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片雪花的深刻

如是

冰雪于南方人来说是罕见的，也是快乐的，更是深刻的。

最近哈尔滨的南方小土豆迅速蹿红网络，小土豆并不是谁，更不是全民食物，而是指南方人为了感受北方冰雪的欢乐，穿上厚厚的羽绒衣裤，踩着厚厚的棉鞋，再戴上造型各异但一定呆萌的防风冒，他们和她们，拖上巨大的行李箱，坐上飞机，上飞机前他们和她们还各有各的大号和昵称，不过，他们一下飞机，就拥有了一个统一的爱称，东北大哥大嫂大爷大婶赋予他们的爱称，被亲切的称之为“小土豆”，南方人是快乐的。小土豆们在南方很难有那样的快乐。

1983年，东川冬，寒冷带来的是我们一家人围火炉旁的温暖，灶灰里埋下几个洋芋，也就是小土豆，一定要是小的土豆，那样的话，成熟得快，成熟得均匀，洋芋大了，外皮已经烧焦，芯里还是生的，不好吃，而且外面还要刮去很厚一层焦糊皮，浪费。我家房子的墙是夯土墙，很厚很厚，那会儿的我，一庹还不够量；木门，李大爹带人给打的木门，也厚实；几月前刚盖的瓦，一点儿不漏风，家里可缓和了，睡觉就得盖上两床被窝，哥哥和我已经单独有床睡了，两头砖块磊起，中间搭上木板儿，稻草席上再铺棉絮，不过，下雪前半个月我跟哥哥就被特许和妈妈爸爸一起睡，他们的大床也不大，于是我和哥哥就在床尾抱着爸妈的腿睡，父亲很瘦，腿上没肉，小腿前面的迎风骨像刀片儿一样，而且父亲足寒，哥哥就给父亲捂脚，我给母亲捂脚，哥哥和我还约定好隔天换着捂，但我总是嫌弃父亲的脚冰凉，还没肉，于是，母亲的脚几乎都归我。

盼雪是孩子唯一超过盼年的心情，尤其是南方的孩子。自打记事以后，每一年都在盼雪，可是每一年都能看见雪花片落地后迅速消融，连一点痕迹都不留下，于是，早几年我是张口接雪花片，吃进肚里，记在心里。

那一晨，父亲在劈柴，母亲在隆火，哥哥在叽叽喳喳一个独声音玩闹，母亲几次叫哥哥来喊我起床玩雪，我却蜷缩在被窝里不信下了雪，因为哥哥打天冷以后就天天早晨哄我起床说下雪了。小孃孃在喊院大门，我想第一时间扑入小孃孃怀里，却又被冷风禁锢在被窝里。小孃孃和哥哥玩雪的嬉笑声让我不再怀疑下雪的事实。小孃孃跑到床边来叫我起床，玩雪后的手冰的我一激灵，但我丝毫没有惧怕，任由小孃孃给我套衣服套裤子，小孃孃冰凉的手对我的每一次触碰都是冰雪糖果，我就那样任由小孃孃摆布，我急切地每穿上一层就要奔向院子，又被小孃孃摁在床上穿上又一层的衣裤。

院子里的雪已经不再是我想象中的洁白无瑕，哥哥和父亲母亲还有小孃孃他们已经把院子里的雪地踩的一塌糊涂，辛好小孃孃牵上我们哥俩的手，直奔屋外铁路边的空地里去了。

那里几乎集中了全村十五岁以下的孩子们，打雪仗堆雪人，往别人领子里塞雪花，把别人埋进雪坑，这些游戏放夏天玩，那是整人，但雪天，就是纯粹的玩，玩不累，笑能累人，但只累一分钟，然后满血复活，继续加入战斗，再累一分钟，再把喘息时看来的本领学会，又再次笑到上气不接下气的打闹。

本来那天清晨下的雪不够那样玩的，但是那天我们一边霍霍雪，天一边啧啧啧地下大雪，真正的鹅毛大雪，落在手心还能舔食的雪花片漫天飞舞。

玩过早饭，开始有家长冒着“枪林弹雨”来拖自家的孩子回去吃饭，但是被拖走的那几个小朋友不过一会儿又挣脱“魔爪”参与进“南北之战”。不过后来也有哭的，小瘪凤就是第一个哭的女娃子，她是被村里大人们“许配”给我的“媳妇儿”，她爱哭，她一哭，战斗更加激烈了，战斗一升级，哭的声音也传来了第二个——小前前，杨庭前家住铁路上排，他妈听见哭声，拿了根细竹棍子就冲进战场捞人，大点儿的孩子就从后面举起巨大的雪球轰下去，小前前看见自己妈被雪球埋住了，就咯咯咯地笑，收起眼泪又捧一捧雪准备埋他妈，被他妈横了一眼，又迅速把雪花扬起老高。

来抓孩子回家吃饭的家长开始多了，但没一个母后父王在那场战斗中展现出威望，不知何时，战线上出现了大人的身影，大人们低沉的笑声逐渐清晰宏亮到天真，战线上也开始有了真男人的身影，他们是二十多岁三十岁的男子，他们把雪花片攥成冰蛋，他们身往后仰，手往后远里扯，他们腰马合一，嗖的一声，冰蛋发射打出去，汆入雪地再蹦出来，即便从雪地里蹦出来打在身上也还很疼，于是，哭声此起彼伏。

老哑巴，他是我们村的一个聋哑残疾人，村里人都叫他老哑巴，他应该有大名的，他五十多岁的样子，也许还要年青些，但他穷苦沧桑，身上的衣裤被补丁盖的已经不剩原本，翘起的几片补丁呼扇呼扇的，双手上长年裂开的老茧子像锉刀一样，那茧子裂缝里有永远洗不干净的黑泥，深处是嫩肉，他那杂乱的头发是他姐姐给他用镰刀割短的，他没有妻儿，他腰上永远别着一把汗烟杆儿，四尺长，发红的竹棍儿作烟杆，翠绿色的烟嘴是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留下来的翡翠烟嘴，汗烟嘴上笨拙地系着一条麻线穗，他那麻线穗儿是用来使牛用的，他在村里使牛最老辣，他也是通过一年农忙给张家李家使牛犁地耙田，获得唯一一点经济来得。

别人使牛，牛鞭子总是狠狠地打在牛身上，那些人还老是把地犁的不成样子，老哑巴使牛，不用鞭子，就用他的汗烟杆，他把汗烟杆反过来拿，手握黄铜烟斗，麻线穗挂在前面，他一挥手，麻线穗在空中划过，不管哪家的牛，都知道要使力了，那牛，低头后脚蹬，犁头就深深插入土里，翻出的新土跟开花似的。

老哑巴说话，村里没人能听懂，看得懂他比划的人也不多，那牛偏偏听得来老哑巴的话，老哑巴叫“啊”，牛就向左使力，老哑巴叫“喔”，牛就向右使力，他叫“吐啊”，牛就停下来，叫“哈”，牛就掉头等待，等待他把犁头从土里撬出来，再掉头置起犁头，叫一声“哇哦”，牛就拖着犁再从这头犁到那头。别人学他，牛不走，不学他，犁不好，耙不好，真是奇怪。

村里人个个都怕老哑巴，他会打人，他会高高扬起使牛的汗烟杆追着你跑，跺着脚，嘴里还呜哇呜哇的大叫。你对他有不礼貌，他饶你就根本不搭理你，他不饶你就拿使牛的汗烟杆狠抽你屁股。那是大人们说的，然而，从来没有哪家孩子被他打过，哪家的家长都虎孩子说：“老哑巴来了”。

“老哑巴来啦。”

有个声音喊。战场一片寂静。扭头一寻，老哑巴气势汹汹地从铁路上栽栽跌跌扑腾进欢乐的海洋，哭声止了，笑声停了，雪花也屏住了气息，悄悄地归入雪原。老哑巴那双破布鞋，前面露着“生姜”，后面露着“皮蛋”，踩在雪地上发出厚重的咯咯声响。老哑巴用土块儿一样的手掌抹了一把鼻尖上那晶莹的清鼻涕，擦在裤腿上，再缓缓抽出腰间的汗烟杆，不知谁人“啊”的一声尖叫，我们他们和谁们，随着那声尖叫带起来的调，炸油锅一样做了鸟兽散。

我躲在院门缝里看看还会不会烽烟再起，这时，只有老哑巴一个人站在雪地里，嘎吱一声门响，斜对门家贺孃孃从屋里端出一碗热气乎乎的菜走到老哑巴身旁，递给老哑巴，老哑巴咿呀咿呀推了几把后接下来了，转身走几步又回身给贺孃孃鞠了个躬，鞠得很深，笑得很憨。

老哑巴走过几间房，远了，隐入雪花，贺孃孃一直站在那，贺三出门来，贺孃孃便摁着贺三的小脑袋，娘俩朝着老哑巴家那边还了一个深深地鞠躬。

老哑巴不打人，从来没有打过人，他连牛都没打过，走在铁路上，被别人家的猪拱翻了，爬起来后也没打过猪，别人家的大鹅拧了他的大腿，都不会扇大鹅嘴巴子的，只会傻乎乎地跑，一边跑一边疯笑；他因为听不见，也就没有从外界获得过知识文化，他给人家使牛犁地耙田，人家对他没有厚待过，最多的厚待也是别人的少钱；他自家的田地是他自己用锄头一锄一锄挖出来的，再一锄一锄的敲碎滩平；别人家给他最大的厚待是把自家的大粪送给他，他就把大粪掏出来，挑到田地里压了庄稼；村头王家长期喊老哑巴去帮忙盼庄稼，老哑巴就把王家田里的稗子拔得干干净净，回来就挑一担子稗子草回来，稗子草就是老哑巴的酬劳，稗子草晒干就是老哑巴打草鞋的材料，别人比划着对老哑巴打的草鞋表示赞扬，老哑巴就对着村头王家竖起大拇指表示感谢；老哑巴帮谁家割谷子、板谷子、晒谷子，主人家给帮忙的大伙准备伙食，老哑巴就端一大土碗饭蹲人家院墙根儿在那滑饭，主人家礼节性的搲一勺菜压给他，他就厄急地把饭碗藏在腋下，挥手拒绝再添菜，他滑完那碗不成样子的菜饭，端着空碗送去灶房，还不忘给厨房里的帮厨高高地竖起大拇指再加连连点头，憨笑还是那样憨；村里的孩子往他家门口过，都要偏头看看他有没有在门前晒太阳，只要看见他，尖叫着像是被狗撵一样跑开来，我也每次路过他家门前，就探头看他在不在，只要一眼看到他，拔腿就跑，后背感觉被鬼追，嘴里伴随着极度惊恐的哀嚎。

后来我长大几岁，虽然看见过贺孃孃朝他鞠躬，也还是把老哑巴当鬼一样的害怕，再长大一些，我开始慢慢不再害怕他了，因为他已经开始驼背，掉牙，使牛的汗烟杆也慢慢成为他的拐杖，春夏秋天的草鞋换成了一双解放军黄胶鞋，冬天也穿，只是到了冬天，那双黄胶鞋就破成了花布胶鞋，前后补上去的补丁只有外圈还在保留，层叠的补丁中间露出了脚趾和脚后跟。

我初中一年级就搬家到城里了，可我的小伙伴都还在那个村子，我会在周末回村玩，甚至逃学回村去，周末去，村里的同学有的在放猪放羊赶鸭子，有的在地里帮忙，陪我玩的太少，逃学回去就更是没有同学可以邀约了，但是我每次回村都要去老哑巴家门口探头一看。有一次，他坐在门槛上晒太阳，我刚一探头，他忽然认出我来，他咪笑起来，手指着我：“诶诶诶诶”，他用皲裂的双手比划着自己的脸庞，再用手指指指我，双手拉长了比一比。看着他干瘪的指甲盖，脸上那挤压在一起的皱纹，我读懂了他的手语：“是你呀，我记得你，你长高了。”他欠起身子拉住我袖子回屋，我伸手拍拍他的肩，摆摆手表示不回屋了，又比比前方，我要走了。我注意到他的门上贴着黄纸对联，已经破旧风化，碎得只剩下一点点纸片。后来听说他家没人了，他姐死了，只剩他一个了。

我走在村中间铁路上，拍打拍打他拉过的袖子，我忽然发现我怎么觉得他脏呢？我真五意（五意，老家骂人不识好歹、不通情达理的意思，五意：意境、意情、意向、意趣、意义。），外公去世，他还帮忙办丧事；家里收谷子，他看我家锅里肉少，就蹲墙根脚吃水煮白菜下一碗饭；我家甘蔗地砍甘蔗，别人回家来吃饭，他一人守着地里砍倒的甘蔗捆，等我母亲给他送饭去；有人欺负他憨，明抢我家的甘蔗，他与明抢的人搏，被推倒，受尽委屈。我还这样嫌弃他。“真五意，唉，我真五意，”我悔出声来。

又是一年腊月，我再回村，在小舅家吃过午饭，我到商店买了一盒绿豆糕，走到老哑巴家门口，我还是那样蹑手蹑脚的探头看，老哑巴已不再坐在门槛上晒太阳，破败的木门上还是一副破败的黄纸对联，这一次不一样的是那副破败的黄纸对联相较新一点，那是村里做法事的识字先生歪歪扭扭写下的字迹，意思是表达对逝去人的哀思。

老哑巴死了，门锁了。我提着绿豆糕走在回城的铁路上，越走越觉得脚重，坐下来歇歇，铁轨冰凉，天上也寂静地飘下几片雪花，远处没有，就眼前。我回身朝着老哑巴家的方向，深深地鞠了一躬。

鞠他善良博爱的一生，鞠上天给予他不公的一生，他在先天聋哑的窘境下坚强地活着的一生，面对讥讽却坦然面对的一生，谦逊卑躬的一生，穷困潦倒至死的一生。

老哑巴死了，不，还活着。有一部获奖动画短片里这样说：人死了，只是躯体死了，灵魂会到另外一个地方生活，但是如果活着的人忘记了死去的人，灵魂将烟消云散。

哑巴没有给我取个“小土豆”，因为他是哑巴，每个孩子在他心里都有一个可爱的爱称，他是哑巴，没有喊出来，我知道。

作者本名：张承忠，笔名：司号员、忠途、如是，云南东川人，70后，现居昆明，作品《最是那一碗面》、《我和火车的那些事》、《粮票》等，散见于《昆明作家》《都市头条》《作家美文》《文学沙龙》等，闲暇之余，喜好阅读和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