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坊里的文艺范儿

张世峰

谨以此文，向在那个精神生活匮乏的年代，给予我们心灵的慰藉和愉悦的老一辈文艺工作者致敬！

                                   ——题记

        蓬莱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这也反映在街道的命名上。蓬莱城大街小巷的名称，或读起来高雅疏朗，或由来有册有典。现在的戚继光故里1992年改造前，两个戚氏牌坊之间的长街旧称“牌坊里”，这条近200米长的街道最高峰的时候住着40多户人家。建国后到上世纪90年代初，这里是武霖村（“文革”期间曾一度改称“卫红大队”）人气最旺的地方，大队部（村两委办公室）、卫生室、水炉房、理发铺、饲养院（马圈）、生产队仓库、麻绳厂和布艺花作坊等公共设施和工副业项目都聚集于此，从早到晚人流不断。同时，这里还是“文化人”密集区，文艺气息浓郁。

    道北中偏东有一条宽2.5米、深近40米狭仄的无名死胡同，在这条弄堂的尽头住着两户人家——街门坐西朝东是栾家、冲着弄口坐北朝南是王家。

    栾家的主人叫栾枫，给人的印象就是邻家大叔。我与其长孙栾建军是发小，孩提时经常去栾家玩耍。他家的院子栽满了各式各样的花草，盛夏时节，夜来香绽放后，花香四溢，左邻右舍都能闻到，为闷热的夏夜增添不少凉意。那时栾枫正值盛年，饭后茶余最大的乐趣就是坐在卧室里的书桌前读书看报、笔耕不辍。他的夫人、人称栾家二婶则盘腿坐在炕头上做着针线活，夫唱妇随，其乐融融。据我父张绍平讲，栾枫老人是牌坊里级别最高的干部，抗美援朝结束后，随解放军第九兵团政治部京剧团下放到蓬莱，与蓬莱民间剧社合编，成立蓬莱建国京剧团（蓬莱京剧团前身），担任指导员（后任党委书记）。他还是个大才子，1960年代初就与唐聚庆联手编剧《戚继光》并搬上京剧舞台，后来还创作了《老把式》、《王长福》等现代戏，热情讴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精神风貌。他参与编写的《海岛女民兵》剧本，1972年被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海霞》后，风靡一时。2011年我翻阅新编的《烟台京剧年鉴》时，无意中找到栾枫老人的简历，原来早在解放前他就是胶东军区京剧团的党委书记。这位在党的关怀下、在战争硝烟洗礼中成长起来的文艺尖兵，一生如此低调不事张扬。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那一刻，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像过老电影一样浮现在我眼前，画面虽已模糊，但美德铭刻心底。

    推开王家的街门，迎面是一株含笑像硕大的藤条攀附在照壁旁，正屋前的空地中央盘踞着牡丹、芍药各一大簇。每逢春天，含笑开花貌葳蕤，花王花相争芳菲，把王家平淡的生活烘托得生机盎然。王家的主人叫王受恒，其母张可宗是我父的三姑母，因这层亲缘，我叫他叔叔，称其母三姑婆。每年牡丹花开时，三姑婆都会送几支给我祖母。我这位叔叔为人平和坦诚，一辈子与世无争，随遇而安。不过三姑婆却是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其父是花市弄张家后裔张锡庚（又名张梦李，诗仙李白的拥趸，我曾祖父四弟），清末秀才，自办私塾杏坛育人，后又倾尽家财与人合伙办了七所私立学校，自己管控一所叫振华小学，清末至民国时期在登州府和蓬莱县衙当差的许多文官都是他的学生。三姑婆因“诗书传家”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及笄之年还在基督教会的唱诗班学过声乐和管风琴，是那个年代少有的“学贯中西”的女才子。她的小妹妹叫张可英，是建国后第一新生代公办教师中数一数二的大美女，且才貌双全。我记事时她在王家的厢房里住，是南王区教学点的教导主任，我父与其年纪相仿，也在南王区教学，但论辈分论级别，都应是小姑管着大侄儿，我父也只好人前喊领导人后称长辈。她唱歌低沉、沙哑、有磁性，用现在的话语形容叫烟嗓腔，唱京剧演老生更是惟妙惟肖。如果活在当下，一定是网红主播。

    牌坊里道南中偏西也有一条死胡同，宽4米左右、长近30米，武霖村人叫其为“杀人弄”。关于这个名头的溯源，坊间流传着这样一个版本。话说明嘉靖末年，奉旨敕建戚氏“父子总督”、“母子节孝”牌坊时，因当时工匠们第一次接手这么大型的石质结构建筑，不得要领，巨石立起倒，倒了再立，长时间工程没有进展，几波主事人都被以“抗旨不遵”的罪名法办，据说他们就是在这条弄里丢了吃饭的家把什。直到后来有人想出垒土固基的施工工艺，这种血腥的场面方才终结。史上是否确有其事已无从考证，但“杀人弄”的传说却成了蓬莱人四百多年的谈资。

    弄名的不吉并未蹇及这里面人家的烟火寻常，他们以“人生莫问来处”的淡定和自信，把俭朴、精致、干净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风生水起。

    胡同临街住着两户人家——蓬莱建国京剧团行政团长韩话、一号尖子演员张枫秋。两家共用一个院，显得比较拘紧，都走一个坐东朝西的街门。韩话也是原解放军第九兵团政治部京剧团的领导（团长），他走在街上比较庄重严肃，言谈话语不多，但坐下来谈论工作和京剧，滔滔不绝、有板有眼，听他讲话很有气场，他和栾枫领导的蓬莱京剧团1958年被列入全国戏曲100例红旗单位。善因结良缘，后来韩话的小儿子韩建亮娶了栾枫小女儿栾淑莉为妻，两家成为儿女亲家。张枫秋是青岛人，上世纪50年代初单枪匹马拎着行头到蓬莱开始演艺生涯，他演荀派旦角，到画河西岸观音嘴旁的那口井挑水时，双脚迈着的也是舞台上跺的小碎步。1961年田汉两次来蓬考察工作，先后观看他主演的《白蛇传》和《追鱼》，对地方剧团能有如此优秀的梨园精英惊叹不已，并十分赞赏蓬莱京剧团集体创作的力量；1962年夏，张枫秋排演《霍小玉》时，曾得到荀派创始人荀慧生不厌其烦的精心指导，并把看这出戏的全过程详细记录在其《艺事日记》中。工作之余，他们时常聚在一起切磋技艺、研究工作。受其熏陶，周围许多老百姓都喜欢上了京剧，就连村理发铺的老关头，也能一边剃着头一边哼着京剧小调、讲着诙谐段子，让在一旁坐等的街坊们不至于感到枯燥寂寥。我祖母看惯了行走在这里的各色人等，曾经感慨道：“有文化的人个个彬彬有礼，与没有读过书的人相比，一眼就能看出不一样”。文化软实力的赋形，使牌坊里成为那时蓬莱城最具文艺范儿的地方。

    “文革”期间，他们受到冲击，被当做“牛鬼蛇神”批斗、隔离，张枫秋甚至还失去人身自由长达一年之久。那时，我刚从东关村的保姆家搬回牌坊里住不久，黎明时分总能听到张枫秋先生练嗓子的声音，那曲调哀婉低回，分明是对自己命运不公的控诉。1982年蓬莱京剧团解散后，他们对京剧痴心不渝，奔波城乡各地为乡邑演戏，培育京剧艺术民间新苗，乐此不疲。人生的大起大落，也在快乐的奉献中成为过眼云烟。

    时光荏苒，人潮熙攘，牌坊里老街的旧貌早已荡然无存，老街坊们也散落四处，甚或作古。人去物非，但情不可终。对于热爱真诚生活的人们而言，拂去岁月的封尘，看到的依然是鲜花和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