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路上的治理
----《道德经》启示录之十七
作者：焦仕启
经文诠释：
老子《道德经》上篇--道经。
第17章原文：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第17章译文：圣人治民，人民感受不到他的存在:其次的统治者，人民亲近他、赞誉他；再次的统治者，人民畏惧他:更次的统治者，人民轻蔑他；统治者的威信不足，人民才不相信他；圣人施道，悠闲自在，少发号施令；事情办成功了，老百姓会认为："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
思绪流萤：
老子曰：“悠兮其贵言”；这是说圣明的统治者，悠闲之时，很少发号施令，暗示出“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处理问题，也隐喻了“治理自己和社会”的至深境界。
本文述之“治理”，意在探讨人在社会环境中的自我和外在综合管理效能，而“治理”概念的提出，源自古典拉丁文或古希腊语"引领导航"一词，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指的是在特定范围内行使权威，隐含着一个理顺的进程，即在众多不同利益共同发挥作用的领域，建立一致取得认同的秩序，以便某项计划得以顺利实施。
这看出，治理是主观能动地去管理某一目标内容的行为，使被治理的事物或人群，从无序转向有序，涉及人生、社会和自然等较广的领域，也涉及治理结构和被治理内容的一些相互关系等问题；而人生受外界的影响，因时常出现“偏颇发展”的现象，也就仍需要不断地进行“自我调整”的“治理”，内容自然会涉及如何持续保持“善良、淡然、忍让、坚持、宽容、淡忘、和睦、静心、诚实”等“正向”的修为要素；其中，“以和为贵，以善为本，以诚为先”，尤为重要；因为，人行走于人世间，如偏离了“正向”成长的轨道，就无法实现人和、心和、家和的积福自己。
如我们把话题转移到社会的“治理”上，可回看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我国志愿团体、慈善组织、社区组织和民间互助组织的增多，政府与市场及社会关系的诸多问题，也开始显露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需要治理的新课题，如处理不好，既会影响人的许多公共生活，也会波及社会事务的推进；于是，“治理”的概念，开始萦绕在政府官员的思考中；对于“治理”的理解，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经营管理，以及连同事务的诸多方式总和，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且采取行动的持续过程，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机构或规章制度，以及种种非正式的安排；治理，是以调和为基础，呈现出主体多元化，责任界限具有模糊性、依赖性和互动性的特点，内容丰富，包容性很强；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奥斯特罗姆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理论”，即单中心意味着政府作为主持治理的唯一主体，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排他性的管理，而多中心则意味着非政府一个主体，存在着中央政府单位、地方政府单位、政府派生实体、非政府组织、私人机构、公民个人在内的许多治理决策中心，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以多种形式共同行使主体性的权力，这便形成了多中心的治理体制。
多中心的治理结构，强调了在公共事务领域中，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政府和公民的共同参与，结成合作、协商的伙伴关系，形成一个上下互动，至少是双向的，也可能是多维度的管理过程，更是适应全球化、市场化和民主化发展的趋势，以利实现在国家、社会和政府的公共事务管理上，借助于多方的力量，共同采取适宜的管理方式，去共同承担责任，进而获得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并且，治理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但受国情的影响，也有局限，不是万能的，主要体现在合作与竞争、开放与封闭、原则性与灵活性、责任与效率等方面的矛盾，因而不易达到善治的目标；比如，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根深蒂固，官本位思想严重，全能政府色彩浓重，较少采取合作、互动的方式；同时，中国民间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较弱；而转变职能，树立有限、责任、法治、服务型的政府，以及充分发挥党组织和人大、政协的作用，建立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合作关系，培育和完善独立性强的民间组织等，就显得任重道远；当然，治理的善治目标，在当今发达国家，发展也较缓慢，往往需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可实现；为此，我国应做好长期、缓慢、可塑的治理准备，持续打造通向更好绩效的治理能力。
事实上，“治理”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地方治理”和80年代后期的“公司治理”，渐而发展为目前的“公共治理”，现已成为全球政府治国转型的普遍趋势；“治理”是我国的新提法，走过了“统治”、“管理”、“治理”的变迁之路，也凸显了执政理念的升华和治国方略的转型；过去，谈到国家和人民的关系，叫国家统治，后来叫国家管理，如今称“国家治理”，已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获得了“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治理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和“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等重大突破。诚然，国家治理与一般管理有着明显区别：管理是主体一元化、垂直、随意、单向的行政或企业行为，而治理却不是简单命令、完全行政化的管控，也不是仅依靠一种力量，虽然主体是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但也包括了执政党、人大、政协等多元主体，一起进行扁平化的国家治理，且可从上至下、从下到上，甚至从中间向上、向下延伸和铺展开来，具有体系化、制度化、系统化、法治化的改进目标，可形成政府、社会和生态等更为全面的治理体系，亦更趋于灵活性、协调性和沟通性，彰显了国家的公平、正义和社会的和谐与有序。
那么，从“统治”到“管理”，从“管理”再到“治理”的演变，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进步；老子说：“政善治，事善能”；比如，过去因政府的各种职能雷同和重叠较多,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导致如想开办一家地方的有限公司,为申请批准,从上到下须求“神”拜“佛”,经过“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艰难路径，才可盖上36个公章，审批下来，而开业后还要被“吃拿卡要”，这已是“听觉疲劳”的往事，却说明如不改变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越位”和“缺位”弊端，就会无休止地滋生腐败。我国4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已告诫人们：治理不能仅靠某一方面的单兵突进，而应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综合措施，协同行动，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的各方面作为，才会奏效，这也是进一步解放思想，重新认识和发现社会，强化社会统筹，打开社会发展活力的闸门；并且，治理是一个平等、互动和多主体参与的过程，进而才能更好地匡正国家出台的各项政策，使其更趋于公正和公平，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发展和新体现。
国家治理体系，是检验社会制度是否完善、定型的重要标志；“治理”的概念，与过去简单强调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提法不同，不仅反映了我国执政党执政理念的变化，也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因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而今，“治理”理念纳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话语体系，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对党治国理政提出的新要求，亦是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借鉴和吸收，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总结和理论创新。
未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推进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不断增强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内在要求，这就要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上，提高治理科学化的水平，强化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保障，在维护社会治安等综合治理方面，下足气力。
如此，无论个人还是国家的治理，只要日趋科学合理，就有理由相信“天空光彩宜人、地面生机盎然、个人春光满面、众生乐居无忧”的好日子，在和平时期，通过持续努力，当会获得青春常在的活力。
作者简介：
焦仕启：笔名“秋鸿”，辽宁省营口市人，在北京工作近30（京籍），先后毕业于营口教育学院、辽宁大学、辽宁师范大学、首都经贸大学（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北京大学（MBA专业硕士研究生）；曾任小学、中学、大学教师，当过记者、政府官员、民营大型产业集团总裁和央企高管。因茶余饭后喜好摆弄文字，先后在地方、国家报刊发表和出版了近千万字各种体裁及题材的作品，主要著作有：诗文集《春华秋韵》，纪实散文集《眷恋与希望》，人生启示文集《悟性的境界》，企业实操指导丛书《企业：“经营和管理”意味着什么？》，长篇小说《潮湿的季节》、《那风那草那情》等，多次获国家级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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