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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上的长恋：张炜创作评传》
第五章 无尽的心灵倾诉
李恒昌
秋风像蜜蜂一样穿越闪光的颗粒
叶子是吉祥的大鸟翅膀
一片原野被虔诚剃度
哧哧的锋利还在切割大地
于是逆光里只剩下了有瓣的金子
——张炜《第一次看见菊芋花》
世纪之交，阴阳交割，那个坚毅的身影走出“古船”，走出“九月”，向着远方，再度出发。他又一次来到荒原野地，来到荆棘丛林，用手中的笔，去突破自认为“停滞不前”的窘境。《柏慧》《家族》《外省书》是他最新的“三大成果”，也是他世纪之交的生命刻记。
《柏慧》以“我”曾经深爱的人的名字命名，是一部“自己感动的时候”写出的一本不能忘怀、值得珍惜的书。在大海之滨，一条河的旁边，在一个葡萄园里，有一个“忧郁诗人”，表达着他对这个世界的无尽感激和忧思，同时也挣扎着，准备着……
他追寻着这种意境，努力雕刻着时光和不朽。
《柏慧》是一部“倾诉心音”之书。
《柏慧》是倾诉给曾经的恋人的，倾诉给真诚的老师的，也是倾诉给所有读者，甚至整个世界的。“午夜的回忆像潮水般袭来……我用呓语压迫着它，只倾听自己不倦的诉说。”在这里，倾诉不仅是一种表达方式，还是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生命状态。人活着就是为了倾诉——在这场倾诉之后，人的一生也就圆满了。这儿还有爱的圆满，友谊的圆满，我与你的圆满。这里的倾诉富有自身特征，像身边那条长长的芦青河，时而溪流涓涓，时而奔涌粗犷，心底坦荡，又意味深长。
我们听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醒悟了什么？我们听到了古老的民歌。我们听到关于莱夷王两兄弟的故事,关于秦王嬴政东伐齐国的故事,关于秦始皇东巡和徐福东渡的故事。我们深深地感受那故事里的战马嘶鸣，征战中的残忍与血腥，与眼前发生的一切，多么相似又相通，我们醒悟，古代徐福被迫东渡，与当下的“我”回到葡萄园，又是多么相似相通。
我们听到了当代的悲歌。我们听到父亲及整个家庭的遭遇与不幸，一个流浪儿——“我”的遭遇与不幸，中学恩师的遭遇与不幸，口吃导师的遭遇与不幸，“我”的导师的遭遇与不幸，拐子四哥的遭遇与不幸，鼓额的遭遇与不幸，海滨平原及葡萄园的遭遇与不幸，狗儿大青的遭遇与不幸。我们深深地感受到，这些遭遇和不幸之触目惊心和极端惨痛。我们醒悟到，尽管人物不同、环境不同、时代不同，但所有悲剧居然是如此“雷同”。在这里，村镇中欺压父亲的人、学院院长柏老、研究所所长“瓷眼”，他们的形象是相同的，都是极其阴险的人；他们的伎俩都是相同的，用卑鄙手段残害他人；他们的目的是相同的，窃取别人的果实。
我们听到了爱与情的悲歌。我们听到“我”与梅子的爱、“我”与柏慧的爱与谊、“我”与老胡师的情和谊。我们感受到这爱与情、友与谊，是那么真诚，是那么坦荡，是那么难得。但是，我们醒悟到，尽管他们之间有深深的爱、浓浓的情、长长的谊，他们各自有各自的规定性，各自有各自的不同，他们之间有一道深深的鸿沟，谁也不要试图说服谁，谁也不要试图改变谁。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家族，流着不同的血液，对事物有着不同的认知和秉性。
“我”与柏慧深深地爱着，因为柏老不得不离开。“我”与梅子爱着，因为葡萄园不得不离开。“我”与老胡师“爱”着，因为认识不同产生误解。“我”爱他们，可是他们并没有爱更多人，仅仅是自己可爱着。
这是一种真诚的倾诉，心灵的倾诉，实际上是另一种呼号。
“这个世界太危险了
他喊个不停
喊破了喉咙……”
这种吟哦有意义吗？它一点也减轻不了的痛苦。可是，我仍要吟哦。因为这应该是人的第一反应，也是最基本的。
我这一生该沉默还是该呼号？如果呼号，就等于毁掉喉咙；
如果沉默，那就是要等待自焚，我身躯内积聚的一切可以燃烧的热量会在一瞬间爆发出来，形成一个火亮的光点，把自己烧毁。我知道，一个生命能做到这一点也许就足够了。
我的倾诉既使我幸福，又是对自己的一次次提醒，我害怕失去自己的灵魂，就让他永远醒着。
《柏慧》是一部“思索人生”之书。
这就是作者的思索。思索，思索，思索，不停地思索，像闪电、像光束、像火种，在文字的丛林里，闪耀光芒，增加着作品的质感和思想。
《柏慧》是一部“追寻根本”之书。
追寻什么？追寻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和大地究竟是怎样的关系，追寻人应该坚持什么样的立场。我是谁？我是什么？
我在哪里？类似的迷茫偶尔笼罩我，令我惧怕——所以我从一开始，一直到今后，我的一生，都会专注于一个最普通最基本的问题：我的立场。
原来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先要弄明白，自己是谁的儿子，始终记住自己是谁的儿子——牢记了儿子的使命。我慢慢才明白了，我属于哪一个家族，有什么样的血脉——我、我们——而“我们”到底又是谁？“我”是谁的儿子？答案是：平原的儿子，大地的儿子，穷人的儿子，善良的儿子。我是一个特殊的生命，身上创伤累累，像一只被追赶了半生的动物。我最后终于明白了他是什么人。原来他们由来已久，从来把我们视为“异类”。我在进一步确认着爱、亲情、家族。它们的质地令人着迷，它们确凿无疑地存在，闪动着固有的光泽。我终于发现自己无法撤离，一生都只能转移。这是我的独特命运，我要守住自己的命运。
难道人活得还不够苦吗？我们——所有的人——有什么理由再去背弃、离异、伤害？我就在这样一个地方住了下来，一待就是几年。我感受着我的海角——我从来没有这样强烈地认为，它是我的，我是它的。我离开那些嘈杂，只是为了更好地检视，还有，舔一舔伤痛。我要从头整理浑沌的思绪，把爱和恨的储备从头咀嚼一遍。
这儿有一股奇怪的磁力吸引住了我——那就是一个平原的真实。我心灵深处有个声音，它催促我走向平原，这就是我离开的真正原因吧。我用脚板丈量这片土地，结识了无数朋友。我没有能力改变他们的命运。我越来越明白，我这个生命是多么贴近他们，他们差不多就是整个平原啊！我开始知道自己正在自觉地靠近谁，寻找谁了，我与贫穷的人从来都是一类。现在我比过去更能够正视这一切了。因为我在给了我生命的这片平原上降落下来，而过去只是一粒漂移的种子。
我慢慢伸出根须，深深地扎入，渐渐无所顾忌地汲取。
我以这样的结局区别于我的四周，我的时代。
这是“我”的立场，是“我”生命的意义，也是《柏慧》倾诉的核心和要义。
《柏慧》问世之后，得到了肯定与好评。质疑之声和批评之声也纷至沓来，像一场始料不及的浓雾。最先提出质疑的是郜元宝先生，《柏慧》被贴上了“忌恨”的标签。1995年5月27日，《作家报》刊载郜元宝的《张炜的愤激、退却和困境——评〈柏慧〉》、张颐武的《恐惧与逃避——关于〈柏慧〉‘反现代性’辨析》，对《柏慧》展开争鸣。
郜元宝先生认为，《柏慧》是一次饱含了“忌恨”的写作，道德上的退却甚至带来了艺术上的滑坡，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它只是作者的一份思想随笔。
张颐武先生则认为，《柏慧》是一部神秘的启示录式的文本，它以反时代的激进和逃避今天的狂躁加入“后新时期”的文化语境之中。对于《柏慧》的认真解读与分析，不仅是理解张炜这位始终以隐士式的高蹈姿态处于媒体与流行文化中心作家的必要途径，也是理解和切入当下纷纭复杂的文化状况的必要途径。
随后质疑的是孙绍振先生，他直接判定《柏慧》为“写作不成立”。1985年11月，《小说评论》发表孙绍振的《〈柏慧〉：不成立的写作》。孙绍振认为，首先，张炜选择了一种他无力把握的方式来构筑这个长篇。《柏慧》是用大量人生随笔的方式写成的，其中没有完整的故事、鲜明的人物，它所要表达的是一种思想，一种感怀。也就是说，支撑《柏慧》的是作者的思想记录，而不是作者体验世界而有的丰富的感性表达。其次，《柏慧》的“写作不成立”的原因还在于它的思想技术——融入野地——是不成立的。他认为，张炜还没有达到思想的丰富与深刻，“野地”还没有成为一种精神象征，这些方面决定了《柏慧》的写作是不成立的，是一个虚假的理想，是乌托邦。
究竟是成立的，还是不成立的？究竟是前进了，还是倒退了？这是一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就在于我可以不赞同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评判的权利。
《柏慧》有一段文字，非常值得玩味，也很有一番深意，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答案：“我仿佛看到了这样一个画面：一个人与一群人往前行走，他们一开始是一个整体，步伐也较为一致。他们在走向一个遥远，于是当继续前行时，人群中就有人频频回首，观望故地炊烟。再后来，他们当中有的止住了脚步。继续走下去，不断有人停住，回返。后来只剩下了三五个人，最后剩下一个、两个，或许只有他的爱人与之一起，她还不时伸手搀扶男人一下……再继续下去，他的爱人也止住了脚步。他不得不召唤她，一声又一声，她还是没有跟上去。他只得一个人走了……”作者就应该是那个独自一人继续往前走的人。他翻过几座高山，蹚过几条大河，接近筋疲力尽时，终于看到了梦中的辽阔。
《家族》是在断断续续中完成的，其间，张炜进行了一次“掘放”，写出了《柏慧》。《柏慧》与《家族》的部分情节相互包容、相互重叠。它们似是一对孪生兄妹，又似一对恋人，血肉相连，心心相印。如果说《家族》是“历史与现实的岩壁”，《柏慧》则是“它的回声”。它们共同鸣奏张炜“心中的交响”。以倾诉为主的《柏慧》是一棵树，一棵美丽的玉兰树，花开芬芳，浸润人的心腑；叙述和倾诉相结合的《家族》也是一棵树，一棵挺拔的橡树，高大俊美，放射精神的光辉。
张炜是带着“热情”创作《家族》的，而这种“热情”却是“从苍凉的心底焕发出来的”。支撑他创作的不是什么灵感，不是一个构思和冲动，而是难以销蚀和磨损的“激情”。
《家族》的历史故事是一部真实的传奇，蕴含着“叛逆”和“追梦”两大关键词。
这个家族的故事，早存在于血液之中。张炜让它缓缓流出，流向远方和未知之地。宁家生活在山区，他们一直在土地上做功夫，在南部山区是最富有的一族，在平原上提起来也无人不知，一度成为省内最有名的大地主之一。这个大地主家庭的人，有一个与一般富人不同的“毛病”，就是他们家从古至今就爱交往一些有趣的人。这些人今天看来不仅可爱，而且可疑，大概是他们最终害了他的家人。他们家族出了一个叫宁吉的人，这个人可以用不务正业来形容，成天和一些所谓“大师”混在一起，最终为了吃南方的“醉虾”，居然骑了一匹大红马去了江南，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他像一匹飞奔的大红马，美丽得只剩下“精神”。但无论他给家族留下了多少坎坷，他带来的丰硕的精神之果却可以饲喂一代又一代人。
曲家生活在海滨城市，他们家族靠祖先督办矿业和盐产而发达，是文明和富有的代名词，最时新、最光荣的一切总是与它连在一起。曲家的主人公曲予也是家庭的叛逆者。这个留学归来的青年，爱上了家中的仆人闵葵——“一个火焰一样的人”。但是，父母坚决反对，母亲趁其不在时，想一下子将闵葵打死，结果只是将其打成重伤。由此，曲予看清了母亲的狠毒，也对自己的家庭彻底失望。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偷偷带闵葵“私奔”，然后在外地“创业”，学习西医，直到多年之后父母去世，才肯重新回来。回来之后，他放弃原来的家业，开办了一个治病救人的医院，救治了很多百姓，成为海滨城市极具威望的人物。
宁家“骑士”宁吉远走他乡之后，留下妻子和儿子宁珂。家庭变故，妻子早逝，宁珂成了孤儿。后来，在省城担任要职的叔伯爷爷宁周义和奶奶阿萍收养了他，视他为亲孙子，抚养他长大成人，而且把家里的产业和希望寄托给他。然而，他也是一个叛逆者。因为他也结交了一些“有趣的人”。还因为，他的心中也一直在“追梦”。
那是胶东平原最混乱的时期，也是革命来临的前夜。宁珂偷偷结交了一些“有趣的人”——革命者。为了营救革命者殷弓，他来到了曲府，求助于曲予，认识并爱上了曲予的女儿曲婧。一切都变得更加复杂、更加生动起来。革命让两个家族的人走到了一起，家族的历史由此变成了革命的历史，自然也就彻底改变了他们两个家族的命运。但是，以梦为马的人，最终却跌落在马下。
《家族》的现实故事是一部深刻的悲剧，蕴含着“坚守”和“皈依”两大关键词。
作为宁家后人的“小宁”，作为地质勘探所技术人员的“小宁”，历史赋予他两个使命：一个是想法破解外祖父曲予死亡之谜和父亲宁珂被冤之谜；一个是跟随副所长朱亚，完成对家乡的勘探任务，如实报告勘探结果，努力保住家乡，保住那一片母亲般的大平原。然而，这两个任务，他不仅一个也没有完成，而且最终也像父辈一样遭到迫害。这是一个当代悲剧。
为了求得真相，为了找到那张小纸条，为了证明自己的父亲，证明自己的家族，他求助过很多人，求人的滋味是很难受的。但是，那些知道真相的人，到死也没吐出一个字。时间让他进一步明白了，要做成一件事到底有多么难。最终，他放弃了寻找小纸条，只求把知道的一切全记下来。在记录的过程中，他一步步走进近自己的家族，走回那片平原，寻找自己家族和那片平原的精神所在。
这是一个构思缜密、有机统一的艺术整体，家族历史故事和现实真实故事两个线索交替推进，互相联系，血脉相承，故事叙述和情感倾诉互为补充，互为辉映，“叛逆”“追梦”“坚守”“皈依”四个关键词有序连接，闪耀其间，既见证了作者非凡的功力，又彰显了其独特深刻的思想主题。
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光中，一个家族为了正义和理想，为了事业不断地牺牲。他们质疑过，从未悔倦，始终前赴后继，葆住了一份纯粹。这正是令人感动的“高昂”，也是一份难得的真实。它在昭示后人，无论是过去，无论是现在，也无论是将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遇，无论遇到怎样的考验，也无论受到何种折磨和迫害，那些具有高贵品质的纯粹的人，都应该敢于“叛逆”，敢于“追梦”，敢于“坚守”，敢于“皈依”，决不妥协，决不放弃，决不惧怕，像一匹飞奔的骏马，一往无前。因为，这是他们的血液传承，也是他们族徽的应有含义。无论什么时代，都需要这样的人！
《柏慧》是一棵玉兰树，《家族》是一棵橡树。“我并不认为这部书写完了。它只是一个躯干。它还将生长，延伸出枝丫、须络。它是一棵树，要长出侧枝、生出连体。”张炜这样讲。六年后，又长出了一个新的“连体”，一棵新的大树。书的名字叫《外省书》，树的名字叫丁香树。
《外省书》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因为它写了一群非常有趣的人。史珂、鲈鱼、史东宾、师辉、肖紫薇、狒狒、史铭、马莎，等等，他们像一个个美丽的花朵，生长在这棵丁香树上。《柏慧》和《家族》写的是家族与血液，而《外省书》写的却是时代与心灵。它的主题是：时代与守静。一如丁香花的花语：恋爱、纯粹和宁静。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敬泽曾在《我读〈外省书〉》中如此称赞这部作品：《外省书》是一部思想之书，同时也是一部灿烂的小说。诚如斯言，《外省书》就像夜空里的星星在发光，但发光的星星相距比较遥远，这景象美丽而令人绝望。事实上，《外省书》的确塑造了时代夜空里，一个个安静得像星星一样的“守静人”。
这是一个“非凡”的时代。大发展、大开发、大变化、大躁动是它的基本特征。这是一个日新月异、变化莫测的时代。IT网、WTO、地球村、GDP是最时尚的符号和名词。这个时代让很多人感到陌生，感到不解，感到无奈。史珂曾经感叹：有时候，你会觉得全世界都在“摇滚”。她对它只是匆匆一瞥，就看到了那个时代的全部丑陋。在这个时代，人们已经拥有了这样的自由：想怎样就怎么样，奢华，吝啬，一掷千金。
这也是一个容易让人发慌的时代。史东宾、马莎、市长、教委主任、校长一个个发慌得不行。这个时代的人哪，都在时髦中挣扎。可是我的朋友开始了嚎唱。在这个“非凡”的时代里，有一些“顺应时代”的“弄潮儿”，也有一些躲在大潮岸边，旁观和守静的人。
史珂的妻子肖紫薇也是一个“守静者”，但最终她没有守住，成了被欺凌、被损害的人。她是一个“小刺猬”一样的安静女子，她“守秘密”，没有守住，父母远逃海外的事情最终被人揭穿。她“守身子”，没有守住，被长小胡子的“专政者”乘虚而入。她“守爱情”，也没有守住，与史珂的爱情，是“饥饿时代的爱情”。他们的婚姻史，是“耸人听闻”的婚姻史。由于家庭出身的缘故，她多次被人迫害，因为失去贞洁，让她与丈夫关系出现裂痕，最终导致寻了短见。
狒狒本来也是一个懂得“守”的女孩。但是，家庭的变故，把她推向了社会。她十七岁时还在坚守，到了十九岁，就丢了“阵地”，加入“扣子俱乐部”，成了“问题少女”。进入“娱乐”场所后，因为组织“不正当行为”，被卖到大山深处，再后来她也变成了一个“人贩子”。逃出来后，她来到林子，一心照顾舅舅鲈鱼，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鲈鱼的妻子胡春旖也是一个“守静”的人。她长得“娇小清新，楚楚动人”。她特别倾心这样一句话：“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作为教会学校校长的女儿、后来的老师和校长，坚守和矜持是她的本色，以致在鲈鱼那里获得了一个“石女”的称号。她的全部有幸和不幸都在于遇到了一个爱她爱得发疯的“超级大流氓”。当鲈鱼背叛她的时候，她曾经相信他的辩解，而且多次出现反复，最后不得不醒悟：狠狠心彻底离开他。回想往事，她发现必须对鲈鱼要有铁一样的绝念，不仅不能有一丝牵挂，就连掺上一点好奇也不行。这是怎样的失望和决绝？
史东宾与史珂和鲈鱼不是同一类人，他是时代的“追潮人”和“弄潮儿”，也是海滨平原的“祸害”。本来他是一个“倒霉的人、会憎恨的人、沿着墙边走的人”，因为娶了市里一个头面人物的侄女，成了一个“风云人物”。他的发迹史，既是依靠妻子吃软饭的历史，也是不断更换妻子、不断开辟“新事业”的历史，还是官商勾结谋取不法利益的历史。他野心勃勃，和妻子马莎一起，通过人脉关系，拿下海滨平原的开发权，想把这里开发成国内一流的度假村——“东方夏威夷”。他非常自负，称“我和别人不一样，我要享受第一流的爱情”。在追求师辉，谋求再次换妻子，掀起事业第三次“浪潮”时，他最终败下阵来。
马莎是史东宾的第二任妻子，也是他“事业”的得力助手。
这是一个追逐潮流的人，也是一个厚颜无耻的人。她通过不正当手段从别人手里得到了史东宾，为了自身利益，不惜和官方很多人保持不正当关系，当她发现史东宾追求师辉，准备“背叛”自己的时候，不惜准备向师辉下毒手。甚至扬言，如果史东宾背叛她，她就跟他的叔叔史珂相好，厚颜无耻到了极致，是一个典型的社会渣滓、时代垃圾。
这就是一个“外省人”的《外省书》，一棵美丽的丁香树。
“隆隆之声伴了苦思之夜。如今居于河湾真好似与狼共舞。”
“好孩子！不要怕……因为怕也没有用——我现在知道：对这个世界不能怕。”
“对这个世界不能怕！”这是全书的“诗眼”，也是石破天惊的一句话。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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