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英娥(韶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
本来元旦假期我就准备出行的了,可是因为身体抱恙不得不听从家里医生的安排蜗居一隅,生怕再给本来就繁忙的医务人员再添麻烦。断断续续吃了半个月药,虽然病情没有完全控制,却也应该不会有家里医生担心的坐车引起发烧去医院没病床位这种事发生。更关键的是,那位吹嘘说一个月看了一千多个病人的医生活生生的把自己看病了,我再也不用担心传染给他了。想起一个人独自在家养病的孤独寂寞冷,决定送一点温暖给忙碌的医生,于是也就按往常的习惯跟客运大巴司机联系好,到学校吃了午饭就到客云南站去候车。

进到车站,没有多少候车的旅客。服务员热情地问我去哪里,我告知她以后她提醒我没车。我跟她说清楚已经跟师傅打电话联系了,她才放心让我等候。到了约定的时间就要到的时候,我走出了候车室,到公路边焦急地等候。可是,时间已过,还没有看到我要乘坐的客车。我急起来了,一连给师傅打了五个电话,还是没人接。时间已经过去十几分钟了,看来师傅要不就没来,要不就忘了,我还是要想其他办法离开。于是,我打电话给孩子让她为我买票。正在这时,师傅的电话打过来了,我挺激动的,可是也很快就知道,师傅把我忘了,过站了,不可能再转回来了。不得已,我再次让孩子给我买好火车票,转车到韶关东站候车。好在现在交通方便,很快就与人拼车到站。
刷身份证进站以后,检察人员要我拉开大包看看。我告诉她是一袋子书,她还是要看看是什么书,我就按她的边要求打开边说:“都是给孩子的书。”她看了看,笑着说:“很重的。”我也笑着回应。到指定的车间候车,虽然不是节假日,人流量还挺大的,与有几分冷清的长途客运站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再早十年、二十年,我也不结婚。结婚干什么!自己有工作、有车、有房,结婚了不但受累不说,还降低生活质量,结什么婚!你永远不知道,时代发展有多快,观念更新有多快!广州、深圳有多少剩女!为什么会‘剩’,越优秀的人越不愿嫁人!”“原来是躲着生孩子,现在奖励也不生!”“生小孩生坏了身体还不是自己倒霉!谁会理你那么多!”......几位大妈级的人物聊得特别起劲,不过我已经不能继续由着这些“时代声音”传入耳膜了,我跟随着一大群人按工作人员的指令检票进站上车。孩子也真会买票,愣是叫我从车尾走到车头,还是第三代的力量鼓励我提着沉重的书小心迈进了车厢。
车厢里没几个人,我就近入座,将台上的垃圾盒送到对面没人的台面,告诉家人行踪以后,想优哉游哉地赏景。我不止一次趴着窗望向窗外滔滔奔流的北江,见岸上的山峰一座座往后移动,葱茏的树木也宛如幕布一样呈现活动的绿意,真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也许是空间封闭了,也许是口罩遮着了,我不时一阵猛咳,好在周围没人。卖小吃的车来回走动,穿着列车员工作服的售货员边走边喊:“果汁饮料矿泉水,快食面盒饭腊鸭,有需要的快来买呀!”不久,一位穿着同样服装的女性递给我一粒糖:“请吃糖。”“谢谢!”我接过糖撕开塞进嘴里,一股酸味让我又咳了起来。“要不要?”“嗯,不要不要!”她可能觉得我的脸色很难看,我自己只觉得很难受,似乎要呕吐了。窗外不时闪过一块块打磨得光滑圆润的英石,我已经没有精力去体会它的“皱漏透”了。本来是赏景的佳期,却成了受难的刑期。好在时间不长,很快就到站下车了。这回有个幸运点,没有扛着沉重的书经过天桥,而是直接从站台走向出口,又省力了不少。
到公交站候车,不少滴滴师傅拉生意。我跟大部分人一样,耐心等着公交车,耐心忍受着不时出现的红灯,还忍受着不时发出的咳嗽声。中途接到孩子的电话问我行程,我往窗外看了看,告诉她刚经过博雅学校。“还有排挨的,干嘛不打车呢?我出行基本不坐公交车的。我还说带着小幸幸去看她外婆呢!”“有公交车干嘛不坐?我又不赶时间。”我跟先生也曾经说过孩子有公交车不坐,她却说反正出得起这个钱,干嘛要去挤公交?另一位老同事的孩子也跟我说过父母不理解他们有便宜的普客不坐要去坐高铁。生活节奏变快了,对快捷的交通需求自然也大了。
好不容易摇摇晃晃挨到家,经常加班的先生也比我早一点到家了。他一边咳着一边埋怨我不该这么提着书下来,自己还咳嗽呢!病情再加重不是得不偿失!到时候叫车一次拉下来不是很方便!这样提来提去少不了几个钱,人又累!我不想解释心中宏伟的教育计划,不愿意跟他解释对第三代培养阅读习惯的长期性、艰巨性。他自己难道忘了,好些书也是他转几次车扛着回家的,他那时候怎么就不怕累出病来呢?
我又扛着书往女儿家走去。小乖乖正在吃饭。她妈妈要她叫外婆,她指了指自己的嘴巴。我因为一路上风尘仆仆的,自己还咳嗽,不敢跟孩子接触。我去了两次,始终没有看到女婿,不是加班就是上夜班了。孩子已经知道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名字,对外公、外婆的名字比较陌生。感情是处出来的,没错。
眨眼又到了准备回韶关的时候,我依然打电话跟那位长途客运师傅联系。他一接到我的电话就不断跟我道歉,并关心地问我怎么下来的。我抱怨地告诉他先转车去韶关坐火车再转公交车回家的,回到家已经六点多了,累死了!他再次向我道歉,并跟我说下回有出行需求就多打一次电话给他。他跟我年龄相仿,我自己也有丢三落四的时候,难保他不会这样。我开玩笑说:“这回不会把我落下了吧。”“不会了!不会了!”他哈哈大笑。后来我跟先生说,这样电话联系是方便,但是他不记得了把我落下也没有责任的。这样出行还是有风险的。好在现在出行的选择多,还是很方便的。

我又一次回到了“社会大讨论”会场——长途客车上。也许被“新冠”禁锢了一段时间憋得难受了,现在一有机会就把一肚子的话往外说。“回到农村新房子不少,人不多,只有老人走来走去!好些新农村都成了空心村!”“城市也一样呀!好些休闲区走动的都是老人!老女人更多一些!”“现在的老人缺乏安全感、幸福感!自己有工资还好,没有收入就麻烦了!”“吃饭应该问题不大,想享受含饴弄孙的快乐就难了!想要得到孩子的照顾更是难上加难!”“年轻人也压力大呀!双方都是独生子女,通常最少有四个老人要面对,面对八个、十个都正常——现在的人命长,老人多,你要他们去照顾谁!他们还有工作要做,还有自己的小孩要养! ”“我这次下来去了我女儿家两次都没有看到我女婿,不是加班就是上夜班。你说年轻人只顾自己享受不关心老人可以批评一下,但人家是在单位加班呀!还能说什么呢!”我也忍不住插嘴了,看来环境的力量真大,能帮我这个在大众场合沉默寡言的人打开话匣子。“我还有老人,我自己都想请人照顾了怎么有能力照顾他们!”我往前一看,说话的大姐看起来比我大一点,身板有点瘦小,要她去照顾老人恐怕也是有心无力。“现在的年轻人不是不孝顺,而是压力太大了有心无力!”......也许要说的话逗说完了,或者坐长途车累了,车上沉默了。我想往窗外望,两边都有人,也就算了。在显得百无聊赖的状态下,我又咳了起来,车上时不时也有其他人的咳嗽声。 师傅也许对无心之错心生愧疚,主动多送了我一段,我辗转到新市场站等车。
“是邓老师吗?你是坐车到三村吗?”我循声望去,一位看起来比我大一点的老年妇女对着我说话。我一下子不知道是谁,觉得应该是学生家长。“你记得邬静芷(同音别名)吗?我是邬静芷的妈妈。” 我马上想起来了,那是一位娇小而聪慧的女孩子。她和同班的另一位女孩被保送上重本。尽管过了二十多年了,我还是记得班里那几位优秀的孩子。她告诉我,她的孩子在番禺开了律师事务所,我说的一位优秀生在帮她孩子打工。“不错呀!”我由衷地赞叹。“好在她们出生早了一些时间,学生总体的学习状态不错,那时候师生关系也很融洽的。”“老师就是会说话,她很少回来,我们都没有去拜访你。” “他们干得好我这个做老师的也感到光荣呀!” 我原来听说这个孩子年近四十还没有结婚,现在想关心一下,又怕惹来家长担心,还是别八卦了。下车以后又遇到一位家长,气呼呼地跟我说她的孩子要丁克,还是我有福气,比她小都做外婆了。我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新年的第一次出行,领回一堆八卦。回头看阳台上教师节领回的、曾被我寄予厚望的蝴蝶兰,已经彻底蔫了,我只能把那两片黄叶丢入垃圾桶。看到盆上有鼓出的根,还是幻想着能被春风唤醒冒出新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