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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张新泉先生是四川富顺人，是个打过铁，也被打成了铁的硬汉。当然，他也是一个满怀柔情与悲悯的诗人。他传奇的人生经历，人品与诗品，影响过当代诗坛很多诗人，尤其是对活跃在当代文坛的许多富顺籍诗人、作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先生不是一个爱闹热的人，当年多次婉拒家乡文坛为其召开作品分享会。作为一个来自富顺的文学中年，与张新泉先生仅在前年有一面之缘。但当年因先生一部《情歌为你而唱》而喜欢上诗歌，尔后多年，诗歌为编者疗伤，伴随编者经历人生的黑暗和高光。2023年中，拜读先生的《好刀，野水及其他》，不由再次感慨其淡泊与坚韧。遂兴起邀请几个诗人同读张新泉先生诗作的念头。感谢张媛媛、楼河、荣光启、赵学成、空灵部落、徐玉财等诗人、评论家的热忱，虽然个别作者的文章尚未交稿，但编者实在已按捺不住，现根据收稿先后辑录与此，以飨读者。（大可）
从词典中救出诗
——读张新泉诗集《好刀，野水及其他》
张媛媛
张新泉的诗歌是及物的。汉语新诗的及物书写是一种警惕浮泛抒情与宏观叙事转而关注日常事物、充满人间烟火气的诗学倾向。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写作：一个不及物动词》一文中，将写作分为及物写作( transitive writing)和不及物写作 (intransitive writing)两种。相较于传统的及物习作，巴特更推崇现代的不及物写作，他认为不及物写作是自律且超越功利性的，语言即是写作的对象；而在及物写作中，写作的内容高于语言，是为某种事物而书写，语言只是一种工具罢了。[1]罗兰·巴特的笃信与误读中，当代汉语新诗一度陷入追求“圣词”、“大词”或者“以词生词”的误区。纯诗追求固然理想化，却始终与真实世界有所隔阂。那么，如何才能维系词与物或者诗歌与现实之间微妙的平衡呢？
解答这一疑问，首先需要探究的是，词语在诗歌中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俄国语文学家、文学理论家日尔蒙斯基(В.М.Жирмунский)曾这样概括词的任务——诗人驾驭词语，而读者接受词语。日尔蒙斯基同时代批评家巴赫金（М.М. Бахтин）对他这位同行好友的观点却不太认同，在他看来，“读者要接受的并不是词汇本身，而是词汇中包含的对象表象，最终是词汇表述的对象本身。”[2]换言之，诗人运用的不是词语，而是词语的内容与意义，是事物与价值本身。作为所指之物的符号，词语直接地表现出诗人的构思与意图，“诗人同他的词语之间不应当存在任何距离”[3]。诗乃存在之命名，亦即通过词语而确立的存在；而“物是言语活动的极限，正如符号是物的语言。当语言边在自身中旋转边掏空自己时，语言才最终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符号指出了物，第无限多次实现了言语活动的力量”[4]。因此，诗人应当审慎地、从容地去使用词语，在对“物”的耐心观察与细密感受中，重新校正词语的意义。几十年饱经风霜的人生阅历，数十载用心沉淀的写作经验，让老诗人张新泉精妙地掌握词与物的天平，他屡屡从暮气沉沉的词典中救出鲜活的诗；以独到的“文火功夫”，淬得不饰流苏的好刀。手起刀落，削铁如泥，每一个词语都这样落在了实处。
在张新泉聚焦于物的视镜中，“词典”的出镜率极高。比如《文火》一诗，甫一开篇便写道：“词典里说/文火是火中弱火”[5]。诗人显然对这样的解释不甚满意——“文”绝不等同于“弱”——他以诗为砝码，调整词典描述与真实文火之间不对等的重量，将词典中的“火中弱火”修订为“火中智者”。全诗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对“文中弱火”这一定性的抱打不平。文火不猛烈，不危险，却绝不孱弱，它“漫不经心”“风度十足”，“不摇不曳”，气定神闲，“任你周遭雨去风来/冷暖嬗变”，依旧不改恬淡容颜。文火不急不躁，不紧不慢，同时不声不响，不卑不亢。它深谙四两拨千斤之道，充分彰显中华文化中以柔克刚的精髓。这种攻心为上的文火功夫也体现着张新泉的诗学追求。他的诗中绝没有“啸叫山野的浪火”或者“打家劫舍的猛火”，没有嚎叫似的发泄，也没有失控的狂欢、颓荡的放纵；没有口号似的疾呼，也没有感官的刺激、语言的暴力，甚至没有任何激动亢奋的情绪起伏。他的诗歌始终是理性的、智慧的，葆有从容、亲切而平和的品质。
《为亲切塑像》一诗就是诗人这种语言品质的典型例证。此诗同样以词典为开端：“我把她从词典深处/搀扶出来。我想为她/塑一尊永远的雕像”[6]。“亲切”是词典中诸多难以找到确切对应物的词语中的一个。它是抽象的，同时也是可感可知的。不同人看到“亲切”一词，脑海中浮现出的是不同的面容，作为一个呈现感受的符号，亲切指向家人的笑靥，指向熟悉的乡音，指向某个似曾相识的时刻。为亲切塑像，便是把这个确切的符号，以诗的形式具象化。张新泉首先为“亲切”赋予了性别，人称代词“她”，为塑像奠定了母性的、柔软的基调；接着是年龄，动词“搀扶”已然暗示了岁月的痕迹。月色、烛光、纺织娘、鸽哨、炊烟、草垛……一系列唯美、恬静的田园意象，为这尊模糊的雕像，赋予了清晰的轮廓。
从词典中救出那些被误解、遗忘或者失去形象的词语，是张新泉诗中的重要主题。长久以来，对于语言的蹂躏与败坏，已经让许多词语招致暴力，被庸俗化甚至“污名化”。在《小姐》一诗中，张新泉不无惋惜地慨叹：“已经不好用这个称呼叫那些年轻的女子了”[7]，而小姐原本是个“极美的称谓”。在诗人古典化的想象与追忆中，“小姐”是《西厢记》里的崔莺莺，是梁祝传说中的英台小姐，是交心的挚友，是相伴一生的妻，是月，是镜，而不是灯红酒绿。如“小姐”一般，因语境变化而含义被磨损甚至被玷污的词语不在少数，如密密麻麻的过江之鲫，泅渡于时代的浪潮，穿过明明灭灭的诱惑与命运的无形之网，湿漉漉地抵达新的语境。它们拼命从身上抖落无端的恶意与戏谑的调笑，缠绕的水草或渔网的碎片“濡湿一部厚词典/视线落处/沾满/鱼鳞”[8]。
张新泉的诗平实近人，极少用生僻的词语或艰深的典故。根据我的直观感受（而非严谨的统计），《好刀，野水及其他》一书中最常用的修饰词是“好”字。好，从女，从子，原指女子貌美。后泛指一切美好的事物，又表示同意、应允。作为程度副词，包含感叹语气；作为动词，表示完成完善；作为多音字，还有喜爱之意……总之，“好”字乃是汉语中最常用的汉字之一。诗人爱用“好”字，不是被它丰富的含义所吸引，或用宽泛的形容掩盖一时词穷，而是从其足够饱满的意义链中拆解出契合所写之物的一小段，再细细道来何为“好”，如何“好”。因此，“好”字常常出现在这本诗集的诗歌标题之中。比如被诸多研究者赞许的好诗《好刀》。在诗人笔下，何谓好刀呢？首先，好刀毋需多余的装饰，不要刀鞘，也不悬流苏，其次，好刀应握在人的手里，而不是“悬之以壁”。这两点实则是一点，务实不贪虚名。接下来，对好刀的形容也都集中在秉性之上，刚强又柔情，内敛而谦逊，最关键的是，厌恶血腥味。这种评价与人们固有地对一把好刀的价值判断——比如惩恶扬善，比如锋芒毕露，比如视死如归——已经截然不同。看来，人类对“好刀”的认识确实还很肤浅，而“好刀”不发一言，不失温柔敦厚之风度。
以“好”为题的诗歌还有《好人》《好狗》《好水》《好天气》《好家伙》……这几首诗的写法很相似，都是以具体的物象对“好”这一相对抽象的形容进行细化。比如“好人”被类比为“优质灌木”，“好狗”有“逼露成冰”的目光，“好水”则是“隐者”，“好天气”时，则有云正在抒情，而“好家伙”三个字，“有时你脱口而出/满嘴快感/有时你一字一顿/把一腔钦佩之情/念得神形兼备/有时你激情难忍/索性将那好字省了/冲着对方或对方的照片/嗔一声———家伙！”[9]真正的“好”或许就是在你形容某物时可以把“好”字省略掉。好刀就是刀，毋需悬饰流苏；好人就是人，毋需树碑立名；而好诗就是诗，毋需藻饰华靡。“好”字充当黏合剂，弥合填补了真正的词与真实的物之间的错位与缝隙。正如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所说：“思考某个词时，肯定会找到一种哲学体系。语言比任何直观都更加丰富。从词语中领悟的东西胜过从事物中所见到的。而写作，就是对词语作思考，就是聆听到铿锵的词语。”[10]对于想要“重写人类之诗”的老诗人张新泉而言，他所追求或许就是这样一声铿锵有力的“好”字、就是这样一首名副其实的好诗。
2023年5月11日
张媛媛，蒙古族，1995年生于内蒙古通辽市。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写诗兼事批评，诗歌与批评见于《诗刊》《星星》《民族文学》《作品》《当代作家评论》《上海文化》等刊。曾获第二届全球华语大学生短诗大赛二等奖；第十届首都高校原创诗歌大赛一等奖；第六届“抒雁杯”全国大学生诗歌大赛二等奖等，入选第十二届《星星》大学生诗歌夏令营。著有《耳语与旁观：钟鸣的诗歌伦理》（台北秀威，2021年）。
语言在表现中激发为生命意志的展示
——细读张新泉《大风》与《沉雷》
楼河
尽管诗人自己可能并不同意，但在我看来，张新泉先生的《大风》和《沉雷》是其诗集《好刀，野火及其他》中堪称杰作的最好作品，它们不仅在内容上呈现了真诚的感情，并且在形式上为这种真诚找到了新颖而同一的表达。这两首诗（包括其他几首诗）在整部诗集中也以强烈的抒情质地而区别于诗人其他的说理性、感悟性的作品。或许，说它们是抒情诗是粗疏的，更准确地说，它们是彰显了作者生命能量的强力之诗，即，它们并不是基于某一具体人物、事件的情感抒发，而是以此为起点，通过具有舞台效果的语言表演不断自我生成，最后以强烈的情感张力彰显出生命欲求解放的自由讴歌。对我而言，说理的诗即使因为融合了一种社会观察而具有了批判的力量，但它仍然会陷于宋诗一样的平常之中。显然，宋诗无法在情感的冲击方面与唐诗相提并论，尽管宋朝文人蔑视唐诗，并且轻视他们的词而推崇自己的诗，但宋朝人的精神世界却主要是由宋词保留下来的。唯有宋词才能与唐诗差可比拟。在我看来，这很可能与情感才是诗的本体所在有关，我们对诗歌有着天然的情感上的期待和需要，即使当下学院派的作品普遍被认为是种观念诗，但这一观念实际上更紧密地与自我对世界的态度联系在一起，其焦点是个性的展示，而不是思想内涵或道德原则的申言，因此内在仍然是感性的。除此之外，情感之所以对诗（包括艺术）如此重要，与人在世界上的处境有关，当我们说出一个“理”，这个“理”属于我们自己，间接地，它表明了我们对世界的占据，是一种主动性；但当我们说出一个“情感”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表达情感，表达我们在情感中的不能自主，它是被动的。换言之，是情感而不是观念更加深刻地展示了人，或者生命，在世界中的限制，一种无能为力。然而，正是这种无能为力，这种被动性，使得自由和解放——一种主动的生命状态——成为了人的崇高目标。由此，我们可以说，《大风》和《沉雷》等作品之所以激动人心，就在于生命在限制中萌发出了强劲挣脱的张力，它们不是具体的抒情诗，而是生命意志之诗。作为写诗的同行，对于整部诗集来说，《大风》和《沉雷》等让我看到了诗人的普遍性，而集子里的其他作品却更深刻地显示了不同时代的作者之间的区别。这些“其他的作品”，我认为它们的主题都表现得相对具体，人与事或者某些社会现象构成了它们的主要内容，但对于当代诗，尤其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写作，其主题却是相对抽象的，这种差别在我看来实际上就是革命年代与平庸年代的差别。在平庸的年代，我们更加难以找到生命的意义，如果这一意义落实在诗歌身上，就意味着我们越来越难以在日常生活中发现那些足以令人震惊的时刻，这既是一种现实，也塑造了当代风格的软弱，我们已经无法通过对世界的惊叹来完成一件作品，更需要通过观念——主要表现为对世界的态度——来获得作品的意义。这种社会性的现实让当代诗越来越趋向于当代艺术，它让自己成为一种个人主义的展示装置，突出差异，而不是寻求共同的属性。而在张新泉先生的许多作品中，我仍看到弥合裂痕的意图，这让他的批判性建立在一个积极的基础上，也朝向了积极的终点。换言之，与当代实验性的作品意图以否定突出自我不同，张新泉的批判不是意图否定，而是意图肯定。或许对于革命年代，其中的痛苦是蕴含着解放的欢欣的，而对于平庸的年代，则是抑郁取代了痛苦让人在愈加理性化的社会系统中成为孤独的个体。当代诗适应着当代社会的处境，同样呈现着平庸、抑郁和孤独的色调，由此，像《大风》《沉雷》这样爆发着生命热望的诗就显得像个拯救，一种普遍的拯救，拯救我们精神的轻盈与迷茫，拯救我们与世界的疏离：在这两首诗里，我们能够通过对情感始终如一的需要，显示出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必须进行的链接。不论是《大风》还是《沉雷》都起自于一个批判的意图，它们对宏大主题展开的反思，与诗人的过去经历有关，但在表达的进展中，语言自我生成了它的主体性，于是更加强烈的生命姿态便取代了具体的批判，而让痛苦的经历由承受逆反为抗争，并在戏剧化的舞台场景中，使这种抗争意识变成生命力量的展示。因而，站在另一个角度，生命意志在世界之中的凸显，意味着生命的实践实际上是场演出，它渴望着属于自己的舞台和时机。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在《大风》和《沉雷》这两首诗不仅能看到一种戏剧化的力量对比，也能在诗的语言节奏和意象的陈设中，看到舞台表演的迹象之原因。在此意义上，这两首诗也向我们呈现了生命与艺术本质上的相合。
在《沉雷》中，生命充斥着痛苦的激情，但同时强烈地颂扬了理性（它是生命的内容之一），它像一曲浪漫主义的赞歌，对崇高与伟大的意象既表达了批判，又充满了不息咏叹。诗的开头部分起始于一种临界状态，在沉默与爆炸之间，一切事物都在其中萌动，随之则塑造了一个中心化的主体，并向它发出赞颂，让这个主体不无一种君王的形象：
在远方咳一声嗽
世界就安静下来
灭去灯火，无边的灵魂
都朝向你
这里的“你”，显然就是与“沉雷”伴随的闪电，诗人用第二人称称谓建构了诗的对话框架，但“我”作为“无边的灵魂”之一，地位上显然低于创始者的“你”，因而这种对话并非平等的表示，仅仅表明“我”对神圣存在的单方面需要。
诗的第二节我认为是荷尔德林式的，它不像第一节那样充满了形象，而是诉诸于真理性的言说。在这里，一个条件句和一个包含转折的陈述句既展示了思想内容，同时以简洁而充满变化的节奏让这个内容取得了形式。换言之，尽管诗人说它——那个第一节中如君王般的“你”——“不屑于成为真理”，但它仍以一种缓慢而重大的语调让这个理性的象征获得了崇高的形象。这一理性是关于沉默的：
唯其远，敬畏才有了距离
以警示代替言说
却不屑成为真理
如此，它不是形象却拥有了形象；更进一步地说，是一个内在的思想性内容在特定的语调中被强化出了一种比之于文中“不屑于成为”的“真理”更加伟大的存在。这一存在具体而言就是第一节中的“你”，它是人格化的，却充满了神圣的意味，既超越了人世，又与人世相关。当诗人说“唯其远，敬畏才有了距离”之时，他实际上是说这一伟大的存在虽然兼具了空间与心灵上的难以靠近，以及沉默（无言）的阻隔——“以警示代替言说”，但仍然激发着靠近和言说的欲求。因此，它同时是超越性的存在，超越了真理，也超越了命运，但却以一个称谓——“你”——证明了与“我”具有某种内在关系，尽管这种关系并不平等：
在一切命运之上
在一切威严之上
巡天的红日从你足下起程
大鹰的独旅，自古至今
都秉承你的旨意
在这里，“你”不仅是具有崇高权威的君主，更是俯瞰地球的天神。这一至高的权力带来了死亡及其狂欢，而这一狂欢以启示的身份说出了一个真相：沉雷所象征的绝对存在就是死亡本身。死亡之所以带来狂欢，与诗最初表现的临界状态有关，这个临界状态像一个等待拉开的舞台，启发着大幕拉开后的万物演出。因此，在狂欢中，死亡含着笑意，而死者的邻人在死亡狂欢的激励下，免除了生命对于俗世的诱惑，重拾了生命的本真：
这时一个老人含笑辞世
他说，是你为他定下了行期
而广场上那个乞丐
举起残损的全部兴奋
毫不在意脚下四散的钱币……
死亡超越了命运，也让真理失去了意义，但死亡所具有的狂欢形象却唤醒了生命，生命的自动性在死亡抛出的被动性面前不仅迎来了勇气，并且获得了自我反思的机会，它看到了自己正是在死亡的终结面前而让生命的可能性浮现出了意义。作为意义的生产，死亡是生命的压力装置，激昂着奋斗的欲望；而作为对意义的消除（“不屑于成为真理”），死亡产生的惊惧又让生命变成单纯的肉体式的过程，引向享乐主义的兴奋欢呼。由此，生命是朝向死亡的，被死亡限制，也被死亡唤醒，于是，向死而生便是人之为赤子的基本要义：
你且前来。雷呀
驰你的车辇，扔你的火球
看我掷帽弃衣，自剥其皮
向你裸呈人子原初的躯体
我将重写人类之诗
在飞蝗般的雨阵中
接住你的第一声霹雳
如果说《沉雷》是在死亡中反思生命，由此获得向死而生的勇气；那么《大风》就是在生命中感受死亡，进而让生命变成一种警示，显示出伦理背后的真理属性。在这里，死亡因为其确然的属性而与真理联系在一起，为世界之应然的道德法则提供了依据。生命必须展开自己的行动，这不仅是死亡带来的意义压迫所致，同样与死亡作为真理带来的指引紧密相关。换言之，死亡不仅是生命的动力，激发它的行动，同时也构成生命的目标，引导了它的方向。对于前者，死亡让生命产生了狂欢，而对于后者，死亡为生命带来了海德格尔所谓的筹划。于此，《沉雷》是让我们在死亡的惊惧中激发出生命的狂欢，而《大风》则反向而行，让我们在放纵中感受死亡的惊惧，进而为生命的过程设立道德与目的。这首诗还有整部诗集鲜见的神秘色彩，它对心灵的描述比《沉雷》更加幽微，精神并不义无反顾地前进，而是有所徘徊和反思，最后才在压抑中释放其原始能量。
诗歌开始便是三对复沓性的长短句，通过重复和对比的节奏感以隐喻说明大风的强力，然后才以密集的鼓点呈现大风的形态：
疑心把黑云追得满世界逃亡的风
不止五级
把人从梦中揪出，把惊惶刷满眼瞳的风
不止五级
把一棵树押到窗前，让我看鸟死巢倾的风
不止五级
五级风并不是狂风，但这样的语言节奏却像狂风绷紧的琴弦。三对句子在结构上是并列的，但它们的蕴含却有层层递进的关系，是一个由远及近、逐渐具体化的过程。第一对句子“疑心把黑云追得满世界逃亡的风”，既是风在视觉上的远景，也是风在心理层面的定性：一种强烈的否定意味。第二对句子“把人从梦中揪出，把惊惶刷满眼瞳的风”，不仅是上述心理的加强，同时指出了这阵风突然而至、出人意料的事实。因其否定与突然，风带来的心理感受具体为“惊惶”。第三对句子“把一棵树押到窗前，让我看鸟死巢倾的风”，指出这风是纯粹的象征，象征了某种运动。在这里，树被拟人地使用了——“押到窗前”，但实际上是对人的拟物：一个人被非人（像一棵树）地对待，而成为刍狗式的没有道德能动性的事物。但在此处，诗句表面上又是拟人的，于是产生这样的间离效果：当一个没有道德能动性的“树”以“押”这个动作来到“窗前”（即你的面前）之时，它又保留了一种道德容受性，让你获得这样的认知——这样一个不能做出表态和决定的生命，却像一个有着充分生命的人一样能够感受自己遭遇的痛苦。对这一痛苦的察觉产生了一种同情，我们知道这棵树是会痛的，因此“鸟死巢倾”便构成了命运与共的比喻。
笙箫狂吹。锣钹混响。万音齐鸣大合奏
一只变态的埙，尖叫着在众声之上蛇立
人被大风隔离。心被大风掏空
灶台上的蟑螂。笼子里的宠物。电话
全都陷入假死。……
对大风形态的呈现过程同样混合着复杂的隐喻，它具有双重功能，一种功能在于描述风的形态，譬如“笙箫狂吹。锣钹混响”，我们可以简单地在它们前面加上喻词，从而让大风获得活泼的形象。而另一种隐喻的功能更加隐秘，它指出的是大风带来的后果，我们可以将它们改造为条件句式，显示其内在关系，譬如“人被大风隔离。心被大风掏空”这句，就可以通过增加连接词而改写出两者的假设关系或因果关系：“人被大风隔离”，因此“心被大风掏空”。对于后者，它显然具有社会属性，尤其当诗人说“灶台上的蟑螂。笼子里的宠物。电话/全都陷入假死”之时，我们看到大风带来的后果不仅掀翻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还将我们对整个社会系统的彻底依赖显示了出来：如果电话因为大风而集体宕机，同样会产生“心被大风掏空”的虚无和渺茫，而这实际上是指证了系统的脆弱。同样，如果“蟑螂”和“宠物”是人的喻体，则指出了人的卑微与被控制的状态。
系统的脆弱进一步前行就会显示出人的脆弱，因为社会系统本质上是由人所建构的：
……而追问与缉拿
无所不在。被震慑钳住的神经
甚至不敢做出轻微的战栗
“追问与缉拿/无所不在”是个比喻，它是与前一句“电话/全都陷入假死”对应产生的，这是一个现实中的不可能，同时又是一个心理上的真实：当电话不能拨通，追捕便难以施行；但当追捕因为技术不能施行的时候，它又变成一个随时可能重启的事件而让每个人都担心自己是嫌疑人。如此，似乎每个人都对自己的现实处境感到疑虑，于是在大风吹起、追捕的隐喻像网罗一样逐渐降落的时候，“神经”将被“震慑”到“不敢做出轻微的战栗”的地步。这是对自我可能同样是嫌疑人的心理状态在恐吓之下的冻结反应。
接下来的描述在事实层面是大风的形态，但在心理层面却是大风的后果，诗用密集的节奏勾画出紧张的事态，并显示出人际关系的链接，指引着自我与他者的状态：
一些门窗被强行撞开又砰然合拢
碎瓦般从楼上泻下谁家的玻璃
（这惊心动魄之声有些是冲你来的
喧嚣中各人且把狂跳的心听个仔细）
“谁家”是个他者，但他不是完全的陌生人，而是与“我”具有相邻关系的第三者。在日常生活中，“我”与“他”很可能并不发生交往，只有在大风的作用下两者才相遇在一起，构成一个“我们”，而使大风成为一个世界意义上的“大他者”。“我们”在危机中联合成为一个内部，但这是一个假象，因为在内部之中，“我们”仍然是被分散的个体，尽管命运相似（对于“大他者”而言），却因为拥有自己的主体性（一颗“狂跳的心”）而需要独立承担各自的难题，这也许就是人的本质孤独。
“这惊心动魄之声有些是冲你来的/喧嚣中各人且把狂跳的心听个仔细”，两句之中的后一句的句法像戏曲唱词，使得面对恐惧时的“狂跳的心”同时具有狂欢和表演的面相——它是令人惊颤的事物，似乎也强烈地吸引人去迎接；而前一句的“你”则凸显了“我们”之间的分离，“你”仍旧是独自的个体。
所有的烟囱和钟楼都吹着长音
谁在风口狂奔？谁在夜色中藏匿
谁的掌纹突然断裂
谁的双眼盛满虚幻的钱币……
到了这里，“所有的烟囱和钟楼都吹着长音”就与前部分的“笙箫狂吹。锣钹混响”有所区别，它不仅是对大风的拟声，同时也是大风布置出的舞台上的背景音乐，进而，“谁在风口狂奔？谁在夜色中藏匿/谁的掌纹突然断裂/谁的双眼盛满虚幻的钱币”这四个连续铺排的句子便同样具有了“喧嚣中各人且把狂跳的心听个仔细”这样的唱词意味，可以视为迎向大风的狂欢性的演出台词。
如果说大风具有道德性，那么诗人对这一演出的内容是持批判立场的，从隐喻的角度，“风口狂奔”和“夜色中藏匿”对应了强横与阴郁的人心，而“掌纹断裂”则是对它作出的解释：这是坚固的命运般的定律被打破后的结果。如果说，“风口狂奔”与“夜色中藏匿”是行为，那么“双眼盛满虚幻的钱币”便是它的目的，由此，钱币构成了对掌纹的替代，一种清晰的并且看似牢不可破的规则（掌纹）已成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变幻浮动的估价（钱币）。世界的不确定性升涌上来，与大风的狂吹同步发生。笔者对这种世界性的变化持中立态度，掌纹断裂所意味的现代性（解放的）宏大叙事的崩溃，在后现代仍在进行的状态，在事实上还无法作出总结性的评价。并且，显然，充斥着宏大叙事的革命年代对于平庸年代更像一个威胁。
是时候了！向某些清白与崇高投去质疑
也许缉拿的对象就是现在抱紧你的人
而东窗事发今夜必须就范者竟是自己
这是一段战斗性的语言，如果不仔细，它的表述会让人产生误解，认为这场战斗是朝向“清白与崇高”的解构，是对大风的肯定，但如果注意到这一“清白与崇高”是被“某些”限定的，就会理解，战斗实际上是对“清白与崇高”的匡正。显然，限定词“某些”是对“清白与崇高”的污染，使后者打上了引号，诗人质疑的并不是“清白与崇高”，而是污染它的“某些”。解释至此，我们或许会以为“某些清白与崇高”是作恶者的面具，而被“缉拿”的人就是作恶者，因此确认了诗人的批判指向了被缉拿的人，但作者后续的表述否定了这种理解。
善辩者失语！亮丽者晦暗！猥琐者成泥！
很明显，“善辩者失语！亮丽者晦暗！猥琐者成泥”是大风摧枯拉朽后的牺牲。诗人在这里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复杂，“善辩者”“亮丽者”“猥琐者”具有不同的价值色彩，但以同样强烈的语气放置在一起，似乎显示了对它们相似的感情。由此，如果善辩者”“亮丽者”“猥琐者”就是被缉拿的人，那么诗人的批判就并不指向他们。诗人仿佛对大风带来的改变是道德中立的，他只是在惊叹这种变化，这种惊叹无善无恶，犹如浮士德对“伟大”的惊叹。换言之，大风内蕴的崇高性超越了所有世俗价值，而让大风本身成为唯一的目的。
仿佛这就是天地不仁的表示，但接下来的诗句又对这种表示作出了反思，它构建的场景让我们回到了那个革命年代，而它使用的语气却不无被伤害者的反诘与控诉：
这是警示与清算的时刻；难得的吉日良辰
凌厉风声过处，休想保住哪怕隔世的秘密
审问在灵魂中进行，直至每块骨头每滴血
瑟瑟发抖的还有你晾在阳台上的裤头、衬衣
“警示”“清算”和“审问”，是比“追问”“缉拿”更有时代特质的语言，这似乎申明了诗的非象征性，仿佛其中的抗争具有明确指向的：它是个人经历的隐喻性描述。但到了诗的最后一节，这种确定性又被翻转：
这猛兽般扑来巨蜥般遁去的风
正好五级
留下恐惧之夜送来硕大红日的风
正好五级
五即无。又是天清气爽，皆大欢喜
但肯定有一双眼在昨夜的高处
透视过水泥丛林中的众生
并默许了我这些写在风中的文字———
立此存照！以此为据！
这是一个回环性的终结，它再次用表演性的语言确认了诗的狂欢色彩，也让它更像一出虚构的舞台剧。同时，诗人还用“五即无”说明了暴虐的大风内在的虚无性质。
但这虚无是力量的确实，还是死亡本身？如果是后者，那么迎向大风的抗争便有了向死而生的意味，而诗的最后一句“立此存照！以此为据！！”则表明文字是抗争的重要形式。由此，我们便能升华出这样的认知：写下来等于活下去。换言之，写作就是生命的一种重要实践。
与诗集中的其他作品相比，《大风》和《沉雷》的结构、句法和节奏显然是更加丰富而生动的，如果我们认为作品的内容和形式必然追求合一，那就意味着只有强烈的内容才需要如此生动的形式，也只有如此行事才能匹配其内容。因此，在另一重意义上，形式作为生命的实践，只有在相当的强度下才能爆发为风格，通过绝对的差异——一种对世界的充分感受——显示其独一无二的特征。换言之，情感之诗相较于理念之诗更具有生命的意味，而这两首诗带来的艺术表现就是对这一观点的论证。
荣光启
已经年逾八十的张新泉先生，曾经从事过多种干苦力的行业，比如铁匠、纤夫。读他的诗歌，我们能体会到一种历史感、人世沧桑之感，同时，能看到诗歌中的那个“我”，是一个与命运顽强抗争的形象、有一种坚守个人品性的意志。无论是“好刀”还是“野水”，其实都是在隐喻这种个人品性。如诗人自己所说，这是“骨子里的东西”：“我们景仰的/美德和品性/也住在206块骨头里”（《骨子里的东西》）《刀语》一诗曰：
磨刀人目不斜视
死死盯着刀口
绷紧的剑眉
竖两道锋芒
世间油水多
锈已稀少
钝，是所有刀具
普遍的硬伤……
有人送匕首来磨：
“这种铁器喜血
我只有清水
见谅，见谅”
世间之刀，普遍钝化；匕首之类，喜血嗜血；磨刀人“只有清水”、磨刀人的“剑眉”、“锋芒”之形象，其实暗示了真正的“好刀”是这位磨刀人，或者说某种锐利的、值得珍惜的力量，乃是磨刀人“清水”一样的品性。此诗可谓凝聚了张新泉先生“好刀”系列和“野水”系列诗作的双重意趣。
无论是从事什么行业、在命运里如何流离，张新泉其实都是一个“劳动者”的形象：做铁匠，在铁匠铺中挥汗如雨（《在打铁房洗澡》）；做拉纤的船夫，就是“在滩水的暴力下……还原为/手脚触地的动物”（《拉滩》）。一个个真实的劳动场景，在张新泉的笔下，其本身是美的，是人的创造之属性的象征，在无定的人生中，可能唯有“劳动”，带来希望：
《劈柴人朝手心吐了一口唾沫》
看见这汉子时
他已经劈了一大堆木柴
棉帽的两只护耳
鹰翅一般扑扇着
这就让雪被下的木屋、栅栏
有了生气和动感
我经过他身边时
他正好拄着斧柄
狠狠地朝手心
吐了一口唾沫
棱角粗硬的五官
透出灼人的强悍……
年轻时在一家打铁房
我也这么干过
所以我欣赏这个细节
并相信这个山地男人
能将飘飘飞雪
啐作蝴蝶满天
作者这一次将自己从劳动场景中疏离出来，观看他人的劳动。这里的叙述细腻、真实，“我”对这个场景的“欣赏”，其实也是一种自我肯定。那个被欣赏的“汉子”，也是诗人的自我形象，和张新泉诗中经常出现的“磨刀人”、打铁匠等形象类似，是“强悍”和力量的彰显。“狠狠地朝手心/吐了一口唾沫”这个细节，非常动人，传达出一种对命运不屈抗争的“狠”劲儿。
这种关于不同行业的劳动场景的书写，是张新泉诗歌中非常动人的部分。关于打铁、拉纤等几近失传的苦力活之叙述，在张新泉诗作中，并不是只有旧时代的记忆、民俗或异域奇观之意味，而是暗示劳动者的坚强意志、人的某种不屈的自我形象。在《拉滩》一诗里，诗人写道：
在滩水的暴力下
我们还原为
手脚触地的动物
浪抓不住我们
涛声号叫着
如兽群猛扑
一匹滩有多重
一条江有多重
我们 只有我们清楚
是的 这就是匍匐
一种不准仰面的姿势
一种有别于伟岸的孔武
热得嘶喊的汗
一滴追一滴
在沙砾上凿洞窟
船老大在浪上咒骂
骂得无法无天
骂得好粗鲁
轮到我们骂时
我们只仰躺着喝酒
仰躺着 把匍匐报复
此诗核心意象是“匍匐”，这种不准仰面的“孔武”，其画面让人震撼。相对于猛兽一般暴烈的自然场景和船老大对于自然场景的咒骂，“我们”的沉默，更有意味：这是对命运的臣服还是对命运的不屑？“只仰躺着喝酒”，似乎是胜利者的形象，是高强度的劳动之中的短暂歇息之惬意。无论如何，特定的劳动场景和劳动者的形象，在这里得到极有力量的呈现。
真实的劳动场景以及隐喻人性美德的劳动叙述，构成了张新泉诗歌写作的重要部分，也正因为自己作为劳动者的真实，他对这个世界上的劳动场景与实质的变化有更深的体察。在另一个向度上，这位劳动者诗人，面对今日世界“劳动”的失“真”，他对于世界和“劳动”的反讽同样值得重视：
《劳动节》
劳动不再仅仅是
开火车，抡铁锤，种庄稼
劳动还包括炒股，看风水
叫卖真丝胸罩连裤袜
劳动要有功于社会，有益于人
所以禁止卖淫，不准捉青蛙
劳动节这天不劳动
天气好，太阳像朵花
今天的“劳动”，不再是“开火车，抡铁锤，种庄稼”这些实在的行动，还包括“炒股，看风水/叫卖真丝胸罩连裤袜”这样的形态。世界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法国思想家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2007)在其名著《象征交换与死亡》（1976）中即阐述过这种变化。波德里亚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仿象”的时代，此“仿象”有三个等级，即“仿造”、“生产”与“仿真”：“仿造是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古典时期’的主要模式。生产是工业时代的主要模式。仿真是目前这个受代码支配的阶段的主要模式。”（《象征交换与死亡》，车槿山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年版，第62页）劳动，在“仿造”时期是对自然的模仿，这是第一级的“仿象”。而仿象世界的第二等级则完全不同：“第二级仿象则通过吸收表象或清除真实（怎么说都行），简化了这个问题——总之，它建立了一种没有形象、没有回声、没有镜子、没有表象的现实：这正是劳动，正是机器，正是与戏剧幻觉原则根本对立的整个工业生产系统。不再有上帝或人类的相似性或相异性，但有一种操作原则的内在逻辑。”（同上书，第68页）这是一个“工业仿象”的时代，事物失去了最初的目的与属性，一切服膺于人单方面的需要。诗人当然会感受到这个世界的变化，他有一首诗就叫《仿真时代》：
水印和暗处的伟人头像
已仿制得天衣无缝
面值愈大的钱币
愈有理由让我们诚惶诚恐
一个农妇为一张二十元的假币
在市场上哭完了一生的泪水
一头注水猪在长夜里
痛得自寻屠刀
至于用炭粉喂出的乌鸡
据说已黑至每一根睫毛……
无边无沿的仿制业
正突飞猛进
重阳节无须九月九
嫁接的茱萸
真实得怀念欲滴
踏一座人造的土丘
就算登高
“无边无沿的仿制业……嫁接的茱萸/真实得怀念欲滴踏一座人造的土丘就算登高”这些描述，正是“生产”时期的特征。如果说人在第一等级的模仿性的劳动中，还能体会到某种实在性的话，现在的“劳动”、“商品”、“真实”这些概念，都变得不再真实。“劳动还包括炒股，看风水”，这是诗人对今日异样的“劳动”之概括，事实上它也道出了世界的一个真相：和“劳动”一样失去真实性的，还有我们所面对的“现实”：无论是“炒股”（数字化时代的重要象征）还是“看风水”（文化符号的集成地带）、无论是科学还是伪科学，“现实”都不是我们面前的世界，一切都捉摸不定了。这才是波德里亚所言的“仿真”世界：“真实”被替代了，一个没有本源的“仿真”的世界占据了“真实”的空缺，我们必须借着代码（计算机科学）、符号（各位文化符号）才能认识这个世界、才能有效地生活。“现实”在一个极端科学化、技术化、资讯发达、信息爆炸、日新月异的世界，变成了光怪陆离的“超级现实”：“这也是现实在超级现实主义中的崩溃，对真实的精细复制不是从真实本身开始，而是从另一种复制性开始，如广告、照片，等等——从中介到中介，真实化为乌有，变成死亡的讽喻，但它也因为自身的摧毁而得到巩固，变成一种为真实而真实，一种失败的拜物教——它不再是再现的对象，而否定和自身礼仪性毁灭的狂喜：即超真实。”（同上书，第95-96页）
《风又吹》
许多朝代都趴下了
尘世太脏，还得使劲吹
把众多纸做的泥做的冠冕吹破
送鳏夫寡妇入洞房
让不朽和永恒统统作废……
我含着这缕风
是专门留给箫和埙的
天低云暗时，替一些人和事
唏嘘，流泪
在这个“仿真时代”的语境中，张新泉说“尘世很脏”，似乎并不是完全是道德批判，而是一种对现代世界图景的无奈。这个世界被代码化、符号化了，作为主体的人在其中弥散了；传统的“劳动”场景也正在消失，劳动本来作为人的一种本质，人与命运抗争、试图去把握世界的主要方式，人的生存价值之体现，现在这一切都失去了确定性——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命运：“劳动”失“真”、“现实”隐晦，存在失去了目的，行动的意义含糊不清。在《活着》一首诗中，张新泉写道：
越活越旧和越写越淡
都具有惊人的相似性
写得再黑，最终都将归至无痕
活得再久，骨灰盒的形状都不会变
高跷可以踩一阵子
好玩
有论者称张新泉这种诗风“直白。犀利。实话实说却常常让人忍俊不禁”，在我看来，这种看似“忍俊不禁”的无厘头的话语（“高跷可以踩一阵子/好玩”），可能是最认真的、最有诗意的，它对应了我们内心的一种恐惧：是不是除了死亡，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真的有确定性？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活在这缺失了目的和意义的世界，是一种冒险，如同踩“高跷”，你确实可以去“踩一阵子”，它是“好玩”的，也是危险的。如果说张新泉先生的“好刀”、“野水”系列是赞美劳动者、隐喻某些人性美德的诗篇，充满了力量和美感；那么他的那些反向的感叹今日的“劳动”、揶揄自己与人世之作，则对这个世代的严峻的批判。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人仍然是一把直指世界内里的“好刀”。
老愈天真张新泉
赵学成
在自选诗集《好刀，野水及其他》的开篇诗作《自画像》中，张新泉以俏皮而欢悦的口吻刻画了一个老顽童的自我形象，其胸臆直呈、爽飒痛快、风骨毕现的诗歌面貌，堪称一个总括性的诗学动作。
谈论张新泉，有很多介入角度；博大丰富如张新泉，也确实经得起各种角度的考量。从这本诗集的名字来看，“好刀”显然统称如《好刀》这样彰显风骨和精神高标的题材风格类型，“野水”则统称那些“在低处歌唱”、凝目社会底层的作品类型——除了这两大“类型”外，“其他”尽管驳杂，有的面目和棱角可能甚至并不十分清晰和显豁，但也是张新泉诗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比如，张新泉相当一部分诗作，处处透示出一种天真之气、灵慧巧思与幽默感的混融状态。在不同诗作中，上述三个质素的占比、配额和侧重会随机变化，呈现出一种风格化的动态肌质。考虑到张新泉的年龄，这种“语言的快乐”及其背后绵延的诗歌风神，在他一代诗人中可谓凤毛麟角。他没有丝毫的匠气。论及语言的鲜活度和对时代文化的抓取力，他“很放得开”，几可与最前卫的诗人相媲美。不因循，不守旧，不自囚，但也不盲目趋新，不步追时风时尚。这是心态，也是素养，更是境界。
《鸡毛蒜皮》用嘲谑、嬉戏的笔触摹画出时代荒诞的浮世绘和残酷的生存本相，洋溢着一股鲜活到近乎顽劣的解构之力。《流水账》以精简到极致如“流水账”的笔触叙述了人的一生，读之令人惊骇不已。《小街上的孕妇》写三个孕妇走过小街的情景，其欢快、温暖、柔情，散发着美丽动人的人性光晕。其他如《头衔》中辛辣的反讽，《蒙山月》《在墓地打盹》《飞来一只蜻蜓》《小国战机》等诗作中巧妙的遐思，都是机智而幽默的天真之作。机智，但并不炫技；幽默，但并不油滑；天真，但并不简陋。一切都恰到好处，恰好是一种张新泉式的天真——一种入骨入髓的诗人之真。
对韵律和押韵的执拗坚持，使张新泉的诗获得了一种歌谣（慢）或者快板（快）性质。这种松散的押韵，也直接参与了张新泉诗思、想象、节奏、语气、修辞的编织与生成。这种独特的从声音角度出发的诗体建构方式，在自由体诗一统天下的当下，显然已是空谷足音了。
在《天生我才》这首作为“代后记”的诗作中，那个“朝着月亮笑”的诗人依然一派天真，“入不了流派，进不了圈子”，与《自画像》恰好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一位始终“和命运站在一起”（《不见不散》）的诗人，正是老愈天真张新泉。
（赵学成，豫人，写诗，兼事批评，现居江苏南通。）
为尘世打磨智慧的钥匙
——浅评张新泉自选诗集《好刀，野水及其他》
空灵部落
写诗是危险的，其极大的诱惑性往往使人防不胜防而孤独终老。如果穷极一生来写诗而又神清气爽不后悔，那必定是诗道中人的强者，在生存的困境之中具有逢凶化吉的真本事，并对诗歌富有沉潜一生的终极梦想。鲁奖诗人张新泉正是这样一位使人敬仰的著名诗人。最近，他以八十二高龄将过去的诗歌作品精选成集，既是一次对生命回望的诗意总结，又是对诗歌来者的友情馈赠。
张新泉，1941年出生于著名的“才子之乡”富顺县。其早期从业异常艰辛，在江码头扛过包、船头前拉过纤、火炉旁打过铁……都是底层劳动者无法可选的活路。诗歌是他的倾情之星、希望之星的星星之火，写诗改变了他的命运。读他的诗，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诗人劳动者的气血、平民阶层的生命感与质朴的民间立场和视角，真实而动情，尤其是在人们难以决策“写什么？”这个困惑问题上，给人以示范和启迪。在漫长的岁月中，诗人们对平民生活视而不见，他却在写《渔人》《一个盲人在爱他的孩子》《带伤的人》《带红枣的人》《剃头匠》和《韩二哥走了》等等，这些诗作既是诗人维系情感之需，也是诗人立命的十分重要的一部分，虽然自选此类的诗还不够多，但都不是可有可无的漂浮之物，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坐标，是诗人写作的根基，其诗也就有了辽阔的气场和旺盛的生命力。诗人曾在《烤薯店》一诗中写道：“我想我注定是民间的土著”，并用隐喻写了一首《在低处歌唱》，充分表明了诗人的精神维度，并由此倾情而呈现了诗歌的生命底色。
生而为人，识天识地识人是人的生存之道。张新泉着力将人生阅历和生命的感悟写入诗中，特别是在物象之中挖掘诗意、顿悟生命、思辨哲理而收获颇丰。《好刀》《好人》《好水》以及《文火》等等佳作，而以《好刀》为主打诗的诗集《鸟落民间》（成都出版社，1995年）荣获了首届鲁迅文学奖。笔者有幸珍藏了这部诗集，之于我，它是一个标杆的存在，也是一个时代的象征。诗人对“好刀”禀性的深入挖掘，发现了前人未有之发现:“好刀在主人面前/藏起刀刃/刀光谦逊如月色/好刀可以做虫蚁/渡河的小桥/爱情之夜，你吹/好刀是一支/柔肠寸寸的箫……”。好刀的刀性乃手握刀柄之人的人性，鲜明的象征意义将好刀作为好人的标准，于是数十年的功夫，岁月打造了诗人“好刀”的形象，确乎已经人诗合一，使诗人张新泉与“好刀”互为镜像。而之后的《文火》则是表现社会意识的处世之道。之于水，有细水长流、滴水穿石；之于火，“所谓文火/即是火中智者”，以攻心为上。也许，一个曾经身为铁匠的诗人，不可或缺的对铁与火有着深入骨髓的情感和毫不意外的另类思考。
诗歌是孤独者的言寺，也是一个人的宗教。哲学家费尔巴哈在《宗教的本质》一书中明确写道:“自然是宗教的最初原始对象。”面对自然，诗人张新泉是如此禅定。他以自我的身体与思想去度量自然，认识自然，理解自然，从而“道法自然”，以及客观地反映社会的现实存在，坚持以小博大，真诚走心，面对千山万水显得镇定自如。如《过江之鲫》《缘分》《骨子里的东西》等等，诗人从自然的生息之中摸到了生命的命门，由此打开了生命的空间而豁达、宽容与仁慈。诗人常常专注于某一对象物，深入其内部，进行灵魂体验与感悟，去获得并展现独有的认知，不入派、不站队而独辟蹊径，自成一路。诗人不是从上而下的“社会实践”，而是生于乡间，在主观上隐于自然与社会的生命体，从诗歌的小径走向四川省作家协会，并任《星星》诗刊常务副主编，直至退休，阅人无数，更是阅诗无数，对诗歌传统和西学没有照搬套用、移花接木，而是坚持已见，成竹在心，一路将诗写成了澎湃的江河。而在《牛吃草》中，诗人绘声绘色写牛吃草的过程与细节，牛与草各自内心的变化与态度。他并不是去寻求盖棺定论的结果，对牛来说，结果与人的命运一样。在东方诗学中注重生命的过程而轻结果。因而你看到了牛对吃草过程的享受，以及草被啃过的愉悦。诗人以禅宗觉悟的方式去呈现大自然的道理，去顿悟庄子的“游鱼之乐”，这与“牛吃草的欣喜”有异曲同工之妙。笔者系统地阅读过诗人《张新泉的诗》等四部诗集，也品鉴评论过他的诗歌，对其诗甚为喜爱，也深受启发。前几年，在富顺县举办的一次端午诗会期间，满头银发的张新泉先生拉着我的手，亲切地说:“这次来参加诗会，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看看空灵部落”。这让我倍受感动，能获得新泉老师的首肯真是莫大的鼓励而难以忘怀。
读了这部诗集，必然会注意到，诗人对人生命的终结之死亡甚有研究。人不过百，这是生命的归宿，也是自然注定的宿命。尊祟自然之道，紧握直抵终点的单程车票而沿途观看风景，乐意将余生再续诗歌之路，彰显了一个诗人的执着和定力。也许，诗人灵魂的超脱而异于常人，的确能坦然面对死亡，《冥衣铺》《送一个人去天国》《陪母亲去墓地》《我的葬身之地》《太平间》等等，乐此不疲地写到生死而泰然处之。他在《宿命知道》之中仿佛在告诉人们，该来的终归要来，生命之中没有省略模式。他写《活着》:“越活越旧和越写越淡/都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写得再黑，最终都将归至无痕/活得再久，骨灰盒的形状都不会变”。《在墓地打盹》更是直接表现了诗人正视死亡的心境和直面人生的妙趣:“在墓地打盹//约等于/为长眠热身”。面对历史长河，应该说，读史即是阅读死亡。历史是胜利者的死亡之书。《现场》《枪手——读史》《一灯如豆》等诗都有对历史的洞见，并在《风又吹》中写道:“许多朝代都趴下了/尘世太脏，还得使劲吹”。如此警世之言，具有让人警觉的现实意义和诗性表达的艺术境界。正如诗人的名句“桃花才骨朵/人心已乱开”一样，其艺术表现力和对灵魂的冲击力，都不可复制，也不可多得。
张新泉的铁匠生涯对写诗甚有决定性的影响，其诗歌的生命气息具有明显的打铁节奏。其语言多有金属之声，具有雄浑、劲健的力道，和一锤定音的效果，而诗以短句见长，以口语直接表达，阳刚、率直，敢于亮剑，将诗作为阳光下的事业，见人见事见心境。正如《撕》，一个动词的背面是人性的惊涛骇浪。作为一个诗人、一个文学工作者，太清楚白纸上的黑字意味着什么:“笔使纸张获罪/纸在无法解释的绝境/被撕得叫出声来/文字的五脏六腑/散落一地……/人对纸张行刑时/是一种比纸更脆弱的/物体”。他明确地告诉你:“撕是一种暴力”。确乎每一个动词后面都隐藏着暴力，自古以来概莫能外。张新泉在《骨子里的东西》一诗中写道:“骨子里的东西/这种东西/不太好说/因为深及骨髓/关系骨头的名誉……我们景仰的/美德和品性/也住在206块骨头里/与之相逢/是我们的福分/它们阳光一般/使生命神清气爽/器宇轩昂”。面对八面而来的诱惑，要珍惜生命，走好自己的路，人的一生就这把老骨头，需要“美德和品性”塑造“器宇轩昂”的傲骨。诗集中有大量态度鲜明，让人警醒的诗歌作品，也是铁锤下的扛鼎之作。
我们可以看到，诗人自选其诗是一次灵魂净化与自省的过程。何诗可以留世？诗人自有答案，其选入的都是深入诗人灵魂与骨髓的诗，是使诗人彻夜无眠，甚有自我写作冲动的诗。诗人自律以民间立场和视角为其诗道。他在《民间事物》中告诫自己:“向民间的事物俯首/亲近并珍惜他们/我的诗啊，你要终生/与之为伍”。我们敬重有根的诗人，民间的智慧与力量是诗歌创作的源泉与动力。即便西方美学的“真、善、美”同样在东方诗学中能找得到答案，艺术都是相通的，在张新泉这部自选诗集《好刀，野水及其他》之中都能够随处可见。这部诗集有数十年的跨度，一个用诗歌构建的生命体，既有其现代性，也有时光雕刻的印痕，但它是温暖的，清醒的文字，有着迷人的光泽。张新泉在《自画像》中写道:“已是资深老年/却迟迟未能痴呆”。这便是智慧，这便是人间清醒。
2023.4.25
好刀不老 文火微妙
——张新泉先生诗歌版图探析
徐玉财
数十年间，很多人都大变特变了，变得面目全非，唯张新泉从来都是神清气爽，气宇轩昂，骨骼硬朗，胸怀宽广。那么多的辛酸苦辣，没见过他呼天抢地……当我们遇见“好刀”“文火”在一起，几乎毫无差别地都会想起诗人张新泉。
一、小荷才露即沉水
1941年，张新泉出生在与富顺县城一江之隔的沙湾——一个曾经富足殷实的大地主家庭，当然也是书香门第。随着社会的革故鼎新，张家被改造，偌大的院子变成了后来的沙湾小学。
受家学渊源影响，张新泉诵读了大量古诗词，为他日后诗歌的古典风韵打下了坚实基础。少年时代，张新泉进入富顺二中读书。他先后在《少年文艺》《工人日报》等刊物发表诗作。小荷才露尖尖角，特殊年代，因张新泉办了一份名为《火炬》并自任主编的油印小报，被认为是思想反动而被开除了学籍。厄运像一记重拳，将诗人年轻的头颅强行摁入水中，改变了梦想的锦绣前程。
离开学校后，张新泉去富顺糖厂打临工。遭遇国家经济困难时期，18岁的张新泉被分流到富顺运输公司邓关站，他选择了拉船当纤夫。离开纤道后，张新泉来到邓关码头当搬运工。
1964年，张新泉调进富顺县川剧团做乐手。后来，他又调回富顺糖厂，主动要求到铁匠铺打铁，以便于阅读那些四处搜罗来的“毒草”名著。这是对张新泉那些“沉水”日子最好的安慰和救赎，给予他的诗歌以崭新的题材和特别的意义，并让他在创作中抛弃了繁复的花样，用生动的简洁来铺陈，有如宋词元曲的长短句，更像火星四溅的铁花。
1979年底，宜宾地区文工团调派张新泉去团里当创作员。他陆续在各大报刊发表了不少诗作，还加入了四川省音乐家协会，并荣获第一届四川文学奖。
二、纤绳脱水而飞
1985年，《男中音和少女的吉它》出版，这是张新泉面世的第一本诗集，收录了诗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的诗作63首。清新流畅的语言，超凡脱俗的构思，独具匠心的结构，颇有冲击力的阅读节奏，使得张新泉的诗歌一登场就非常亮眼。
诗人张新泉从“沉水”里挣扎过来，很快进入创作的丰水期。其书名主打诗《少女和她的吉它》，激越又委婉：“望眼中的水鸟/总在音箱里盘旋/谁知是在解缆/还是在收纤//岸地起伏的线条/逼退江面的平淡/水手的缆绳抛来/变成她怀中的七弦//一颗温润的红豆/跳在海魂衫上面/琤琤琮琮的琴音/颤栗了所有的桅杆……”全诗押以“an”韵，耐人寻味。
这首诗写于1984年11月，诗人时年43岁。其时的季节，江水应该归于平缓，而颤动的心弦依旧激烈，诗人猛地回想起自己的拉纤岁月：水鸟、音箱、线条、红豆、琴音、桅杆、海魂衫……一众物象与意象混响在一起，纤夫的缆绳忽地脱水而飞，变成了少女怀中的七弦，连桅杆也为之震颤。这是既懂音乐、又有拉纤经历的张新泉才能营造的诗意铺排，形象美与抽象美在此合二为一，让读者读出了纤夫的别致多情。曾经惊险“沉水”的苦难终于跃出水面，幻化成诗人的不绝诗行，铮铮行走于诗的领地，彰显出诗人的特立独行。
但凡经过大风大浪大起大落之人，都希望迎来生命的沉思与沉静。只是，静水流深，诗心不死，一旦泛起涟漪，很快就会让跳跃的思维脱水而飞。
1989 年，张新泉第二本诗集《野水》出版。那是纤夫题材的系列诗作，是他横空出世的成名之作，一汪“新泉”浓烈为一莽“野水”，旁敲侧润着中国诗坛。张新泉在《题照(代序)》里这样讲述：“生命的纤道上/有太多的坎坷/我才咬着一支号子/抗拒窒息和沉没//一切优美甜柔的/都不在这里/你看这额头这瞳仁上/尽是风涛、雷雨”。诗人张新泉，就是那位搏击野水的勇士，酣战于激流险滩，迎头撞击风涛雷雨，全力“抗拒着窒息和沉没”。
凡是命运的强者，无不是这样闯过来的。这让张新泉的诗歌具有了普遍的审美倾向，赢得了更多的共鸣与共情。
“张新泉通过对纤夫生涯的摹写，对水与江河的赋意，以雄浑、强悍和极具张力的诗句，透露出野性的力量、生长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得这些作品摇曳生姿，具有一种阳刚的、粗砺的美。”（聂作平：《我的亲老师张新泉》）
在《滩头》一诗里，张新泉从容写道：“岸边，一位白衣少女/正在画架前挥笔忙碌//画:拽得冒烟的纤绳/画:鼓成块状的肌肤//不知我们嘀嗒的汗珠/会不会濡湿她的画布//不知她用什么线条/表现静止的拚搏，倔强的匍匐……”
船上块状的肌肤和冒烟的纤绳，岸上白衣的少女和忙碌的画布，船上岸上互为呼应，呈现出“诗中有画”。“静止的拼搏”与“倔强的匍匐”彼此渗透，画面感十足，诗意飞上画布，成全了“画中有诗”。诗人在具象与意象之间随意切换，并在急促的画面里将白衣少女置入其中，让纤夫与少女构成力与美的对应。即便在艰难险恶的岁月里，诗人也从未忘记对美的尊重（会不会濡湿她的画布），并以此获得美的安慰……野性的纤夫，娴静的少女，一起为滩头绘出一幅更大的画布，让读者深陷其中，仿佛那冒烟的纤绳立马就会燃断脱弦，直击人面。
再来品鉴这首更为劲道的《拉滩》：“在滩水的暴力下/我们还原为/手脚触地的动物//浪抓不住我们/涛声吼叫着/如野兽猛扑……是的 这就是匍匐/一种不准仰面的姿势/一种有别于伟岸的孔武//热得嘶喊的汗/一滴追一滴/在沙砾上凿洞窟//船老大在浪上咒骂/骂得无法无天/骂得好粗鲁//轮到我们骂时/我们只仰躺着喝酒/仰躺着把匍匐报复……”
人生如逆旅。这样的“匍匐”，是上坡时的奋力攀爬，是吃力时的紧紧咬牙，更是逆境中的顽强拼搏。待到越过险滩，攀上平地，便以胜利者的姿态举起酒杯，“把匍匐报复”。这样特立独行的表述，只有诗人就是局中人，才能抒写得这么透彻，让人侧目。纤夫的“匍匐”与“纤绳”，构成一组应力，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也相应增加。当应力大到一定临界点，就会出现“纤绳脱水而飞”的事件。所以，我们在张新泉的纤夫组诗里，无数次读到“匍匐”一词，甚至读到“匍匐在匍匐的卵石上（《纤道，姓名》）”，颇有博尔赫斯“就像水消失在水中”的意蕴之妙。毫无疑问，“匍匐”已成为张新泉诗歌王国的意象雕塑，足以在沧浪的“野水”里变得永恒。
《喊风》《补帆》《疯妇》《野码头》《水的干渴》《纤夫之死》《船夫的履历》……那些与拉纤有关的诗，都被一个叫“张新泉”的纤夫牢牢攥着，在野水驱使下，攥成“力与美”的对峙与守望。诗人向以鲜说：“纤绳带给诗人张新泉最为深切的影响，不是痛苦的牵引，不是滚烫的汗水或泪水，而是一种锲入骨髓的力量和旋律。”
到了《遥途》一诗里，诗人娓娓陈述：“航行在无滩无激流的平水/嘴边的号子也昏昏欲睡/船在丝绒般的河面上滑行/仿佛背上的纤绳稍一用力/那轻巧的木船便会脱水而飞……”
习惯了激流险滩的纤夫，到了“丝绒般的河面上”，反而有了失重的感觉，连“号子也昏昏欲睡”。此时此刻，“纤绳稍一用力”，连木船都会“脱水而飞”。是啊，当张新泉离开河岸离开水边，面对未来不确定的“遥途”，内心的怅然及其带来的心理起伏，该如何调整与顺应飞速变化的世界呢？
纤绳脱水而飞。“从青青的竹子 到/褐黄的纤索/你说 我像不像一首歌（《残纤》）”。纤绳，是几股青色竹篾绞绕为绳索，经过特殊浸泡处理，变成褐黄的纤绳，其韧性十足，其受力无穷，其生命来自岁月的淬炼。“纤夫诗人”的标签就是这样贴上的。
纤绳脱水而飞。飞跃暗礁，飞出欲海，跃上缪斯的肌肤，张扬出一片诗歌的灵性天地。这是纤夫张新泉的凤凰涅槃，是中国诗歌之幸运。无疑，作为纤夫诗人的张新泉，那段令他铭心刻骨的赶河经历，成就了他独具个性的诗意书写。
当我们观览张新泉先生《好刀》的折页签名，呵，像迎风起舞的风骨，像极了脱水而飞的纤绳，充满倔强的个性与生命的张力，动感而粗犷，骨感而飘逸，亦如百炼钢丝化作绕指柔。那签名，更像是挥舞的铁锤，运斧成风，砸出优美，砸出崇高，砸出又一番诗意天地。
三、刀光谦逊如月色
《野水》出版当年，诗人张新泉事实上还没获得全国性影响，但其独特的诗风带来的崭新气息，慢慢被更多人瞩目，在更大范围内掀起波澜。《人民文学》《诗刊》《青年文学》等名刊都以组诗的规模，相继推出他的野水系列。
张新泉的诗歌题材独特，表达简洁，诗味别样，视觉切换迅疾，具有文本探索的意义。在那个诗派林立的年代可谓独树一帜，自然赢得了无数诗迷的拥趸。张新泉很快在中国诗坛声名鹊起，其创作也呈现井喷之势。
很快，诗集《微语·情诗73》(1990年)，《95首抒情诗和7张油画》(1990年)，《人生在世》(1992年)，《情歌为你而唱》(1993年)，《宿命与微笑》(1994年)，《鸟落民间》(1995年)等相继出版，几乎是一年出版一册诗集，让人仰视。
当纤夫诗歌在中国诗坛登峰之后，张新泉没有继续沉湎于这个题材，而是把目光从河岸转向铁匠铺，转向从普通人生中捕获精微幽暗的诗意，“铁匠诗人”呼之欲出。这些作品，以《好刀》《文火》等最具代表性。
一提起“张新泉”三个字，《星星》诗刊主编龚学敏的第一反应是：此人是个铁匠。在《打铁生涯》一诗中，我们读到了那些“穷欢乐”的时辰：“我在打铁铺呆了六年/常常是铁已烧得冒汗/却并不去打/有时突然闯入一群知哥知妹……逢到这种时候/打铁铺一派节日景象/砧板乱响/鸡毛飞扬……”
再读张新泉的“铁匠”诗《班后》：“炉膛里的火花熄灭了/胸膛里的火苗却灼灼飞腾/我知道诗的坯件已烧得通红透亮/此刻，正需要我将它锻打成型//掏出纸烟盒，铁砧上铺平/发烫的笔杆挥写不停——/录下锤声，录下火花/录下锻工对党的全部赤诚……我的诗虽像手茧一般粗糙/却蕴藏着亿万千卡闪光的热能”。刘半农曾写过一首诗《铁匠》：“叮当！叮当！/他锤子一下一上，/砧上的铁，/闪着血也似的光，/照见他额上淋淋的汗，/和他裸着的，宽阔的胸膛……”显然，刘半农的《铁匠》只是局外人的见闻，总觉得中间隔着点什么，可以听见叮当打铁声，却写不了当事人张新泉那样的心手相应。
打铁六年，早已身手不凡，张新泉终于为我们捧出了他精心锻造的《好刀》，成为张新泉的一张名片。
龚学敏认为，《好刀》这首诗就是张新泉本人。他在“张新泉诗歌品鉴会”上发言说：“面对生活，他总是把自己放得很低，这种低，不仅仅可以开拓诗歌写作题材，最重要的是让自己的人品和人格高起来……因为他有一种对铁中的渣滓过敏的天赋。一切不能入诗的，一切与他价值观相抵触的，在他的系统中会自然过滤……新泉老师就是一位手艺高超的铁匠，他有那种点石成金的巫术。”
《好刀》，究竟是怎样的一把刀？
好刀不要刀鞘
刀柄上也不悬
流
苏
凡是好刀，都敬重
人的体温
对悬之以壁
或接受供奉之类
不感兴趣
刎颈自戕的刀
不是好刀
好刀在主人面前
藏起刀刃
刀光谦逊如月色
好刀可以做虫蚁
渡河的小桥
爱情之夜，你吹
好刀是一支
柔肠寸寸的箫
好刀厌恶血腥味
厌恶杀戮与世仇
一生中，一把好刀
最多激动那么一两次
就那么凛然地
飞 起 来
在邪恶面前晃一晃
又平静如初……
人类对好刀的认识
还很肤浅
好刀面对我们
总是不发一言
这首诗写于 1991年，将“好”字与“刀”奇妙组合在一起，解放了“刀”字，让“刀”获得了尊严，让这把人化的“好刀”可以很顺当地流传下去。
张新泉的这把好刀，就这么晃一晃，中国诗坛便多出了几分清凉的月光。这把好刀不悬流苏，敬重人的体温。这里的“人”，是正常、正规、正气、正色之人，那些乌七八糟的请走开。
这把好刀，刀光谦逊如月色。这正是“铁匠”张新泉留给我们的直观印象，也是“诗人”张新泉鹤立诗坛的独特属性。鲁奖评委曹纪祖说：“那种‘谦逊如月色’的刀锋，含而不露，实在与‘剑拔弩张’的表面强横有天壤之别。在冷静与宽容背后，是更为强大的震慑力量。”
这把好刀，刀光谦逊如月色。这“谦逊”，是一种沉默与沉稳，是一种教养与隐逸，包含了看清某人不说破的格局，和厌恶某人不怒目的释然。这意味着诗人渐渐收敛了火气，慢慢进入“文火”的思辨禅境。
这把“谦逊”的好刀，一生“最多激动那么一两次”。我们不知道，张新泉这把“好刀”激动的那一两次，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什么地方，是面对什么情状。因为，诗人有铁匠的样貌，却是谦谦君子的内里，他早已完成个体生命的心理建设。所以，我们从没见他任性过，怨恨过，咆哮过，狂喜过。
评论家陈大华评论《好刀》：“终于有人认出了这把好刀。在刀剑林立的诗江湖，不乏沿街叫卖舞枪弄棒者，不乏占山为王自封大师者。细看，多是些虚张声势花拳绣腿的主儿。存世的好刀不多，回看历史，一个朝代就那么几把。张新泉这把好刀，或许有望留下来”。
已故巴蜀学者、著名媒体人伍松乔在《有一种文火叫张新泉》里说：“文火功夫或许是新泉作品丰厚、纯正、醇香的秘方。”
张新泉这把好刀，是诗歌炼丹炉里的“文火”淬炼出来的。“刀光谦逊如月色”，我们找到了它的初始密码。
张新泉辟出的这簇《文火》，不动声色地燃烧在中国诗歌的原野上，让“诗歌大省”四川更加名副其实：“在火族中 能燃得如此/漫不经心 风度十足者/必经多年修炼/看那入定似的神态/不摇不曳 声息俱无/任你周遭雨去风来/冷暖嬗变/依旧一副恬淡容颜……/单是这点功夫/就令那些/啸叫山野的浪火/打家劫舍的猛火/刮目相看”。
评论家蒋涌在《一把不显而贵的“好刀”》里写道：“这一团‘美丽而刚强的文火’一自闪亮《诗刊》，便以扑不灭的光焰吸引了一束束读者射来的欣悦视线。”这簇“文火”，也是张新泉老家点拨富顺豆花的最佳火候。
一汪新泉，一莽野水，一把好刀，一簇文火，催熟了“纤夫”和“铁匠”两个水火兼容的硬汉形象。这是中国诗歌的四川标签，这是诗人张新泉奇崛的诗性存在。张新泉，这把野水淬炼的好刀，这把文火锻铸的好刀，就这样凛凛矗立于中国诗坛，成为诗人极高辨识度和极具个性化的独特意象。
四、《鸟落民间》获鲁奖
随着张新泉诗歌的影响力逐渐扩大，首先在川内获得了更多层面的认可和嘉奖。鉴于张新泉的诗歌魅力，和他为推动四川新诗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省内文坛的最高奖——四川省文学奖先后三次颁给了他。
1998年2月，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首届鲁迅文学奖揭晓，这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大奖之一。57岁的张新泉凭借诗集《鸟落民间》摘得首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诗歌奖”，并从这一年起获国务院特殊津贴。这是对张新泉取得的诗歌成就的最大肯定，是对他前二十年文学生涯的高度认可。
在《烤薯店》中，张新泉写道：“我想我注定是民间的土著/离垄沟最近/离宴席很远”。在《民间事物》里，诗人自警地说：“向民间的事物俯首/亲近并且珍惜它们/我的诗啊，你要终生/与之为伍。”加上他一贯的“在低处歌唱”，表明了诗人的精神维度和生命底色。这样的“民间”，便蕴藉了“好刀”那种谦逊的本色。在乱花迷眼的文学名利场，保持佛系静穆的定力，足以平息尔虞我诈的算计，平息刀光剑影的纷争。只需读读那些以“好”字入题的系列诗作，便令人敬意有加：《好水》《好酒》《好人》《好狗》……此时，诗人张新泉已然远离“野水”，远离“铁火”，回归于市井红尘的烟火清欢。
在《小老乡》一诗里，张新泉写道：“活着容易/活得本色不容易/本色就是生命的原味/是故土的睡莲/笑在自己的静水上”。谁人不喜欢这民间气息浓烈的故土微笑？清泉煮茶，围炉夜话，远离庙堂，在自己的天地里做个自在的王。有人评价李白说，“真正的人格魅力正在于对权贵体系的疏离，在于对本真自我的看重。”毫无疑问，张新泉就是具备这种人格魅力的本真诗人，足让更多具象与意象和谐相处在一起。张新泉的笔触指向平凡人间，几乎到了无一物不可入诗、无一事不可感悟的境地。艺术意象凝聚人生境界，无穷的书写对象，让张新泉的“民间”一望无际。
张新泉的诗歌，有下里巴人的亲切，更兼有阳春白雪的艺术美，比普通诗作多了几分音乐气韵和古典气质，如随处可见的复沓吟咏：“被七月 烤过/被数九 冻过/被汗 咬过/被水 泡过/被逼成刀锋/把礁石砍过//是把尺 量尽纤道/是根弦 弹遍长河/哭过 醉过……（《残纤》）”
在《乡亲》一诗里，诗人张新泉不无忧患地写下：“听说村头的地都荒了/野草高过门前的篱笆/挤在出租屋里的乡亲/ 活在霓虹灯影中的乡亲/听说谷垛塌了，磨坊哑了/就对着手中的钞票发愣/就学会了失眠、说梦话”。这首诗写于1994年，快三十年了，今天的村头撂荒地多了去了，也没人再码放谷垛了。我们的“民间”，我们的故土，完全被改写。诗人啊，一晃三十年，您的“民间”又在何处安放？
这不，我们在龙泉驿桃花诗歌墙上看见了那个“民间”，看见了那个妇孺皆知的“桃花才骨朵，人心已乱开”的金句。实际上，在富顺民间，有一句喜欢开涮人的俗语：“人家姑娘才起花骨朵，你们就在乱打主意啰”。其情其景，经过张新泉神奇的诗意点化，恰到好处地呈现出来，一下就疏朗了那些堆积如山的桃花诗，让去往春天的道路变得豁然，让人面遇见桃花便直插入心肺，遂成为龙泉驿桃花诗的“诗眼”。这是文字的鬼魅，这是诗歌的使命，这是生活的有心，更是诗人的匠心。
鸟飞民间，鸟落民间。张新泉潜在民间的世界里，看花开花落，任云卷云舒，依然明月故乡，依然诗意昂扬，不时带给我们惊喜。
2016年7月，张新泉凭借诗歌《与老为邻》，荣获《中国作家》第五届郭沫若诗歌奖。老树着花无丑枝。这一年，张新泉75岁。
2017年2月，“2016年度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颁奖会在北京发布，诗人张新泉与作家贾平凹等一起，摘得“优秀作家贡献奖”。
2019年3月，张新泉新诗集《事到如今》发布，使他成为首位入选“中国好诗”的四川籍诗人。所有的风光都会过去，而热爱诗歌却不离不弃。张新泉说：“到现在我仍然爱诗，非常热爱，好诗看一遍还不过瘾，我要抄到一个小本上，总有几本书对你影响至深，如同总有几个人对你至关重要。”欣赏别人，正是张新泉一直保持着旺盛创作力的原因之一。
五、众说纷纭张新泉
2017年国庆节，富顺豆花文化旅游节期间，“张新泉诗歌品鉴暨‘富顺诗歌现象’研讨会”在张新泉的故乡富顺县举办，被文坛称作“诗人大返乡”。那是诗人来路与归途的一次高度重合，那注定是富顺“诗颜值”最高的一次。瞧瞧与会阵容：吉狄马加、商震、曹纪祖、龚学敏、伍松乔、钟历国、李加建、李自国、李华、欧之德、廖时香、谭楷、王孝谦、蒋蓝、牛放、向以鲜、凸凹、聂作平、蒋雪峰、明梅、逸西、胡亮、杨角、麦笛、汪涛、印子君……还有自贡及富顺本土诗人作家一大群。大家只为一个人而来：张新泉。
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所有莅临的诗人，那一天都跟着张新泉一道返乡，一道诗意地栖居在富顺的大地上。吃豆花，走天下。到了该返回的时候了，去看看豆花如何赋予诗人一腔浪漫。
研讨会上，吉狄马加脱稿娓娓道来，他说：“张新泉是一位根植民间生活、诗歌始终贴近现实和人民的实力派诗人，他的作品关注普通人的命运，具有浓厚的人文情怀，注重对细节和微观世界的生动呈现。”
商震说：“无论在《人民文学》期间还是在《诗刊》期间，我都亲手编辑过张新泉老师的大量诗作，都为其独具个性的诗歌特色和独具视角的诗性魅力所深深折服……他从底层生活提炼出来的诗，很接地气，干净又纯粹。他诗如其人，通透豁达。”
李华说：“张新泉以他不懈怠的诗歌创作和诗歌高度，最先投影了他家乡的富顺县，因此才有了一个热热闹闹的诗歌原生带。”张新泉的出现，带动了家乡的诗书风气，形成了富顺文学链条，丰沛了富顺文脉。作为老乡老友的李华当然清楚，张新泉就是“富顺诗歌现象”的引爆者。
曾与张新泉同在富顺文工团工作的剧作家廖时香评价说：“他的诗也越来越穿得少，剥去一层层繁琐的浮词，句子放在铁砧上锻打、淬火，最后呈现出坚韧、骨感、温润、蕴藉。读者无不为他如此干脆而又回味悠长的造句所倾倒。”
蒋蓝说：“他的诗没有高起高打，没有大词宏句，没有阿世谄媚的堆笑，也没有惊世骇俗的厚黑技术，他的诗就像一插到底的蒿竿，穿过了欲海喧嚣的名与利，在天地间树立起了一个苍劲奇特的独立意象。”
凸凹说：“张新泉笔下的万物五花八门、包罗万象，各有各的脾气，各有各的好恶……善与美，是万物和平共处的钥匙与秩序机关。读他的作品，会愉悦，想着活下去，会增添几注活下去的劲力，这个是底线。这个也是张新泉作品的魅力、价值与意义所在。”
印子君说：“作为纤夫诗人，张新泉无愧于‘沱江之子’的称号”。作为民间诗人，张新泉让富顺这块诗歌高地更接地气，更有生趣。
沱江，是张新泉与故乡紧紧相连的血衣脐带，有了这一江诗意，所有的青春就可以一直蓬勃下去。豆花余情，铭记富顺。当矿化卤水遇上滚滚豆浆，当白玉豆花遇上殷红蘸水，便生成了弥漫富顺的绚烂想象。而关于“张新泉”，远不止于诗歌，那是几个时代的浓缩，是关于人生的一部大书，是关于生命的一次哲思，更是关乎心灵的一场旅行。
……
六、山高水长张新泉
云雾苍苍，山高水长。张新泉之于富顺之于四川，可谓“诗神”一样的存在。
首先是张新泉先生的正直正气。作为“民间的土著”，张新泉不吸烟不酗酒，减少了那些不怀好意的阿谀靠近，和躬身应付世俗的虚与委蛇，更守住了诗人的纯正与纯真。什么人写什么诗，其人品人格早已熔铸于那些分行的一字一句里。再读张新泉《骨子里的东西》：“我们景仰的/美德和品性/也住在206 块骨头里/与之相逢/是我们的福分/它们阳光一般/使生命神清气爽/气宇轩昂”。他的光明磊落，与一些人的自私刻薄可谓对比鲜明，高下立判。
其次是张新泉先生的重情重义。早在知青年代的富顺糖厂，以“铁匠”张新泉为中心，一群热爱文学热爱诗歌的知青朋友，乐得从四处赶过来“朝圣”，在富顺糖厂月朗星稀的院坝里收获“致青春”的旷世友谊。张新泉在家乡还收获了“富顺文化守望者”荣誉，他很珍惜这不起眼的称号，来自家乡的厚爱有时超过国王的加冕。重情重义，更体现在张新泉对诗歌新人的无私扶持上。他一如既往地提携新人、鼓励友人。他的古道热肠，让人如沐春风。整个川南诗群的诗人，或多或少都带着张新泉的印记。感恩遇见，从做人到为文，那种学生对恩师由衷的心仪和敬重，是别处极少见到的。张新泉书写“富顺友谊万岁”新篇章，唤醒了富顺人骨子里慷慨大气、重情重义的禀赋，强大了“富顺诗歌现象”的气场。
再次，也是核心的原因，那就是张新泉及其诗歌的现象级标杆式存在。以“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给予张新泉的颁奖词为据：“作为一位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老诗人，张新泉一直葆有对诗歌纯真的热爱，保持着旺盛的创造力。张新泉的作品，语言质朴、简单、干净而鲜活，情思隽永，具有很强的时代感，不故作高深，他笔下的普通事物和日常生活，都彰显着浓郁诗意与不凡的创造力；他关注自然、生命和社会众生心灵，对世界怀有深情，对生命理解透彻，更难得的是他一贯在诗中传达出的温暖悲悯的情怀和坚忍达观的态度，是温柔敦厚的诗教在一位诗人生命中的生动体现。”张新泉营造的非凡意象世界，和敢于突破形式创造新奇的遣词造句，已有开宗立派之功，他却不自立自封。
第四，是张新泉先生超级丰富的人生体验，这是独一份儿的。将人生阅历和生命感悟写入诗中，从表象里攫取抽象的诗情，从物象里碾磨具象的诗意，非经历不足以成句。张新泉从来都不疾不徐，对“汲汲乎功名利禄之徒”不屑一顾。这与当下网络汹汹、流量争宠的博眼球文化截然相反。张新泉们独具一格的诗意存在，或将是人类打败智能写手最后的救命稻草。
活着的意义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活着，以生命的长短而论；一种是诗意地活着，以生命的精彩而论。可以确认的是，张新泉活出了两种意义。抑或，他根本早就不在乎这些了，就像好刀“对接受供奉之类不感兴趣”。这样的诗人，借用富顺民间口语的说法，我们希望张新泉先生“百岁当零头”。
2022年，《好刀，野水及其他——张新泉自选集》出版。这是张新泉最近结集出版的诗集。诗人继续用诗歌完善着个体生命，诗意随时可以逢境而生。诗意延年，诗歌养人。即便已年过八旬，诗人依旧身体健旺，思维敏捷，机趣不减，佳作不断，骨子里仍透着阳刚之气。
“底气丰沛的人/常在谷中散步/顺手摸摸树上的文字/花就开了《关于底气》”。很多年过去了，那底气依然饱和。
七、权作结尾
“以一生的时间，向宿命微笑”，多处看到张新泉先生的签名赠言。他的豁达通透，掩在那首叫《火葬场的烟囱》里，诗人把那烟囱说成是无孔之箫，箫韵悠悠，一下让可怕和悲伤随之顿消。往生之路，不过是此在生命的另起一程。
“已是资深老年/却迟迟未能痴呆/看乌鸦，照样黑/观侏儒，依旧矮（《自画像》）”。一切都那么自然而然，这样的人间清醒，这样的审美趣味，满含张新泉八十年人生的硬度，更像搁久的普洱茶，越陈越香。
八十出头了，满头白发了，不必仙风道骨，好刀何须饰流苏,这得拜“民间”所赐。《一只鸟在回忆飞翔》《我已经活得又老又旧》《我看见迎面走来的暮年》……这些诗里的况味，自成一格。
任岁月老去，“野水”不腐，“文火”不熄，“民间”微妙，“好刀”不老。那些诗歌正年轻！
“百岁当零头”，依然是我们对张新泉先生一如既往的美好祝福。
徐玉财，生于1969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富顺县文化馆文学专干，《富顺文艺》执行主编，先后任富顺县文化馆副馆长、富顺县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富顺县作家协会副主席，先后出版个人散文集《岁月倾城》《岁月铮铮》《岁月在线》，主笔编撰地方特色文化书籍《富顺方言》《富顺非遗》《富顺民间文艺专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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