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始于微末
读金一南《苦难辉煌》第一章感悟
云南警官学院禁毒学专业大队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这是对中国共产党最好的概括。在近代的中国，有无数主义曾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在这一时期，同时也是民族陷于危亡之际，任人宰割之时。正是这样的一个民族历史的至暗时刻，一个被本国革命与反革命势力所忌惮排挤、被自己理论发源地——十月革命的故乡所轻视的党——中国共产党，却始终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将革命理想与现实所结合，最终领导着中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斗争，建立了新中国，改变了积贫积弱的格局，平等的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党自成立之初，就受本国各种势力的忌惮与打压。即使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其愿意与苏俄交好，进行三大政策，但是仍然不认为中国的水土能够实行苏维埃制度，因而也坚决不愿进行党外合作，在国民党一大所成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也是没让一个共产党人加入，乃至因为陈独秀批评国民党时，孙中山还要开除他。孙中山先生尚且如此，更不必再说此后蒋介石背叛革命，白色恐怖杀的人头滚滚了，如文中所说“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难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群众和其他革命人士，就达337000人；至1932年以前，达100万人以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萧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彭湃、张太雷、瞿秋白、恽代英、方志敏等大批中共的优秀领导者皆被杀害。”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我国的革命不是国内外反动势力拱手相让得来的，不是“非暴力，不合作”的牧师式向侵略者下跪乞求的，是用鲜血换来的，如马克思所说“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党面对着忌惮与打压，也许有过不成熟，但是从未想过投降。相反，正是在这种残酷的斗争中，党变得更加坚强，带领人民扫清了过往的一切奴才气，使民族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党自成立之时，就坚持着独立自主。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只要想独立、平等的站在世界民族之林，就不可能想着依靠他人。我们从未忘记，共产国际对于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支持，但是我们也同样清醒的认识到，正是因为共产国际在指导我国革命时所犯的错误，也对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党的三位领袖人物都致力于让我们党摆脱共产国际的影响，不论是陈独秀、李立三还是毛泽东，都在用自己所能来坚持独立自主，而也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所开创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有了独立的经费，最终也才能不受制于共产国际，并且在后来发展出了“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在将来才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新中国，使苏联从“老子党”不得不变为兄弟党。
中国革命的发展，离不开城乡的良性互动。如书中所说“不集中在最现代化的大城市，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获得先进的思想体系，不会获得后来众多的领导精英；不分散到最贫困落后的边区山区，红色武装便没有充足的给养和坚韧顽强的战士，中国共产党也就失去了立足的根基”。若是党没有在城市的工作与发展，那不外乎是中国传统农民起义的水平，而若是没有农村，则大革命失败后，几次城市的武装暴动的结果也说明了一切。城市作为反动势力统治力量的中心，远不是刚受到严重打击，手里没有几杆枪的党所能攻占的。以农村政权的运作保障经费与政权的独立，以城市的工作获取最新的知识以反馈农村，共同促进了我国革命的发展。
在抗战中，延安的列宁室放有美国航母的照片供士兵了解，延安的农民能够举行集会声援西班牙国际纵队，相比较于国民党治下被强征的麻木壮丁、只为一口饭而活的饥民，谁能够带领中国人民走向胜利，便不言自明了。党向来“警惕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在分清主次矛盾的同时，也不忽视另一方，在城乡上也是如此，为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
迈向现代的十字路口
读金一南《苦难辉煌》第二章感悟
文／刘林枢
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而在近代这一时间，曾经的老师与学生同是面临着西方列强的压迫，却走上了两条完全相反的道路，一个饱经战乱，甚至一度到了要亡国灭种，而最终建立了人民的国家；另一个则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去欺凌其他民族之人民，对亚洲各国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在战后的主权也是名存实亡。究竟缘何产生此种差别？倘若我们回看历史，甚至我国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还有赖于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与传播，甚至当时的共产国际，相比于中共，也更看好日本共产党，乃至如本书所说“《真理报》刊载季诺维也夫在远东革命组织代表大会上的演说，‘称日本是远东的钥匙’，‘没有日本革命，远东的经济革命都是小杯里的小风暴’；认为在日本发生的革命，将会左右在中国乃至在整个远东发生的革命。”中日两国的共产党，同受本国反动势力之压迫，都是见到屠刀杀的人头滚滚，而中国却有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日本共产党则甚至没有《日本的红色政权为什么不能存在？》。都引发着我们的思考。
中日道路之不同，首先源于国际政治之格局。在近代中国，即使受到列强的压迫，然而仍是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国家，而日本只不过是一个区域性的有一定影响力的国家，因而于列强而言，见中国衰败远比看一个区域性的、国土狭窄的国家兴起更重要，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财富太雄厚了，落后不一定挨打，因为清廷再弱也不会比卢森堡、瑞士、梵蒂冈弱，但是匹夫怀璧一定会被强盗盯上。从地缘政治来看，一个强大的日本也有利于遏制沙俄与中国的发展。因此，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来说，扶持日本是利大于弊的。也是因此，日本得以在充分的发展资本主义，并有力量打击本国的共产主义。而中国则不然，我国广袤的国土与众多的国民，决定了没有任何一家帝国主义能够独占此庞大的市场，也不会容许一个独立的中国存在，于是各列强只能扶植自己的代理人，这也是我国近代军阀混战的原因，而帝国主义之间的内部矛盾又为星星之火的存在提供了条件，这都是国际环境所决定的。
中日道路之不同，也得益于国情之不同。中国，地广人众，庞大的国土与共同的文化，给了根据地极大的战略纵深，能够进退自如。例如在城市无法成功，那就到农村去，江西守不住了，还能长征去陕北，这都有利于保障革命的火种。日本，不过一个岛国，其本国国民多在于此，反动政权从城市到农村也十分容易，统治较为稳固。其次，我国之反动势力不但内部对立严重，即使是民族资产阶级，也具有两面性，较为软弱。而日本自明治维新后，统治阶级内部相对较统一，即使派别之间斗争会很严重，但是面对共同的敌人——共产主义，则会毫不犹豫的联合起来共同镇压，因此日本的共产党人甚至需要借助流亡在中国来反抗。再者，中国受压迫最深，人民的革命性更强，在反对压迫的斗争中，锻炼出了一个坚强的党，也深刻认识到要“用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而日本则能通过对广大亚洲国家的残酷盘剥，来收买本国的无产阶级，缓和阶级矛盾，且日本共产党中知识分子较多，对理论研究有较高水平，但是面对反动势力的屠刀则显得有些无力抵抗。也正是因此，如本书所形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酒瓶中灌进了日本的旧米酒。”日本的法西斯主义通过假借社会主义的外壳而大大的发展和蛊惑了群众，为刽子手站台，最终对其他国家和其本国人民都造成了及其惨痛的损失。最后，中日两国传统文化之区别，如我国宪法所说，中国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即使是被认为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儒学，也强调“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或是孟子的“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也不必再论述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正如列宁所评论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这样的人民不仅会为自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痛心，不仅会向往自由和平等，而且会同中国历来的压迫者作斗争。而日本因为其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甚至于，其明治维新就是打着天皇的名义来打击旧幕府势力，于是天皇在日本民众之中还是有着思想的权威。例如日本法西斯上台的标志性事件——二二六兵变，这些对日本国内不满的青年军官们也没有想着推翻天皇，而是认为天皇是被蒙蔽的，要“清君侧”。其本国的血统论、上下级的绝对关系是非常严密的，所谓“下克上”也不过是因此而产生的对立物罢了。
正是因为以上之不同，中日两个国家，走上了两条完全相反的道路，至于谁对谁错，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
换一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