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6《大地上的长恋：张炜创作评传》第六章艰苦卓绝的劳动 // 李恒昌

连载6《大地上的长恋：张炜创作评传》第六章艰苦卓绝的劳动 // 李恒昌精华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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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6

《大地上的长恋：张炜创作评传》

第六章艰苦卓绝的劳动

李恒昌

从最陌生最隐秘之地出发

十指抚摸世界四角

于几维空间里跌宕，而后

躺在一张吱嘎作响的床上

用泪水抗议，用手臂，用心血

长路上拉白色雾幔

后面是你洇去的声音和睫毛

你白皙葱嫩的黑夜之光

——张炜《寻找》

2009年，作家张炜遇到了一场意外。在济南八一立交桥上，他发生了严重车祸，胸部受创。那次车祸，给他的身体造成严重伤害，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工作、生活和创作。特别是第一次手术时，由于“胸膜和肋膜”没有彻底处理好，疼痛和不便长时间伴随他，致使后来三次住院进行后续治疗，最长的一次长达三个月。住院和休养期间，除了治疗伤痛，他很重要的一项任务便是写作。车祸一度中断了他的工作，但没有中断他的写作。在病房里，只要一有条件，他便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条件进行写作。家人在身边陪着他，给他以足够的勇气和力量。他的很多作品，是在医院病房里挂着吊瓶完成的。他有几张照片，是在山东省立医院病房里照的。他身着病号服，坐在病床上修改稿子，妻子坐在一旁。那情那景，令人肃然起敬，也令人热泪盈眶。

也许很多人认为，张炜写出那么多优秀作品，他一定是个很聪明的人。其实不然，几十年来他笔耕不辍，写得很艰苦，很顽强，很坚韧，也很悲怆。一看到他写作时的形象，便令人想起绘出“阿尔的太阳”的梵高、明代大画家徐渭徐青藤、写出“无韵之离骚”的司马迁和月下苦吟的诗人贾岛。

坚韧：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写作。

张炜发现，在他的老家出现的文化和历史人物中，大都有一个“笨”字，人们做事情，不耍聪明，很厚重，不漂浮。他就是按照这种“笨”的精神从事写作的。少年时代，他曾经写过几十个短篇、六七个中篇、一个长篇，还写了两个戏剧、两部长诗，总共几百万字。这些东西，一个字也没有发表过。他曾经将笔折断，将墨水瓶子摔在地下。他恨自己缺少才华，却又这样挚爱文学。但是，最终他还是坚持过来，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选择。如果说，他的整个文学创作是靠愚公移山精神搬走的一座太行山的话，那么，正式发表作品前的五六百万文字，便是太行山下一个个山头。他以自己愚公般的力量，将它们一一“搬走”。

他说，创作不是做买卖，不需要那么机灵。文学是“愚人”的事业。小聪敏会成为大作家的大障碍。人们有时可以嘲笑他的“愚气”，但到后来却不能不正视他这些年辛苦的耕耘，这些年他有力的挖掘。他始终盯住一个目标，决不游移彷徨，往前攀、往前走，也会有疲累的时候，也会有喘息的时候，但敢于走下去，就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力量。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他的身边少不了“河东智叟”那样的“聪明人”，对他指指点点、评头论足，对此，他毫不在意，也毫不理会，依然坚持着自己的坚持。这就是“愚公移山”的精神。

《你在高原》出版时，著名评论家孟繁华指出，在当下这个时代，张炜能够潜心20年去完成一部小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奇迹。这个选择原本是一种拒绝，它与艳俗的世界划开了一条界线。450万字这个长度非常重要：与其说这是张炜的耐心，毋宁说是张炜坚韧的文学精神。

张炜的坚韧还在于他每一年，每一个阶段，都对自己的写作提出新的要求。2013年，他在写给《文艺报》的“新年寄语”里写道：新的一年，可能是极为特别的一年，写作者将在这一年里获得新的想象，更加拥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和沉思与鉴别的能力，让时间慢下来，将好书收在手边。他是这样要求的，也是这样做的。这一年，他出版了20本的300万字“自传”——《万松浦记：张炜散文随笔年编》，这是继《你在高原》之后的又一宏大叙事。

守静：以甘于寂寞的精神从事写作。

每每进入创作，张炜便进入一个完全忘我的境界中。宋遂良先生曾经介绍说，夜阑人静，凝神屏息，屋外起伏呼啸的海潮如同这个性格沉静的少年奔腾激荡的心情，他完全沉浸在文学的世界里。1987年11月，创作长篇小说《九月寓言》时，他绝大部分时间“藏在”登州海角的一个待拆迁的小房子里。小房子说不出的简陋，隐蔽又安静，走出小房子往西，不远处就是田野、林子。在那里心可以沉下来，感觉一些东西。那个小房子不久就要拆了，张炜给他拍了照片。五年劳作借了它的空间、时间和它的精气神，他怎么能不感激它。小房子破，它的精神比起用现代化建筑材料建成的大楼来，完全不同。它的精神虽然并不好得突出，但却让人信赖和受用。这不仅仅是个写作环境问题，而且是个精神状态和精神来源问题。

他曾经寻找远离喧嚣的幽静之处，也曾撰文发问能否在快速旋转中找到一个安静的角落，但是最终发现，哪儿也没有世外桃源。要做一个好的作家，就必须学会从容不迫地生活。当各种事情潮水一样涌来的时候，能不能保持安然沉静？如果八九个声音同时呼喊你去做，那只能逐一分析判断，做出抉择。他羡慕那永远的镇静，始终如一的平和与自信。因为只有那样才能在纷乱的生活中显示智慧。

评论家张幕莹曾说，每个人都有清净的法门。张炜抬头是大海星空，想不思考都不可能。对于他来说，最大的清净法门就是始终保持“大定力”。这是对付浮躁的最强有力的武器。他非常有底气地说：“时代不是浮躁吗？那就用大定力对付它。文坛不是无常乖戾吗？那就用最传统的劳作心对付它。时尚不是最浑浊最粗鲁吗？那就用清洁癖和工匠心对付它。势力客不是总盯着洋人和热卖场吗？那就用自家作坊银匠似的锻造去拒绝和抵御它，心无旁骛。

对于自己写作的清苦，他有自己的认知，坚持写作几十年，始终全力以赴。在他那里，“写作是倾诉，是转告和呼号，没有写作，他将活得倍加艰难”。他手中的笔是心灵的指针，它标示了人的刻度和方向，也是对生命性质的鉴定和证明。

在接受《文学报》记者傅小平采访时，他明确告诉记者：我要爱属于自己的寂寞。尽管他的一些作品在文坛引起了轰动。但他始终不谋求轰动，也不以引起轰动为荣。他说，一部作品轰动了，在一个成熟的作家那里，我想会是相当尴尬的事情。一方面，作家担心他的思想和艺术不能有效地介入，不能施加起码的影响；另一方面，真正的思想和艺术送达彼岸的方式是缓慢的、逐步的，也只有这样才较为可信。轰动只能是肤浅的回响。一部好的作品往往不具备轰动效应，应该“汇入时间的长河和历史的长河”。

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沉静，这是一个作家的“基本功”，绝大多数作家一般情况下都能做到。但是，像张炜一样如此坚持，如此坚韧，几十年如一日的，很难找到他人。对于寂寞，张炜有自己的理解：大天才总有大寂寞。许多时候，一个写作者应该有勇气让自己懒下来，闲下来，给自己一点闲暇才好。衡量一个生命是否优秀，还有一个标准可以使用，就是看他能否自己耐得住寂寞。寂寞是可怕的，一说到人的不快，常常说“很寂寞”。其实，正因为寂寞，才会有特别的思想孕育和发展。

勤勉：以劳动者的姿态从事写作。

张炜说，干起活来任劳任怨，一声不吭，力求把手中的活干好、干得别具一格。劳动是要花费力气的，是不能偷懒的，要从一点一滴做起，并且忍受长长的孤寂。这是真正的劳动者的气质，张炜认为，作家也应该有这种气质。

他一直遵从勤勤恳恳的劳动原则进行写作。他要求自己永远有一颗质朴的心态。他认为，如果没有这种原则这种心态，人格就出现了问题。他曾经追问，为什么不能像一个工人、一个农民那样扎扎实实地流汗、日复一日地在那里劳动？没有这种劳动的耐力，就等于缺失了一种过硬的人格力量。“任何劳动都连接着一个广阔的世界。”这就是他的“劳动世界观”。劳动是朴实的，但对劳动的态度，可以看出一个作家人格的高度。

一切艺术最后的竞争都是人格的竞争，人格没有高度，绝不会成为重要作家和伟大作家。张炜始终坚持着这种朴实，这种高度，以自己的方式不间断地劳动着，把稿纸当土地，把笔当耕犁，如此耕作不息。他把写作视为最为艰苦的劳动，把创作称为精神的“掘进”。他认为，世界上有两种人劳动强度最大，即两种“掘进工”。一种我们非常熟悉，就是矿山掘进工；另一种是精神领域的掘进工。这一部分我们不太清楚。“他们的求索和寻找与人类命运息息相关。没有他们的开掘，我们可能至今还处于黑暗之中。”多年来，他始终以一个精神“掘进工”的虔诚和耐力，开拓在寻找和求索的巷道。

有人问他写作的习惯，他说，写作时闭门不出，连胡子也不刮，胡子老长，大有“蓄须明志”的意思。每次写作长篇，他都焦虑不安，和病了一样。《古船》写完那一天，他觉得全身骨头架子都散了，带着恍恍惚惚的神情从写作的小屋走回家。宋遂良先生曾介绍说，张炜写《古船》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住在英雄山下的济南军区第五招待所里。那时他心里非常激动，他曾说：“每天从宿舍到第五招待所距离很近，大约一二百米，我总是顺着墙根走，生怕碰到一辆车把我撞倒，或者碰见一个熟人喊我一声，我需要保持一种感觉、一种情绪，一点也不能受到破坏。”当他写到隋抱朴的苦难和他兄弟夜话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充满血丝，嘴角起了泡，蹲在椅子上写，钢笔下去像要把纸戳破，写完《古船》后，他病了一场，感到整个身心都太劳累了。那时候他的形象，让人想起当年研究“1+2”的著名数学家陈景润，有一次走在大街上，由于思考太专注，不小心撞到了路边的大树上。

1994年冬天，张炜在山东淄博参加一个文学座谈会，发表演讲《守望的意义》。谈起创作，他说：让一个艺术家成为一个真正的劳动者，远离名利，不过是要求他们的心灵回归到最基层最普通的人那里去。这样的人，其创造力常常是不可思议的。有的作家写了那么多还是总写不完，有的写了上千万字，有的出了六十多卷书，直到生命的最后，底气仍然非常充沛。他们的创造力非常神奇，简直非人力所及。从他的这一观点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劳动成就非凡的作家，劳动创造非凡的艺术。

1998年2月，他在《烟台日报》发表文章《做永不停歇的劳动者》，表达了他以劳动者的姿态进行创作的信念。《你在高原》出版后，他写了一篇创作谈，直言不讳地声称自己“渴望更大的劳动”。同年，他的中篇小说《请挽救艺术家》在《上海文学》发表，“编者的话”对此重点推荐，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请挽救艺术家》大约可以看成是作家张炜经过长期思索后的一次精神独白，全文沉浸着深深的焦虑和孤独感……然而，艺术家的苦闷，又是一种带有个人性的生命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它是一种永远的苦闷；没有这类的苦闷艺术家，并不是真正的艺术家。”这也是劳动者的生命现象。

即便在成名之后，张炜依然坚持自己是一名普通“劳动者”，自觉地远离那些庸俗化的炒作。逄金一先生曾称赞他，一方面，视文学为神圣；另一方面，却要将其化为朴实的劳动，像农民劳作一样坚持和平凡。他几乎每天都在写作，恰与农民每天要到田地里去劳动一样，这已经成为与他生命相连的习惯。

“每个世纪，每个时代，都需要自己的作家。他应该是记录者，是跳动的良心、永生的精灵。所有配得上作家称号的都是吗？我想都是。”他说：“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不敢轻易地称自己是作家。我们只是在敬仰的心情下，一些不能停歇的劳动者。”

2003年春天，宫明亮先生在张炜长篇小说《丑行或浪漫》出版之际，写了一篇《站在八百万台阶之上》的文章，认真分析了张炜创造中国文坛“意外惊喜”的原因：这种现象源于一种强盛的生命力或特别的个人经历，当然也会有艺术潜质一类因素；但不可忽视的是作家所一贯保持的朴素的“劳动者”的素质，还有过人的勤奋和谦虚吸纳，是这种综合起来的结果。他也把“劳动者素质”看作张炜创作成功的重要因素。

荷尔德林说：“人充满劳绩，但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虽然写作是一项艰苦的劳动，但张炜无限热爱这一事业，并从中感受到快乐、充实和幸福。他曾经对《山东青年报》记者这样说：我只是一个专业写作者，我还不能说是一个作家。我的主要时间是用来读书和写作，这是我的快乐，劳动的快乐。有了自己喜爱的劳动方式，人就有幸福感，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从事自己喜爱的劳动更好、更充实。我选择，我向往，我劳动，我快乐。

张炜说：“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也还是一样：从事写作。因为我觉得这是人类最重要，也是最艰难的工作之一。”2004年5月，《中华读书报》记者崔雪芹对他进行了一次采访，通过长达三个小时的交谈，记者从他身上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写作者是幸福的！

恒久：以夸父逐日的精神从事写作。

他说，文学是一次长跑，是一次马拉松，是一次长恋。

奔走在写作的道路上，绝不是一帆风顺的，可以用艰难来形容。其中有很多欢愉，也有很多焦虑。他有时觉得，人活得真累。每天有那么多事情要做，也要为好多事情担心。我们的道路那么遥远，那么多弯曲和坎坷。有时，他也会想起，大海里的水手。真正的作家应该天生是一个水手，一生都在生活的潮流中搏斗。桅杆被打碎的那一天，会化为碎末飘动，但总有一支迎着大潮永远挺立的桅杆，它将驶向地平线，在永恒的太阳下闪出金色。人的光荣凝聚在上边，人的尊严也凝聚在上边。当水手的人不一定实现那个向往。但他们孤零零地立在那里，天上的浮云与之相对应。1998年9月，石高来在《江苏社会科学》杂志第五期发表文章《追寻古老的精灵——中国20世纪文学原始主义研究之一》，文章以“张炜：当代精神夸父”为题，对张炜进行了专题研究，称赞他的创作和作品坚持了“夸父逐日”的精神。

他曾长时间在胶东半岛上游走。他原来有一个“大野心”，就是想把半岛上的每个村子都跑遍。他为此付出巨大的努力，做了大量的录音、笔记，还搜集了一些民歌。遇到老人，只要阅历广的，他就想和人家攀谈，但后来他发现，要真的走遍也非常困难，“像夸父真的要追上太阳”。他想重要的是拥有这些经历，可以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感觉，扫除自己的疲惫。

评论家房广星认为，这些年，几乎从张炜的所有作品中，我都读出了一个歌手的衷情，一个流浪者孤独而执着的身影。他很艰难，他在沼泽地里拼尽生命中的每一滴血奋斗、抗争，倒下，就爬行，但从不屈服——这不正是人类精神中最可贵而我们正一点点丧失的吗？这是什么精神呢？这就是现代人非常缺少的夸父逐日的精神。这种精神，主要体现在前进、追赶、恒久上，其基本状态是“奔跑”，一天到晚地“奔跑”，向着太阳“奔跑”。在这里，“奔跑”不是单纯的、简单的“奔跑”，而是负重“奔跑”，有方向的“奔跑”。《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将其命名为“一天到晚跑着干活”。他的“奔跑”也不是“一路顺风”的“奔跑”，而是“迎着北风赶路”，冒着严寒前行。在“奔跑”的道路上，不断排除各种困惑、各种难题和各种干扰。

他的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自身生活和写作中，还体现在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上，《九月寓言》和《你在高原》的主人公，都是在大地上不停地“奔跑”的形象。他们在“奔跑”中思考，在“奔跑”中发现，在“奔跑”中“干活”，在“奔跑”中创造。著名作家王安忆认定，《九月寓言》是一个“奔跑”的世界。这里的人必须要“奔跑”，这个世界必须“奔跑”，一“奔跑”就有生命，一停下来就没有生命，可是为了“奔跑”，却要付出身心两个方面的代价，这种代价几乎是九死一生，牵肠挂肚的。但必须“奔跑”，不“奔跑”就要死亡，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九月寓言》就是这么一个火热的、“奔跑”的世界。同理可以推断，他的世界，也是这么一个火热的“奔跑”的世界。

他的“奔跑”还是“寻找”中的“奔跑”，边“奔跑”边寻找精神的家园和归宿。罗良金先生指出，张炜在三十年的创作中，一直在流浪中不停地寻找，在寻找中流浪，他不仅向着苍茫大地寻找生命的皈依，还向着家族的精神血脉逆流追溯，赋予流浪更深层次的文化意蕴，最后似乎找到了他流浪中寻找的精神家园并构建了“我的家园”。2000年，他在日本一桥大学应邀发表演讲，题目是《焦虑的马拉松——对当代文学的一种描述》。他认为，当代文学非常浮躁和焦虑，像一场乱哄哄的马拉松比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应该是“参赛选手”缺乏夸父逐日的精神，缺少火热的“奔跑”精神。

我们真切地看到，在他那里，“写作是一场真正的远行”。

严谨：以大匠精神和工匠精神从事写作。

“我不信过去的智者们在运笔之前曾计划过征服。因为那样他最终也难逃简陋。可以信赖的只是昼夜不舍的劳作，是银匠似的打磨精神。创造物上遗留了指纹磨擦的光亮，有着心的刻度。”对于工匠精神，张炜作如此理解。

写作需要工匠精神，写作需要独具匠心。他在这方面有独特的建树。战略上，他有一颗“大匠之心”，努力构筑“大匠之作”。他的10卷本长篇小说、3000行长诗，都是“大匠之心”运筹帷幄的成果。这方面，他比其他作家花费的心血都多。战术上，他对作品匠心雕琢，力求精益求精。一个作品写出来之后，他并不急于拿出来发表，常常让它们在抽屉里躺半年，发现问题和不足后，再进行修改完善。有时先拿出来，发给朋友，让大家提修改意见，反复推敲，反复修改，反复打磨，努力追求一种高远的境界，寻找适合自己的艺术风格。长篇小说《古船》写出来之后，根据出版社的意见修改，至少修改了五六次，最后又综合了朋友们的意见修改后，才最终定稿。《九月寓言》也是精心打磨的结果。第一稿32万字，第二稿压缩到29万字，到第三稿压缩到26万字，正式发表之前，又下决心在第8章中抽掉一部分，最终只保留了7章23万字。写《你在高原》时，修改的工作量更大，需要处理的问题不可想象。他很爱惜自己，作品需要过他的水平线才会拿出去。用笔写完，姐姐帮他用计算机打字，他再在计算机上一改再改。眼睛出了问题，小字号看不清。最初是五号字，最后改完是三号字，放大了看，眼睛才会舒服。伤筋动骨地改，每一部都改四五次，一般的改动每部要十几次。打印一遍稿纸一大摞，复印几十份，让一些能讲真话的朋友看，约他们喝茶，让他们谈看法，让他们把书稿往死里砸，他记住他们的意见，并不马上改，沉积过后回头改，有时都过去四五年。《你在高原》出版之前是600多万字，出版社觉得太长了，不得不压缩到450万字，其实，那是他凭着一股“笨”劲儿，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一笔一画写出来的。由此可见他精益求精的精神。

他曾经告诫同人，也告诫自己：“作家要做的就是写下去，慢慢写。一个‘慢’字，不是数量和发表的频率，而是状态。让写作脱离竞技、脱离名利、脱离焦灼、脱离喧哗、脱离冷眼和白眼。”

很多方面，他是“很保守”的，也是“很守旧”的。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计算机技术开始普及，很多人由用笔书写改为打字书写。但是，他始终留恋“纸与笔”的温情，坚持用笔，一笔一画、一字一字地写作。网络时代和数字化时代，他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尽管最早的文学不是写在纸上的，但用笔和纸成就文学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更早的是用竹简木片、兽皮龟甲，后来有了纸和笔。但是，有了纸和笔，虽然人们写得更多了，但是并不能保证写得更好。

在缺少纸的竹简时代，人们为了记录方便，就尽可能把句子弄得精短，非常非常精短。由此他得出结论，工具变得越来越灵便，文学作品的数量也随之增多，品质也在改变，但却不是变得越来越好了。现代写作工具的速度在逼催艺术，逼催它走向自己的反面，走向粗糙艺术。他说，数字的传播和输入方式影响了思维，改变了文学作品的质地和气味。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读者首先看到的总是“文字”，而不是“代码”。纸与笔比起数码输入器具，更像是绿色生产方式。

他始终认为，电脑打字效率是很高，但是这像在催促自己一样，而用手写字可以留出充分的时间去思考接下来的内容，这样一来，在细微的、很难察觉到的地方，用电脑打字的创作会影响文稿质量，作品的成功与否，需要等待时间和社会的检验，但自己应该坚持用手写的寂寞去创造有质量的作品，而不应该用金属味儿浓重的电脑写作。由此，我们真正参透了他为什么始终在意那“纸与笔的温情”。他隐隐地感觉到：“将来，只是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什么来催逼我。到了这一天，我会扔掉笔杆。这当然是被迫的。它会逼我将钟爱了的笔，扔到明天的一个角落，让它在那儿静静地蒙上一层灰尘。这真可怕。”不过，他是绝不会甘心的。他说，每一支笔都不过是在记录“明天”之前的一刻。“明天”会证明它、考验它、鉴别它。这支笔属于现在，更属于明天。

动情：坚持“用心灵”从事写作。

著名作家王蒙在《谈张炜》中指出，张炜是当代极具创造力和用心灵写作的作家。他是纯文学园地上执着的坚守者；是一位充满深情和深挚的忧患感的书写者。1990年，张炜的《他的琴》出版时，邱勋在序言里介绍说，张炜不停地写，如痴如醉地写，小小的身躯伏在低矮的炕桌上，几年时间写下数百万字。稚嫩的字体写在中学生练习簿上。他写了一个农村少年对于人生的观察和感悟，写了他周围世界各种人物形形色色的面孔，他们的悲苦和欢乐、抗争和沉沦。写了一颗善良的心对于美好事物的憧憬和追求，字里行间可以让人感受到一个幼小的、充实的灵魂的律动和战栗。

张炜有一篇文章题目是《现实的真诚》，文章谈到作家究竟应该用什么写作的问题。他说：“我想写作不仅用脑，而且必须用心。机智、灵动，多么难得，可是这些都取代不了心灵深处的震撼和激动。用心写累，老得也快，可是真正有力量、有内容的作品，还是必须用心写。”《你在高原》编后记里，也有这样类似的文字，说明他正是凭借着这种认真的态度，才耐得住寂寞，在漫长的二十多年中倾心打造这部巨著。毫不夸张地说，《你在高原》是张炜用生命的全部力量完成的心血之作。

有一次，张炜说，自己的书是“抄来的”，从哪里抄来的？从心灵里“抄来的”。为什么他的作品能够打动人心，让人读后眼里总是满含泪水？为什么他的作品能够不断地拷问时代、拷问社会、拷问自己、拷问灵魂？大概是因为，他始终在用心写，他一直在关注人的心灵。

作为一个不断反思，不断拷问的作家，他的内心是不安的。他时常抚摸内心中那片“不安”的部分。这种不安源于什么？他认为，可能是另一个“我”的注视。是的，人是分离的，人在自我斗争。我们的确非常矛盾。不言而喻，有人因这种矛盾而升华，有的人却因此败下阵来。他希望人是往前走的，无论他的内心有多苦。他就是在这种自我“注视”、自我矛盾中，不断向前走，走得很苦，也很有味道的人。

他曾说，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一个朋友把创作看成是生命的流淌和保存。从这个意义上去看作品的创作，立足点是很高的。他认为自己的观点和朋友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所读到的他的作品，不是他的写作成果，而是他“生命的流淌和保存”。

在他看来，选择了艺术，差不多也就等于选择了自己是一个永不妥协、格外执拗的讨人嫌的人。自己不会放过揭露黑暗和抨击丑恶的机会，与强暴和专制斗争到底，只为自由而歌唱。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不是一般的简单，必须在内心深处，不断地与自己的灵魂开展搏斗和撕扭！因此，张炜用心写的过程，实质上也是自己的灵魂在不停地搏斗和升华的过程！

1992年，他曾为《洗砚池》杂志题词：“拿起你的笔，刻出你的心迹，表达你的尊严。”这十七个字，既是写给杂志的，也是写给自己的。

李洁非在《张炜的精神哲学》里说，我一再在张炜的文章中读到“大心”一词，这是一个很有他思想特色的词，是一个融合了他理想的词。“在这个变色龙般的文坛，他是仅有的几个在艺术哲学和精神哲学上保持了连贯性的作家之一，并且是在格物致知、反心为诚的真正个人化意义上。”他的用心写，用的就是一颗“大心”，一颗博大之心，一颗“大我”才有的“大心”。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直抒胸臆：心事浩茫。他的心事，不是自己的心事，不是一个个小小的心事，不是“转回头，迎着你的笑脸，心事全被你发现的”“心事”，而是关心“巨大事物”的“大心”事。

在他的“《辞海》”里“心灵”有时和“信仰”是同义词。他认为，人的写作必须依赖信仰。人的写作是灵魂与世界的对话。灵魂不断地欣悦、挣扎，震颤不已。这就是人的状态。写作恰恰记录和表达了这一状态。帕斯卡尔说：“人是会思索的芦苇。”这句话可以拆分成“人是芦苇，但他会思索”。“人应该有灵魂，人的全部力量、与其他生物的区别，都在这里。”

周海波、王光东先生指出：“我们知道，当人们疯狂地追逐金钱，创作在大讲消闲的时候，信仰就显得多么悲壮，多么令人激动。张炜坚守了自己的信仰，并以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和不懈努力，向世人证明了信仰的力量。”

他为什么如此忠于自己的信仰，忠于自己的写作？易平先生的评价一语道破天机：因为他把生命的价值全部押在了文学上。由此可见，写作不仅关乎他的心灵，而且关乎他的生命价值。

作者简介

李恒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曾获山东省精神文明建设“精品工程”奖、中国铁路文学奖、刘勰散文奖、吴伯箫散文奖等。先后出版《大地上的血粮——莫言创作评传》等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15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