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 校 记 忆
王满院
一
1979年酷夏的一天。
村里大喇叭通知，要我速去大队部领取《录取通知书》。
那时，谁能考上初中专，可是件了不起的事，在十里八乡定会引起不小的轰动。
我激动的心都快蹦出来了！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直奔大队部，刚进门，大队书记高兴地说：“祝贺你！这回你给咱大队争光了。”我双手颤抖着接过了《录取通知书》，迫不及待地打开：
“陕西省农林学校”
“啊？农校？”
我揉了揉眼睛，确实是陕西省农林学校！
当初填志愿时，就没报农校呀，怎么会被农校录取呢？我懵了。
我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土地里刨食，好不容易通过考学，有机会离开农村了，我多么渴望能跳出“农”门，去大城市工作生活。我志愿填报的都是航空、工业、邮电等这些学校，就没一个和“农”字沾边的呀！
从大队部出来，我双腿像灌了铅似地沉重，心拔凉拔凉地。
“唉！还是没有离开农村，将来工作还是干农业，还是和土地打交道，我一辈子都摆脱不了这个农字了……”
我沮丧地回到了家，情绪坏到了极点，闷头便睡在炕上，一连三天都没和别人说一句话。我那副低落郁闷的精神状态可把父母吓坏了，他们也是惴惴不安，担心我想不开，出啥事。
当年，我的中考成绩是挺不错的，全县招录70个初中专学生，我的成绩排第20名，其中理化（合卷）考了96.5分，为县上西片区第1名，这样的成绩，咋就把我调剂到了农校呢？
我想不通！实在想不通！
我把“录取通知书”看了一遍又一遍，越看越生气，真想把《录取通知书》退回去，拿着成绩单去乾县一中上高中。
父亲见我是这个态度，知道我心有不甘，就说：“娃，你上学的事，我也不懂，你要是实在不想去，想上高中考大学，我也没意见。只要你能上，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会供你。”
他话音刚落，我“哇”地一声哭了。
我明白，这几句质朴而果决的话，是面对清贫的家境，父亲能为儿子做到的最大的支持和安慰，饱含一颗爱子之心，怜子之情，字字撞击着我的心灵。
人生抉择的十字路口，我该怎么办？
正当我迷茫纠结之际，我忽然想起了班主任老师，想听听他的意见。
班主任在听了我的想法后，沉思了一会儿说：“我觉得你还是上农校比较好，理由有三条：一是今年是国家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三年，以后政策还会不会变，谁也不知道，万一变了，那可不要后悔一辈子。二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人只要把本事学下，干啥都能成。不在你上啥学校，学啥专业。三是你父亲我认识，家庭困难情况我也了解，你下边还有一个弟、一个妹，都正上学，都需要你父亲供，你现在走，能减轻你父亲的压力。”
班主任老师的话，如醍醐灌顶，使我一下子冷静了下来。是啊，我是老大，应该上替父母分忧，下为弟妹担当，我怎能只考虑自己呢？
就在那一刻，我毅然决定，上农校！
二
农校，全称陕西省农林学校，地址在杨陵镇，当时隶属宝鸡市武功县。
提起杨陵，我并不陌生，距我家不到20公里，曾多次听大人们说起过杨陵，而且前几年，父亲还专门带我去杨陵看过火车，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火车。
开学报到的那天，父亲背着母亲给我做的新被褥，和我一块坐公共汽车来到了杨陵。校方安排有专人接站，把我们从汽车站接到了学校。
校门前的西农路很宽阔，路两旁那高大挺拔的白杨树，并排站立，像威武雄壮的士兵，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学校大门朝东，门口挂着“陕西省农林学校”的牌子，一进大门，迎面就是主楼五层，裙楼四层的“U”字型教学大楼，灰砖建筑，这是我当时见过最宏伟的高大建筑了。我们的教室就在二楼。教学楼旁是实验楼、图书楼、教职工宿舍楼，学生宿舍主要安排在排房里，排房共15排，每排15间，规模令人震撼。我们的宿舍最初被安排在学校最北边东北角的一座大房里，房子里摆了10个架子床，分上下铺，可住20个人，我在中间架子床的下铺，这也是我第一次见架子床。
一年后，我们宿舍被调整到了学生食堂附近的排房里，每间宿舍放4个架子床，住7个人，留1张空床以供大家放个人物品。偌大的世界，因求学而相聚，这也是一种缘分，大家都很珍惜，彼此相处都很融恰。
在农校的三年，是我们最幸福的三年。
农校的校园环境很美，鲜花盛开，绿树成荫，颀长笔挺的水杉树，足有三四层楼般高。宽大平坦的操场有许多篮球球架和乒乓球台子。操场的北边是一大片农田，那是老师们的试验田。
操场南边是学生食堂，食堂很大，可同时容纳上千人吃饭。那时候，条件还比较简陋，食堂里没有餐桌、凳子，犹如一个大仓库，有十多个打饭的窗口，一字儿排开，每天开饭时，学生们拿着自己的碗筷，自觉到窗口前排队，打了饭后，就找空地，趷蹴在地上吃，吃完把碗一洗，拿回宿舍，食堂里没有摆放碗筷的地方。
那时候，学校实行的是顿餐制，每个月发一本打印好的饭票，每天按时间顺序撕票就行了，学校供应啥，你吃啥，大家都一样。
在那时，中专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学费，住宿费全免，学校不收学生任何费用，每个月，学校给我的助学金是17.5元，其中餐费15元，还有2.5元的零花钱。所以，当年在农校上学，基本上不花家里的钱，等于费用国家全包了。农校的学生基本上都来自农村，许多人家里都很贫困。当时，多亏了国家的政策好，农校所有办学的费用都是国家财政承担。学生个人不用负担，如果没有这个政策，我们班许多同学就上不起学了。
我一直认为，我们农校的伙食是最好的，毕业很多年了，仍很怀念学校的食堂。
那时候，粮食实行的是供给制，国家供应的粮食中，粗粮多，细粮少，但农校可以把供应给学生食堂的粗粮调剂到农场去，而把农场的细粮调剂过来。所以，农校食堂每天早晚供应的都是白蒸馍、稀饭（早、晚各3两），中午面条或米饭（4两），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伙食己经是非常好的了。
班上有一个从陕北来的同学，给家去信说：“妈呀，农校的伙食简直太好了，我们天天都在过年。”因为那时陕北很穷，他们老家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白蒸馍。
三
年华泼墨，岁月留痕。
农校三年，是我人生经历中最重要的三年。
农校三年，最难忘怀的是农校的老师们。
他们学高为师，德正为范。对学生的爱护，像太阳一般温暖，春风一般和煦，清泉一般甘甜，比父爱更严峻，比母爱更细腻，比友爱更纯洁。
班主任韩英老师，一个慈眉善目、菩萨心肠的人，对待学生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说话总是慢声细气、语重心长，从不大声训斥学生，可偏偏，学生还真有点怕她。
有一次，全班同学在操场上集合完毕，韩老师绕着队列转了一圈，然后，站在队前严肃地说：“你们当中有人吸烟（学校禁止学生吸烟），现在，有人口袋里就装着烟，是谁？我不点名，你自己心里清楚，随后，你主动到我办公室来。”从此以后，我们班再也没人敢在学校里吸烟了。
2012年，我们“农作331”班同学举办了“毕业三十年”聚会活动。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昔日风华正茂的同学们如今已两鬓微白。三十年后再聚首，让人无比兴奋！当满头银发的韩英老师陪同我们来到当年的教室，看到了熟悉的场景，回想过去的岁月， 大家心情都非常激动。
代植保课的张随榜老师，讲课声音洪亮，条理清晰，能抓住学生的心理，大家都喜欢上他的课。他本身就是武功当地人，那时还是个“一头沉”，老婆、孩子在农村，家里种着地，他把新品种、新技术都用到了他家地里了，他是村上乡党心目中的专家，大家伙儿都是照他的样子做，你种啥，我种啥，你咋作务，我也咋作务，张老师家的责任田成了示范田，他成了科学种田的带头人。
代农作物栽培课的张启鹏老师，身材魁梧，腰粗体胖，穿衣服不讲究，经常是一件灰色长衫，大裆裤子，圆口布鞋，往讲台上一站，就像一个关中农民，可他一开口讲课，你不得不竖大拇指，委实接地气，讲得好，人爱听。
在他的课堂上，没有人睡觉。当他发现有人打磕睡时，就突然讲一个笑话，引起全班哄堂大笑，打磕睡的人早被吓醒了。然后，他接着讲课。
当年，张老师出了好几本书，毕业时，我还特意向张老师要了一本他编写的《关中农谚》，一直保存至今。
最令人感动的是搞小麦育种的赵瑜老师。
他，1959年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他放弃了在省城工作的机会，主动请缨扎根地处偏僻的农校扶风豆村教学实验农场，五十年如一日，甘于寂寞，甘于清贫，潜心研究小麦育种。先后培养出了“武农132”、“武农99”、“武农113”等9个小麦新品种，累计推广面积8800多万亩，实现农民增收50亿元。
1981年，我们“农作231”班学生曾在扶风豆村教学实验农场实习了一个月，我们见到了赵瑜老师，参观了他的“小麦育种加代室”和试验田，并给我们现场上了一堂小麦育种课。
赵瑜老师曾荣获“陕西省科学技术二等奖”、“陕西省道德模范”、2022年第三季度“中国好人榜”。
赵瑜老师是矗立在麦田里的一块丰碑。
农校值得点赞的老师还有很多……他们拼搏的身影和所做出的奉献，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古语云：亲其师，信其道；尊其师，奉其教；敬其师，效其行。正是农校有这样一批品德高尚、学风纯正、甘为人梯、默默奉献的老师，是他们教会了我知识，教会了我做人，让我懂得了什么是吃苦，什么是奉献，他们用自己人格的魅力影响了我的一生。
回忆是盏灯，照亮心房。
几十年物换星移，但我永远忘不了农校，忘不了亲切的老师和同学；我永远怀念农校，感恩农校，它是我人生成长历程中不可磨灭的珍贵记忆。
谨以此文聊述胸臆，我手写我心，农校怀旧，吾心永恒。
作者简介：王满院，陕西乾县人。刚从行政领导岗位上退休，喜欢读书，爱好文学，曾在省、市报刊上发表过科普文章、政论文章多篇，文学作品曾发表《一次生命享受之旅》、《五毛钱》、《农校记忆》，愿与文朋诗友相互交流，以求思维提升，文笔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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