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中的重要作用

作者：宋世宽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历史起点提出了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这四个自信，是在当下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环境下提出来的。尤其是多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用西方文化不断“侵略”，且已经渗透到中国的各个领域。西方文化的渗透，令我们好些国民没有了文化自信。其主要表现为：以西方文化至上的盲目信奉－－崇洋媚外，已经影响干扰了中国的发展与稳定。因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只有坚定“四个自信”才能顺利或更好地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书法名家宋世宽书法作品欣赏）

      在四个自信中，每个都十分重要，是保证我们前进的方向。但笔者认为，文化自信更为重要，如果我们文化自信不够或不坚定，会影响我们的某些制度与决策，甚至会动摇我们既定的道路、制度、理论。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了文化自信，认为“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月亮圆”，我们的四个自信会被大打折扣。

      文化自信，是人的意识形态，它是决定事业成功与否的关键。当我们的自信不够或没有自信，认为中国文化不如西方文化，岂能坚定我们的道路、制度、理论？没有文化自信，就可能导致我们前进的方向受挫，就会违背中国特色的道路、制度而陷入“西化”的危险。我们今天拥有的“中国式道路”、“中国制度”就是在坚定文化自信下产生的。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没有了文化自信，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而轻视本土文化，在这种环境下产生了一大批“公知”，公然站在反华文化甚至反华制度的立场，这是完全没有文化自信的典型。没有文化自信，会导致自卑、奴性等心理，以艺术为例，比如书法，中国书法的审美是建立在汉字天然美结构之上的，而某些作者却以“西方审美取向”违背汉字特性，打破其结构规律等，把书法视为“纯线条艺术”。绘画亦然，抛开传统绘画特性而完全以线条为主的绝对抽象。

（书法名家宋世宽书法作品欣赏）

      没有文化自信的自卑、奴性还体现一些人“对外”的事务上，如美术评论家陈传席先生在某地演讲，题为《中国书画在世界》，揭示了西方现代艺术受中国书画的影响而才有今天的成就，他列举了有力的证据证明，当场绝大多数包括很多外国人都赞成他的观点，而且还有人帮他补充列证的，然而，却有一部分中国人不高兴，演讲完毕，有人忍不住对他说：“陈教授，你这个演讲我全听了，希望以后不要再这样讲了。”“为什么”？“外国人听了不高兴”，“我讲的不是事实吗。”“正因为是事实人家才不会高兴。”“那该怎么讲呢”？“你应说西方艺术是伟大的，我们的艺术受了西方的影响才有成就的。”“那不是事实啊。”对方说：“演讲者要先考虑演讲效果，看人家高不高兴”……陈先生感觉此人应是一个当官的，便问：“你是政府官员吗？”他笑了，说：“什么官员，为大家办事的。”后来得知他的确是个官，不大不小的官。另一次是陈先生到广西最南端看到古代的一个关口，但陈先生知道这个“关”在古代一直叫“镇南关”。镇—南—关，是何等的分量！而且叫起来也响亮，为什么要改成“友谊关”呢？陪他的官员说：“怕外国人不高兴，所以要改。”最后一次是前些年去东北考察佛教艺术遗产，便看了一些展览馆。在一家展厅，工作人员正在把展线上的照片摘下来，陈先生一看，全是日本侵略中国的照片，其中有日军把中国小孩挑在刺刀上，有被强奸后杀死的妇女，他说：“别慌，让我看看。”工作人员说：“以后看吧，日本人来了，他们会不高兴的。”陈先生哀叹曰：日本人南京屠杀我三十万同胞，他们考虑我们高兴吗？

      这些“怕外国人不高兴”的主导着和践行者，完全就是没有文化自信而是“文化自卑”的奴役思想表现，往小里说是没有文化自信，往大里说是立场问题，这已经完全丧失了做一个中国人的底线，而没有了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信心。

      没有了文化自信连自尊都没有，其它还自信吗？我们既定的道路、制度、理论、是根据我们的国情（特色、文化）而制定。这是建立在坚定的文化自信上产生的，也因此，文化自信是“四个自信”中极为重要的，是最根本的，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最基本条件，是助推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重要保证。只有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有望实现。

宋世宽，笔名浩然，1969年生于贵州遵义。《世界文学》签约作家。曾任大学、职高书法老师，系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红花岗区书协副主席、遵义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书法作品获98年兰亭奖（最高奖）“优秀奖”；获第三届中国民间艺术博览会“书法金奖”（中国文联主办）、贵州省政府“文艺奖”等以及在其他展赛（全国）中获奖入展数十次，入选《中国书协优秀会员作品集》。作品被多家博物馆收藏，应邀参加“齐文化节”个人作品展、“中韩国际艺术交流展”等等。文学作品在《书法报》、《书法导报》、《贵州政协报》、《遵义日报、晚报》、《遵义文艺》、《都市头条》等等发表三十多万字，其中，评论文章在《书法报》等刊物上引起关注（讨论），散文《我的红花岗情结》获“优秀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