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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年坐“轿子”

文:黄雪雪

人一生几十年要经历许多事情，大多数事情也许会淡忘，但让你刻骨铭心的事情总是有那么几桩。在我14岁那年发生的一件事情让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与之关联的几位兄长也牢牢的栓在我的心里。

进中学的第2年，我参加了学校的篮球队。那个时候读书没有现在这么紧张，除了读书之外，我们大多数同学都会参加学校的课外活动，我因为个子在同龄女同学中稍微高一点，于是有机会混进了学校的篮球队。学校篮球队每周有训练，经常有与外校的比赛，暑假还组织去农村支援双抢，吃、住、劳动在一起，篮球队的活动对于我们这些初中的花季少年，很有吸引力。

1965年夏季，学校放暑假，学校篮球队集中训练之后又组织去长沙县的春华山农村双抢，带队的是高三年级的郑南松同学。那时候我们初中生个子矮小，书也读得少，球艺更一般；南松高年级，个子也近1米8，但为人谦和，待我们像弟妹，我们总是仰视他，也喜欢他。

去双抢的头一天，我在家不幸将热水瓶摔破，右脚趾被开水淋得皮肤发烧。为了不影响去双抢，我用纱布将烫伤的脚趾包裹好，没有啃声，第二天与同学们高高兴兴的出发了。那时候，全民经济很落后，交通工具奇缺，我们学校所处的位置在长沙市的北郊，与目的地春华山相距20公里之远，没有交通工具，完全靠步行。在那个充满理想的年代，我们似乎不知道什么是困难，只晓得到农村搞双抢如何好玩，参加农业劳动如何有意义。

经过几十里路的艰难步行，我烫伤的右脚已经出水泡，我期望它不会感染，能坚持下来，还下到水田帮助收割水稻。到第三天。我的脚已经感染，整个右脚膝盖以下开始肿大，领队南松照顾我，安排帮助老乡做饭，不下水田插秧。看着其他20多个男女同学顶着烈日在水田里汗流浃背的劳动，还有说有笑，我真是恨铁不成钢，干着急。

又过了一天，烫伤的脚更加厉害，行走都困难了，再拖下去，怕出现其他意外。南松决定派2个男同学送我回家。很快，他们在老乡家里借来一把木靠椅，再用两根很粗的竹竿，用麻绳固定在木靠椅上，就如一台轿子，让我坐在上面。抬椅子的是高三年级的聂皮同学和福宝同学，两个球队主力后卫，浑身的力气，用两副年轻的肩膀，花大半天的时间，抬着我走过那漫长的20余公里路程。

一路上，我是提心吊胆，坐在椅子上很不心安，生怕他们摔倒，多次喊他们停下来。他们却没有一点怨言，乐呵呵的还简常说点笑话，一口气将我送到家。我母亲在家门口接到我们，对两个男同学的辛劳感激不尽，连忙送上两杯凉茶。这时候聂皮同学和福宝同学的衣服已经湿透，裸露的双肩已经摩擦出血泡。喝完凉茶，饭都没有吃就告别了，只说当天还要赶回春华山。

第二年即1966年，文化革命开始，学校篮球队也停止了活动。同学们分裂成各种战斗队，开始了不同观念的对立。尽管我与聂皮和福宝同学不在一个红卫兵组织，但学校篮球队的这段友情却牢牢的将我们心栓在一起。1968年后，南松去当兵，聂皮和福宝与我下放在汨罗。几十年过去，我心里总装着他们三个大哥哥，却很难有见面的机会。

2008年10月，我终于找到一个机会与聂皮和福宝两位大哥见面，那次我与他们一起去下放地汨罗返乡，相隔40年，尽然一见如故。那一次，我才有机会好好地说一声谢谢，两位可敬的大哥哥！

照片左为福宝大哥，右为聂皮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