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岩：中国科幻研究十年精选《地火行天》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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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火行天：中国科幻研究十年精选（2011-2020）》

李广益主编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23年12月

我眼中的百年中国科幻学术史分成四个时段。

第一时段从梁启超和周树人倡导科学小说，把这个文类视为思想解放和科学引入的重要载体开始，到新时期童恩正发表《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结束。这是一个漫长的思想孕育期。许多观点充满洞见，闪光的亮点多，扎实的论证少。这一阶段的参与者颇多，从出版人、作家到编辑和读者都有，其论述主要发表于报刊。民族文化的更新特别是对科学的导入，是这一时期理论研究的主题。对这个时段的研究者来说，把科幻当成科普读物是很长一段时间的共识。直到童恩正对这种观点发出质疑，科普的束缚才得以解开。只有在这种解锁之后，人们才发现，科幻的问题并不简单，不是普通人聊聊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于是，专业化的研究正式开始。

我把第二时段的开始设定为叶永烈发表《论科学文艺》（1980），用专章讨论科幻小说的时刻。这无疑是最早的一本含有重要科幻理论研究的著作。此时，社会上对科幻作品的需求量极大，许多等待理论工作者求解的困惑随之而生。叶永烈的书试图去回答这些问题，虽然这种回答还显得特别粗浅，但至少已经开始用一种历史性和学理性的方式来阐释资料和观点。在叶永烈之后，黄伊主编了《论科学幻想小说》（1981）和《作家论科学文艺》（两卷集），通过学术文献梳理和作家作品分析等方式，提升科幻理论研究的水平。1983年，由章道义、陶世龙、郭正谊主编的《科普创作概论》（1983）出版，这本书含有署名萧建亨的科幻小说章节。这时，围绕科幻作品是否科普读物、想象力应该怎样看待等问题的激烈争论已经爆发。在这样的状况下，编者跟章节作者又不在一个阵营，最终出现的稿件就很值得玩味。萧建亨至今仍然不认可这个稿子的内容。十分可惜的是，对这种差异的外观和内涵的深度分析尚未出现。从1980年到1990年的10年间，由中国科普创作协会、文化部社会教育司、《科幻世界》杂志社等单位主办的几次重要的科幻问题研讨会上出现了大量有价值的发言和论文。这些论文中的一部分后来广泛流传，如萧建亨的《谈谈我国科幻小说的发展》（1980），刘兴诗《打开联系现实的道路》（1981），鲍昌的《让科学文艺这株智慧之树万古长青》（1986），吴岩的《儿童科学幻想小说的功能》（1985）和《文化传统与科幻小说繁荣——中美科幻文学背景的一个比较》（1988）等。但必须说，科幻理论研究的范式和论文的共享行文规范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科普创作概论》

我心目中的科幻理论发展第三时段，是上世纪90年代的10年加上本世纪初的10年。在这二十年中，以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发表为目标、符合学术规范的论文著作逐渐兴起。郭建中的《中国科幻小说盛衰探源》（1991），陈思和的《论台湾新世代在文学史上的意义》（1991）和《创意与可读性——试论台湾当代科幻与通俗文类的关系》（1992）、王富仁的《谈科幻小说》（1992）、王德威的《贾宝玉坐潜水艇——百年前的中国科幻》（1992）、陈平原的《从科普读物到科学小说──以“飞车”为中心的考察》（1996）等都是在这个领域中试车的产物。到新世纪，这股力量聚集起来，促成了一些重要科幻会议的召开。其中2001年由香港中文大学王建元主办的“即将到来的地球村：东方与西方的技术、身份和未来”和2003年台湾交通大学叶李华组织召开的“2003科幻研究学术会议”上，已经能看到非常规范且有深度的论文。2004年，内地的国家社科基金批准了第一个科幻研究项目“科幻文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设”。该项目两次延期，成果数量从4本专著/文集改为15本，到2011年才全部出齐，其中还增加了6本译著。把这个时段当成给后来的学术繁荣打基础的时段应该是可以的。

科幻学术发展的第四个时段，无疑是科幻研究走向初步繁荣的最近的十年。从2011年至今，两岸三地的科幻研究方兴未艾。随着中国科幻作品在国际上异军突起，海外中国学界对这个领域也趋之若鹜。会议、文集、专著频繁出现，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迅猛发展。2011年8月，《南方文坛》与上海作家协会合作举办的今日批评家论坛，以韩松研究为主题，围绕韩松和他刚刚出版的小说《地铁》进行了全面讨论，参加者包括张燕玲、严锋、夏笳、杨庆祥、贾立元、霍俊明、康凌、刘铁群、黄轶等。2012年10月13日，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二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化自觉与中国想象力”学术论坛在北京举行，会议特邀刘慈欣、吴岩等科幻作家参加并发言。2014年5月17-18日由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主办的“中国科幻文学再出发”学术工作坊成功举行，聚焦中国科幻当前的繁荣与热潮。2016年4月8-9日由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和《现代中文学刊》共同组织的“刘慈欣科幻小说与当代中国的文化状况”研讨会，则是以刘慈欣科幻获奖为契机覆盖中国文化转型主题的一次雄心勃勃的尝试。同年12月3-4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和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乌托邦与科幻文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以纪念《乌托邦》发表500周年为主题，试图打通国内外科幻的壁垒。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遍及科幻文学的诸多方面，来宾则从学术界到创作界，是一次成功的“跨界”盛会。这些会议只是科幻研究初步繁荣的一个侧面，论文数量的增长是另一个侧面。据《2020中国科幻发展年鉴》统计，2019年境内与科幻相关文献的发表数量为763篇，其中符合学术规范的论文有471篇，进入CSSCI索引的文章有76篇。这一年的科幻会议超过20场，其中纯学术或设置有学术论坛的科幻会议超过一半，这里还没有计算港澳台地区和海外中国科幻研究的各种数据。以往只是尝试投放的国家社科基金，现在每年都有科幻项目获得资助。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理论刊物都发表了科幻方向的论文。

《2020中国科幻发展年鉴》

我常常有一种爱恨交织的感觉，一方面对繁荣感到欣慰，一方面又对这么多文献无法全部阅读感到愁闷。如果有人能对这些文献进行遴选，挑出其中最重要的奉献给大家，情形会变得多好。这也是我们编辑《中国科幻文论精选》（2021）的初衷之一。但我们的工作仅仅在上个世纪完结的时候就停止了，对新世纪的发展、特别是规范性理论的成果无法进行观照。我如果也启动一个项目，对这个时段进行整理，那将是一个超过我的能力的工作。

不过我的郁闷没有持续多久，一本全新的论文选集样稿就放在了我的面前。原来出于同样目的，且为了对第四时段的科幻研究状况进行检阅，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李广益教授主持编选了这本《地火行天》。编辑团队几经努力，对大量的文献细细筛选，最终留下了这些文章。粗粗读下来，感到特别高兴。这里的论文在许多方面具有重要的创新甚至里程碑价值，全面体现了最近十年中国科幻研究的进展与水平。

下面我就谈谈阅读这部选集后的个人看法。这些看法很可能是偏颇的，请大家批评指正。

《地火行天》一共有十一个部分，内容相当丰富。为了更方便地讨论问题，我把这些论文简化成科幻理论、科幻主题研究、科幻史研究、中外作家和作品研究以及方法学五个部分进行综述。

过去十年，中国学者在科幻理论方面取得了非常有价值的成就，这些成就中的多数是在过往科幻理论的大厦高层继续搭建，但即便如此也已经展现出自身的建筑特色。这其中，王瑶的《火星上没有琉璃瓦吗——当代中国科幻与“民族化”议题》借助世界史中现代主义的两极区分，认为率先现代化的民族国家之现代主义是对科技现实的直接取样，而后发现代化社会之现代主义则是在书写瑰丽的想象。在这样的思维烛照之下，中国的科幻创作自然就是借助东方智慧，用科学架设想象的天梯，抒发超越现实的情感了。但作者由此更进一步，借助汪晖、戴锦华等人提出的“后革命时代”观，分析了当下中国科幻表征的诸多问题，提出了一种理解中国科幻小说“中国性”的方向。她的另一篇论文《“冷酷的方程式”与当代中国科幻中的“铁笼困境”》从美国作家汤姆·戈德温的小说《冷酷的方程式》中提取出四个层次的“法则”，并着重对“理性牢笼”这一主题的作品进行分析。这一分析为破解《三体》类小说的迷思提供了新的思路。王瑶的许多论文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研究中国科幻文学的上佳案例，作者知识渊博，旁征博引，自由出入文学、哲学、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带来流动着的跨界思考。江晓原和穆蕴秋的《科学与幻想：一种新科学史的可能性跨界》是对科幻小说外部边界的探索。作者从天文学史料中找到了大量论文，证明这些论文跟今天看到的科幻小说具有类似的特征。在他们看来，科学从本质上应该是全方位探索未知的学问，科学方法要求科学工作者不放过任何可能性，而恰恰是这种特性导致了科学跟科幻之间的边界混淆。这种混淆也可能是反向的，即当科幻直接参与科技问题的讨论和科技伦理批评的时候，文学作品就跨出了文学的边界。对科学跟科幻之间的关系，人们历来有许多想象，但能真正去证明这种关系的人不多，而江晓原和穆韵秋确实找到了一个具有直接意义的路径。在科幻的外部边界厘清的同时，研究者对文类内部边界的研究也获得了进展。姜振宇的《科幻“软硬之分”的形成及其在中国的影响和局限》详细梳理了软硬科幻观念的发展，阐明了这种观点被引入中国后发生的文化变形。在作者看来，软硬科幻的区分在西方原本意义上是具有“反黄金时代”功效的，但到了中国这种意义却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本身就让人思绪万千。

新中国的科幻文学一直是包容在科学文艺这个大概念之下的，但科幻研究关注的大多还是小说这一文体。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研究这个范畴中其他文体的特点有助于对科幻文学的理解。李国华的《科学与情感——汉语科幻诗谈屑》行文独特但内容深刻。作者指出，纯粹的诗人即便再有科学的框架，也无法写出真正的“另一种”诗歌。文章还发掘了过去很少被人注意到的一些作品。编选者将这篇文章收入，意在鼓励这个方向上的开拓。

过去10年间对科幻小说的主题研究也拓展出一定的深度和广度。郁旭映的《中国当代反乌托邦和恶托邦科幻小说的比较研究》从区分反乌托邦和恶托邦开始，在理论上清理了当前国内研究中的一些混用。随后，通过对四个文本的分析探讨了中国特色的恶托邦、乌托邦、反乌托邦之间的复杂关系。从她的分析可以看出，生搬硬套国外理论对研究中国作品无济于事，扎根文本去分析才能有好的结果。王一平的《反乌托邦小说对“消费乌托邦”的预演与批判——以〈美丽新世界〉与〈华氏451度〉为例》则是对消费乌托邦的一个有价值的分析。作者同样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立论，分析得非常合理到位。

数智科技和后人类文化是另一个成果丰富的领域。刘希的《当代中国科幻中的科技、性别和“赛博格”——以〈荒潮〉为例》选择了当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陈楸帆作品《荒潮》作为研究对象，认为这部小说是一个科技高速发展的世界中人类的自我解放走向失败的故事，促使人们重新思考科技与人的关系。程林的一系列有关科幻作品中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形象的文章令人印象深刻。选集收入的论文《奴仆、镜像与它者：西方早期类人机器人想象》是这个领域结合历史的一篇理论研究。作者从奴仆、镜像、他者、欲望对象等方面入手，分析条理清晰，其中提到的许多文本在国内还很少有人问津。林云柯的《〈银翼杀手〉与“弗兰肯斯坦传统”——人工智能题材的思想史叙事》，追溯了胡塞尔、普特南等人的观点，认为符号系统自身无法完成人工智能的全部工作，要有整个世界作为外部环境且个体还应该具有主观能动性。作者还提出了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社会意识同构、对个体认同的压制和对社会管制的反抗等问题，这些都给人很多启迪。此外，在讨论经典小说过程中提到Alpha Go、有价值网络和策略网络等真实科技发明的写法，颇具特色。王峰的《后人类状况与文学理论新变》从引述福山《我们的后人类未来》谈起，在肯定“后人类”本身是一个权力问题的基础上，指出科幻发达或后人类叙事发达能导致这个国家的未来发达。在这里，科幻被看作一种引导着未来的思想形态。刘正忠《朝向“后人类诗”——陈克华诗的科幻视域》简述了陈克华的科幻诗歌所具有的独特性，并将他的创作置于台湾科幻诗歌的整个历史上进行讨论。点面结合，凸显了作者创作的重要意义。郁旭映的《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中的疾病与医疗书写》一文，重点分析了中国科幻小说在不同时期对疾病、医疗、生死等问题的书写态度。作者发现这些主题随着社会的变化不断转变，进而论证了医疗过程其实也是人的观念建构过程这个观点。

在过去十年的中国科幻史研究中，晚清时段的研究已经发展得非常深入。这个领域吸引了多位优秀学者，产生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段书晓的《从“异世界”到“新世界”——晚清科学小说中的天上世界》发现晚清科学小说中同时存在着两种想象力和宇宙观，一种继承了古代神话和文学作品中有关天上世界的传统意象，是神圣空间的宇宙观，另一种则沿用文明与野蛮、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相关话语，把进化论投射在国家和天体关系之上。虽然只是聚焦很少的作品，但结论却很有价值。这篇论文不仅将世界观念、想象力模式、文学文本等内容纳入逻辑结构及其背景进行研究，而且做到了图文并茂。贾立元的《晚清科幻小说中的殖民叙事——以〈月球殖民地小说〉为例》，是站在中日关系的大背景下去研究晚清小说。作者通过文本细读，考察了当时的政治社会情况以及国际关系，其中对中外月球意象以及小说中的殖民问题的分析都很有见地。作者发现，晚清科幻小说中的国人，即便掌握了先进科技仍然有深刻的焦虑。器物的发达为身心双重流放的晚清文人提供了慰藉，但慰藉却让他们愈加疯癫。李广益的《中国电王：科学、技术与晚清的世界秩序想象》是一篇很值得推荐的论文。作者提出，这个时代的一系列小说具有突破历史循环论去畅想光明未来、超越传统天下观而重构世界秩序、摒弃奇技淫巧观并推崇科学技术的性质，是在唱响理想的强音。在论证中，作者也不单单对文学就事论事，而是把作品放在国际比较的天平上。具体来讲，他通过对弗朗西斯·培根的小说《新大西洲》和许指严的小说《电世界》的比较，试图建立起东西方科学王者形象的差异谱系。在作者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未来，掌握科技的人一定会成为世界王者，这是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共识。但“内圣外王”的中国式王者跟马基雅维利式的西方王者之间，差异还是非常显著的。这项研究凸显了作者进行跨文化比较、把握时代语境变迁的研究技巧。

和日益深入的晚清科幻研究相比，对民国时期科幻的研究还只是初具声势。选集收录了长期致力这一方向的任冬梅撰写的《民国“科学小说”初探》。该文重点分析了民国时期特别强调科普教育的科幻小说。作者指出，在当时的外部状况下，科幻小说被引领者导向科学普及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状况。在文体方面，这些用于科普的科幻吸纳了诗歌、戏剧等不同形式，具有某种开放的状态。我把贺可嘉的《狂人与铁屋：鲁迅对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影响》也放在这里。这是一篇饶具新意的文章。作者通过把苏恩文（Darko Suvin）所谓的科幻是信息密集文类、常常充满奇异性和陌生的新鲜感、质疑我们对宇宙的假设等说法，并在Tom Shippey提出的“信息失落之密闭空间”和Simone Caroti的所谓科幻的“遗忘模式”基础上去观察文本。在讨论了威尔斯的《盲人国》、韩松的《乘客与创造者》、张冉的《以太》、海因莱因的“世代飞船”等小说之后，作者指出，封闭机制、虚假世界观、被启蒙的个体、一份文件的找到等科幻元素都明显地出现在《狂人日记》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狂人日记》已经具有了科幻作品的主要特征。这个研究非常有趣，但因为建立在扎实的理论基础之上，所以非常具有说服力。

与民国科幻史研究的薄弱相似，对共和国科幻史尤其是早期创作的研究同样处于起步阶段。值得重视的几篇文章，选集已经收纳。詹玲的《“十七年”中国科幻小说的外来影响接受及概念建构》，是研究时代与创作之间关系的一篇文章。关于“双百”方针是否桎梏了科幻发展，她的看法跟以往有所不同，摆脱了其他研究者处理问题时想当然耳的简单化。文中对郑文光的创作和A·托尔斯泰《加林的双曲线体》之间关系的新论，以及将苏联科幻的起源追溯到欧洲通俗小说的尝试，同样跳出了前人窠臼。姜振宇的《贡献与误区：郑文光与“科幻现实主义”》看起来是针对郑文光文学观的研究，实则想谈的是那个时段中国科幻史的建构方式。作者丝丝入扣地检视相关文献，揣摩文本的精神内涵。李静的《制造“未来”：论历史转折中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是对比叶永烈的三部作品所进行的研究。作者将叶永烈这位重要科幻大师的创作跟胡适的进化主义拉上关系，并认为这种进化主义是对中国人和中国科幻创作具有重要影响的思想流派。文中的一些结论，显然跳出了科幻本身。例如，当作家写不出“精神”的时候就会沉溺于“物质”，而越是沉溺于“物质”，跟资本主义差别越小。这样的说法很是发人深省。最有意义的是，作者在研究中国科幻的时候，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大于断裂性，这与其他人的观点迥然不同。论文还逐一讨论了机器人和脑体倒挂等许多常见于科幻小说但却会远远超越科幻范畴的问题。宋明炜的《中国科幻的新浪潮——命名与阐释》将整个中国科幻的历史概括为三个浪潮：晚清民国、新时期、当前，虽然线条不那么精细，但在论述每一个时代时非常用心，对成就与局限都有所深挖。论文把整个华人科幻文学置于同一大陆板块去整体考察，并把两岸三地的发展视为相互补充，很有见地也值得深思。文中着重发掘科幻小说如何再现“不可见之物”的批评方向，也给中国科幻研究带来了新的气息。

中外科幻作家及其作品评价，应该是这些年发展起来的最为庞大的一个研究方向，选集用了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篇幅收纳了大量这方面的文章。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三体》及其作者刘慈欣的研究。我粗粗地把这些文章再分成“朝向现实的社会学”“丰富多彩的人类学”“文学与对文学的超越”这三组。在朝向现实的社会学方面，李广益的《中国转向外在：论刘慈欣科幻小说的文学史意义》是一篇聚焦总体性的文章。但作者更多不是从文学理论入手，而是从作品所包含的中国文化和历史经验出发进行论证。他认为，刘慈欣的创作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普世关怀，是对人类现实困境和未来命运的富有深度的关注、思考和展望。陈舒劼的《“长老的二向箔”与马克思的“幽灵”——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小说的社会形态想象》是一篇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分析当代科幻小说中社会形态的文章。论文虽然以《三体》为缘起，但却不限于《三体》，还讨论了宝树、王晋康、韩松、郝景芳、江波、何夕、宋钊、龙一等更多作家的作品。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鉴别小说中社会形态优劣的试金石。罗雅琳的《新颖的刘慈欣文学：科幻与第三世界经验》试图通过文本分析，证明刘慈欣的小说蕴含着第三世界经验，而中间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精神。恰恰是这一点，让作品为后革命时代的读者展现出了另一种世界。王洪喆的《冷战的孩子——刘慈欣的战略文学密码》是作者研究世界各国的科幻小说曾经被当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应用文”的一组文章中的一篇。所谓应用文，指的是这类小说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如科普）且可能是政治或资本操控、为达成某种目的（如教育国民）而受到鼓励的文学表现。对刘慈欣小说，作者认为也受到这种“应用文”影响，所以其中充满冷战的符码，而黑暗森林的本质问题其实也是冷战的核心所在。陈颀的《文明冲突与文化自觉——〈三体〉中的科幻与现实》，厘清了科幻作家特别是刘慈欣所谓的现实、现实关怀等跟主流文学所谈论的现实和现实关怀之间的差异。作者认为，汪淼代表知识分子叙事、罗辑代表英雄叙事、程心代表末人叙事，三种叙事构成了三部曲的叙事视角和情节主线。他还指出，文明冲突和宇宙灾难的应对需要当代精英反思自己的道德和历史观并作出改进。英雄主义和历史必然性之间的关系必须认真考量。

在丰富多彩的人类学方面，闫作雷的《〈三体〉中的“朴素主义社会“与‘最初的人”》，旨在分析《三体》中的各种社会形态以及未来之人的多重可能。作者认为，超克了历史终结的总体性社会已经超出了科幻作家的想象，但故事中的许多内容还是可以唤起某种奋斗精神。他还把“最后的人”和“最初的人”进行了对比，发现两者应该是镜像的关系。何怀宏的《星空与道德律——思考〈三体〉提出的道德问题》有着同样的思路。作者从宇宙中是否存在共同道德法则开始，讨论了精神作为存在之性质和影响力问题，由此增进了对人类生命的性质、尺度、差异、距离、兴衰等问题的理解。

在文学与对文学的超越这一分支，又能够细化成更多内容。这其中第一组讨论了刘慈欣科幻小说的文学创新。夏笳的《铁笼、破壁与希望的维度——试论刘慈欣科幻创作中的“惊奇感美学”》重点讨论惊奇、希望以及科幻跟当下的融合等刘慈欣科幻小说的特色。她还指出，刘慈欣跟另一位著名科幻作家韩松都是直面现实的典范，但其方式截然不同。杨宸、罗岗和刘大先的文章都是针对《三体》与总体性议题展开的。杨宸和罗岗在《“整体性”的缺失与呼唤——论《三体》之于当代中国文学的意义》中指出，置身于“缺乏思想”的当代中国文学场域中，面对着零散化、碎片化的社会语境，《三体》既没有躲进程心的“小宇宙”书写个人的“小叙事”，也没有在大宇宙里依循着黑暗森林法则随波逐流。刘慈欣的《三体》所做的，是通过构筑起一个“不可能”的“想象世界”，并以潜藏于其中的整体性意识趋向，凝聚起了一种“史诗性的宏大叙事”，重新召唤并确认了反思价值的终极可能。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无思想”状况下，在四散分离的社会语境中，发出了“整体性”的强有力的呼唤。同样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观念，刘大先的《总体性、例外状态与情动现实——刘慈欣的思想试验与集体性召唤》则换了一种思路。作者指出刘慈欣的成功是后纯文学时代的自然选择。不满于纯文学话语所形成的关于人性、个人、内在精神以及“片面的深刻”式的模仿、表现和象征，《三体》显示了文学作为以超越性为内在指称的艺术的回归。斯蒂芬·多尔蒂研究了刘慈欣跟他的文学“导师”克拉克之间的关系。在《刘慈欣、阿瑟·克拉克与“再定位”》中，作者指出，刘慈欣一方面超越了克拉克小说中的冷战语境，重点转移到人类的自我主义的种种难题；另一方面，他扬弃了克拉克的超验主义，对科幻、人类、中国等问题进行了再定位。同样是将刘慈欣跟克拉克进行对比，宋明炜则在《弹星者与面壁者——刘慈欣的科幻世界》中提出，刘慈欣在人与未知在理性意义上相遇，并将这个假想中的相遇过程精心记录下来这一点上，跟克拉克是一致的。但克拉克和刘慈欣的文化差异体现在克拉克作品中的宗教式留白较大，而刘慈欣则相对具象地写尽万千现实。在中国的科幻脉络中，他对郑文光的继承与超越也非常明显。这些看法都非常具有指导意义。

如果说第一组文章还试图在传统文学意义上定位《三体》，那么另一组文章则主张刘慈欣的作品已经无法被现有的文学话语所认知。例如，李杨的《〈三体〉与“文学”》一文，就指出《三体》是应该在一个比“文学”更广大的知识集合进行讨论才更加合适。天行一云的《小说与实验——以刘慈欣的〈地火〉为例浅谈技术型科幻小说与现实的关联》是一篇非常微观但条理清晰的实证性文章。作者从左拉的实验小说理论出发，认为按照自然主义的理论视角，那么科学工作者就应该是最好的作家人选，他们既懂观察又会实验，写出的作品一定是优秀的实验小说或自然主义文学。这就为我们理解刘慈欣和其他科幻作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作者还基于对《地火》和中国早期科幻创作的分析，展现了《地火》式的写作是怎样把当代科学技术写入自己的作品，并认为这种创作方式是对中国特色科幻文学的一种传承。

文集中第二个被重点关注的作家，就是韩松。虽然有关韩松的研究远没有对刘慈欣的研究多，但所选的几篇，确实非常具有代表性。例如，彩云就力图从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去寻找韩松作品产生的原因。她的论文《倾听（技术）异常：韩松〈再生砖〉探析》，通过对六朝到清代中国文学中志怪传统的梳理，将韩松的科幻小说定义为一种复魅，即在科技时代对传统鬼魅文化的复兴。虽然这种复兴可以被看成是沿袭了《搜神记》《聊斋志异》的风格和手法，但更多的可能还是作者自身的创造性发挥。恰恰是这种传承与发挥，导致了韩松科幻小说的独特性。贾立元则在《韩松与“鬼魅中国”》一文中认为，韩松小说中的鬼魅横行源于“五四”以来提出的诸多文化命题。当这种命题到新的历史时代还在困扰我们的时候，就引发出作者笔下的鬼魅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文学与历史、真实与虚幻、过去与未来的复杂交织导致了韩松小说中的寓意在不同的展演层面流转和跌宕。李松睿则在《信息爆炸时代的奇观营造者——论韩松的小说创作》中指出，韩松的许多作品有玩弄先锋技巧的嫌疑，但他并没有像先锋作家那样热衷于形式创新，而是始终关注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反思中国文化的弊病与困境。他的作品的确受到了先锋文学的影响，但并不是典型的先锋文学。他虽然碎片化地创造了一个个场景，但还没有能力把这些场景缀合起来。于是，作者采用信息化奇观的方式去展现。上述这些韩松研究方向的论文，提示我们在这个领域还有太多的空白等待我们去填补。

在上述论文之外，这部选集还收录了一批方法学方面的论述，这一点我特别赞赏。科幻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的探索，方法学创新是观念产生的基础。在这个方向上，裴尼柯的《当代中国科幻小说：试论一个文类的翻译》是研究科幻翻译方法论的一篇上乘作品。作者不是简单地观照翻译现实，也不是套用所谓归化和异化理论。自始至终，研究者一直把价值观放在首要位置，是价值观引导的翻译导致了文本不可能是客观化的跨文化对译。在作者看来，文学环境由一系列制度化的价值观（审美、政治和意识形态）构成，某些价值观受到支持，另一些受到排斥。研究中国科幻小说近几十年的成长变化和快速的国际传播，必须探究背后的价值观状况。作家还就中国跟美国在科幻价值观之间的相似性，阐释了《三体》等作品在海外成功传播的原因。上述研究读起来令人耳目一新。关首奇的《中国梦：刘慈欣“三体”三部曲接受与翻译中的（自我）东方主义和后东方主义》一文，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三体》的各种文本在翻译过程中对词汇的选择上，指出许多翻译仍然可以从东方主义范式进行考察，就连中国国内对作品的报道和传播也有自我东方主义的趋向。作者坦诚地指出，译者在面对这些东方主义式的投影时，是将自身同化为想象共谋者的。想要化解这种状况，应该创造出后东方主义或反东方主义的路径。潘少瑜的《世纪末的忧郁：科幻小说〈世界末日记〉的翻译旅程》虽然也是讨论翻译问题，但却是一篇回首往昔的溯源研究。作者结合翻译理论讨论了清末翻译小说《世界末日记》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对照不同文字版本的翻译进行研读的时候，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梁启超的科幻观和翻译观。这一组文章中最重要的一篇，我以为是上原香的《论顾均正对美国科幻的吸收融合：以〈在北极底下〉为例》。这篇论文颠覆了以往对作家顾均正的科幻创作的认知和评价。作者通过文本发掘和中西文对比，确证了一系列原创作品其实是某种“译改”。这一发现不但促使我们重新评价过去的作家，还能从中发现更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科幻小说中还有多少这样的创作-翻译替代？有多少隐没的改写或仿写？如何看待这些作品的文化意义？这种文本形成方式反映了中国人怎样的科幻观？所有这些，都必将引发更多的探索和研究。

新世纪中国科幻研究的一个重要成就，是科幻文学批评与主流文学批评的有效融合。此前，科幻文学一直停留在自说自话阶段。但从上述这些颇有建树的研究已经可以看出，当前的科幻文学理论和批评，已经跟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的整个体系相互接轨。能走到这一步，是所有在这一领域开拓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们的努力分不开的。

当然问题还是有的。在感叹这十年来成就的同时，一些地方也值得注意。首先，是题材重复过多。似乎中国科幻研究只有这么几个主题。其次是科研视野狭窄，大量的工作还是建立在以往的三五个理论基础之上。第三，围绕中国问题形成的自我建构仍然缺乏。我不是说科幻文学就非要标新立异做自己的一套，但基于中国经验而完成的建构，其价值确实是超越文化的。换言之，这种建构的最终意义，还是要变成某种跨文化的普适性原则。在这方面，还期待研究者们再做努力。第四，方法学创新不够。科幻文类的跨界性，呼唤更多学科方法的介入。有朝一日，还要建立一些属于自己学科领域的独特方法。第五，对当前的研究，无论从态度上还是操作上，还需要更多自我批评的精神。

虽然我在前面就每一篇论文都谈了自己的收获，但我也要说，一些论文还存在着提高的空间。

首先，文献的错讹还时有发生。例如，有一篇文章在谈论《新法螺先生谭》的时候，简单地认为这部小说跟《法螺先生谭》有内容上的承接关系。事实上并没有，作者只是做了标题借用，倒是文章中的一些地方跟《格列佛游记》的情节有点重叠。

其次，对讨论的问题应该做更全面的涵盖，涵盖不全会影响结论的概化度。例如，在一篇讨论软硬科幻的文章中，作者忽略了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读者中就有一种按照作品中科学含量多少划分软硬科幻的取向。在这些人看来，如果作品中只是简单地使用一些科学名词、把什么先进机器当成小道具，这类作品就是软科幻。如果作品中详细给出故事背后的科学原理或描写某个科学细节，就是硬科幻。这种分类至今还有人使用。

第三，存在着忽略历史路径造成的信息缺失。例如，很长一段时间，国内都将科幻小说置于科学文艺的大概念之下，无论是发表的园地和标识、作家的归类和管理、理论探讨的学科细分，都是如此。现在撇开科学文艺去讨论科幻小说，丢失了很多有价值的资料。

第四，要避免采用辉格史观进行研究。所谓辉格史观指的是用今天的概念和观点套取过去的现象，忽视语境和发展阶段的差异。例如，所谓“民科”的说法，其实是2000年之后才形成的。所以，当采用这个说法研究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的时候，就会发生明显的指称错位。热衷去搞技术革新的工农兵，跟“民科”还是有着很大差别的。

第五，细致认真还是非常重要。这种细致认真，包括对语境的完整了解。我看到有的文章，把某个时代观点相互对立的人的言论无差别地放在一起，这种做法至少是对历史过程还缺乏更多的了解。在资料很多的时候，不要忙中出乱。有一篇分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那场批判科幻的运动发生之后人们各种反应的文章，就出现资料混乱的情况。这时候，客观冷静的判断力就显得特别重要。

第六，要避免居高临下的历史审判。文学研究者不是法官，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用冰冷的语言去判决过去年代的事情，不应该是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做法。

以上的一些看法与其说是给别人的，不如说是给我自己的，因为我自己就常常在研究中犯各种各样的错误。写出这些是提醒大家，将来要对我做的工作严格要求，我们相互纠偏，让科幻的学术发展更加健康。

2021年是中国科幻理论研究的丰收年。我自己的团队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论文集就包括《中国科幻文论精选》和《2021中国科幻发展年鉴》。我觉得我们的这两本书，跟李广益教授主编的这本《地火行天》之间有着很强的联系。前一本是这本书的前传，后一本是这本书的后传。恰恰是因为有了过去100多年中国科幻的理论探索，才有了今天的学术研究。也恰恰是有了这样的学术研究，创作和产业的发展才获得了很好的支撑。但愿这本《地火行天》的出版，能继往开来，推动当前的科幻研究和创作潮流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