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写作：母亲啊母亲//徐承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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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啊母亲

徐承彬

母亲在我的心目中，永远都是至高无上的。

母亲没有上过学，这是她的终生遗憾。那时候，姥爷在部队里当兵，我姥缠过小脚干不了地里的重活儿，我老姥要跟我姥一起过，母亲身下有一个妹、两个弟，年龄都很小。因为这个原因，母亲不得不作出牺牲，放下自己上学读书的梦想，勇敢地担负起了下地干活挣钱养活一大家子人的重任。她咬牙坚持供妹妹和弟弟们上学，在她心中只有一个梦想－－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内战乱纷纷。母亲参加了妇救会，为共产党的队伍送过情报，站过岗，放过哨。1938年，她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是当时当地年龄最小的女共产党员。她说：“俺在党旗下宣过誓，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和一切。”母亲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以后，就积极组织村里的妇女们做棉衣，凑公粮活动，与男人们一起上前线，抬担架，救伤员。

母亲说，打日本鬼子那些年，她才十几岁，又要组织群众转移，又要支援前线补给，所有她能做的，她都去做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农村里好多念过书的青年人都结伴往城市里跑。村里几个跟母亲处得好的小伙伴们来找她，说：“咱们去考试，一起到城市里工作吧！”母亲说：“你们都念过书，识字有文化，我一天学没上，不识字，怎么能跟你们一起去考试呢？”小伙伴们说：“没事儿，我们现在就教你。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可以！”母亲摇了摇头，说：“我不认字，怎么能骗人家呢？你们想去就快去吧，我在家干活儿好供俺妹俺弟上学……”

每次提到这段往事，母亲的眼里就会放出光来，她说：“那时候，我何尝不想跟她们去城市里工作啊，可是我去不了。”从母亲的脸上，我看到了她对读书人的羡慕和对去城市工作的向往。母亲说，以前找她去考试的那几个伙伴，真都去了大城市，并且还都在城市里安了家，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母亲没有嫉妒人家的意思，她只是想提醒我们：要好好上学读书，将来才会有好前程！

那么，我母亲为何成了家庭中的唯一劳动力了呢？这事还得从我姥爷那里说起。姥爷兄弟两个，他是家里的长子，是先成家生子之后，去当了兵。他参过战，打过仗，负过伤。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中，姥爷的眼睛被子弹打瞎了一只。姥爷从部队退伍回家后，干不了农活，可是家里又没有男劳力，唯一的同胞弟弟也结婚生子，分家自立了门户，所以他家里的活计都全落在了小脚姥姥的身上。那时候，虽然我母亲还比较小，但是应了“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这句老话。我母亲跟着姥姥学烧火、学做饭、去上山、去干活，我母亲把庄稼地里的农活儿慢慢的都学会了，包括从山上往家里搬庄稼等重体力活儿，都是母亲一个人完成的。大舅小舅年龄又小，他们啥也都不会干，啥也干不了。尽管他们都有帮帮姐姐的心思，但是每次都被我母亲拒绝了。所以天长日久，他们除了上学读书以外，其他事啥都不会。母亲对此毫无怨言，完全担负起了长姐的责任。这时候的我姥爷，跟着村里耍钱的人学着耍钱，妄想耍点小钱来添补家用，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还为此欠了不少外债。姥姥骂也没用，母亲哭也没用。就这样，一家人的生活就更加困难了。母亲说，有一次，小舅生病了，在东炕上疼得直格叫“大姐！大姐呀！你背我去找大夫！”母亲眼里噙了泪水，在翻遍抽屉找不出一分钱的情况下，还是背上小舅去找大夫看病去了。这件事儿，小舅永生都没有忘记。

母亲跟了我父亲后，我爷没给房子没给家产。我父母亲就在村里借房子住。当时，我姨去新疆支边后落下脚后，把我大舅和小舅也弄了去，并且还都在那里找了工作成了家。后来，大舅回来把姥姥姥爷都领去了。姥姥和姥爷记着我母亲的恩，在去新疆之前就讲明了：“家里的房子可以给我父母亲住，但我的妈得我父母亲伺候。”就这样，我姥爷和我父亲通过口头协议。我姥姥和姥爷放心地跟着大舅去了新疆，我母亲就负责照顾我老姥的晚年生活。

就这样，姥姥和姥爷把房子给了我父母亲住，从来没有提过是赠与还是借住的问题，这事儿，让大舅一直记在心上。因为他和我姨都不看好我父亲的火爆脾气，所以把他们父母留下的老房子白白给了他们不看好的大姐夫，他们两人心不甘情不愿。只要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话题总会扯到老家和老家的老房子。终于有那么一天，大舅实在憋不住了，他说：“老弟，你就会当好人！我说，再怎么当好人，也得把老家房子处理明白了才是。”我姨不表态，因为她家生活好，不显着拿卖老房子的钱来补贴家用。小舅迫于大舅的压力，就只好依了他，说：“要不，就作价算800块钱吧，咱姐弟四个每人200块钱，我让大姐把钱给咱仨就是了。”这个主意一出，居然得到了我姨和我大舅的赞同。小舅把卖房子的信寄到老家，我母亲听了以后，心里尽管有些不太舒坦，但是也总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再怎么没钱，也得尽快把钱凑够数给她妹妹弟弟寄去。就这样，母亲把600元钱寄给了小舅，小舅收到钱以后，除了转交给我姨和大舅各200元，又悄悄地把自己应该得的那200元钱寄了回来。他在信上说：“我永远都忘不了大姐的恩情！如果没有大姐的无私奉献，就不会有我们现在的好生活！”母亲听了小舅的信，感动得哭了。她说：“我就做了当姐该做的事儿，还让俺弟记挂在心上。”

母亲留在了农村，一直干着村妇女主任的工作。她白天忙，晚上忙，地里忙，家里忙，她是一个整天闲不住的人。我记得小时候，母亲背着我去参加村党支部会议，虽然母亲为此挨过父亲不少责骂，但是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她对党的忠诚和信仰。夏天的夜晚，母亲背着我到打麦场上去开会，说是在哪里开会风大没有蚊子，我一边数着天上的星星，一边进入了梦乡。等到母亲开完了会，再背着我回家。后来，我长大了，就问母亲：“你们都开什么会？非得老开？”母亲说：“党的会哪能告诉你。再说了，好多次开会，你不是都去列席了么？你没听，找谁去？”母亲说的话属实，党支部委员们开会，我哪能听得懂啊！再说我那时候太小，得母亲背着走，有时走着走着就睡在母亲的背上，啥时候开完会回家了我都不知道！母亲说：“党支部委员开的会，大多数都是关于村子里生产、计划生育的事儿，不算什么秘密。如果是秘密，就不能随便说了，那得严守秘密。这是党的纪律。将来等你长大了，入党了，就知道了。党员不是群众，该说的可以说，不该说的不能乱说。”在那个时候，我母亲的思想觉悟就已经很高很高了，不然她也干不好妇女主任，也不会一干就是38年。

我们村过去住过部队，部队要找地方住，母亲就把我们家的南屋腾出来给当兵的住。在我们家炕墙上的老旧相框里，还一直保留着当年住我们家的解放军排长的相片。我听母亲说，排长是潍坊人，姓王。他复原后还领老婆来咱这看他住过的南屋家。我虽然不记得这位王排长，也不知道当时在我家住了多少军人，但我知道我们南屋家三间房子很大，如果是睡上下铺的话，那么住一个排肯定不成问题。

我记得小时候，村里要办学校没有教室，满村找闲房子。我母亲知道后，她主动地把部队住过的南屋家收拾出来，专门给学校当教室用。后来，村里建好了学校，我家的南屋家就又腾出来了。我母亲听说村里正愁着找不到闲家桄线用，就又把我们的南屋家给村里当桄线加工点。母亲手巧，也自然而然地当起了桄线工。农忙时，我母亲就去参加生产队劳动；农闲时，她就桄线。在我的母亲眼里，生产、加工两条线，条条都不能耽误了。

我问母亲：“咱们南屋家给部队住，给学校当教室，又给村里当桄线的加工点，人家真没给房租吗？”母亲说：“给么个房租，老辈子人谁还讲这些？”我不解地跟问：“那也得给点其他好处吧？”母亲瞅了我一眼，说：“如果我们是为了好处，就不腾给他们用了。不是说‘再宽敞的家，也有放不了的破烂么！’”我不明白母亲的意思，用疑惑的眼神望着她。母亲斩钉截铁地说：“我是党员，部队需要，学校需要，村里需要，我能不帮忙吗？”我明白了，母亲做事情，从来都不计较个人得失。在她的心里面，装的永远都是党的政策和集体利益。

母亲每天除了要干好分内该干的事以外，还要负责村里的民政调解工作。如果遇到谁家吵嘴打仗上门找她帮忙，就从来没有一次推辞过。凡是经我母亲调解的大是大非问题，没有化解不了的。

但是凡事没有绝对。比方说在我们家，门里有个我叫二伯的人，他家大儿媳妇想生二胎，这在计划生育的严控死守的年代是不可能做到的事。国家号召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不允许生二胎。可是我二伯盼孙子心切，他连做梦都在想着抱上大胖孙子。在他朝思夕想的时候，他大儿媳妇怀孕了。他们家怕外面人知道，就让儿媳妇躲在家里不出门。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一个人天天不见出门，哪个邻居不好奇，不寻思呀！没过上几天，这事就被街门口的邻居们猜到了。我母亲听说后。登门上户地去做思想工作，要求他们不要违反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我二伯一看事儿露馅了，如果不想个啥招儿来，就恐怕没有戏唱了。于是，他悄悄地去找我父亲商量，想让我父亲帮忙劝劝我母亲，他说：“都是自己家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别太认真了。”我父亲一开始，立场还比较坚定，他觉得我二伯做得不对。后来，他经不住我二伯给他灌输封建思想，最后还是没了立场向二伯妥协了。我父亲答应他二哥：“我家去做她的工作就是了。”结果是不管父亲回家怎么说道理，母亲就是坚持原则不动摇。母亲说：“我是党支部委员，又是妇女主任，还专门负责计划生育工作，我怎么能因为自家亲戚就带头破坏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呢？”父亲一听，知道说不通我母亲了，他就耍小脾气来，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心，吃饭摔筷子打碗，反正是我母亲不答应，他就要折腾个没完。母亲就为了这事儿，跟我二伯一家人结下了冤仇，成了二伯家的“共敌”。即便这样，我母亲也不退步。我母亲坚持的原则就是：我走得正，做得正，问心无愧就行了……

我母亲干了一辈子妇女工作，后来岁数大了，需要培养新人接替她的工作。很多人对她说：“就让你家大儿媳干吧，反正她以前在娘家干过。”我母亲说：“这那行，哪个村子没有个规矩。咱得听从党支部的决定，可不能自个做主。”

就这样，我母亲从村妇女主任岗位上退下来了。那年刚好碰上政府要给村里的老党员、老干部发放生活补助费。听说这个生活补助费是分两种，一种是老党员，另一种是老干部。给老党员的生活补助费少一些，老干部的生活补助费多一些。虽然这两种生活补助费我母亲的条件都符合，但是不能两种都给。所以，组织上让我母亲自愿选其中一种。我母亲听明白了后，就毫不犹豫地选了生活补助费少的老党员那种。村里很多人听说了以后，都表示不理解。我母亲说：“俺入党的时间比当干部的时间长，觉得当个老党员心里踏实。”

在我眼里，母亲的思想永远比我先进。她到了晚年，不能自理了，还时常想着让我早点去把她的2元钱的党费交上。

母亲干妇女工作是一把好手，干家里的活计也是巾帼不让须眉。在她和父亲的共同努力下，先给我大哥买了四间新房，后又给我二哥和我各盖了四间房子。等到儿女们都成家立业了，她就陪伴着父亲一起生活在老房子里。那年，父亲因为喝酒把腿摔伤了不能干活，母亲不离不弃地伺候父亲到老。她一辈子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别人默默奉献。她在村妇女主任岗位上干了38年，镇政府专门给她颁发了一块纪念奖牌，工作人员每年都不忘给她送来一份老党员生活补助费。即使这样，母亲也不舍得大手大脚的乱花钱，吃穿用度能省则省……

母亲啊母亲，您在我的心目中，永远都是至高无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