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4《大地上的长恋：张炜创作评传》第四章两个不同的张炜//李恒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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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上的长恋：张炜创作评传》

第四章两个不同的张炜

李恒昌

谁牵动灵魂的风筝一路游走

把那颗宿命的种子播下沃土

我们张望着一声不吭掩住欣喜

盯视这缓缓流逝的午后时光

听梆子敲得一阵紧似一阵

——张炜《家住万松浦》

20世纪90年代，社会上广为流传着一首歌曲，名字叫《潇洒走一回》。“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这首、歌的歌词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较为普遍的心态：得过且过，潇洒自在。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不太令人满意的时代。那个时代的社会风气和思想空气，很难用一句话来形容。物质主义大行其道，红尘滚滚，熙熙攘攘，很多人的眼睛盯着一个“利”字方向，本应清洁、纯粹、干净的文坛，也变得日益浮躁和浅薄，痞子文化、地摊文化、快餐文化、流食文化占领市场，庸俗、媚俗、恶俗风行文坛。

黄昏之下，彷徨四顾，有人随波逐流，有人一片茫然，还有一些人始终保持着应有的清醒。他们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暗暗坚守着内心的那份宁静和真诚，以喃喃自语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张炜就是这样一个人。

《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站在时代河畔的诘问

1993年2月的一个夜晚，张炜写下了这样的文字：《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他指出了当时文坛之怪现状：“在那个横行无忌的年代里，不少人在用一支笔去迎合。在如今的商品经济大潮中，又有不少人用一支笔去变卖。不同的时代构成了不同的刺激，在这刺激中，总会有人跳出来。”他分析问题产生原因之所在，不抵抗表现在很多方面。也可能是过多的、比比皆是的侵犯使人失去了敏感，文学已经没有了发现，也没有了批判。一副慵懒的混生活的模样，只能让人怜悯。乞求怜悯的文学将是最令人讨厌的东西。同时，他还判断了长此以往之走向和结局：“文学已经进入普遍的平庸状态。不包含一滴血泪心汁。在这种状态下，精神必然枯萎。”他发出了面向内心和时代的拷问：“诗人，你在哪里？”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你还要忍受多久？快放开喉咙，快领受原本属于你的那一份光荣吧！你害怕了吗？你既然不怕牺牲，又怎能怕殉道？“我不单是痴迷于你的吟哦，我还要与你同行！”

这是他长期思考的结果。它是写给文坛的，更是写给自己的，是一次面对商品经济大潮的自我拷问。通过拷问，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文学立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立场。

那年3月，张炜来到山东省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发表了一次演讲，主题是《精神的魅力》。在这里，他首次提出“两不观点”：不阿谀、不把玩。他说：“一个用笔的人怎样才能不寒酸、不可怜：这就是记住时代和人，好好地思想，始终站立，不能阿谀、不能把玩——把玩精神是非常可怕的！”他公开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还有一种让人讨厌的艺人。这在任何时期都有，一支笔无论怎样变化，总是跟一种强大的、社会上最通行，最时髦的东西一个节拍。我们从一开始就应该和这种人划清界限。”他对思想者始终充满信心：“一个思想者，唯一可做的就是坚信真理和持守正义，不向恶势力低头，永不屈服，永远表达自己的声音：只要这样做了，就会生命长存。”他把坚守真理和正义，看作长存的生命。这是他的人生观，也是他的价值观，更是他的文学观。

他接受《联合报》记者采访，讲述了作家的基本道路，也是自己的道路，一个人既然选择了寂寞行当，又尝试着寻求世俗世界的认同，这最终只能讨来一场滑稽。要么是低头认输，要么是昂头做人，没有第三条道路。他是一个从来不服输的人。自然，选择的是昂首做人，做一个真正的作家，做一个真正的人。

那年九月，他写下了《九三年的操守》，对自己“约法三章”：第一章，多读不时髦的书。因为这些书往往是更沉静的人写的，反复淘汰才留在了架上；第二章，少看或不看文学艺术方面的报道和评论。因为他们常常有害于人的心情；第三章，与某些机灵人物相逢谈友谊，不谈艺术。

那年秋天，他还来到山东大学，与大学生开展对话，核心意思是只要你不沉睡，你就能成为艺术家。他提醒自己和作家朋友，要做一个永远醒着的人，不能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由此，他将“两不”发展为“三不”——不阿谀、不把玩、不沉睡。

那年冬天，他再次来到山东省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发表演讲。这次演讲是上一次的延伸和拓展。他讲了关于自由和堕落的问题：恶俗和污浊的泛滥，不能看成是什么“空前的自由度 ”。堕落与自由精神恰恰背道而驰。它只能表明一个时期思想和意义的沉沦，表明操守的丧失。他阐述了思想家艺术家的道德问题：思想者、艺术家的劳动是有道德感的。道德不是一种装饰，而是世界存在的依据，是生存的前提。他谈到了作家守护内心的重要性：一个人时刻不能忘记的，只是守住自己的内心。它们是见解、分析、理想，是一己的感动。盯视自己的内心，这是一种力量。如果尾随上去，跟着世风奔波，自尊就会受到伤害。当服从它的召唤时，心灵的一切都要大打折扣。

这是时代潮流之思，也是大地定力之思；这是诗人之思，也是社会学家之思。

《忧愤的归途》：先天下之忧的孤寂与哀伤

《忧愤的归途》写于1993年6月4日，篇幅很短，但含金量和影响力很大。它是一篇从职业出发展开思考的散文，最终引申到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悲悯情怀，也是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寂与哀伤。

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首先表现在为人的职业觉悟而忧。一个人从事一种工作久了，就会怀疑起工作的分量。就像农民总是怀疑种地的意义，作家总会怀疑“爬格子”的价值。张炜潜在地指出，无论干什么工作，无论从事什么事业，最关键最根本的就在于觉悟的高低，是对自己的认识和理解。

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其次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路途。在这里，张炜提出了两个全新的概念。其一是 “出发感”：一种一直向前的，走向很遥远的地方去；其二是“归来感”：越走越近，正从远处返回来。他特别强调，具有“归来感”的人，往往是老年人，但又不仅仅属于老者。它是同时看穿了失望和希望的人才拥有的。自然，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好的作家，必须是对失望和希望看得很透的人。它不仅要有“出发感”还应该有很重的“归来感”。这一切，可以进行这样的理解，人生犹如一只信鸽，你不仅要飞出去，还要知道自己必须飞回来。

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最根本的是指出了力量的源泉。张炜说，人活得真难，我们正是因此而忧愤。假如人活得十分轻松，那人生还会有什么意义？这不禁让人想起郭尔凯戈尔的存在主义，为了使人生过得更深刻、更有意义，有必要制造一定的困难和麻烦。谢天谢地，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已经有了足够多的麻烦，只是我们缺少足够的忧愤。为什么会缺少忧愤？张炜给出了答案，因为缺少爱。有多少忧愤就有多少爱：爱人，爱生命，爱理想。反过来看，同样成立。有多少爱，就有多少忧愤。因为，忧愤正是爱的体现。一如鲁迅对社会的忧愤，对民族的忧愤，都是源于他深深的爱。应该看到，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是一种内在的、淡淡的“孤寂与哀愁”，而不是一种外在的激愤与呐喊。张炜将其写出来，更多的是提醒自己，提醒写作者，在“往前走”的同时，别忘了“归来”；轻松潇洒的时候，别忘了“忧愤”，尤其不要忘记内心那份最珍贵的爱。

然而，就是这样一篇文章，也曾被一些人误读了。1993年，正当张炜在世界的一个角落里抱朴守静、安心创作的时候，文坛掀起了一场影响广泛的“新运动”。它的名字叫“人文精神大讨论”。

时间和实践已经证明，这是一场“有组织”的大讨论，一场“有内涵”的大讨论，一场“有影响”的大讨论，还是一场“有插曲”的大讨论。不知不觉之中，张炜被卷入其中。在有些人眼里，论说大讨论开始后，张炜应该“积极参加”，或者成为其中的重要成员。

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选择了远离，选择了静观。

他是一个喜欢沉默的人。他认为，一个人沉默了，就有了“敛起来的激情”。他是一个喜欢温柔的人。他认为作家都应该是温柔的。“世界有情，当留住你的温柔。”他是一个“不跟风”的人。不跟浮躁之风，不跟恶俗之风，也不跟所谓“好的潮流之风”，自然也不跟“人文精神”之风，不跟“论战”之风。他深知，坚持和弘扬人文精神，不在于你说了什么，喊出了什么，而在于你做了什么，写出了什么。1993年，“人文精神“大讨论开启那一年，张炜一直在写长篇小说《家族》，年底写完，总共41万字。1994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第二年，是他的读书年。他读海明威，读普鲁斯特，读卡夫卡，与世界大师对话，几乎读遍了域外所有重要作家。这一年，他不断地修改完善长篇小说《家族》，由41万字压缩到35万字。

华艺出版社的编辑萧夏林先生是一位“很有想法”的编辑，1993年他准备出版一套当代名家丛书，先后向张炜、张承志、韩少功、余秋雨、史铁生等人约稿。稿子集结起来之后，围绕丛书的名称，他费了一番功夫，联想到当时文坛的状况，他将丛书定义为“抵抗投降派书系”，第一次提出了“抗战文学”的口号，举起了“抵抗投降派”的大旗。张炜的《忧愤的归途》被收入其中，他本人也被某些评论家与张承志并列在一起，被称为文坛“二张” ，成为抵抗投降派的“主要干将”。于是，“另一个张炜”就这样诞生了。这不是张炜的初衷，也完全不是他的本意。他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他的《忧愤的归途》等作品，表达的也不是这个意思。他深深地知道，单纯地呐喊不是战斗，冲锋陷阵更是一种鲁莽和冲动。在他那里，所谓战斗，所谓抵抗投降，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始终默默“守静”，写作之中始终默默“坚守”。

他是一个不喜欢“战斗”的人，也是一个不喜欢“运动”的人。他说，一个作家如果天天摆着一幅战斗的面孔，是很可笑的。即便是鲁迅，也是具体的，温情的，也不是天天“战斗”的。他自己曾说，我没有什么太突出的特点。可能我有一点倔强。这份倔强其实暗中保佑我，而不是损伤我。如果我要写作的话，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冷静和安静的人。这样的人会有原则和勇气，潮流来了，先是站住。有原则的人才能谦虚。1995年12月，张炜在《风筝都》发表《倾向于积累》一文。编辑在编者按中介绍说，张炜似乎对当前人们关注的这场争论并无思想准备，给人的感觉是身在旋涡而隔岸观火。他谈到了对王蒙的尊敬，因而觉不出他与王蒙“势不两立”的味道。

1997年2月，张炜应美国《读者文摘》杂志之约，撰写了《我的创作——兼谈中国大陆新时期文学》。他谈到了“新人文精神大讨论”：“ 我的作品一直处于争论的旋涡，但我并未直接参与这场讨论。 ”他充分肯定了“新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意义：对于中国文化界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它掺杂了许多非学术非理性的扯皮、个人恩怨之憾，也仍然是几十年来思想和文学争论中最具实际内容的一次。目前这场争论还在继续，并转向深度发展。这是他对“大讨论”的评价和认可。在他那里，不参与，并不意味着否定。1994年新年第一天，《中国青年报》发表他的《“热”的制造者，自己倒冷静》，真实地反映了他当时的精神状况。

《精神的背景 ——消费时代的写作与出版》：洞察和把脉时代的精神疾病

《精神的背景——消费时代的写作与出版》（以下简称《精神的背景》）是张炜的一篇随笔，最初是2003年8月在烟台参加山东出版集团第二届出版专家咨询委员会会议上的一个发言，2004年修改定名。2004年12月，最先刊登在《山东作家》第4期上。人们丝毫不能低估这篇文章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它为那个时代的写作和出版号了脉，指出了时代的问题之所在，指出了写作和出版界的“病症”之所在。

那次山东出版集团召集的专家咨询委员会议，应该是针对出版业面临的生存危机，试图通过听取专家的观点看法、意见和建议，拿出有针对性的措施，换回更大的出版市场，以重振出版事业。发言之前，他做了认真思考和准备。他不仅发表了对出版业的看法，而且为整个出版界，对整个文坛，甚至对整个社会和整个时代，进行了一次彻底的精神把脉。

一个人得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得上精神方面的疾病；更可怕的是精神方面出了问题还不自知，还以为自己很正常。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同样如此。张炜的《精神的背景》的意义就在于他发现并指出了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精神方面出现的问题，并指出了疗治的方式和路途。他不是社会学家，不是历史学家，不是文化学家，也不是精神病专家，但他提出两个非常重要的专业名词：“精神平均化”和“精神沙化”。

他对20世纪50年代初期到70年代的精神历史进行了认真梳理，并第一次做出命名——精神平均化时期。这一认识和判断有充分的历史依据，非常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因为，这种精神的平均化，是建立在“贫穷的社会主义”基础之上，也是建立在“平均主义”思想观念之上。他把近20年来的时代状态描述为“精神沙化”时期，认为处在社会转型期，模仿和混乱成为必然现象，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个时期失去了自己的精神传统和文化标准，怀疑、模仿、混乱，与商品社会“合谋”，导致市场权威的生成以及知识分子自身声音的丧失，导致思想上的混沌和精神上的“沙化”。

他说，纯正的文学或许是商品时代的敌人。但商品时代作为一个大的背景，又是文学的母体和悲凉的恩师。作家和思想者——这里指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个体，一定是站在背景前面的人，而不是淹没在背景里。他呼吁杰出的创作者和思想者要从当下这个大的文化精神背景中脱离出来。毫无疑问，这样的观点，在那个时代，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但这样的结论，想必又是会议组织者虽然明白，虽然承认，但又是不愿听到的结论。张炜在发言最后说：“如果一本糟糕的书卖掉了一百万本，我们可以理解为：幸亏十几亿人口当中只有一百万个这样的读者；反过来一本深刻的著作卖掉了一万本，那可以理解为：毕竟还有一万读者能阅读这样的书！”要知道，这是他作为一个纯文学作家的理解。但对于出版者来说，他们首先考虑的可能不是出版物的品质，而是销量和利润。

《精神的背景》发表不久，便得到了一些同行“知音”的关注。2004年12月10日，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时任《上海文学》主编陈思和先生召集有关人员，组织了一次专题讨论会，专门讨论《精神的背景》。随后，在文坛引起了一场关于“精神背景”的大讨论。2005年3月17日，《南方周末》刊载夏榆的《这是一个“精神沙化”的时期？》。文章综述了《精神的背景——消费时代的写作与出版》发表后引起的争论，以及夏榆对张炜和吴亮的访谈。对张炜的访谈后来修订整理为《精神背景之争——答〈南方周末〉》。

在这次访谈中，张炜全面阐述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如今，这场争鸣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当初张炜对“精神沙化”的判断究竟是否正确？张炜和吴亮究竟谁是谁非、谁对谁错？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究竟怎么看？如果按照科学严谨的标准来衡量，张炜的观点的确有些绝对化、主观化和夸大化，但是谁都明白，所谓“精神沙化”，只是一个作家的“警世预言”，而不是科技工作者的科技论文或学术论文。正如那个戳穿皇帝外衣的孩子，既然是为了警世，就应该大胆喊出来，没必要遮遮掩掩，也没有必要打磨得无可挑剔。

成为被争论的对象，走向舆论漩涡的中心，是一向守静的张炜的一大悲剧。但他义无反顾地走向情非所愿，走向自己的悲剧。这是一种自我坚持，也是一种自我牺牲。2008年9月，张炜来到四川眉山，在“传统文化论坛”发表演讲。他说，人类需要精神力量、需要理想。这对于一个族群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信仰的力量让我们对物质主义有所控制，有深刻的警觉，以抵御它的腐蚀力。他还说，也许我们今天和物质主义的对抗是一场悲剧，但是没有这种对抗，将是更大的悲剧。

张炜非常赞赏孔子的学生子路，认为他是真正理解孔子的好学生。因为他懂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精神。在这个问题上，他坚持的就是这种精神。

2007年1月，《当代文坛》发表何宇宏、段慧如的《只重存在不问成败——论张炜的保守主义》，论述了张炜的“保守”倾向及其坚守的意义。“激进”和“保守”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激进”时代，“保守”难以立足；但“保守”的存在，对社会具有“稳定器”的意义。在“激进”与“保守”的较量中，“保守”可能最终会败下阵来，但如果没有“保守”的后坠力量，社会就会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不知跑向何方。

明知不一定成功，明知是一场悲剧，依然一往无前。这是一种果敢，也是一种担当。张炜身上体现了这种果敢和担当。

2013年，“大讨论 ”过去20年之际，人们渐渐将其忘却的时候，张炜在《文学报》发表文章，提出一个疑问“1993年那场讨论终结了吗？”他回答:“当然没有。我们这里没有，其他地方也没有。只要是有人类生活的地方，就必有这样的讨论，并将一直进行下去，或隐或显地进行下去，永远没有终结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