时代的变迁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心变迁等内容都压缩了进去，主线与分线齐头并进，一个个鲜活饱满的人物形象也被立了起来。

作品中的老福将和海狮子这前后两位头船长都是性格鲜明的人物。老福将是在那个千军万马“大战渤海湾”捕对虾为国家换外汇的年代凭借自身丰富的渔猎经验脱颖而出的，他正直刚硬、坚持原则，在渔猎队伍中有着很高的威望。当渔业公司书记领着县里领导上船“感受风情”时，他用满满一大竹节杯白酒将他们拒之舱外，并因此得罪领导而被撤掉了头船长职位。对此，他的内心一直是耿耿于怀的，但在一帮老伙计的挽留下最终还是选择忍辱负重、放弃了去别的船做老大赚高薪的机会而留了下来。不过渔猎过程中他内心的憋屈并未稍减，始终在与“篡夺”头船长之位的海狮子进行着隐隐对抗。所以在海狮子指挥渔船违规提前进海捕猎而被渔政查扣、以及下网捕捞出师不利时，面对海狮子的狼狈和困窘，老福将是有一点幸灾乐祸的“惬意”的。但是对渔民们生计的担忧很快便冲走了这丝“惬意”，他开始变得心情沉重、对海狮子的焦虑也感同身受起来。而当在海狮子带领下，渔船捕猎取得丰硕收获后，他对海狮子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一度想“屈尊讨教”一下，也忍不住发出过“这小子活脱一个魔王再世”的感叹，心中既有酸溜溜的醋意，同时也有甜丝丝的欣赏。从充满对抗意味的冷眼旁观到感同身受的忧心忡忡，再到不无保留的认可和欣赏，作者对老福将在海猎过程中面对海狮子所发生的心理变化与冲突写得十分真实，人物形象也因此跃然纸上！

跟老福将靠正直果敢和自己的能耐血汗逐渐树立起威信并坐稳头船长的地位不同，海狮子的上位显得有些上不了台面，他是依靠对渔业公司书记曲意逢迎而取代老福将做上头船长的，这多少让人有些不齿。并且，小说中写他不顾渔政部门的禁令擅自悬挂“科研”渔旗提前违法开捕、海猎过程中指挥船员强行“闯海”挤占别人的捕捞区域、捕捞过程中跟大副黑塔一唱一和放烟雾弹麻痹其他船只……等等，似乎都在强化海狮子奸狡诡谲的邪性，从而与老福将的正气凛然形成一种对比。但显而易见的是作者并没有将其简单塑造成一个反面人物。作品中写小布鸽的笛声会让海狮子“变得猫儿似的温顺，久久地坐着或躺着，微眯的双眸里间或还会透出几团潮润”；写海狮子一面怒斥黑塔和小布鸽擅自下海游泳，转眼却又扒光衣服一个鱼跃入海，跟他们一起畅游起来；写面对遇险的渔政船和重罚过自己的渔政人员所发出的救援请求，海狮子歇斯底里地哈哈大笑，尽情宣泄自己复仇的快感，但最后还是决定前去救援，厉声喝令“小白脸”交出盘剥所得，扬手抛进怒吼的海风和波涛中……所有这些都烘托出了海狮子身上所具有的一种亦正亦邪的摄人魅力。一方面他世故圆滑、不守规矩、心机深沉、狡黠奸诈，另一方面他又从小信奉“清清白白为人，堂堂正正处事”的人生信条，并表现出机智果敢、胆大心细、沉着冷静、临危不乱的优良品格。正邪两种品格在他身上冲撞，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也使得这一人物形象异常的饱满鲜活。套用福斯特《小说面面观》中对人物形象的分类，无论老福将还是海狮子，都属于圆形人物，人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被多方位地、深入地呈现和揭示了出来。尤其是海狮子这一人物形象，其魅力不输已被写进文学史的一些成功的典型形象。

再如他的报告文学《东方奇人传》，表面看来是以非虚构的形式对民营企业家刘承府十余年间创业经历所做的记述，“东方奇人传”的题目也带有为企业家树碑立传的意味，但是结合作品创作的时代语境来看，却显然有别于市场经济大潮中报告文学为资本所裹挟、沦为商业奴隶的那种写作方式。作品中所流露出来的使命感是非常强的，塑造的人物形象也是相当成功的。当时正值中国社会开始改变长达几十年的一元化经济模式，通过探索放松对民营经济的管控、激活民营经济的活力，进而使整个经济结构焕发出生机的关键时期，所以像刘承府这样的人物正是时代所需要的先行者，其与蒋子龙《机电局长的一天》中的霍大道、《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光朴一样，都是改革时代所出现的“时代新人”形象。如果说霍大道、乔光朴等国有企业中的“改革者”形象已经受到文学史的足够重视的话，那么民营企业中的“探索者”、刘承府这类“时代新人”，恰恰是当时文学作品关注较少的，正面书写这样的“时代新人”不仅填补了这一类文学形象的文学史空白，也表达了对当时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社会主潮的肯定和支持，其文学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都不容忽视。

同时，尽管是报告文学，但作品中利用大量细节来对人物形象进行刻画，从多个侧面呈现刘承府的性格特征，也使得这一时代所需要的“东方奇人”形象生动鲜活，立体饱满。一方面刘承府勇猛强悍、敢闯敢干，少年时代即能刮疮疗臂、只身闯关东谋生活，动乱年代敢于一把粪勺打得十五六个造反派鬼哭狼嚎，另一方面他又从不蛮干、充满智慧，并且时时流露出铁汉柔情。比如他只用个把月就完全摸清了地排车拉货的“门道”，走出了卖力气比人多挣钱却比人少的怪圈；比如批斗会上，他“哭得跺脚拍腮涕泪四溢”，上纲上线自我“交待问题”，实际上却以闹剧化的方式对批斗会的严肃性进行了调侃和解构；比如创业过程中遇到阻力时，他能“一句不错、一字不错、一个标点不错”地搬出中央文件来为自己扫清障碍；比如他虽然在打拼事业方面大刀阔斧、勇猛无畏，但情感生活方面却异常细腻，时常用诗句来抚慰爱人的心灵并进行自我疗救……这样的人物形象摆脱了“时代新人”通常具有的那种理念化、概念化弊病，性格饱满、真实可信，作为一个文学形象也是堪称成功的。

而在散文方面，多年来刘玉民也勤奋耕耘、用力甚深。无论是可爱的幼女还是给家人带来无数欢乐的“第三个成员”小猫咪咪，也无论是自然景观、人文风物还是历史古迹、旅途随感，他都能信手写来涉笔成趣。百脉泉、梨花谷、灵岩寺，黄满寨的瀑布、武昌的黄鹤楼、贵州的茅台酒以及台湾的槟榔妹、日本的樱花湖、华盛顿降了半杆的星条旗……一篇篇写下来，或绘景、或叙事，都融入了作者的独特感悟。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往往能够超越个体经验的记录，在一个更为宏阔深远的视野中对书写对象展开深入的思考。比如他的《泉涌如诗》，内中不仅以优美的笔致写了泉水给济南人带来的“欣欣然飘飘然”，同时也写了泉水停喷带给济南人的“愕愕然茫茫然”和“愤愤然凄凄然”。如果过去的偶尔停喷是极端干旱天气所致的话，那么1978年后泉水停喷成了家常便饭就不能一味怨天了：“进入1978年之后，泉水停喷就成了家常便饭。不仅天旱、老天爷为难时停喷，老天爷不为难，降雨量超过正常年景时照样停喷；停喷的间隔从八个月降到七个月、五个月、三个月，停喷的时间则由一百多天、三百多天延续到五百多天、七百多天、九百多天……”于是“城市无限制膨胀，工厂无限制兴建，地下水开采量成十几倍几十倍增加”的严峻现实便成了不得不正视的问题，爱泉护泉行动也随即展开。而说到底，这是一个如何保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持生态平衡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资源是有限的，人不能向大自然无限制索取，否则大自然就会以它的方式向人类展开报复。泉水是济南的城市名片，也是城市的灵魂。失去泉水会让济南人感到尴尬和悲怆、心灵被掏空，而破坏生态平衡后带来的后果其实远不止这些，因此必须引起人们的充分警惕。这种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对生态文明的追求使得文中的思考抵达了相当深入的境地，余味隽永，耐咀嚼，具备了一篇优秀散文的品质。

总之，在长篇小说之外，刘玉民在其他体裁领域同样拿出了不少佳作。这些作品与《骚动之秋》等长篇小说一起，共同构成了他的文学创作版图，是其文学贡献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然，其实也不独刘玉民为然。可以说，在许多作家能够代表其文坛形象的主打作品之外，都可能存在一些由于种种原因而被遮蔽的佳作，这些佳作依然有待读者和批评家们的重新品读与发现。而这无论对于增加读者的文学兴趣与体验，还是对于当代文学史实的进一步丰富与完整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作者：史建国，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