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开生面的职业生涯》

   文/龚如仲（Ralph）

我的职业生涯有点儿与众不同，自从大学毕业踏入社会后，我在人生的不同时期从事过三种职业，它们是：铁道部的英语翻译，国家广播电台的英语播音员兼采访记者，外贸部的国际贸易者，而这三种职业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说句心里话，在我首先从事的口语翻译和最后回归本行的对外贸易期间，我似乎是轻车熟路，得心应手，没有任何的意外或惊喜；然而当我从铁道部跳槽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国际台担当英语播音员的时候，在我的人生中展现出一场别开生面的巨变，而这种变化无疑是痛苦的，但也是快乐的。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铁道部，而铁道部援外办公室按事先设定的方案，把我派往非洲开始了我4年的援外生涯。但后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病中断了我援外工作中当口语翻译的历程。因病回到北京后，经过了半年时间的治疗，我的病才算是完全治愈。之后，尽管铁道部领导多次劝我再赴非洲、重操旧业，然而对非洲病菌的恐惧使我婉拒了领导的好意。那么接下来我能做的，便是尽快调离铁道部，另外寻求一份工作。

说来真巧，经一位在非洲同行（这位小伙子在大学里专攻的是斯瓦希利语，毕业后在坦桑尼亚为援建坦赞铁路干了六年的斯瓦西里语翻译工作）的郑重建议下，我决定到“正在招英语播音员”的中央广播事业局辖下的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碰碰运气。在事先通过电话联系后，那一天上午我如约来到了广播大楼接受面试。

中央广播事业局所在的这座广播大楼是当时北京的“十大建筑”之一。大楼气势恢弘，庄严肃穆，大门前站着两位持枪站岗的高大威武的军人。一位军人问明我的来意后，就安排我到传达室等候。片刻之后，我看到了一位五十开外、面容和善的女士来到了我的面前。她告诉我，她就是约我面试的人，叫魏琳。寒暄之后，她带我进入英语部的一间办公室。

双方坐定后，她随即拿出一本叫做“今日中国”的英文杂志，让我朗读其中的一篇文章给她听。同时，她还打开了桌子上的录音机为我的朗诵录音。录音完毕，她便用英语和我会话。魏女士英语发音纯正，语调非常柔和，嗓音也很甜美，让我不由得从内心深处生出一股敬意。我心里感叹道：“国家广播电台果然名不虚传，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半老太太，英文水平竟也如此之高”。面试完毕，魏女士告诉我，她要把我的录音给她的同事们听听之后才能给我答复，然后就客客气气地把我送出了广播大楼。

三天之后，魏女士打电话通知我，说我已经被录取了，并让我尽快到铁道部办理调离手续，然后到电台报到上班。听到这个消息，我真是喜出望外，同时心中也颇有点得意：“不管怎么说，咱不愧是大学里的英语高才生，工作中的好翻译，现在连国家电台的大门也对咱敞开了”！

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铁道部人事部门终于同意我走人。一个月后，我就正式成为了国际台英语部的一名成员。上班的第一天，我是大摇大摆、踌躇满志地前往报到的，因为我当时觉得“干播音就如同在学校里上朗读课，看着文章照本宣科就行了”，而“我的英语口语功力当个国家播音员肯定是绰绰有余的”。但是，事实证明，我的想法完全错了。因为头一天上班时，英语部就来了我一个“下马威”。

他们给了我一篇新闻稿，限我在五分钟之内看一遍，之后就对着录音机朗读并录音，最后由英语部主任魏琳女士（这时候我才知道，对我进行面试的竟然是英语部的头头）牵头会同部里的三位英语造诣极深的老权威及几位大牌播音员对我的录音“处女作”进行评论。

我原以为他们会对我的录音赞赏有加，不承想等待我的却是一场铺天盖地的恶评。有的说我是“只读其文，未识其义”的；有的说我的“发音太偏英国伦敦腔”的；还有说我的“声音不够厚重，缺乏穿透力”的；更有说我“只会用嗓子发声，不懂得胸腔共鸣”的…… 总而言之，没有一个人觉得我可以马上担当播音员。最后的结论是：“此人尚需磨炼，好好学学播音，过一阵再决定可否成为合格的播音员”。  

这真是一场别开生面的面试，一场把我打得体无完肤的考验！那一阵连珠炮似的批评犹如一盆盆冷水从头到脚把我浇了个通透,我的心情一下子沮丧到了极点。就在那天回家的路上，我在心里想了很多 ：“一个曾为铁道部副部长都当了好几年翻译的堂堂英语高才生，一个在坦赞铁路上也算小有名气的干练人才，想不到现如今被人家品头论足、说得如此不堪。想想自己放着铁道部的大翻译不干，何苦跑到电台来当个小学徒”？ 然而等到夜阑人静，我自己又慢慢清醒过来。我暗暗对自己说：“我已经调离了铁道部，想回头已经不可能了。既然自己选择了播音这一行，就得按人家的规则办事，就得下决心从学徒干起，为尽快成为一个合格的英语播音员而竭尽全力”。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锻炼，我只才真正认识到“播音真是一门大学问”。首先，播音员必须理解所读的稿件，才能读出其中的含义；同时，播音员必须练好科学发声，才能以丹田之气发出厚重而富有穿透力的声音，只有这种声音才能通过无线电波把所读内容清晰地送到世界各地听众的耳际。就发音而言，中国英语播音员不能太“英国化”，也不能太“美国化”，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听众。所以电台当时要求我们要用“不英不美”的“中立音”播音。

更有意思的是，播音组如同一个剧团，每天“上演”着各类不同的“剧目”。比如播送新闻时，语调必须庄重、中立、平和；播送政府文稿或外交声明时，语气又必须严肃、有力、干脆；倘若播出一些采访专稿，文学作品或广播剧时，那就是另外一番情景了：播音员应该是时而亲切，时而诙谐，时而严肃，时而轻松…..

就这样，半年以后，经过魏琳女士和几位专家权威的指点，我通过拜师学艺及练声读稿的勤学苦练，最后终于“修成正果”。就在某一天，播音组长魏琳女士正式向播音组全体同仁宣布：我可以先从新闻和一些分量不重的稿件入手，正式开始我的播音工作！

后来与同事的慢慢接触中，我方才知道，我仅仅练习了六个月就可以正式上马干播音工作实属不易。英语部有四五个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的大学生，在部里都熬了七八年了，一直未能修成“正果”，拿不到当播音员的“合格证”，只好在部里干一些打杂的活儿。我心里明白，我之所以能较快地进入“角色”，这和我的启蒙老师魏琳女士对我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因为魏女士不但在播音技巧上耐心地指教我，而且还常常拿我“以前有过英语工作的经历，会对理解稿件的含义大有益处”来鼓励我。这一切都给了莫大的勇气和力量。

作为一名普通播音员，我是“上岗”了，然而我知道，要想成为英语播音界的佼佼者，我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瞧瞧当时的英语播音组：除魏琳这位老行家外，几个挑大梁的男女播音大腕，不是归国华侨，便是中国派往海外学成归来的“精英”，还有一两位是已经在播音界苦熬苦拼了十几年的“老油子”。象我这号菜鸟离他们的距离实在太远了。

而且，当时的英语部还有一个奇特现象，那就是：即便你的播音功力已达上乘，也得到了魏琳组长及几个大牌播音员的首肯，那你还得通过另外两道关卡。其一，要得到三位英语老权威的认可；其二，最终还得取得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外国专家的同意。所以，在之后足有三年的时间里，我也只能是一名二流播音员。直到有一天，运气突然降临到了我的头上。

我记得那天我是上早班。完成了播音任务后，我回到办公室，正吃着外买的早点。突然，那位金发碧眼的加拿大女专家来到了我们的办公室。她一进门就嚷嚷：“我刚刚听完早班播出的内容了，其中有一篇关于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短评是谁播的”？乍听此言，我心中咯噔一跳，心里想道：“天哪，那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是我播的呀，可别出了什么差错啊”！我赶紧说道：“是我念的稿子”。这位女专家一听，大为高兴，接着夸奖道：“这篇稿子念得非常好，不仅语言表达准确，而且相当有力度、有气势”。专家的一席话让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消息很快传到了魏琳组长及三位女权威那里。她们立即把那盘录音带调了出来，仔细地听了一遍。到了第二天，魏组长就当众正式通知我：“从今天起，你可以播一些重要文章了”。听完魏老太太的话，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怎么啦？难道我一夜之间就从一个二流播音员跻身到了‘一流大腕’的行列”？当然罗，我心中着实感谢那位来自加拿大的女“伯乐”，但我心里很明白：“我根本算不上什么太好的播音员，只不过我的运气比别人好了一点而已”。

平心而论，我在广播电台工作了五年的经历对我以后的人生产生过巨大作用，因为那五年是我英语水平大大提高的五年；那五年也是我对英语这门学问敬畏有加的五年；那五年也是教会了我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电台的英语高手云集）。直至如今，我依然忘不了那一次别开生面的英语面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