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主席推崇贾谊说开去

陈晓林

匆容置喙，毛主席是近代以降最善读史、用史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跟着毛主席读史，往往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不啻是条捷径。

在众多的历史人物中，西汉时人贾谊倍受毛主席的推崇，在老人家谈话和诗文中屡屡提及这位少年英发的才子。尤其值得称奇的是，毛主席一生写了七十余首诗，竟有两首是写给贾谊的。其中一首七律.咏贾谊，这样写道：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

1958年4月27日，毛主席专门致信秘书田家英，要求其并陈伯达、胡乔木读班固的贾谊传，读贾谊的文章。毛主席认为贾谊的《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毛主席为什么如此推崇贾谊呢？

首先，毛主席十分赞赏《治安策》中贯穿的居安思危的思想，并据此提出的治国安天下的预见性主张。毛主席在党的七大时曾指出，“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侯，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贾谊正是在西汉王朝历经四十年的统治，经济有较大发展，政治也比较稳定的一片赞歌声中，透过表面稳定，揭示了潜伏的三大社会矛盾即：匈奴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与汉王朝之间的矛盾；地方诸侯割剧势力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广大农民和地主、大工商业者的矛盾。贾谊认为，天下之大事，让人痛哭的有一件（诸侯割据，尾大不掉的危险），让人流涕的有两件（其一匈奴侵扰；其二朝廷软弱，对外不敢碰硬），让人长叹的有六件（制度疏阔，社会以侈靡相竞、以出伦逾等相骄，社会风气每况愈下等）。贾谊直言不讳的指出：向陛下进言的人，都说天下已经安定大治了，我独自以为，远还没有！说天下已安，天下大治的，不是愚蠢，就是阿谀。

二是毛主席推崇贾谊，还因贾谊虽少年得志，但纵观一生，数次遭妒遭谤遭贬，末登公卿之位，然胸怀天下，以远见卓识屡屡上疏，甚至不惜开罪朝廷重臣乃至皇帝。写到这里，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年轻的贾谊面对疑心重重的皇帝，面对周勃、灌婴、东阳侯、冯敬等一干重臣、老臣的卑夷，以忧国忧民之心，直陈己见的情景。毛主席让田家英等读《贾谊》传，其目的也是为了引导身边工作人员象贾谊那样文必切于时用，发挥聪明才智，做一个有骨气、有远见的人。这里有必要提一句，有人把同样英年早逝的田家英比作贾谊，对于他的死同样有“贾生泉下迎新客，世上于今革命难”的叹惜。这个沉重的话题至今众说纷纭，且已超出本文讨论的范围。

三是贾谊英年早逝，让惜才爱才的毛泽东不胜感伤。贾谊上疏《治安策》时年方27岁，刚刚33岁就离开了人世，这让毛泽东不胜感伤，产生共情，在上首诗的基础上又写下了“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坠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的绝句。

所谓梁王是汉文帝的小儿子，与贾谊进京途中坠马而亡。贾谊是其老师，感到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深深自责，经常哭泣，后在忧郁中死去。毛主席认为贾谊不该因为梁怀王坠马身亡，而把责任全揽到自己身上，并因此忧伤而死，真是太可惜了，也太不值得了。类似的意思，毛主席在读《贾谊传》的批注中亦有表述。

与《治安策》齐名的是《过秦论》。毛主席对《过秦论》的评价不及《治安策》，而有史家和文学家认为《过秦论》更胜一筹。汉文帝刘恒正是通过《过秦论》而对贾谊相见恨晚的。我想是不是因为主席觉得贾谊论秦之过有些过之或不恰切，如贾谊认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要使汉朝长治久安，必须“施仁义，行仁政”。众所周知，于秦，毛主席有其自己的评价标准，且从不隐讳。再一点就是《过秦论》是总结历史经验，而《治安策》则是透过时弊而预见末来，这是否也是毛主席更看重后者的因由？

人不可以千古，思想可以，贾谊虽英年早逝，文章却流芳千古。毛主席离开我们也已快半个世纪了，是也好，非也罢，他的思想和实践也依然在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与世界。以我有限的文史知识，不揣浅陋地写下这篇小文，权表对先哲们的怀想之情。凡思想家都具有预见性、批判性和多样性之特征，尤如大海中之灯塔。记得有位哲人说过，“善待思想家，是一个伟大民族应有的秉性，也是一个伟大民族应有的美德。

（草于毛主席诞辰130周年之际）

授权作者简介：陈晓林   坚持业余创作，出版散文集《纸上声》、诗集《心远斋诗摭》等著作六部。《将星之路》获第二届全国优秀青年读物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