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2《大地上的长恋：张炜创作评传》第二章灵魂深处的拷问 // 李恒昌

连载2《大地上的长恋：张炜创作评传》第二章灵魂深处的拷问 // 李恒昌精华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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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2《大地上的长恋：张炜创作评传》

第二章灵魂深处的拷问(下）

李恒昌

隋含章：一个被侮辱被损害，最终敢于反抗的人。

她是隋抱朴和隋见素的妹妹，也是一个最让人看不懂、猜不透的人。她美丽无比，像后母茴子；她变得越来越冷酷，也像后母一样。她爱着李知常，李知常也深爱着她，甚至发疯似的爱着她。当他们将要结婚时，她又突然决定取消婚礼，让人摸不着头脑，如坠云雾。因为，谁也不知道她在那个夜晚的遭遇，还有她背后的“那个可怕的人”。原来，当年她的两个哥哥被抓走后，面临被赵多多侵犯的时候，“四爷爷”出面救了她，把她领回家，抚养了她，而

① 张炜：《古船》，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69页。

且认她当了“干女儿”。她对“四爷爷”感恩不尽，殊不知，这个“四爷爷”是个人面禽兽，趁机强暴了她，并长期霸占她。多年之后，实在无法忍受这种屈辱的她，选择了反抗。一个被侮辱、被欺凌、被损害的美丽女人的形象，揭示了洼狸镇生存环境的黑暗，增加了作品的悲剧力量。

赵多多：一个一旦得势便猖狂的人，一个什么都敢干的人。

他是“四爷爷”的后代，是“赵家的一条狗”，原本是一个穷人，摇身一变成了“人物”。他非常善于借势，土改时，他借势成了民兵头，威风八面；实行承包制时，他借势承包了 “粉丝大厂 ”，成了首屈一指的 “ 企业家 ”。千万不要以为，所有穷人都是好人。赵多多就是穷人中的一个“另类”，可以说是一个流氓和恶棍。他什么都敢吃，吃过田鼠、蜥蜴、花蛇、刺猬、癞蛤蟆、蚯蚓、壁虎。他什么都敢干，他的口头禅是“干掉他们”。土改时，他逼死隋迎之，随后多次调戏隋迎之的遗孀茴子和镇上的其他女人。他还亲自带人将隋抱朴、隋见素带走暴打，欲趁机凌霸隋含章。他什么恶都敢作。四十岁时，他和妻子吵架，“骑”在妻子身上，活活将其压死。一个“骑”字，包含很多含义。承包“粉丝大厂”后，他通过延长工时、实行“踢球式”管理，大肆欺压和剥削被雇用的村民或工人。他获得巨额利润，全镇相当一大部分人为他的贪婪不断做出牺牲。他把给他带来巨大财富的隋见素当作了一匹红马，而他的手里随时攥一杆枪，枕头上始终放一把砍刀。他靠关系赢得第二次承包，无限扩大生产规模，最终因为粉丝掺假等原因，陷入困境，最后在绝望中自杀身亡。这个人物存在的意义在于，告诉人们，作恶多端的人，无论曾经多么猖狂，最终却逃脱不了命运的惩罚。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

“四爷爷”：一个极其阴险的人，一个共产党员中的败类。

在洼狸镇，他是极其特殊的一个人物，可以用“德高望重”来形容。他本身是个穷孩子，但从小聪明过人，土改复查后，当上村里的头，谋得村里的大权，一时名声很响。后来发生动乱，他不打自倒，主动退了下来，当起一个看起来是甩手掌柜，实际上“垂帘听政”的人。他的话语，就是最高指令。村里的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他是一个“有剧毒的人”。“与之交媾，轻则久病，重则立死。这种毒人罕见之至 …… ”①他的三任妻子，均在结婚后一命归西，致使他不敢再婚。他天天让张王氏为其捏背，暗地里长期霸占着“ 干女儿 ”隋含章。他又是一个看起来知道 “进退 ”的人，也是一个念念不忘“规矩”的人。他认为，什么都在规矩里，背了规矩，就没有好结果。他说，老隋家之所以破败，就在于过了“规矩”。他甚至认为，自己家的赵多多，太狂妄、太大胆、太敢作，不会有好的结果。唯独不知道，他自己背了规矩，结果将会如何。他还是一个极其狠毒阴险的人。他指使人毒打李其生，还假装好人把李其生救回来。就是这样一个人，还念念不忘，自己是洼狸镇最早的共产党员。

《古船》还塑造了一些女性形象。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敢爱敢恨，把爱视为生命。闹闹是赵家的宝贝姑娘，但是一个和赵家人不一样的人。她“逆势生长”，“逆风飞扬”。她很时尚，也很“浪”，身上有种“怪劲儿”。她像一团火，一只狐狸，燃烧着、跳跃着，生活在洼狸镇上。她一直认为“老隋家的人真怪”。她害怕并深爱着那个天

① 张炜：《古船》，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06页。

天在老磨屋里蹲着的隋抱朴。“我想趴到他的背上哭一场，让他背上我到天边上去。” ①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她趁机溜进老磨屋，想在背后给她心爱的男人一棍子，结果只是用一根“粉丝棒”，轻轻一打。

她的爱，是深沉的爱，是痛苦的爱，也是没有结局的爱。

大喜是一个和闹闹有相似之处的女孩。她们的最大相似之处是爱得深刻、彻底、决绝。她对心上人隋见素说：“我一亿个喜欢你！” 这样的表述，是她的一个发明创造。与闹闹相比，大喜更有城府一些，她偷偷制造 “倒缸 ”事件。一切都是为了帮助她爱的人。她对隋见素的爱，是真正的爱，无条件的爱。当隋见素背叛她的时候，她喝毒药殉情。当隋见素得了绝症，别人离他而去的时候，她又重新回到他的身边，无怨无悔，义无反顾！

这就是《古船》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他们一个个鲜明而生动，简单又复杂，清晰又深邃。他们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辉映，共同构成洼狸镇独特的人物群像。

这是一部“特别有深度”的书，充满灵魂的深刻反思和拷问。

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意义，没有拷问的灵魂终将肤浅。《古船》正是依靠主人公的反思、拷问和内省，增加了作品的深度，使之成为一部深刻之书、深邃之书和深远之书。

灵魂的拷问是从父辈隋迎之开始的。那个心事重重，一颗心被日夜绞拧着，长久在码头上游荡的人，究竟反思了什么拷问了什么

① 张炜：《古船》，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31页。

内省了什么？他思考的是自己家财富来源的合理性问题。最终，他得出了一个一般小资产阶级作坊主难以得出的结论：我们欠人太多了，欠所有穷人，不仅自己欠，自己的家人和亲戚也欠。这是极其难得的个人觉悟，也可以说是超越阶级的觉悟。思想支配行动。受这一思想的影响，他开始了“还债”行动，把自己的产业主动 “交了出来 ”。由此，他本人也从一个小资产阶级作坊主变成了一个 “ 开明绅士”。虽然最终没有改变他的命运，毕竟他觉悟了，他是一个觉悟者。

隋抱朴继承了父亲隋迎之善于反省的传统，而且在反思的巷道深度掘进。他亲身经历了家庭的巨大变故，目睹了洼狸镇的深刻剧变，镇上没有人对被欺压、被侮辱像他一样感受那么真实真切，那么具有切肤之痛。变故多了，受难多了，被威胁多了，自然要问个为什么，根子在哪里。他陷入长时间的思考之中，孤独的老磨屋和凄冷的小厢房，是他思考的场所。老隋家从哪里来，为何而来，究竟到哪里去，为什么会有如此遭遇，为什么厄运一直尾随老隋家，家究竟是否有罪，“粉丝大厂”究竟属于谁，他们如何才能真正走出悲剧，走出一条人间大道等一系列问题，是他思考的主要内容。

经过多年的反思、拷问和内省，隋抱朴找到了答案。“粉丝大厂姓隋。它该是你的、我的。” ①弟弟隋见素这样说。隋抱朴摇了摇头：“它谁的也不是，它是洼狸镇的。”②这是他的真心话。他曾问弟弟，见素，你说我们老隋家谁是有罪的人？弟弟回答说：“你以前说过叔父是有罪的人……”他摇头：“我是老隋家有罪的人。”主动把自己看作家族的罪人，没有深刻的自省精神，根本做不到这

① 张炜：《古船》，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36页。

② 张炜：《古船》，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36页。

一点。大喜帮助弟弟隋见素制造“倒缸”事件，隋抱朴主动把这笔账“记到了老隋家身上”。当大喜喝毒药自杀的时候，他知道这是弟弟的责任，他说，老隋家人犯的罪太大了。他为整个老隋家感到了羞愧。他恨自己不能从赵多多手里夺回粉丝厂，把它交给镇上的人，说一声：“快接住吧，抓紧它，上牢锁，它是大家的，再别让哪一个狼性子夺走！千万！千万！”①实在是镇上的人受苦受难太多了，实在是流的血太多了。让人最害怕的不是山崩，而是人本身。他深有感触地说： “ 我不是恨着哪一个人，我是恨整个的苦难、残忍 ……我恨有人为自己去拼抢，因为他们抢走的只能是大家的东西。这样拼抢，洼狸镇就摆脱不了苦难，就有没完没了的怨恨。”②

他不仅反思事关老隋家和洼狸镇生存发展的大问题，还深刻地反思自身。反思自己胆小、怕事、“窝囊”，痛恨自己想得太多，总是“ 自己折磨自己” ，忏悔对小葵和闹闹造成的终生难以弥补的伤害。对自己的每一个弱点，每一片阴暗，每一个伤口，他都敢于直视、面对、舔拭。有了思想上的升华，便会有行动上的自觉。当“粉丝大厂”遇到空前危机，洼狸镇百年粉丝业危在旦夕之时，他一改过去的沉默和退缩，自觉担负起洼狸镇真男人应该承担的责任。他当然明白，自己一个人并不能改变什么，但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勇敢地走向“自己的悲剧”。此时的他，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老隋家，而是为了粉丝业，为了全镇人。这是灵魂拷问的结果，也是理性思维的光辉。

① 张炜：《古船》，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00页。

② 张炜：《古船》，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09页。

这是一部“特别有缘由”的书，一切源于心底的忧患和时代的召唤。

张炜为什么要写这部小说？他创作的最初动因是什么？为什么恰恰是芦青河，是洼狸镇，是古船，是三大家族，是“粉丝大厂 ”？

它是忧患意识的迸发。这种忧患，始于油田丢失“铅筒”（放射性物质）找不回来的可怕后果。这种忧患，始于芦青河被沿途工业严重污染的严峻现实。这种忧患，还始于“粉丝大厂”时常发生的“倒缸”灾难。这些故事，长时间积压在他的心头，万般沉重，长久挥之不去，让他不能不把它写出来。这是张炜创作这部小说的最初动因。

它是变革时代的召唤。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社会正处在深刻的变革时期，而每一次社会变革的同时也是人的思想变迁、保守与疑虑并存的阶段，任何一次社会转型都会引起思想的变化、精神的觉醒和价值的重铸。这一点，在他的故乡，在“洼狸镇”，表现得更加突出和明显。随着改革的推进，转型期的到来，原有的思想观念、道德观念、信仰信念都不断被打破，物质利益原则一度占据上风，各种物欲、人欲、贪欲，左右着人们的行为。作为一个有立场、有担当、有抱负的作家，有必要把这种变革带来的变化通过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他也通过这种艺术展现，寻找、发现和挖掘重建精神价值的途径和方式。这应该是他创作这部小说的时代原因。

它是“寻根文学”的延展。20世纪80年代，我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对民族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和民族民间故事的挖掘，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和气候，他们的创作被命名为“寻根文学”。“寻根文学”主张在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精神和文化的“因子”，发扬优秀成分，批判劣质部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民族的思维方式、人性根底和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从创作倾向上，“寻根文学”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流派”。其一，内核挖掘派。他们注重在美学意义上对民族文化资源的重新认识和阐释，致力发掘其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核。其二，现代观照派。他们善于以现代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领略古代文化和民族故事，努力寻找激发生命的内在能量。其三，批判解构派。他们注重对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丑陋文化“ 因子” 进行开掘与批判，试图对民族文化进行重建。《古船》的创作，虽然无意走“寻根文学”的道路，作品本身也绝对不属于“寻根文学”，但客观上选择了张炜自己所熟悉的农村为背景，事实上是进行了一次乡野文化的寻根和延展。因为，他笔下的那条大河，那个古镇，那艘古船，那三大家族，那一个特殊的产业，都有他们的“根”。他们究竟从何而来，为何而来，又到哪里去，作者给出了答案。

它是“芦青河系列”的深化。在此之前，张炜创作了一系列围绕芦青河而展开的小说，《古船》的创作，依然围绕芦青河来展开。它诉说的故事，发生在芦青河岸边；它讲述的人物，生长在芦青河岸边；它展示的内涵，体现着芦青河生生不息的精神。只是它比以前的“芦青河系列”更深刻，更丰富，也更博大。因此，它依然属于“芦青河系列”，是“芦青河系列”的深化与发展。

这是一部“特别有影响”的书，它的影响不止文坛，也不止几十年。

因《古船》被热议， 1987年可以被定义为文坛的“古船年”。那一年，围绕《古船》的信息和评论，像雪花片一样满天飞。有很多评论，值得重视和珍存。

著名评论家雷达在《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的碑石》中给予《古船》高度评价：“《古船》的出现，是一个奇迹。”“它是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镌刻了一座民族心史的碑碣。”①著名评论家吴俊在《原罪的忏悔，人性的狂迷——〈古船〉人物论》中指出：“《古船》具有一种史诗的气势。我更愿意将它看作是一部人——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的心灵的痛苦纠缠和自我搏斗的史诗。一部人企求摆脱痛苦、获得新生甚至实现灵魂的自我超越的深刻史诗。”②著名诗人公刘在《和联邦德国朋友谈〈古船〉》中指出：“《古船》让我体会了前所未有的激动。”他甚至建议：“一切关心中国的外国人，一切生活在国外的中国人，都应该认真读一读它。”③

《古船》还有一种开创意义，这种开创意义无形中使它成了一个标尺。评论家们总是习惯于将后来的长篇小说与《古船》进行比较，文坛也因它的存在，诞生了一种固定的评论句式 —— “继《古船》之后”。可见《古船》的水准，可见《古船》的地位，可见《古船》的影响。

①《当代》1986年第5期。

②《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2期。

③《当代》1986年第3期。

有一些评论家和读者，把《古船》看作张炜的代表作。对此，张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一个作家不是通过一部作品说明和完成他自己的，而是通过他一生的创作。由此，我们讲，他的代表作是他全部作品的集合。也有人拿张炜的其他作品进行比较，好像后来的作品不如《古船》好。误解就在这里。他说，作品是自己的孩子，当年他倾尽心力和情感，所以不愿抛下任何一个。因为它们各有自己不可替代的长处。事实上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一次新的挑战，一次新的突破，而不是简单的循环，简单的重复。只是内容各异，风格不同，质地不同。正如太阳、月亮和星星，各有各的价值和作用，各有各的风采和美丽，不能简单进行比较。

这是一部“特别有争议”的书，在非议和争议中更显其质地和价值。

《古船》出版后，得到了绝大多数评论家、读者的认可和好评，但也遇到了一些争议，甚至是责难。1986年10月，即《古船》正式发表的当月，山东五家媒体曾齐聚济南南郊宾馆，对其进行了首次研讨。会上很多人发表了十分真诚的意见，对其进行了客观评价，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发出不同的声音。有人拿《古船》和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现的长篇小说相比较，也有人提出不该写土地改革时农民对剥削阶级的过火行为，也有人甚至直接将《古船》定性为否定土地改革，还有人提出“抽象的人性”等问题。

这究竟是用什么思维方式和观念看待《古船》？虽然当时早已进入改革开放年代，虽然解放思想、实事是求已经倡导了很多年，但是总有那么一些所谓的“革命者”，思想依旧停留在“ 极左 ” 的年代。这是何等的悲哀！何等的令人费解！质疑和责难面前，怎么办？是一笑而过，任其自然？还是敢于应战，明辨是非？一向隐忍的张炜选择了后者。研讨会即将结束时，他做了一个简短发言。

首先，他以一颗“小心”衷心感谢各位的 “大心”，然后，他话锋一转，对那些质疑和责难一一做出了明确回答。他开门见山，不卑不亢，直抒胸臆。他说：“我并不认为我写出了特别重要的东西，给文坛增添了什么，我没有想到这些——有人说他是什么巨构，很感谢您的鼓励，我不敢这样讲。也有人把它与我国四五十年代的长篇做比较，我也没有那样想，我可不愿这样比。我尊重那些作品，也尊重我自己。 ”他铿锵有力地讲，关于土地改革中的过火行为，既然真实存在，为什么不能写？农民的过火行为，党是反对的，也是明确批判了的。党当时就反对的东西，现在为什么不能写了？话语虽短，直击命门。对于抽象人性和人道主义，以及“重要”和“不重要”的问题，他都做出回答，没有一丝回避和躲闪。他说：“请原谅我的直截了当。因为这牵涉了另一种‘ 原则 ’，作为作者，有必要说出看法。因为你的话需要回答！ ”

后来，他回忆说：“那个会上，我不像后来那么冷静。我说的比较多，反驳时也比较动情。 ”如此激动，如此义愤，如此勇敢。感谢那一天，济南南郊宾馆，我们看见一个不凡的身影，那是一个有鲁迅风骨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