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泾史话》序言

陆军/文　

作者附记：

友人约我写一篇有关枫泾人文景观推介的文字，我霎时慌了神。一是临近年底，百事缠身；二是年老体衰，文思枯竭，真正折煞我矣。心急火燎之间，忽然记起写于14年前的一篇旧文，慌忙翻将出来，以此交差罢。自责偷懒的同时，也暗自偷笑了一下，想，无论如何，下不为例吧！

中秋前夕，老友郁林兴打来电话，邀我为《枫泾史话》作序。我婉拒。

“你至少是大半个枫泾人吧，离开家乡五十年了，难道不愿意对故土鞠一个躬？”林兴君不屈不挠，用智慧的细节刺了我一下，我思绪的双翼便禁不住随风飞扬起来。

是啊，在我生命的版图上，枫泾，既是一个无法绕过的美丽地标，又是一座放飞我人生初始理想的精神码头，同时也应是一座寄存我漂泊心灵的温馨岛屿。

渐渐地，童年的懵懂，青年的憧憬，中年的咀嚼，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仅属于我的审美图谱上的“这一个”枫泾。

一

往事如烟。

轻摇童年记忆的万花筒，枫泾似一则浪漫的传说，如梦如幻。

我清晰地记得，有一次，爷爷坐在客堂里，边抽着水烟筒边诉说着他对我的人生规划：“你啊，最好的营生是去枫泾米行做账房先生。可惜，现在这个世道……”他将下面要说的话交给了水烟筒上的铜嘴，于是一阵“卟卟卟”声，伴随着呛人的劣质烟草味，为我这个才七八岁的农家男孩第一次营造了一个遐想未来的简陋空间。

枫泾，米行，账房先生。这三个关键词开始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不过，平心而论，那时我对爷爷为我设计的去米行当账房先生的蓝图并不满意。因为，即便是以我当时的年龄段所受的有限的教育，我也能判断，米行不如工厂、部队那样“革命”，账房先生也远远不如工人老大哥与解放军叔叔那样“神气”，因之小小年纪的我，也难免腹诽：我爷爷的思想真是落后啊。但无论如何，对枫泾的想象从此开始澎湃起来。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我家住白牛荡畔，距枫泾镇至多十来里

地。但事实上，在我的记忆中，十三岁之前我只去过一回枫泾。

记得那是个清朗的五月的一个早上，奶奶从田里采摘了一大篮刚刚成熟的青蚕豆，回家作了仔细地挑拣，将个头小的、不够饱满和带黑斑的剔除后，让爷爷与我拿到枫泾镇上去给婆婆家尝个新鲜。

婆婆是奶奶的胞妹，在枫泾保健站当儿科医生；公公官居友好街街长，是在小镇居民中享有很高威望的干部。那年头，革“文化”的命刚开始，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均以“亲不亲，阶级分”来划线，我爷爷解放前曾在地主家“打工”，帮东家代收过租米，便被列为“黑六类”边缘分子，按照当时的情境，我们去婆婆家走亲戚是犯忌的。但奶奶与婆婆毕竟是血肉相连，一豆一瓜，一针一线，都蕴涵着长辈之间相互的牵挂，为了亲情，我们还是斗胆上门了。

婆婆家在枫泾镇市河的南端，一幢老式多进建筑，一条狭长的弄堂，屋内有天井，客堂里铺有方砖，靠窗置有一张八仙桌。我们去时，婆婆已经去上班了，公公正好在家。爷爷与公公寒喧了几句，放下青蚕豆，便拉着我的手匆匆离去。尽管那时公公婆婆并不嫌弃我们，但我们知道，呆久了，万一被街坊看见，说不定哪一天会成为话柄，反让婆婆家受累，这多不好。因为没见着婆婆，我有些失望，跟爷爷提出，去见见婆婆。爷爷答应了。小镇不算大，过桥，朝南走，爷爷领我到了镇保健站。记得保健站的门是朝西开的，进门右转弯，在一间不大的诊疗室里见到了婆婆。婆婆那时年轻，穿白大褂，一头乌发是卷的，看起来很漂亮，很精神。因为婆婆正在忙碌，我们不忍打扰，几乎没说上一二句话就离开了。

完成了奶奶交付的使命，我随爷爷开始在小镇上闲逛。印象中，镇上的石板路很坚实，桥多，船多，店也多。南货店，饭店，农具店，书店，药店，钟表修理店，茶馆，打铁铺，猪行，竹行，什么都有。特别令我欣喜的是，在街的北端，临河还有一家电影院。但走遍小镇，却没有见到一家米行。我心中纳闷，枫泾没有米行，爷爷让我去哪里当账房先生呢？虽然我那时没开口问爷爷，但心已安定下来，这个我所不喜欢的职业仅仅是爷爷的一厢情愿罢了。而那个意外发现的电影院倒让我激动了好一阵，心中暗想，倘若有一天能成为枫泾镇上的一名电影放映员，那该是一个多么美妙的职业啊！当然，这样的念头犹如天方夜谭，仅在我脑中闪了几下，就被一个穷家苦孩子几乎与生俱来的过早懂事的心理过滤器给过滤掉了。

是十二岁那年吧，临近春节，傍晚，天气有些冷，一个戏剧性的话题猛一下将我那简约的农家孩子的人生履历弄得复杂起来，而且竟与枫泾有关。还依稀记得那个对于任何一个中国普通家庭来说都显得有些无奈、有些庄重的时刻，一向慈祥可亲的爷爷、奶奶、父亲的脸上都写满了严肃，他们尽可能用轻松的语言告诉我一连串“往事”：你不是陆家亲生，你的出生地在枫泾腰泾村；你父亲名陈秀林，母亲名王云珍；你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你生于农历一九五五年三月廿一；你出生十八个月以后由桥东姚永庭公公介绍抱养到陆家……

面对这密集而又陌生、几乎是铺天盖地而来的的信息量，我当时居然表现出与自己的年龄极不相称的镇定与沉着。这可能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伴随着我的成长，左邻右舍的孩子其实那时早已跟我说过一些诸如“你是领来的”、“你不姓陆”、“你的娘家在腰泾”之类的话语，我在心理上已有了一些准备；二是在这个物质上虽然十分贫困的家中我拥有了人世间最富有的亲情，任何变故都无法撼动我对这个家的深深眷恋与无限依赖，特别是我那亲爱的奶奶，她给了我如今一想起来就会泪流满面的充沛的爱。

记得当时，我那出乎寻常的平静还是令爷爷奶奶父亲很诧异，他们小心翼翼地探问我有什么想法，我反问：你们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爷爷沉吟了好一会才嗫嗫嚅嚅地告诉我：听说今年腰泾年终分配好，你生父生母家劳动力多，估计能有好几百元收入。明天带你去认亲，说不定他们一高兴会去给你买斤绒线，给你织件绒线衫穿穿。

第二天，爷爷带我去腰泾，第一次见到了生父生母胞兄胞姐胞弟，相见时虽然没有抱头痛哭的场面，但看得出父母亲都很兴奋。父亲坐在条凳上，始终笑眯眯的，陪爷爷抽烟，话不多，一脸的慈祥，看我时眼神中似乎还有一种歉意。母亲忙着洗锅烧水杀鸡切菜，手不停，话也不停，还时不时地抽空走近我细细端详一小会，询问着什么，叮嘱着什么。姐姐帮母亲打下手，哥哥去临近枫泾的黄良甫桥杂货店买白酒与酱油，弟弟还小，自顾玩耍。兄弟之间、姐弟之间彼此都有一些新奇的感觉。吃过中饭回家，因为没有出现送绒线的场面，一路上爷爷的脸拉得老长，时不时地咕哝几句怨言。其实，终年劳累的父母难免粗心，他们哪里会知道爷爷的心思，况且，那时候生父生母带了一大群子女，养家糊口，生活也不宽裕。

无论如何，从那一天起，枫泾，在我的生命旅程中就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地域概念了。

二

物换星移。

因为知道了枫泾是我的血地，关注桑梓的一举一动，一笑一颦，就成了故乡儿女天经地义的自然反应。

打开岁月的储存器，枫泾象一个曼妙的少女，如花如云。

记得在新浜小镇读初中时，趁星期天没课，我常会鼓动班里的同学们一起“走枫泾”。我们从新浜火车站出发，取道于铁路。

喜欢走铁路，一般是乡村孩子的共同嗜好。一则铁路较乡间泥路好走，特别是下雨天，不用穿套鞋，优势自不待言；二则男孩子喜欢在铁轨上竞走，或者爬在路基上以倾听铁轨共鸣声的强弱来判断火车到达的时间。这样一来，赶路介入了游戏的成份，约摸一个小时的路程在欢天喜地的玩耍中就不知不觉过去了；三则火车呼啸而过时，风驰电掣般的气流将路基上的男孩吹得东倒西歪，嗷嗷乱叫，也自有一番乐趣。当然，倘若在路基边捡到几张玻璃糖纸，一枚花式发夹，或者一把城里人才会用的水果刀，那便是意外的收获了。而对我来说，最开心的还不止于这些。每当看到白色的大烟囱高耸入云，浓烈的酒香扑鼻而来时，我知道，枫泾酒厂到了，枫泾古镇就在面前了。此时，我会凭借高高的铁路路基，再在铁轨上踮起双脚，极目远眺枫泾的全貌，心中便荡漾起家乡人独有的甜蜜与自豪。虽然我深深地知道，眼前这个美丽小镇与我的日常生活几乎毫无关联。

去枫泾玩耍，感触最深的是，镇上人的生活比农家要富庶得多，精致得多。穿行在枫泾的街巷中，你会发现不少人家的廊前檐下都挂着一串串暗红色的酱肉、腊鸡、咸鱼；而晾衣竿上飘拂的白白的卫生衫，石阶上傲慢地躺着的回力牌球鞋，都是乡里人家在那个年代所无法拥有的奢侈品；至于作为城乡差别的标志性燃具—那体态小巧的煤球炉所吐出的张狂的火焰与从铮亮的钢精锅中喷射的热腾腾的蒸气更是令人对古镇陡生敬畏。到后来，还慢慢地知道了一些更私密的细节，比如镇上的不少男人女人晚上都有“洗身”的习惯，每个礼拜还会去浴室“汰一把浴”；又比如镇上人的早餐一般都用油条与大饼，而在乡村只有逢年过节才有可能被搬上餐桌的黄豆炖猪脚、咸鲞魚、丁蹄、枫泾豆腐干等则几乎是镇上人家必备的家常菜；再比如吃白宰鸡会用麻油蘸，喝黄酒要用锡壶烫，烧豆腐汤须放火腿肉，等等，等等。对乡村孩子来说，知道这些东西越多，在感叹生于柴门自愧弗如的同时，也就越发会暗暗生出有朝一日也要做一个街上人的宏图大愿来。

读完中学，回乡劳动，沿铁路“走枫泾”便成了学生时代的一个美好记忆。但，有关枫泾的信号仍会在生活中时强时弱地传递过来。

农家无闲月，庄稼人上镇，算得上是件大事，一个强劳动力一年也去不了三五次。我家住南庄，距新浜小镇约六里路，距枫泾也不过十里左右。但一般乡亲们要上镇，只会去新浜，不大去枫泾。一则，南庄属新浜乡管辖，潜意识里去新浜办事属于在自己的土地上，仿佛多了一份安全感，有几分依赖性。二则，去枫泾途中要摆渡，虽然渡资仅三五分钱，但毕竟也是钱，难免心痛。再加上农人惜时如金，去枫泾一个来回，相当于三趟单程去新浜的路，想想

也舍不得把时间耗在路上。当然，倘若家里遇到在新浜办不了的事则必定要去枫泾的，这样的事大致有这么几种：

一是“染纱”。松江地区棉纺织业的发达是尽人皆知的事。元朝时，黄道婆从海南岛回到故乡教人们纺纱织布，棉纺织业在松江推广开来，逐步成了人们养家糊口的手段。到了明朝，松江成为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每天织出的布匹成千上万，号称“衣被天下”。据《松江府志》载：“……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以织助耕，红女有力焉”。当年松江家家有纺车，户户有布机。身上穿的，床上盖的，都是自家织成的布。解放以后，妇女们与男人一样，投入农业生产劳动，但忙里偷闲，纺纱织布依然是每个农家女子必备的功课。

纺纱织布有许多道工序。棉花采摘以后，要轧棉籽，弹棉花，幹棉条，纺纱，付纱，染纱，浆纱，经布，盘纱，结头，最后才上机织布。这么多工序中，染纱的技术含量最高，染色不均匀，会直接影响布匹的美观，因此，妇女们都会上专业染坊去染纱。那时枫泾染坊最擅长染黑、蓝与毛蓝三种颜色。所以，妇女们去枫泾镇染纱就成了一种必需。

二是“捉小猪”。农家养猪，一年两三批，喂养四五个月以后，就可以出售。如果顺利，一头猪可赚一二十元，这在当时可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当然，如果是僵猪，落脚猪，或者病猪，就所赚无几，甚至亏本的也有。那时的枫泾小猪行很有名，因为苗猪的来源渠道多，猪种质量好，虽然猪价比一般的要贵一些，但比较起来，摊上僵猪、落脚猪与病猪的概率极少，所以，乡人们趋之若骛。

三是“看疮”。那时的乡村耕作机械化程度低，重体力活都是手工操作，外伤是常事。加上蚊叮虫咬，日晒夜露，积毒成疾，农人生疮的特别多。而枫泾黄炳云先生看疮堪称一绝。还有陶家的外科，沈家的痔科，都称得上是远近闻名的杏林高手。去枫泾看疮、治伤、除痔，便成了方圆百里农户的不二选择。

四是“添置农具”。枫泾的毛竹扁担、木扁担、粪桶的货源大都来自浙江，质优价廉。犁头、铁搭（注：“搭”，提手旁改金字旁）、镰刀的钢口好，淬火到位。所以，乡亲们要添置称心的农具，也必定要去枫泾。

五是过年前“汰浴”。那个年代农人去街上“汰浴”，称得上是一种很奢华的享受了。南庄村有近二百多户人家，一千余人，但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一年一度于春节前去街上“汰浴”的人最多不会超过五个，且都是男人。这五个男人中还必定有一二个是要在春节里要做新郎的。那时新浜还没有浴室，要想清洁一下身子，也只能去枫泾了。

还有一些事情，比如老人买甘字牌水烟，谁家办喜事要丁蹄、金枫黄酒，年轻人去拍订婚照，或者瞒着家人偷偷去看一场电影，那更是要必去枫泾无疑了。

在乡间务农的那些艰苦年月，枫泾以概念的力量给了我一次次的精神藉慰。

后来上了大学，后来大学毕业后留校，后来再返回故乡工作，后来又回大学任教，不管我身处何方，有关枫泾的话题都会令我牵肠挂肚。枫泾商城创立时的繁荣，上海服装机械城建设中的规模，枫泾奥莱斯生活购物公园的经营理念，特别是从金枫黄酒到被誉为“东方的XO”的上海石库门老酒的华丽转身，这一切的一切，让一个个枫泾儿女引以为荣，我自然也不会例外。当然，由于职业的关系，我更关注来自于枫泾古镇文化方面的信息。于是，曹秀文的农民画，毛一昌的电影，彭纪明的小戏，郁林兴的故事，张玮玲的小说，浦兴慈的独脚戏，都曾带给了我不少欢悦与欣慰。

不管如何，随着时光的流逝，枫泾的形象渐渐地在我脑海里清晰端庄、饱满起来。

三

岁月匆匆。

数十年满怀虔诚，小心翼翼地去触摸枫泾的肌肤，渐行渐近。但要说比较完整、深入地了解枫泾，还得归功于眼前这本薄薄的《枫泾史话》。

掀开图文并茂的书页，枫泾如一部厚重的史诗，如歌如泣。

哦，我知道了我们的祖上很独特，很奇谲，很“酷”。

看看枫泾特殊的地理位置吧。一个小镇，居然分属江、浙两省。

自明宣德五年（1430年）建立嘉善县起，以枫泾玉虚观北侧的东西市河为界，将古镇一分为二，行政上采取南北分治，南属浙江，北属江苏。至清朝顺治十三年（1656年），华亭县的西南境建立娄县，枫泾仍以界河为南北分界，北镇属于松江府的娄县，南镇不变。一直到1951年3月19日，枫泾的南镇并入北镇，枫泾镇才结束漫长的分治历史，全镇统属松江县管辖。1966年10月起，划归上海金山县（现金山区）管辖。

有趣的是，枫泾的铁路也自有特色。沪杭铁路最初是商办性质，以车站为段界，分属上海、浙江商办铁路公司。当时，不论是浙江的还是上海的火车，开到浙沪交界的枫泾站后，都要调头往回开。1911年初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先生乘坐专用列车从杭州赶往上海，到枫泾站时也只好停下来让机车调头后再前行。一直到1914年4月，沪杭线收归国有，全线才直达通车。

虽然我无法判断这一独特的现象对家乡人的价值观念、心理结构、生活方式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无论镇南还是镇北的居民，只要停神一想，便会生出几分自豪，便可洋洋得意地向人宣称：我们这个地方有意思，真是很有意思啊。

哦，我还知道了我们的祖上很革命，很伟岸，很“牛”。

清朝康熙初年，枫泾镇上布局林立，各家布局雇佣的染匠、砑匠有数百名之多。染砑匠们身上背负着官府和坊主的双重压迫，日子久了，不堪重负，矛盾日渐积累，终于在1683年举行了集体罢工，这一事件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展览中被称之为“中国最早的工人罢工运动”。

而20世纪20年代由陈云同志领导的枫泾暴动更是声震遐迩，她播下的革命火种，在中华大地熊熊燃烧，在中国民主革命斗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哦，我还知道了我们的祖上很雍容，很达观，很“和”。

枫泾镇有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四大主流宗教，一个小镇四教荟萃，实属罕见。

佛教传入枫泾较早，三国时期，枫泾已建有梧桐禅院。唐朝以后，更为兴盛，妙常庵（唐大和年间）、海慧教寺（宋建隆年间）、性觉寺（明万历年间），梵香林（清顺治年间）等寺庙林立。清朝中叶，枫泾全镇建有寺院庙宇31座。

道教文化也是源远流长。早在南朝天监元年（502年），枫泾南栅就修建了道院。到了唐朝贞观十九年（645年），李世民赐了一块“仁济道院”的匾额，使本地的道教更加兴盛。明代时，朱元璋赐了匾额给“玉虚观”（后称“圣堂”）。清朝嘉靖年间，镇上又建了福源宫。

枫泾的天主教始于清朝。据史料考证，早在明末清初，天主教就已传入江南一带的村镇，离枫泾几十里地的亭林十三保建有天主堂。道光27年（1847年），枫泾往东十里就有砚池浜天主堂建立。至清代光绪年间，天主教在枫泾等地已十分流行。枫泾的基督教（耶酥教）开始于民国初年。教徒在枫泾南栅利用旧宅改建成耶酥堂来进行教务活动，抗战胜利后，建成天命堂，松江、平湖、嘉善、青浦、金山等地的信众纷纷来天命堂做礼拜，人数不少。

多少年来，不同的宗教文化在古镇上汇集交融，彼此吸取对方的文化精华；不同的宗教信徒在镇上和睦相处，彼此尊重对方的信仰理念，充分体现了枫泾人宽容的性格和善于吸纳不同文化的特点。

哦，我还知道了我们的祖上很诗意，很艺术，很“雅”。

枫泾有历史记载的文化名人336名，其中书画名人101名。清代以前文化名人中存世著作453部（篇）。元代大画家张观；明代文学家和书画家陈继儒、宋朝精于诗词的画家李甲，明末清初大画家项圣谟，清道光年间海派先驱画家黄鞠等等都是枫泾人。

也许是因为我从事戏剧的关系，我特别推祟陈继儒。陈继儒一生的著述极为宏富，共有30余种。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而且在戏曲创作和戏曲理论上也大有建树。他著有杂剧《真傀儡》，散曲集《清明曲》等。他对古典传奇剧本《西厢》、《琵琶》、《幽闺》、《绣襦》、《玉簪》、《红拂》等六记的评注，因为移入了他所熟谙的绘画理论，即从中国画的角度去衡量中国戏曲的审美特征，从而提出了“有神”、“有致”、“有味”的观点，可谓独具慧眼，鞭辟入里，对后人的戏曲创作影响巨大。

哦，我还知道了我们的祖上很殷实，很华贵，很“阔”。

枫泾人爱好读书，在科举制度中脱颖而出，做大官的不少，计有状元3名，榜眼1名，进士56名，举人125名；任宰相3名，外任知县、知州、知府111名；在京任官51名，三品以上官职名人21名。

被称为古代中国十大名相之一的唐朝宰相陆贽；宋代屯田员外郎陈舜俞，状元许克昌，跟随郑和下西洋的太医院御医陈以诚，清代状元蔡以台及内阁学士兼吏部左侍郎的谢墉等等，都曾经是枫泾人引以为豪的邻家男孩。

尤其令人倍感自信的是，即使到了近现代，这座小镇依然人才辈出，群星璀璨。新中国首任邮电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著名画家程十发，著名漫画家丁悚、丁聪，围棋国手顾水如，革命前辈陆龙飞，著名教育家吴若安，等等等等，都是枫泾的杰出儿女。

一个小镇拥有如此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再严谨的评审团也会由衷感叹：上海市第一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桂冠非枫泾莫属。

循着《枫泾史话》的导引，从历史文明的长廊一路走来，千年文脉在今天的枫泾人身上源源绵延。行走在枫泾的街巷，画栋，雕梁，亭台，水榭，这里的每一个人文细节都洋溢着枫泾人得天独厚的精神元气，这里的每一棵苍松古柏都在向后人悄声交代着千年枫泾的沧桑变迁。抚摩、亲近那一道道历史镌刻的纹理，禁不住遥想名门望族几世同堂的祥和盛况，回味墨客文人觥筹交错时的诗情歌怀，枫泾人祖祖辈辈们的生活方式仿佛就在眼前交替浮现。由此我体会到，编写这本小书的目的，一定是期冀枫泾的儿女更真切地了解自己家乡俊朗的历史、厚实的传统、儒雅的民风，更纯粹地凝聚当代人的精、气、神，让大家兴高采烈、和和美美、齐心合力来做一件大事：建设新枫泾，创造新生活。以还祖宗一个洋洋洒洒的体面，给后人一个结结实实的铺垫。

忽然想到，生在枫泾，长在枫泾，也是一种难得的福份啊。

谨以此文字，向美丽的故土致以深深的鞠躬。

是为序。

2009年10月6日、7日、8日断断续续写于云间江虹寓所

图：俞月娥

名称：印象枫泾图书系列：（枫泾史话 枫泾印象 枫泾名人 枫泾名人文选 枫泾名人诗词选）5册

出版时间：2010装订：精装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主编：郁林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