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谈《何其芳文集》序的起草

郝怀明

    这里，说一下我协助周扬起草《何其芳文集》序的事情。

    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起草了一个序文，周扬看了不大满意，找露菲和我谈话，让我重写一下。他讲了当年何其芳到延安时的一些具体情况，并对序文要表达的思想观点提出要求。      

    他说，何其芳到延安是沙汀介绍来的，同他一起来的还有卞之琳。他们是进步作家，和左联没有关系。他们1937年到延安时，带来朱光潜写给我的一封长信（是对我邀请他到鲁艺任教的回复），说国民党没有希望了，觉得只有延安还有“一线光明”。后来他就做了四川大学校长、三青团的什么，投到了国民党方面。何其芳、卞之琳来了之后，沙汀也来了。之后，他们三人一起上前方，沙汀写了《记贺龙》，先到晋西北，后到晋东南。卞之琳写了情况报道。后来，卞之琳到大后方去了，沙、何留了下来。他们刚来时我是教育厅长，1940年底、1941年初我调到鲁艺后，让何其芳做了文学系主任。

    当时北京去的有严文井、刘祖春，是抗大学生。别人写信告诉我他俩是搞文艺的，我把这封信转给主席，主席马上批了调他们搞文学工作，严文井到了鲁艺，后来到前方去了。

    当时从上海去的有陈荒煤、周立波、舒群，我叫何其芳负责，认为他更适当。现在我认为挑他当文学系主任还是对的。周立波教课也很受欢迎，但何其芳受正规教育更多些。

    他说，这个序我想讲几点：

    他们是接近艺术至上的，是可以转变的，从“象牙之塔”转到革命队伍中来。我感到，他们可以转到革命队伍中来，但也容易留下某些痕迹。一是为艺术而艺术，追求技巧、形式，不问政治；二是搞自然主义，描写现实，揭露社会。这两种人都可以转到革命队伍中来，如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这里讲艺术家可以从“象牙之塔”中跑到革命队伍中来这么一种变化。要讲对现实不满，不满有两种前途：或者更坠落，或者革命。从纯粹追求艺术，到转向革命，成为革命者和共产党人，这种变化有典型意义。解放后也有这种情况，有的人好像不注意政治，但表现却很好。要找出他的变化，写出他的变化过程。何其芳的思想起变化，还是在延安整风时期，接受了主席思想、党的思想。当时他的变化是很突出的，唯美派嘛！

    再一个基本点，是他对党的态度，对解放区是歌颂。他相信党，看到光明，放声歌唱，不是总是去挑缺点。另一方面，他也有缺点，歌颂时缺少批判。当时有“歌颂光明派”、“暴露黑暗派”，这两方面本来是不可分开的，离开了生活，歌颂没有力量，还是个生活问题，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歌颂光明，如无与人民的深刻的关系，尽管意图很好也不行。这里要讲作家与党和群众的关系。

    解放前，他在四川做过党的工作。党叫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但也不是不爱思考的人。他是诗人、散文家，解放后党要他去搞文学理论，后来又让去他搞文学史，他亲自去摸材料，从《诗经》、《楚辞》看起，许多东西他都看了，我不如他。

    最后讲毛主席讲他“认真”。在文学史研究、文艺理论研究上都认真。要强调他的认真精神。贺敬之是他培养出来的。

    周扬说，何其芳爱思考，接近群众。但他不能离开“我”，这个东西他没有克服。忠于党是好的，但有了“我”，“我”忠于党，“我”忠于人民，还是会犯错误、出毛病的。“四人帮”时，他曾在《人民日报》发表过近于“莺歌燕舞”的文章，对“四人帮”也讲好。

    以上是周扬这次谈话的全部内容。我之所以不厌其烦把它记录在此，是因为其中有些内容在那篇序言中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如说何其芳还是“不能离开‘我’”，这会使他犯错误，序中就没有涉及。在这里，无保留地予公之于众，我想，不论对于科学认识和研究何其芳，还是科学认识和研究周扬，都不无参考价值。

    根据周扬所谈的精神，我借阅了何其芳的有关著作，主要是诗歌作品集，认真阅读。很快写出了一个稿子，送请周扬审改。他略加润色后，发表于《人民日报》。序文发表后，周扬夫人苏灵扬将所得稿费30元平分给了我和文学研究所起草的同志。我不愿意接收。我想，按照周扬的意图和所讲的内容，协助他起草文稿，是我的工作，是完全应该的，而且就做了这么小小的一件事，我怎么能接收他们的馈赠呢？苏灵扬说，就给这一次，以后版税就不给了。我只好收下。事情不大，但它使我看到的是两位老革命对他人那怕是微不足道的劳动的尊重，他们为人处事的规矩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