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笔至此,眼泪不知不觉又下来了。唉,我是一个失去妈妈的人啊。我妈生前的点点滴滴,似乎又十分鲜活地呈现在我眼前,好想念妈妈啊!
前年我爸去世,一年零四个月过去,没想到我妈也跟着去世了。这一年零四个月,因为新冠疫情,我就没有回老家,也想着我妈的身体状况还可以,又有我弟弟和弟媳打招呼,应该没问题。结果,我八月十二号的火车,十三号赶到医院,我妈已经毫无意识了。其实,早在半年前,我妈的意识就已经显得糊涂了:不怎么说话,吃东西得靠人喂,而且得吃流食。医生告诉我们:“拉回家里去吧,在医院抢救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看到我妈从重症监护室拉出来,我走上去俯在她老人家的耳边大着声音连喊几声“妈妈,妈妈”,可她毫无反应,早已经听不见我的声音了,我不由得心里大恸,放声大哭。
目睹我妈白发苍苍、瘦骨嶙峋,只剩着一口气吊着,我心里的悲痛实在无法形容。
当晚十一点五十,我妈一口气吊着,就是不落。直到我侄儿从北京赶回来,进门匆匆走到她老人家跟前,喊她一声:“奶奶,我来看您了。”当我侄儿转身去客厅倒水时,两三秒的功夫,我妈就自然地停止了呼吸。这不由得使我更加悲伤,因为我妈生前,我没有和她老人家说上一句话,有过一点点交流。可是,我今生已经无法弥补了。我只有请求亲爱的妈妈原谅!
想得最多的,就是我妈右手的大拇指,从我记事起,就看见我妈右手的大拇指,比别人的少了一截,只剩下一个圆乎乎的指头和半截指甲盖。我妈说,这是她年轻时候在外婆家,晚上在昏黄的豆油灯下铡猪草时,一不小心铡掉的,当时抓一把香灰裹在上面,竟然奇迹般地好了。
她告诉我,那时外公很凶,家里人都得干活,不干活就挨骂,甚至挨打。
十三岁,我妈到我父亲家做童养媳,三年后才和我爸结婚。从我妈来到朱家的那一天开始,就不停地劳作,手头总是不停地做着事,直到我爸去世后,她老人家手脚不听使唤,才真正停止了劳作。她在朱家的老屋场半山湾,每天一黑早就起来,铡猪草、喂猪、做好全家的饭菜,一天到晚没有休息的时候。
来到城市,到我爸当时的单位宁乡服装厂做勤杂工。她老人家想学习缝纫技术,我爸还嘲笑她:“你学得会缝纫技术?”可我妈不服输,没日没夜跟人学习,最终总算把缝纫技术学会了,从此在宁乡服装厂站稳了脚跟。
退休后的那几年,我爸和我妈的身体好着呢,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哪一天会去世。
我妈退休的那年,还在我家老屋的后边,挨着厕所的一个土坡边,挖出来几个平米的地方,用木板隔成一个猪圈,养了一头流沙河五花猪。每天一早,我妈提着一个大菜篮,到住处周围的水塘边和沟坎边,寻找水葫芦作猪草,找满一菜篮子,拿回家铡碎,搅拌一点麦糠、碎米煮熟,用大桶子提着喂猪。这样喂了近一年,大肥猪养得有两百多斤。快过年时宰杀了,左邻右舍都来购买。用传统手法喂养出来的猪,这样的猪肉口感好得不得了。我对我妈说:“多留一点自己吃。”可我妈只留了二、三十斤,其余的都卖给了邻居。按照实际的养殖成本,这样的猪肉卖一百多元不为过。可我妈三瓜不值两枣就将猪肉卖得干干净净。她喜欢那些邻居。
犹记得我妈七十五岁时,种了一点丝瓜,为了让丝瓜秧牵绊得更高、更多,她老人家搭着梯子,在无人陪伴和看管的情况下,登高爬梯牵绊丝瓜秧,结果从梯子上摔下来了,把胳膊肘和骨头摔伤了。我听了这个消息,万分难过,也很不安,打电话回去跟我妈说:“您又不是十七八岁的少女,登高爬梯干什么呢?咱们家也不缺那几根丝瓜啊。您这摔了,不是自己难受吗?”有一句话我没有说出口:“妈妈呀,您这不是给我们找麻烦吗?”但,这句话我始终没有说出口,我怕伤着我妈。
她老人家八十岁以后,还经常走过一段很危险的陡坡,到屋后的一块菜地里种菜,甚至大冷的天还一个人悄悄去。有时提溜着一个小尿桶,颤颤巍巍到屋后边给那些宝贝萝卜、白菜、茄子和辣子浇肥。
我妈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一辈子都在辛勤劳作,没有一天停止过。想到这里,心里就一阵哽咽,觉得对不起我妈。直到八十一、二岁,她感觉身体状况已经不行了,才彻底停止了种菜。
小时候因为在黑暗的地方听大孩子讲鬼故事,胆子被吓坏了,夜晚不敢睡觉,跟着我妈上晚班,在服装厂南门的电线车间,一直跟到晚上十一点多,下班后我和我妈穿过日新巷,走过大街岭那条无名小巷,回到大西门坳上我家里。我妈为了给我收吓治胆小,带着我坐车到斗笠山下,走很长一段路到一个农民家,带回来一些末药,将新鲜猪肝蒸熟,把黄面儿的末药撒在熟猪肝上,搁一点点盐,就这么吃。结果,吃了好几次,也没见着好。晚上睡觉,我得让我妈陪着,睡到半夜醒来,我总是轻声喊一声:“妈妈,妈妈。”直到我妈答应,我才继续睡。
住在大西门坳上时,有一回为了让我们哥仨吃点肉,我妈十二点起床,穿着棉大衣到公社医院对面的城关肉食站一门市排队买肉,第二天早晨七点多,我妈笑眯眯地提溜着一块钱肉回来,告诉我们哥仨:“我十二点多一点到那里排队,前面竟然有两个人等在那里了。”这就是我妈啊。
我第一次参加工作去乡下,我妈对我爸说:“平伢子胆子这么小,到乡下去,怎么睡觉呢?”我在乡下给妈妈写信,告诉她我住的房子周围有人,我的房子夹在中间,我妈才稍稍放下心来。
我上大学回来休寒暑假,以及我第二次参加工作从天津回来休探亲假,都要我妈陪着。常常是我睡在床上,我妈睡在竹铺子上,每当半夜醒来,我两眼一睁开,面对着黑暗,就会轻声喊一声:“妈妈,妈妈。”直到我妈答应。如果我妈不答应,我会一直喊下去。
那年我回天津,要到长沙赶火车,早晨五点多天还黑着,我和我爸就起来了。我爸帮我穿上雨衣,他一手撑着伞,一手帮我抬着一个大旅行袋,从堆子塘的坡上送我到汽车站坐私人班车。那时天上下着瓢泼大雨,周围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和我爸深一脚浅一脚从高处往坡底下走,到了下边的马路上,我一侧头,正看见我妈倚着我家堂屋的大门,灯光映照着她老人家的剪影,她正探头往我和我爸这个方向张望,黑漆漆的夜色中,她其实什么也看不见。那时,我心里好难受,两行热泪无声地从我脸颊上流下来,混合着雨水肆意地流。
我妈倚门而望的这个剪影,从此刻骨铭心地镌入了我的人生。
每年回老家,我妈总要做好很多腊肉、熏鱼、红辣椒、萝卜插菜等等,回天津时一定要我多带点。八十多岁了,住在新外滩,她老人家还坐电梯到顶楼,又走过一截楼梯到楼顶上晒腊肉和萝卜菜,直到实在干不动了,才真正停止。后来她想在自己家阳台上做腊肉,结果不小心把阳台点着了,火苗瞬间蹿起老高,把她老人家的脸烧糊了一大块。那一次,她老人家做这些腊肉,都是想让我多带点。我亲爱的妈妈啊,就是这样时刻想着自己的儿子,却从来不想自己。
妈去世的那晚,我搬了一把竹铺子,放在我妈的旁边,我要陪着我妈走完最后的人生之路。我在心里告诫自己:“妈妈生前,担心我胆小睡不好觉,陪伴过我无数个晚上,今晚我要好好陪陪我妈!”那天晚上十一点五十二分,我妈在我的怀抱里,慢慢停止了呼吸。停止呼吸,只有短短的两三秒啊,我最亲爱的妈妈,就这样没了!我大喊着:“妈妈,妈妈,妈妈!”
可我妈再也听不见了!
我妈火化的那天,因为是所谓的“贵宾烧”,我妈的头骨并没有完全烧干净,从火化炉里拉出来,我妈的头骨竟然还冒着热气,这让我心里万分悲痛,望着我妈的遗骨,我深深地鞠了三个躬,一边默默流泪,一边慢慢捡拾,当我捡拾起我妈腿骨部分她老人家八十五岁做手术时留下的一根钢骨,我心里那个悲痛啊,不知道对谁诉说。
我妈一生善良、一生仁厚、一生勤劳,从她少女时稍微懂事起,就在我外公的要求下,每天不停地劳作,到她来到我父亲家,每日更是劳作不止。她老人家这一生,从来没有停止过手中的劳动。
这美好的品德,勤奋的精神,无声地遗传在我的身上,流在我的血脉里,化在我的基因里。
经常会想起唐代诗人孟郊的那首《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无论我们给妈妈多少孝顺,从本质上讲,都无法报答妈妈对儿女的挚爱。
一个人,无论多大的岁数,也无论妈妈多大的岁数去世,留给儿女的,只有永远的悲伤。啊,我的妈妈没了,心里好痛,心里好痛啊!亲爱的妈妈,您知道吗?我是多么想念您!
妈妈,如果您能听见,就在天堂里答应我一声!

作者简介:朱大平,湖南宁乡人,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员,天津北方演艺集团专家委员会委员,天津音乐学院戏剧影视系外聘教授,国家一级编剧,天津市文博学会会员,天津市戏剧家协会会员,天津市舞台艺术评论员。历任天津戏剧博物馆研究馆员,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艺术室副主任、艺委会副主任。编写过大型历史剧和现代剧《燕丹子》《绝不宽恕》《子曰》《地球是圆的》等,撰写过多篇历史考据文章,八十多篇戏剧理论和评论文章,一百多篇地域文化、市井人物散文;编写了天津人艺多位著名表演艺术家传记,参与编写《中外古典名著欣赏辞典》等,发表过戏曲论文多篇,电影评论文章60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