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抗日第一枪的鼓动者民国廉吏第一人仵墉
冯宝哲
仵墉(1870～1947)字崇如。陕西蒲城贾曲贤坡村人。少年家贫，十三岁才入学读书。他珍惜机会发奋学习，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中举。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中进士。
从1905年到民国年间，仵墉开始了他漫长的县官生涯。历任直隶(今河北)省乐亭、祁州(今安国)、安州(今安新)、沧州(今沧县)、滦州(今滦县)、临榆(今属秦皇岛市)、长垣(今属河南省)、昌黎、饶阳、赵县、霸县（以上四县均属河北）等十一县知县(知州)、知事、县长达28年之久，始终以清廉著称。有的县因为群众强烈要求，仵墉曾多次到任。
1910年，在满清王朝气数将尽的时候，政治腐败，民怨沸腾。仵墉被任命为直隶省长垣知县。他赋性耿直，工诗善书，凡是不利于老百姓的弊政，均竭力去之。由于他公正严明，使吏不敢欺，劣绅不敢近，政通人和，全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对其感恩不忘。
1911年，仵墉被调任为直隶省乐亭县知县，当时贪贿成风，政权已是摇摇欲坠，但他却洁身自好，题联：“受一文份子钱，远报儿孙近报身；做半点亏心事，幽有鬼神明有天。”悬挂于县衙以自勉，时刻告诫自己防腐倡廉。他经常只身着布衣下乡，私访调查，审清了许多案件，平反了不少冤狱，很受当地民众拥戴。一次，他又只身化装下乡私访。天黑后，发现有人紧紧跟踪，便停步询问。跟踪者是当地的一位农民，回答说：“我认识知县大人。知县大人为我们百姓办事，黑夜单身下乡，怕不安全，我特来保护你老人家。”任职虽然不到一年，却在群众的心目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良好形象。以至于30多年后当地的老百姓对其仍怀念不已，此时他已在察哈尔省任职，有人告诉他原乐亭县士绅称颂自己的事迹，于是他写了《闻乐亭士绅称余之往事感而记之》一诗，其诗曰：“昔我署乐亭，未及满一岁。历已三十年，颂声犹未坠。由今思往事，多不能记忆。自问有何长，不过不受贿。从严禁烟赌，认真约胥隶。词讼不徇情，征收不舞弊。职责所当然，非有他巧技。庸俗所优为，人竟称卓异。只此尽职分，永成循良吏。可见天下官，多半是败类。”总结自己的为官之道，表白了自己受人尊重的秘诀，就是本本分分为官，清清白白作人，尽职尽责，则为好官循吏。这是经验之谈，也是仵墉一生的准则。
1912年（民国元年）春，仵墉调任安国县知事，当时新学兴起迅速，但校舍多占用村内公产或借用民房，屋宇低矮阴暗，破败不堪，且多无活动场所，不具学校标准。目睹私塾反胜新学的状况，他决计拆寺庙建校舍。为实现“拆庙兴学”之举，他召集热心教育的士绅，沟通思想，取得支持后，遂布告全县，下令没收庙产改建学校。布告发出，受到守旧势力的反对，一些把持村政的顽固地主挟持不明真相的群众，向县府请愿，提出“学校可建，庙不可拆”。经多方解释、劝导，竟至无效。为使拆庙兴学得以进行，仵墉组织县府及劝学所工作人员，下乡催办，责令各乡巡警局积极配合，严惩滋事者。局面逐渐打开，各村普遍行动起来。对寺庙宏敞，屋宇完好的，拆除神像改为教室，以僧房或礼器库作教员宿舍和办公室；对寺庙破败，面积狭小的，拆除辟址重建。至1914年，全县改庙为校近百所。翌年，初小学生增多，开始规划建立高等小学。先在县城东北角辟址建安国县第一高等小学校；拆除城隍庙，建女子高等小学校。后于北段村、大五女、伍仁桥、石佛各建高等小学校1所，依次命名为安国县第二、三、四、五高等小学校。仵墉对高等小学校董、教员的委任，亲自过问；每至一村督导公务必亲临学校听课，考察教师的业务能力；每年两次的全县会考及各类文化知识竞赛，必亲自参加阅卷，主持发奖。为推动女学发展，仵墉让夫人在女子高小任针黹课，不取报酬。1915年，全县高小学生达622人，初小学生7065人，分别比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增512人和3184人。民国初，国民政府明令男剪辫，女放足。境内剪辫至1916年始普遍推行。是年夏，仵墉责成巡警局专司其事，设在县城及四镇的巡警分局组成剪辫队，人手一把剪刀，分赴辖区各村挨门挨户剪除男性发辫。县人视发辫如命，闻剪辫队进村，东躲西藏。历时月余，收获甚微。仵墉改变策略，知会各村村正、村副及执事人等先剪掉发辫，以为民倡。同时向人们广泛宣传，指出发辫是封建余孽，必须剪除。一些思想开通者自动剪掉辫子。对依然拒绝剪辫者，采取强制措施，剪辫队常出其不意，包围会场、演剧场，强行剪辫。经半年多努力，男子长辫尽除。1916年12月，仵墉被调任安州知事。
1917年仵墉任沧州知事，当年遇到大水灾，田禾被淹没，农民无力缴纳田赋。而秋后上司催索，急如星火。他便卖掉在北平的房产，给百姓垫出田赋。全家移居蒲城会馆。群众感激涕零，直呼青天。时隔不久，他又调任滦州知事，偏偏又逢大旱荒年，农民交不起田赋，面对上级催逼，百姓流离失所，为了向上级交差，他又想起了为民垫付的主意，这次他已没有房产可卖了，万般无奈，他只得屈尊到富户家借贷给百姓垫赋，方才度过难关。百姓感恩戴德，有口皆碑，
1923年，长垣各界人士向上级反映，要求仵墉重新来长垣工作。仵墉二次到长垣后，使长垣立即恢复了昔日的繁荣。他的政声传遍了河北。由于遭到劣绅的忌恨，仵墉多次受到控告，后来被调任到察哈尔。离开长垣时，群众夹道相送，无不感念而含泪。1983年在长垣县北街发现了群众为仵墉所立的纪念碑。该碑由清山东侯补盐大使壬寅科举人李宣猷撰文，清邑库生员傅乃栋书丹。部分碑文为：“为官难，为宰官尤难，为今日之宰官则更难。人皆知宰官出令者也，而不知固奉令者也。人皆知宰官治民者也，而不知为今日之宰官固受制于民者也……。”纪念碑主要记载了仵墉知县治理长垣的具体情况。在清末民初的困苦时期，他两次来长任知县，深得民心。去任之时，民皆哭泣。可见与百姓有恩，政绩卓然。
山海关
直奉战争资料图片
1924 年，直奉军阀混战，仵墉从直隶省长垣县知事奉调来到了炮火连天的临榆县担任知事。这里是长城的山海关，是年夏季，直军在关内设防，百姓一律不准出关，城内粮草紧缺，盗抢成风，百姓叫苦连天，刚刚上任的仵墉召集地方绅商各界，设维持会于县署。组织治安队维护城内的秩序，应付战时繁琐之事。但是随着九门口等地节节失守，直军弃城西去，奉军乘机进关。面对两军士兵疯狂抢掠，百姓纷纷跑到县署避难，在此关键时刻，仵墉周旋于两军之间，要求两军各守秩序，停炮火，免巷战，并要求抢掠士兵将所抢物品送归百姓。待战争结束后，关城内外灾民遍野，仵墉将关城所受困难上报给国民政府，要求急办赈救灾民。10 月中旬，奉天赈务处来关查灾并发放赈灾粮、棉衣，遍及城乡；百姓称快。不久，仵墉被调往外地，百姓夹道，含泪相送。
民国《临榆县志》
据民国《临榆县志》记载：“民国16年（1927年）夏六月，酷暑，乡间有热死者。”罕见的大旱使庄稼颗粒无收，关城百姓备受煎熬，时任临榆县知事成天拜庙供佛，但天不遂人愿，最终一走了之。此后，临榆县知事，就像走马灯一样，连换五届。1928年仵墉再次受命来到临榆，此时政局动荡，中央地方财政赤字较为严重。沉重的赋役压在临榆县知事身上，面对眼前的种种困难，仵墉毫不气馁，经过不懈努力，终使局面好转。仵墉还特邀当过国务总理的天津知名人士高凌蔚和在清朝做过知县的山海关名绅，贡生程敏侯作为编辑撰写《临榆县志》 ，同时又请山海关多位名绅参加协辑、参订、校定、校对 绘图等工作。经过仵墉的艰苦努力，由其组织新修的《临榆县志》24卷终于在1929年大功告成，这是山海关历史上的第五部史志，也是民国时期山海关唯一的一部史志。1929年，他的故乡陕西遭受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人祸天灾，在外的仵墉闻知后，拿出一年薪俸500元兑回，赈济故乡饥民——为表达感激之情，蒲城乡党在他的家乡贤坡村立有“德行碑”一通。1930年春，仵墉又奉调外地。
陈列在山海关古城历史博物馆内的《临榆县志》
仵墉为《临榆县志》写的《续修临榆县志序》的图片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仵墉第三次来到临榆县，又当上了一县之长，百感交集，激昂慷慨地说道：“ 大敌当前，三到临榆，我当义不容辞，保民平安，共对倭寇。”
1933年元旦日本铁蹄已达察冀，临榆县城（秦皇岛）岌岌可危，时局异常紧张。大批日军从关外开来，一队日军占领南关并向山海关市城上的守军密集射击，另一队日军在东南城角攀登城墙，同时日军的铁甲车也开进了车站并向城内开炮。警报传来，警察与全县官绅大部逃匿一空，全城百姓几乎跑光了，县衙里的办事人员，也没剩几个，当时已经62岁的仵墉却坚守危城不走，演出了中华历史上真正的“空城计”。日寇的飞机开始轰炸关城，仵墉仍组织留城的爱国之士，慰问留守抵抗的驻军，鼓舞大家的斗志，终于使几年来对日一直采取不抵抗的东北军打响了长城抗战的第一枪。
长城抗战
1月2日上午9 时，日军正式向山海关城发起进攻，一些步兵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开始架梯爬城，中国守军英勇反击。守卫南城墙的是六二六团一营，全营官兵，在营长安德馨的率领下，带着满腔的复仇怒火，奋不顾身，勇敢杀敌，日军号称“拼杀能手”的儿玉中尉被当场炸死，丢下几十具尸体，终于撤退。接着日军用大炮、飞机对守军轮番集中轰击，中国守军的伤亡很大。紧接日军出动20余辆坦克，掩护步兵又向城墙猛扑过来，中国守军凭着大刀和手榴弹顶着密集的炮火同敌人展开最惨烈的搏斗，激战长达4个小时，日军攻城始终未能得逞。
守卫在山海关的中国军队，在阵地上顽强抗击日寇
为了攻破山海关城防，日军不惜调动陆、海、空三军的兵力，布成联合进攻的阵势 。1月3日上午8时，日军又开始发起了新一轮攻击，由从东北调来的第八师团铃木旅团担任主攻。先是由数架飞机在山海关城上空盘旋投弹，10时，日军集中海、陆重炮和飞机，轰击山海关南门一带。南门城楼被炮火击中，附近的城墙也被炸豁。紧接，铃木旅团和由舰艇登陆的陆战队，纠集多达6000余名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南门一带猛烈进攻。面对敌人强大的攻势，中国守城将士临危不乱，在营长安德馨的指挥下奋勇还击。这些勇士居高临下，依托有利的地形，远则以机枪扫射，近则以手榴弹投杀。双方在南门城楼和附近城墙进退拼杀，伤亡都很惨重。敌人见立攻不下，便向城内发射燃烧弹。一队日军借着浓烟摸上了守备力量比较薄弱的东南角楼。之后，南门也被日军占据。形势紧急，中国守军预备队立刻向南门增援反攻，第十一连自东门向东南角逆袭，很快将得逞一时的敌军击退。午后2时，日军的强大攻势再次对准了东南城角。猛烈的炮火将城墙轰出一个巨大的豁口。敌人由豁口突进，中国守军屡堵屡仆，拼争非常激烈。最终，东南城角终因敌我双方的力量众寡悬殊而告失守。日军突破东南城角后，立即沿城墙推进，给中国的守城部队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同一时间，日军集中坦克冲破南门城门，迫使中国守军向城内撤退。坚守东南城角及魁星楼附近的一营二连连长刘虞宸壮烈牺牲；领兵试图夺回南门的三连连长关景泉战死；四连连长王宏元等相继殉国……一营官兵不甘南门城门失守，同冲进城内的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他们挥舞大刀，在南大街的每个道口与敌人展开贴身肉搏。营长安德馨一马当先，率领两个班的战士奋勇杀敌。他的头部、肘部多处中弹，却仍然奋不顾身，越战越勇，直至在西关清真寺附近壮烈牺牲。安营长英勇就义后，一营官兵继续浴血杀敌，无一投降。在南门一带的争夺战异常激烈之际，城东二里甸、馒头山方面的日军亦已迫近城下，东北城角和北门、西门经顽强抵抗，也相继失守。这一天傍晚，日军在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后，终于控制了山海关全城。中国守军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也作出了惨烈的牺牲。在两天的拼杀中，阵亡的官兵多达400余人，负伤300余人。一营除安营长牺牲外，二、三、四、五连连长均战死。六二六团几乎全军覆没，仅团长石世安率残部二十余人奋勇突围而走。安德馨及其所部的榆关抗战，是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地区第一次以武力抗击日本侵略者，表现了中国军人守土御侮的爱国精神，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第一次最光荣之争斗牺牲”，在抗日战争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张学良
事后张学良问仵墉为什么临危仍然不走？他铿锵有力地道：“县长有守土卫民之责，不能只顾个人安危，不管全城百姓生死。”张深受感动，推荐他担任察哈尔省民政厅厅长。不久时局日趋恶化，邻省热河十三天丢失。察哈尔危在旦夕，中央军无力布防，各种投机势力接踵而至。察省府主席刘翼飞胆怯离任，新调主席宋哲元借故备战长城，托病推诿，不肯就任。仵墉1933年4月18日临危接受中央任命，代理察哈尔省主席。5月4日 日军茂木骑兵旅团纠集刘桂堂、李寿山、崔兴五等部伪军进攻沽源，遭到冯占海部的抵抗。仵墉到北平，请派兵支援。这一时期仵墉与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所率的抗日同盟军尽力合作，为部队筹集粮草，坚决抗击日寇。他写信给家里表示自己要效法“马革裹尸”。
此时自东北和热河败退下来的军队、机关及逃难的难民拥入察省者不下数十万人；使察省军需民用物品十分紧张；加上日军即将由热河西进，察省上下人心惶惶，地方秩序难以驾驭。仵墉曾以电报向北平军分会请示办法，不得要领。后即亲赴北平请示后留平未归，担任北平市政府参事。
1937 年4月8日察哈尔沦陷，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仵墉辞去北平市政府参事，67岁高龄的仵墉先生本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回归故里，象其他抗战志士一样，在大后方振臂高呼口号，继续进行伟大抗战。但仵墉先生痛念自己三十多年来，曾任职的十一县特别是察哈尔全省相继沦陷，与自己朝夕相处的百姓处于日寇铁蹄之下，水深火热。他毅然决定隐迹北平，与沦陷区的百姓同赴国难。7月28日北平也被日寇占领，他闭门家中，立志以身殉国，决不作汉奸败类。北平察冀日伪当局慑于仵墉的巨大影响，便以高薪高位收买他就任伪职，派人多次登门请他到伪满华北等政府做官，他不为富贵所诱，不为威武所屈，严词拒绝，后来称病住进医院，避免汉奸的骚扰。日寇为了报复不肯屈服的察哈尔省前代主席仵墉，强占没收了他在钱粮胡同的住宅，他就举家搬入西城陋巷僻静处租房居住 他不但誓死不从伪职 ，还以自己独有的特殊的方式积极抗战，和友人尚节之、贾佩卿、陈紫伦等结社，组成龙亭会，每逢周六到北海龙亭聚会，吟诗填词，抒发沦亡之恨和爱国之情。后聚会地点为汉奸察觉，又移到他自己的家里。仵墉恪守民族气节，教育子女不给日本人做事，不入日本人办的学校读书。此时，他已将全家衣物典卖一空，生活仍困难到每天只能喝两顿玉米粥糊口的地步。他的儿子忧愤成疾，49岁贫困病死。他悲痛已极，但仍老泪纵横地告诫家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宁可全家饿死，决不受日伪一粟一缕!”
仵墉所书牌匾
上款:恭颂大德望子均权老大人暨德配常孺人荣庆。
下款:前察哈尔省民政厅厅长兼理主席乡愚弟崇如仵墉谨题时岁次丙子瓜月二十八日穀旦
仵墉书法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很多大后方的所谓的仁人志士五子登科，对沦陷区的敌伪人员的财产肆意没收，更甚至剥夺包括普通百姓的合法产业。国民政府曾对仵墉先生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事迹予以嘉奖，但对他的生活状况却不闻不问。他虽然全家生活贫困，因为属非北平籍贯，而得不到救济。更加上老年丧子，以至悲痛失明，生活难以为计。其胞弟仵堉闻讯，寄去路费，劝他回乡。但其弟也是黄土高原的贫苦农民，寄去的钱不足回陕的路费，他又将自己的寿枋卖掉，才凑够买三张飞机票的钱，由其女道洁、孙祖炎护送，于1946年冬回到蒲城贤坡村。原察哈尔省抗战代理省主席两袖清风，行箧萧条，回家的行囊，竟不如家乡在外的乞者。仅有过去群众表示爱戴所送的“万民衣”、“万民伞”各一件。他吟诗述怀：“万里荆棘地，三冬冰雪寒。七旬又八叟，侥幸得生还。弟侄初相见，哭笑杂悲欢。父老来庆贺，儿童争聚观。共羡飞机快，可免行路难。抆泪相问讯，一路尚平安。此喜胜登科，此乐胜迁官。此身归故里，此心得大宽。”原想回归故里举家团圆，不料其胞弟于1947年春病逝。他悲痛成疾，亦于同年夏病殁，享年79岁。
仵墉一生在外为官30多年，位至代理省主席，每至一处均得百姓拥戴，清廉自守，政声远播，口碑载道，落叶归根时却一贫如洗，堪称一代廉吏，其高风亮节至今为人称颂。
最后且题《赞仵墉》七律一首，以为本文作结：
官居县省卅余年，清正无私称大贤。
未为半点亏心事，不取一文份子钱。
长城抗虏添薪火，日伪加职弃秽膻。
燕赵之风熏赤胆，民国廉吏史籍传。
2021年6月17日
作者简介
冯宝哲，陕西蒲城人，一九三八年一月生。高级经济师，中国楹联学会会员，中华对联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华夏诗联书画院院士，陕西省楹联学会常务理事，陕西省诗词学会会员，渭南市楹联学会原常务副会长，现顾问。《渭南联苑》原主编、编审，蒲城县诗词曲联学会顾问。被授予“秦东联坛十老”、“渭南文化名人”“陕西孙髯翁终身成就奖”等称号。著有《风雨留痕》等书五卷，二百多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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