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丝路，沧桑辉煌。一个个文明交融的印迹定格在历史画卷中，不为时间所抹去。

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打通横贯东西的古丝绸之路。三国东吴时期，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国家及斯里兰卡、古罗马帝国的互通有无、互学互鉴、守望相助与文化交流，为人类文明史留下了永恒记忆和传奇。

一、古武昌海上丝绸之路勃兴的历史背景

史载鄂州三国时期称武昌，《三国志·吴书·吴主传》云，黄初“二年四月，刘备称帝于蜀。（孙）权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浔阳、阳新、柴桑、沙羡六县为武昌郡……八月，城武昌。”《资治通鉴·卷六十九·魏纪一》亦云：“孙权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孙权在夺取了长江中下游统治权，并稳定了荆州的政治、军事局势后，取“以武而昌”之意，将汉时的鄂县改名武昌，并在县城的基础上修筑了吴王城，吴黄武八年（公元229年，亦为黄龙元年）四月在武昌称帝，设武昌郡，都于此。武昌郡下辖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下雉（今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东南）、浔阳（今江西省九江市）、沙羡（今湖北省武汉市境内）、阳新（今湖北省黄石市、阳新县以东）及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南）六个县，辖境为西起今湖北武汉市、东迄江西省九江市的沿江约七百里之广阔地域，是东吴早期最主要的郡治之一。

文献记载表明，孙吴和东晋前期是六朝武昌城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时期，在其广阔的辖境内出土数以几十万计的历史文物及反映农桑、水利、冶炼、造船、青铜、青瓷和水军操练遗存场所等，均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孙吴的国力与军事地位。

历史证明，古老的丝绸之路分为陆路和海路，陆路起自西汉张骞出使西域，而海上丝绸之路，萌发于商周，形成于秦汉，到了三国东吴时期达到了一个世界航海史的高峰，其历史年代早于明朝郑和下西洋一千多年。

史料记载，东吴初期就拥有船舰5000余艘，最大楼船上下五层，可载3000名士兵，而孙权乘坐的“飞云”、“盖海”等大船则更加雄伟壮观。与此同时，孙权还是一个具有强烈海洋意识的帝王，他所统率的舰队在江河湖海纵横捭阖，而且将视线瞄向海外，多次远涉重洋，既拓展了更大的战略空间，也与海外加强了经济贸易往来，巩固了东吴的政治基础，增强了东吴的经济实力，武装了强大的水上力量。

范文澜版《中国通史》记述，孙权是大规模航海的倡导者，前后所组织的几次大规模航海，人数都在万人以上，最多达三万余人，先后到达了辽东、海南、台湾以及朝鲜和东南亚诸国。在世界航海史上，东吴船队出洋的盛况是前所未有的。东吴灭亡时，西晋接收了东吴水军战舰5000余艘，延续了前人的航海事业，船队经东南亚到达波斯，远至欧洲古罗马帝国，与沿途国家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十分频繁。在出土的文物中，东吴时期的神兽铜镜在日本发现，1981年2月，在日本东京举办的日本第五次古代史讨论会，主题为“探索日中古代文化的交接点。”在这次讨论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中国古代铜镜研究的泰斗级人物王仲殊先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虽然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境内还没有发现日本考古学界所称的三角缘神兽镜，但是鄂州出土的神兽镜完全可以证明，日本的三角缘神兽镜源自中国的神兽镜，而且生产这种铜镜的工匠来自中国三国时代的孙吴。古埃及、古罗马、波斯萨珊王朝的磨花玻璃碗在鄂州（古武昌）、南京（古建业）等地的古墓中发现等等，无不证明了东吴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及文化、贸易的勃兴。

二、古武昌的造船业、青铜铁冶炼业、青瓷生产业等彰显辉煌

文物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左传》有云：“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文物是物，是沉睡的历史生命体；文物载文，如复合历史的生命，彰显其文化的内涵。

（一）天然的水军场地与东吴造船业

古武昌（今鄂州）,地处长江中游南岸，在其区域内众多的湖泊和河港中，主要有西南境的梁子湖、鸭儿湖和三山湖，东南境的洋澜湖、花马湖、陈州湖以及西郊的长港等。其中梁子湖和花马湖的原有湖面均达百万亩上下，原水位高达21至25米，是湖北东部最大的两座湖泊。

洋澜湖古称南湖，或名南浦，为古武昌时南郊的屏障，六朝时即是军事要地。长港古名樊川，或称樊港，在其西郊的樊口入江，即是梁子湖、鸭儿湖等接通长江的主要水道。樊口则是六朝时长江中游的良港，当年的水军可经樊川和梁子湖等内陆航道西通夏口（今武昌），赤壁之战前夕，关羽率领的一万五千水军曾在此一带驻扎参战，其军事地位至为重要。

东吴位居长江中、下游地区，南面濒临大海，北面与曹魏接壤于江、淮之间，西面的建平与蜀汉相邻，国内河流湖泊纵横交错。为了充分发挥本国优势，适应长江水战和国内外海上贸易交通，东吴大力发展造船业，无论内河航运还是海上航运，都已具备相当的规模与技术水平。

（二）古武昌丰富的铜铁矿产与青铜铁冶铸业

鄂州是汉末、三国六朝时期全国的四大产铜铸镜中心之一（另三处为：绍兴、徐州、洛阳）。历史、考古资料证明，早在东汉时期，铜镜铸造业的中心在中原地区，南方的铸镜地点只见会稽（浙江绍兴）和广汉（四川广汉）两处。随着东吴势力的强大和武昌郡政治、军事中心的确立，武昌官府手工业铸镜作坊迅速建立与形成，不仅生产规模确立，且数量庞大、品种、类别齐全。以重列式神兽镜和环列式神兽镜为主流的古武昌铜镜，在中国古代铜镜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平雕的柿蒂连弧八凤纹镜，迄今的出土地点以吴地为多，其中带有佛像、菩萨、飞天和供养人装饰图案的尤为珍贵，除流出国

外有数面外，以长江中游（江西、长沙等地）的鄂州地区出土最多。

1、2.鄂城M4037出土柿蒂连弧夔凤镜上的佛像纹饰;3.江西新建六朝墓出土柿蒂连弧夔凤镜上的飞天纹饰;4.鄂城M4009出土柿蒂连弧夔凤镜上的飞天纹饰;5.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所藏柿蒂连弧夔凤镜上的佛像纹饰

古武昌的矿冶历史源远流长，东汉、三国至六朝时期，鄂州区域内的铜铁资源对于成就孙吴至南朝诸国偏安长江东南并建

国立业起到了重要作用。吴黄初元年（公元221年）四月，孙权自公安迁鄂，从建业（今南京）迁富户千余家于武昌，开辟官营的军工冶炼生产基地。公元222年，东吴大将甘宁屯兵富池口，于封三洞取铜制作兵器。这些生产组织形式及采铜铁活动，促进了鄂州采矿、冶炼，铸造业的快速发展。《晋书·地理志》载：“鄂州有新兴、马头铁官”，说明采冶业新资源不断得到开拓。南朝陶弘景在《古今刀剑录》中亦称：“吴王孙权以黄武五年采武昌铜铁作千口剑、万口刀，各长三尺九寸，刀头方，皆是南铜越炭作之。”1987年原鄂城钢铁厂建设工地出土的环首错金铁刀以及铁戟、矛等兵器，验证了孙吴时期武昌（今鄂州）逐渐形成了铁兵器制造中心，反映了当时的锻造技术水平，实属罕见的精品。

错金铭文环首铁刀 铁戟 铁矛

西晋以后，古武昌境内的白雉山被开发、采冶，《太平寰宇记》载：“白雉山……晋、宋、梁、陈以来置炉烹炼”。《鄂城六朝墓》考古学术报告则集中记述了这一时期成就：鄂城出土的近400枚汉末孙吴铜质、铁质镜中，至少有80%以上属东汉晚期的鄂县和孙吴时期的武昌郡所铸造。鄂州三国时期一座古水井出土一件铜釜有“武昌”、“官”、“黄武元年作三千四百三十八枚”等15字铭文，说明铜质、铁质生活用器为东汉孙吴“武昌（工）官”管理下官铸或官督民铸，这一制度使生活用具的生产得到兴盛，实破了以往这些铜铁料只能铸造兵器，不能广泛铸造生活用具的禁规，使生产规模快速扩大。2013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鄂州市博物馆联合开展鄂州古矿冶遗址专题调查，前后共发现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性质的矿冶遗址17处，采集遗物较多。通过综合研究这批古矿冶遗址，可基本勾勒出鄂州古代铜铁矿业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规模庞大的陶瓷窑场及品种齐全的产品

据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初步统计，当时古武昌区域内的湖北、江西、湖南及江浙地区等，共出土六朝时期的陶器、青瓷器及模型明器等数十万件，其中鄂州地区出土的就有近万件之多。

在学术界，特别是考古和从事六朝青瓷研究领域的相关学者、专家，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多数人一般只知道六朝青瓷的主要产地为江浙地区的绍兴越窑、温州瓯窑、金华婺州窑、宜兴南山窑（或称均山窑）等四大窑区，并且以长江中游各地区出土的六朝青瓷也划归到江浙地区产品的范畴。湖北鄂州（古武昌）通过考古调查与发掘，在位于城区东南部的瓦窑嘴、葫芦嘴、泥鳅地、陈家嘴一带，即发现有东汉末至吴晋六朝时期的古陶瓷窑址。这一带丘陵起伏，树木丛生，北部为五丈港，洋澜湖环绕整个窑址。从窑址遗物分布的范围来看，东西长约500米、南北宽约200米，整个窑厂面积约计10000平方米。经武汉大学、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鄂州市博物馆联合组队，先后进行了几次的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发现有窑炉、陶土生产车间、产品存放场地等功能齐全、规模庞大的青瓷窑场地。国家级资深教授、中国六朝考古著名学者、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原主任蒋赞初先生在其论文《湖北鄂城六朝考古的主要收获》中，他对具有地区特点的古武昌六朝青瓷通过分析研究和对比，他认为：“鄂城出土的数千件六朝青瓷中，只有10%左右是来自长江下游地区，而其余的90%左右，可能均属古武昌附近地区的产品。”

从古武昌青瓷的造型来看，其包含的品种类别、生产、生活内容都十分丰富齐全，各种青瓷器的种类、型式及发展演变序列亦清晰可辨。其中：

展现亭台楼阁、院落等建筑时代特征的模型明器有：仓廪院落、孙将军门楼、房舍、农舍、盖井等；

反映生活与家禽家畜状况的模型明器有井、磨、臼、碓、仓、灶、案、猪、狗、鸡、鸭、牛、马、车、猪圈、禽舍等；

真实体现人们日常生活用品的器皿有：碗、盏、罐、盘口壶、唾盂、灯、熏、盒、虎形烛座、鸡首壶（罐）、盘、盆、勺、耳杯、酒尊、槅和羊形插座、狮（蛙、兽）形插座等等；其品种之多，类别之全，即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当时人们对生活质量，品味的追求。

再现精神文明和文化品位的青瓷器有：砚（台）、水盂、狮形水注、羊形水注，揭示了古人对精神文明的向往，并为我们研究古代“文房四宝”提供了实物依据。

有关人物造型的俑（兽）类青瓷器有：形态各异的人物俑或胡俑、站立或跪式的庖厨俑、单人或双人的乐俑等，为我们研究六朝时期的泥塑技艺和古乐器的演奏情况增加了史料，国外发现出土的类似俑类，亦证明了文化交流与传承。

三、古武昌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对海洋文明的影响及历史文化价值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航海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也称“海上陶瓷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海上丝路萌芽于商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形成于秦汉，到三国东吴时期曾一度兴盛。

（一）强大的水军建立与东吴造船业发达为开辟海上丝路奠定了基础

三国时期，魏、蜀、吴均丝绸生产，而东吴则雄踞江东，统治区域在长江中下游的广阔地区，其内江河湖泊众多，为训练水军及造船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天然条件，而此时正处于汉末三国海上丝绸之路从陆地转向海洋承前启后与最终形成的关键时期。由于孙吴同曹魏、刘蜀在长江作战与海上交通的需要，积极发展水军，船舰的设计与制造有了很大的进步，且生产规模也愈来愈大，这对促进海洋、航海技术的发展与航海经验的积累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根据文献考证，孙吴造船业尤为发达，当时孙吴造船业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准。孙吴所造的船，主要为军舰，其次为商船，数量多，船体大，龙骨结构质量高，这对于贸易与交通的发展、海上丝路的进一步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孙吴的丝织业已远超两汉的水平与规模，始创了官营丝织，而有自己独特的创新和发展。

（二）开辟海洋交通贸易，促进海上丝绸之路的拓宽与发展

在这一历史阶段，古武昌的陶瓷制造业、青铜、铁冶炼业等亦齐头并进，形成了官营规模宏大的生产场地，且数量、品种繁多，通过海上交通往来，许多产品及技术制作技艺传播到了东亚、东南亚及罗马帝国。鄂州吴晋古墓出土的古代波斯萨珊王朝时期生产的玻璃碗，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著名学者王仲殊考证，波斯萨珊磨花玻璃碗是在东吴时代由海路输入鄂州的，具体线路是从波斯经海路到以扶南为主的东南亚诸国，再由诸外国或中国商人向东北传至吴国南方沿海的交州、广州，最后又从交州、广州输入吴的都城建业（南京）或武昌（鄂州），也可能是经扶南等东南亚诸国的使者乃至孙吴前往扶南等国的官员之手，直接或间接传入建业或武昌（鄂州）。鄂州出土的玻璃碗，说明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输入中国的玻璃制品不全是罗马玻璃，还有波斯的萨珊玻璃。

这种器形的玻璃碗，目前在国内见到的只在古建业（南京）和古武昌（鄂州）各有一件，但在伊朗高原吉兰州的3世纪至7世纪的墓葬中出土较多。另外，日本橿原千冢126号墓（4世纪末）也出土了一只磨花碗，器形、工艺、装饰方法上与鄂州出土的玻璃碗基本类似。对于这种圆形磨饰的玻璃碗，日本学者认为是伊朗高原吉兰州的产品，此种观点得到了世界学术界的公认。鄂州出土的玻璃碗经过化学分析，其成分与日本橿原千冢126号墓的磨花碗几乎一致。东京大学伊朗伊拉克遗迹调查团采用原子吸收法，对千冢碗与在伊朗高原采集的同类型碗残片进行比对，结果成分相近，这进一步证明了该类型的玻璃碗是萨珊玻璃。

鄂州出土的波斯萨珊玻璃碗是世界古代玻璃制品的典型代表，是研究和比较古代中国与东亚及西方玻璃制作技术和工艺的载体，也是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实物凭证，更是鄂州与世界古文化互动、商业交往的有力佐证。

在鄂州博物馆馆藏的600余面古铜镜中，三国东吴时期的就有几百面之多，其中神兽镜尤为突出，其铸镜工艺对日本有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是旅日工匠传承了古武昌制镜文脉。为什么说武昌的神兽镜影响了日本三角缘神兽镜？一是日本的三角缘神兽镜的主体纹饰与鄂州出土的神兽镜类似，都是东王公、西王母等神像和龙虎等兽形图案；二是日本三角缘神兽镜制作于中国的三国东吴时期，有的铜镜还铸有中国的年号，并刻铭有“陈氏作竟”“张氏作竟”等中国工匠的姓氏，由于神兽镜盛产于中国江南长江流域吴地，罕见于黄河流域的魏地，故三角缘神兽镜应为吴国的匠师东渡日本制作。

四、古武昌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时代意义

（一）传播了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连续数千年文明史的国家之一，中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悠久丰富，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向世界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古老文化，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实现人类同存同荣、共同发展，具有十分深刻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领袖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要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广泛宣传中华文明探源工作等研究成果……”

古三国东吴时期海上丝绸的文明历史进程，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制订启动此项文明探源工程，让鄂州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鄂州，则是我们肩上的重任。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

（二）促进了吴国经济的繁荣发展

赤壁之战以后，东吴在稳定了荆州的政治、军事局势后，随后几年就从公安迁都武昌，设立武昌郡并建都于此。这一历史时期，是吴国疆域最大、经济最为繁荣的历史阶段。孙权实际上是东吴的奠基人与英明君主，在继承父亲孙坚事业的过程中，展现了非凡的才智和胆识。他善于用人，广纳贤才，如周瑜、鲁肃、陆逊等一批杰出的文臣武将都成为了他的得力助手。在孙权领导下，东吴逐渐崛起，成为三国时期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其统治期间，国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他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加强中央集权，整顿吏治，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发展手工业和商业。农业生产有了较为先进的农业技术，养蚕业又有很高的蚕桑、养殖和丝绸丝织技术。与此同时，国内的手工业也十分兴旺发达，擅长制作青铜镜、铜铁器、兵器冶炼和青瓷器手工艺，铸造、生产了数量惊人的系列产品，并且通过海上交通贸易，远销东亚沿线国家及罗马帝国等，巩固了吴国的经济基础，在吴国疆域范围内出土的文物就充分得到了印证。

（三）展现国家之间的平等开放合作、构建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

天下三分孙吴占其一，孙权为了保持与魏国、蜀国的竞争力，除大力发展和巩固江南的同时制订了“拓展海疆，以定大业”的宏伟策略。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为孙权进行“拓展海疆，以定大业”的战略计划打下了基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让吴国积累了既定的对外贸易资本，造船业的发展为海上远航提供了必要的交通工具。因此，吴国海上远航的方向定在东北、东南、南海三个方向。东北方向的远航目标为辽东和高丽；东南远航的目标是檀州和夷州；南海远航的目标是东南亚诸国。吴国的这次远航是中国历史上继秦始皇派遣徐福出海后的第二次海上远航，具有非凡的蓝图与意义。

东北远航的主要目的是巩固国防，主要目标有三个：一是夺取东北地区的战马、人口等战争资源；二是联络东北地区诸侯公孙渊，并使其在东北牵制魏国，防止南下；三是与东北地区进行经济贸易。东北远航于公元232年至233年前后进行两次，第一次远航封公孙渊为燕王，并使其称臣“并献貂马”， 第二次带珍宝货物到达辽东、高句丽进行贸易交流。公元235年吴国在一次与东北的交易中满载战马而回，《吴书》记载：“大船可载数百匹，船小，可载八十匹。”可见孙权东北远航的目的是巩固国防，获取战争资源——战马。与此同时，也大力促进了江南地区与东北、（高句丽）朝鲜地区的平等开放合作及文化交流，缔结了友好往来关系。

东南远航，经营台湾，从此大陆台湾不可分割。孙权派卫温、诸葛直远航檀州、夷州，这是文献记载的第二次海上远航，规模宏大，促进了台湾地区的文明发展，将台湾地区直接从原始社会晚期过渡到封建社会，同时还带去了大陆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军事、文化、建筑等得到了跨越式发展。

远航经营南海，开拓南海贸易。岭南、海南、南海均为孙权海上远航的目标，他任命吕岱为交州刺史、镇南将军经营南海，将吴国势力推进到越南扶南（越南南部）、林邑（柬埔寨）和明堂（南洋群岛）。从此，“南土清定，三郡晏然”，国家“永无南顾之忧”。吴国使者带去大陆的丝织品、铜器、铁器、瓷器与南海诸国交换珠玑、玛瑙等海产，随后南洋各国也纷纷派遣使者回朝，使者往来与民间贸易盛行，为我国与南海诸国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

吴国的拓展海疆政策，对东北、东南、南海等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文化交流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经验永远值得借鉴与总结，我们不但要总结中国的过去，更重要的是要展望未来，为世界和平发展、文明进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懈努力。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截止2023年10月，已有152个国家与中国签署合作文件，范围涵盖中国历史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行经的东亚、中亚、北亚、西亚、印度洋沿岸、地中海沿岸、南美洲、大西洋地区的国家。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数量占全球国家数量的77%，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面积占197个国家总面积的65%，人口数量占全球人口的65%。中国政府本着坚持开放合作，深化互联互通和履行社会责任等，为人类的共生同存，推进和平、文明进程，为构建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机制保障。（丁堂华 杨震 周承水 刘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