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辈人的干树子
田榕
作者:田榕。彝族,云南省楚雄州作家协会会员,河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在《云南日报》、《春城晚报》、《金沙江文艺》等报刊发表多篇作品。有幸以文字的形式和各位相见,展开说说养育自己的人和物,寻找不可取代的生命经验和文化精神。享受并信任着文学语言,也暗自赞叹中文的幽静,一直在找寻能够嵌入本真的表达方式。从滇中到华北,斜跨半个中国,现在转身,拍拍脊背,倾吐故事。
两辈人的干树子容 祺干树子是父亲老家最精准的名字,再无模糊的余地,度量衡将其箍得小无可小。它还有很多游移的名字,永兴,永仁,攀枝花,或者仅仅是悬在母亲口中的“你爹那边”。干树子是村委会,永兴是乡镇,永仁是县城,这三个名字如圆形层层嵌套,父亲从小圆跨向大圆,再跳往更大的圆,每个圆的边沿都印有父亲的指纹。父亲在提起老家时,最常用的名字还是永仁,这是他成年前习惯的活动半径,成年后的父亲来滇中求学,身处一个一眼望不到边的圆,永仁也还是他应和名为“老家”的谜面时,不自觉滑到唇边的谜底。

永仁地处川滇交界。父亲的原生方言是四川话,但和在四川境内土生土长的人不一样,父亲总说,“我们这口方言是三川半的。”虽然来滇中定居后,四川口音被云南腔逐渐挤占掉,但在我能听懂人话时,干树子的发音是“干树子哎”,后两个字极快地连读,“子”字仿佛一块干脆的树皮,边沿翘起,轻声,音似“贼”。这样的发音方式也影响了我,把桃子说作桃贼,鞋子说成鞋贼,幼儿园的小朋友听不懂,懵懵地望着我。羞赧的我只能戒掉带“子”的词,话说到一半拦腰斩断。倒是父亲显得惊喜,意识到我已经能和人进行简单交流,父亲觉得是时候带我回老家看看,也让老家的人看看我,那时我大概长到一米出头,嘴里总有一两颗牙随时准备松动,吃不了硬东西,但偏偏每天都对零食有无限向往。
于是年前几天,趁着超市还开门,父母买了一个七十多块钱的旺旺大礼包给我,零几年的七十块钱实在不少,我抱着比我人还大的大礼包上了吉普车,在车上撕开包装袋,对着一堆零食挑挑拣拣,全然不知自己将踏上一段何其颠簸的归途。届时从我家所在的城区到永仁县城是柏油路,蓝黑色的沥青颗粒铺满局促狭小的两车道,路的边沿再刷上一条白漆,也在车辙的碾压下变得斑驳,全都向灰旧黯淡靠拢。

从永仁再到永兴,干树子,路越走越窄,铺路材料也越来越原始,砂石路,土路,低矮的植被上由前车碾出两行印子也是路。一边傍山,一边临崖,吉普车在喇叭声的探看下转过每个急弯,父亲执意要一口气回到干树子,路上的活物就从人退化成牛羊,林间偶有锦鸡蹿过,亮橙色尾羽像箭一样横贯在墨绿的山林间,眨眼不见。再往前开,只惊起一些鸦雀,似是第一次见到这轰轰冒烟的铁皮机器,飞得唐突且散乱。城里长大的小孩,最习惯的座驾是捆在父母单车后座上的儿童椅,对距离远近也没个概念,只知道从幼儿园回家要穿过菜市场,在单车后座缩起脚,避开那些四处跑的鸡和鸭,出了菜市场有一个斜坡,搂住大人的腰杆,他们就知道我坐稳了,继而全身发力,卖力上坡,他们的腹腔起伏着,我的手掌险些环抱不住,我把耳朵贴在他们背上,能听见几声低哼。有时候也坐汽车,但幼儿总是敏感,车外环绕一圈,汽油搅拌尘土,车里坐垫的皮革味又和烟味一起兜住鼻子,还没启动就闹着下车。此次坐长途已是破例,又被各种路况支配,零食带给我的喜悦早和平整宽敞的路面一同远去。
盘山公路,从天上看,一盘一盘蚊香之间,一只蓝灰色的方头蚂蚁正在蹒跚前行。母亲屡屡带我下车步行,走一段,问问心翻是不是好些了,再继续坐车。铺路的尖石子有我拳头大,抵在布鞋上,脚底传来钝痛,但要回车上吗?离心机一般的汽车已快把我脏器摇散,两难之下唯有悲哭。父亲微恽,说过了回头弯还有最后五公里,亲戚做好饭,等不得了,于是母亲在副驾驶抱着我讲故事,讲她随父亲第一次回家的种种。母亲和父亲领了结婚证以后才第一次回到干树子,20世纪末的乡间车辆总是超载,原定5人的吉普车上坐了8人,母亲恰好是被超载的那一份子,蜷在后车厢里的小板凳上。山路飘荡,等淤青均匀地布满母亲膝盖时终于到家下车,届时父亲家是泥墙小院,没有门,黄泥糊的矮墙围住土房,土房护住父亲的兄弟姐妹,还有他的母亲。暂住三四天,给各位亲戚长辈认了脸。

离开头一天晚上下了雪,野山静默安详,大雪沉沉,低矮的白玉天穹,独剩一户红红火火的人家,新婚小夫妻的脸被炉膛印出一副好气色,这些布景由瞳孔卷入母亲脑中,种下一种肆意浪漫的假象。第二天一早,村公所来人说大雪封山,认不出路,汽车上不到干树子,走到山下的回头弯已是极限,直到和大家作别,带着行李步行上路,母亲还任凭自己徜徉在疯狂繁殖的浪漫镜头中,像一个酣饮之人被酒池淹没口鼻。一连走了八九公里,沙土路上雪开始融化,时时挑衅着城里人的尊严,每走一步都在赌这脚崴还是不崴,下一步踩不踩空全然不是自己决定,母亲也就忘了体面,在自然威力的加持下走得不成人形。上车后发现自己满身掺杂着土和草的雪渍化为泥浆,沿着身形高高低低往下淌,母亲才醒悟到,方圆十里内的白茫茫大地上只有她和父亲两排脚印这件事并不是爱者无敌式的浪漫,而是农人在长期和山林的厮磨中生出的智慧,天气让人做什么,不让人做什么,早就烙在他们心里,雪天不出门是心照不宣的共识,适者生存。“好大的雪,埋到脚踝,我的皮鞋一下子就陷进去,我说哎呀着了着了,小田我鞋没了。”此时母亲抱着我,说到“着了着了”一句时,语速加快,急速说完,仿佛自己的鞋刚刚又丢了一次。后座传来父亲的嘻笑,“走山路咋兴穿恁好的鞋子嘛。”语气中带些四川人独有的挑弄。“哎呀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大雪嘛,肯定是想着走得成么不是。”母亲这么回一句,本能地辩驳。后来母亲就极少穿皮鞋,她本来也不是喜欢花哨鞋子的人。
母亲是少体校出身,练乒乓球,爱跳,爱动,不惮于和男生打架,穿着布鞋跑得飞快。时间拉回晕车现场,我瘫软在母亲身上,胃里再无东西翻腾,扒着窗外,看太阳渐渐收回它的光,天色褪成青紫,听见父亲摇下车窗,对外面“哎”了两声,说,“到了噶,老三回来啦。”正值农忙,最勤恳地道的农民一天吃两顿饭。清晨出门放羊,回来十点吃一顿,叫早饭,吃完下地干活,太阳辣不住就回来,下午四点再吃一顿,叫晌午,灶膛或者火盆里总有几个洋芋烘着,那是小孩的零食。我们三人自然错过了晌午,早早吃饱的亲戚在院里谈天,咂烟锅,烟锅里送出的烟味比卷烟的气味更苦更烈,连烟的形状也散得更慢,萦绕在二伯周身,像一条懒龙。二伯一咂烟,上唇处的一溜小胡子就鼓起,再吐气,一层花白的麦浪偃倒。二伯是父亲一辈里最早走出干树子的,在永兴乡当小学老师,教语文和德育,他把父亲从干树子接出来,二伯在讲台上讲课,父亲在后门的板凳上坐着,听课或者想自己的事情,一些羞于表露但并不妨害别人的小事,怕人猜到,更怕人猜不到。父亲这辈共有十个兄弟姊妹,邻居为他们赋上“十全十美”的称呼,这对于生养了他们的母亲来说,或许只是一句“十指连心”更能说尽。但从现在返回过去,倒序观看,二伯算他们一辈里最早进入城镇的那一个。

二伯一辈子的足迹都在永仁这个县份上聚拢,而父亲则是往前走了几步,在八六年被州里的师范学校录取。在八月,他母亲托村里木匠给他打了一只樟木箱,樟木自带清香,他母亲说,樟木板子打的好,防虫,用得久。父亲徒步冒雨把空箱子从干树子背到镇上,二伯收容了他和箱子。先往县上寄出行李,满满当当的木箱先于父亲抵达永仁。父亲再和同学坐班车去永仁,路上车坏了,他俩走夜路,四十公里,一进城天就亮了。此刻的二伯看见我们三人进门,往厨房里喊,“他幺婶,人来齐喽!”这一喊就让人知道,亲戚们还是为迟来的我们准备了晚饭。幺婶先端来一碟腊肉和一碗水煮菜,这两样菜仿佛长在桌上,无论是父亲在干树子的家还是城里的三口之家。每一家自制的腊肉味道都不可复制,年前杀一头猪,每个部位都有其功能,四条腿用来腌制火腿,肋骨处砍成一条一条的长方形,做成腊肉。土灶用柴生火,正上方的房梁悬着几条抹了花椒和盐的肉,以供火熏烤。腌肉内里常有油脂被熏化,这一滴浸入灶台,留下一个乌黑油亮的圆形,下一滴油就挂在皮与肉之间,随着柴火热气的侵入而不断渗出,是活着的琥珀,鲜亮澄明。且腌且熏的腊肉随吃即取,切成手指厚的肉片,码在敞口白瓷碗里上锅蒸。原是粉白的猪皮经年累月被熏成黑棕色,往里一层是白而滑的肥油,再往里就是胭脂色的瘦肉,夹起一片,能看见随着光线折射出来的绿色,那是盐和肉契合的证明。但这样的腊肉总是很咸,咬下一口要配一大筷米饭,还要水煮菜的帮扶。永仁水煮菜的样貌,和大多数人对于“水煮”的理解很不一样,并不是川菜里水煮肉片式的蒜香麻辣,浇一勺热油,刺啦一声荡起一阵水汽,不是的。永仁水煮菜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清水煮蔬菜,不放油盐等任何调料,诀窍也只有“冷水萝卜开水菜”一句,好菜用手拧成一截一截,悉数丢进开水,滚一涨,茎杆就能显出透明,夹起一筷,看见里面实心的“筋”。一切好菜都有甜味,卷心菜脆甜,青菜一咬就滑出肥厚的茎肉,萝卜是一抿就化的甜,一切山涧坝子里长起来的蔬菜,都毫无保留地呈现他们从土地里习得的本能。新鲜至上,好在土地也和农人产生默契,总顺应节气的感召,送上木耳,蕨菜,香蕈,还有许多干鲜两吃的山货。
春夏时节,出了村口沿着两排车辙走,遇见一片平地,往里靠,蕨类植物没过小腿。蕨菜芽打着旋儿冒出来,没有成年蕨菜叶的扎手,只有一些初见世面的软嫩,我们掐下肥大矮胖的嫩芽捏在手里,两手虎口并拢成圆,不到半小时就能采到这样两大把。回去把蕨菜交给幺婶,她会将其切成指节长的小段,焯一道水,和韭菜,干辣椒及火腿丝同炒,蕨菜尖上附着并不恼人的细毛,整体口感爽滑。但这种和时节打个照面的机会并不常有,家里吃得更多的是亲戚们自家晾晒好了,从村口托人捎带到城里的干货。大伯至今还会去放羊,顺带捡拾野生菌和草药,上次他托人给我们带了一包干木耳,指甲盖大的野木耳挤在袋子里窸窣作响,比人工培育的木耳莫名多几分傲气。然而城里长大的小孩如我,没有任何农村生活体验,分不出作物品质的高下,自然不懂得如何体谅这份本能,想的只是眼前糖果没有阿尔卑斯高档,饼干也不如太平苏打饼干酥脆,对迎面而来的一切感到干瘪和无聊。亲戚们倒是好心,以他们先前对城里小孩的印象,想方设法让我开心。幺叔说楼上养了一窝小海猪,吱哇乱叫,带我看看去。但说是楼上,实际上只是一间木板搭成的隔间,要攀了梯子才能上去,踩着手臂粗的圆木,拉亮悬在屋顶上的电灯泡,我把头伸直了,看到好些花白灰的毛团涌动着,在草窝子里胡乱蹬腿。二伯又给我一把棒棒糖,我转身把糖纸剥去,一支亮绿色的糖就塞进了羊嘴里,羊牙齿大而黄,整齐如一排砖块,眼睛是黄褐色,睫毛很厚。二伯喊着“哎哟可不兴这么干啊老兄”,帮我把棒棒糖的塑料小棍从羊嘴里拔出来,小棍已被羊嚼成锯齿形。第二天天不亮,那头羊就在院里被宰杀,我睡醒,从侧屋出来,看见猪圈前架起一个木架,羊的四肢在上面被摊开,一米开外,蹄子正对着我的脑门,四周围着三五个男人,谈论羊是好羊,内脏健康,父亲打来好几壶开水摆在地上,远处是一小盆在冒热气的羊血。母亲见状,搂着我说带我去村里转转,零几年,汶川地震之前,村里的房子大多是红砖房,有土路可走的地方就有羊粪,我围着家里的房子绕了一圈就嚷嚷着回来。院里靠阴凉处摆一口大石缸,缸里有和边缘同齐的干净水,码几块砖头大的饵块进去,高海拔加冷天的优势让其放多久都不坏,但上面已经盖满了长毛青苔,它们随着我手臂搅和起的水流晃动。第一次回干树子的印象大致如此,是从日常都市秩序里破开的一扇窗,与其说是主动接触,不如说是被毫无预兆地撞了个满怀。

第二次回干树子,是因为亲戚们要给我“搭桥”。具体逻辑已经无法还原,大致是为了让我成长得平安顺遂的民间做法。当时亲戚们砍了几株有韧性的木头,横劈成条备用。算个好日子,选山上一处常有人经过,而路面有险坑的地方,把平的那一面向上排好,来回走几遍,确认搭稳了,放一套鞭炮,去山上烤东西吃。二伯当时有个弹弓,偶尔打鹌鹑和麻雀,他削尖一根树枝,把去了皮腌制好的鹌鹑串在上面,架在火上烤。当时我已读小学三年级,终于对“干树子”这个名字起疑,好奇对应汉字的书写,想,若是彝话,不会发音可怎么是好,但想到又想到能学新语言,诱出心里一阵激动。就这么问了父亲,他轻松地笑着,露出带烟渍的门牙,说:“呶,村口有一棵树,高高大大,死逑了,这里就叫干树子村。”没有玄之又玄的秘密,只有一个敞开得令人泄气的答案。觉得一切未知都失了光环,埋头写作业的我再不想说话。过了一会儿表哥过来说,“走,带你去山上。”表弟也在门外等我,拖鞋走起来踢踢哒哒,三人一起沿着车路上山。路两旁有新栽的核桃苗,根部平平覆盖一层透明膜,膜内蓄满大颗水珠,太阳一射,俨然一个新生的璀璨小世界,好看极了。表哥在草丛中摸拾一回儿,递来一根细长而直的木棍,说,这是你的武器。我们上山沿着一边走,挨个儿用木棍捅进保温膜,将其一整个挑起,在空中卷两圈,掌握好力道,甩出去,挑不起来的薄膜我们就用棍子将其捅烂,看丝丝缕缕的薄膜边沿迎风飘舞。到了山顶,三人对着山崖吼叫几声,兄弟俩用棍子比划一番,一人挑衅对方:“我是李小龙,你是何人,报上名来!”另一个接话:“我是孙悟空,你孙爷爷!”棍子的尖头在厮杀间会离五官很近,这些动作平日里被大人绝对禁止,如果看见,大人不但要叫骂,还要揪起耳朵来问话,直到小孩哭喊着“知错了”才肯罢休的。我们往山路的另一边下山,仍是一边走一边挑膜,回到家里,三人累瘫在沙发上,翻翻碟片,随便抓点什么,送进影碟机。二伯从院门外走进来,作叉腰状,形似一座矮山,冲着院里大喊,“娃儿哪去了嘛!”我端个板凳坐在屋檐下练钢笔字,偶有家燕在房梁上的巢里进进出出,听见二伯一声吼,全四散飞出。父亲从山上下来,看见二伯阴沉沉地在台阶上吸烟锅,问了才知道,邻居来找家里的大人告状,说他们家在政府扶持种下了核桃苗,前不久刚刚覆好膜,放了羊从山上下来发现膜一张不剩全被挑烂了,全村只有我们一家还有小孩,结果发现兄弟俩一见邻居就跑,想必不打自招。
去年五一假期又回了永仁,先去干树子上坟,看我公和我婆。公和婆是父亲那边对于爷爷奶奶的称呼。我没见过我公,但也能从姑姑伯伯们接二连三的话语里拼出一个我公的形象来:重庆人,老家在狮子堂村,来到干树子以后做小生意起家,在世时兢兢业业地操劳,走得早,享年六十余岁。我小学时父亲把她从干树子接来城里,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她,像认识父亲的朋友一样,首先知道这要叫“婆”,第二天回家发现她在厨房里切菜,问了父亲才知道,我婆要来这里住上一段时间,具体多久呢,说了我也记不住,但又多一位轻声细语的长辈走入我的世界,是好事情。于是日子就变得简单,父亲不用每天中午急匆匆地骑着摩托车从城的那边赶回家,从停车棚一溜小跑地去到厨房做菜,而是可以“吃现成”。婆会做很多菜式,但最喜欢吃苹果,直到去世前提起在城里的生活,提起我,还是会说,“小孙女良心好啊,一直要削苹果给我吃哩。”而我最记得的也只是这位老太太在几天之内就和单元楼上上下下的老年人都混得熟络,她有时搬个板凳在楼外晒太阳,对面邻居家的卷发奶奶端着剩饭过来喂鸡,不过几天,我婆对她的称呼就变成了“那个老妹妹”。我婆并不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也无意将社交做得处处周全,七八十岁的老人如果开口,所言之事大多是应心而发。其实自从我婆也离开人世,我和父母三人还愿回干树子的原因也只剩上坟一个了。
两座坟,面向远山,背靠山峰,地势前矮后高,视野开阔。原本我婆坟前两三米的位置有棵一个人环抱粗的水冬瓜树,在下葬那段时间也早早砍了,留下一个不爱发芽的树桩。现在上山不让放炮仗,父亲就在两位老人面前各摆一支点燃的烟,倒一杯白酒——通常是小小的高脚白瓷杯,杯壁上有龙凤盘踞——再放几个豆沙馅的荞粑粑,抓一把多半是红色的糖搁在旁边。做完这些,父亲拍拍手,挺直腰杆对着两位老人的坟喊,“你们孙女考上研究生,出人头地,是人中龙凤啰。”父亲一开始是说,到后面几乎在喊,“——是人中龙凤啰!”说来也怪,父亲喊得我心里空落落的。他要喊给谁听呢,大概不只是我公和我婆,但这两位会是所有听到这句话的家人里最高兴的。我婆生了太多小孩,排序方式是男女分开,父亲是男孩里的老三,他最喜欢的是三姐和四姐。父亲的姐姐,换我来就该叫姑妈。三姑妈定居在永仁的山里,崎岖的山区大多如此,房子的排布方式不如平原一样积成一片,而是找到一小块平坦的地方,够一户人家住,就建在这里。放眼望去,稀稀落落,“打散了住”,从这家到那家,要沿着公路走上几分钟。三姑妈家盖了新房,院里是水泥地,大门正对远山。她们家养了一只城里人会喜欢的小哈巴狗,见人也不叫,而是踮着脚凑过来绕一圈,随即回到院里晒肚皮,这在农村并不实用。三姑妈一边把深红色的糊辣子蘸料从塑料袋腾到海碗里,一边和女儿商量去哪家抱一只狼狗来拴在院门口。知道我们要来,三姑妈特意去镇上的集市买来米凉粉,厨房背阴,放三五天都不会变味。盛凉粉的碗是土碗,捧在手里有些分量,一被汁液浸润就从灰褐色变成土红色。闲来无事,我们在三姑妈家住了三五天,五一假期最后一天,我们决意启程回家,三姑妈见状穿过马路,去对面的田里掰些玉米给我们,这边三姑妈的大女儿又站起来说,要带我和母亲去她家院里摘木瓜。大女儿年纪不大,带着我们一路上跨过几条水渠,穿过几株蓝花楹的树荫,就到她家。正值开花时节,但乡下的花总是懒得齐齐整整地开,只让枝头吊着几朵蓝色,确证自己是蓝花楹。木瓜树长在牛圈外面的一个水泥花坛里,只有一株,但果实抱满枝头,她取来背篓和割草的刀,站在水泥台上割木瓜,几分钟内背篓就满了,后续商量一下怎么分,好东西要大家一起吃才香。又去了大姑妈家。她家不远,就在三姑妈家的下面,“下面”是个微妙的词,住在平原上和住在山区里的人对这个词的理解是极不同的。父亲说,沿着这条路下去,开车走个四五公里,转两个弯就到了。

大姑妈家在坝子里,四面环山,中间凹陷,灰瓦红墙的家被田地包围。田埂上立着几棵地涌金莲,那是我最喜欢的芭蕉类植物,芭蕉花本似莲花,只是高芭蕉树的花垂下来,颜色红褐,被巨大芭蕉果实裹挟,不太注目。地涌金莲不一样,旱地莲花一定开在最高的土堆和最斜的坡地上,不屑躲藏,虽然只及人大腿高,但只要一开,拳头大的一撮金黄就抓着人的视线不放。门前是地涌金莲,门后是樱桃满树。猪圈后面有两株老樱桃树,叶子连成一片,树荫遮蔽房檐四个边角。“去年有外省的老板来收樱桃,一棵树给了两千,不要我们弄,说我们采摘方法不对,他们今年没来。小个小个的樱桃,你们想吃就多摘些去,我吃多了牙齿酥。”大姑妈背着背篓,里面放把柴刀,她说着话穿过田埂,直接砍下樱桃结得多的枝桠,扛回院里,大姑妈的身板和樱桃叟烁的枝桠搭成一个十字,横平竖直。院里两只猫,一花一黄,凑过来闻闻,轻巧地走掉。大姑妈砍樱桃枝就像砍青菜杆,稳,刀刀入木,下一刀顺着上一刀劈开的缝隙,正正砍进去,刀痕是一条直线。大姑妈早些年当过兵,军衔不低,退伍以后子女接她去城里住,她不喜欢,说在不住,旋即回到山里。四人又在院里坐下聊一会儿,她从身后的口袋里掏出两枚沃柑让我们吃。
聊天间隙插入几声牛叫,大姑妈的眼神本能地锐利起来,她起身,倚门看看是不是有谁来了,发现原是自己多心后,笑起来又平添一分血缘间独有的敦厚。终于启程回家,汽车后备箱已经被塞满,主力军是木瓜,干豆子,莴苣和卷心菜,辅助是干木耳和带皮玉米。乡下人无论日子过得如何,遇到几年不见的亲戚,都是执意要对方从自家的吃食里带一些走的,不拿反倒不高兴,所以每次父亲回永仁,出发时的后备箱也一定装满了东西。我不知道等我独当一面后会和永仁缔结什么样的关系。似乎父亲是在暗中观望着什么,但他并没有催促,而是默许我像棵山涧的树一样循着水源肆意长。后记:最近在写很多自己的回忆,抖落真人真事,贩卖过时不候的乡愁,以此忤逆时间。时间也在风化每个人的过往,那就以老家的山水作为掩护,明知回不去,就学着山野草花般顺应时节,但不拒绝薄暮中捎带来的一阵故乡气味,是为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