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这个概念，长期以来就是身处中原者对南土的指称，是他者建构和使用的概念，因而天然就带有着某种不解、猎奇，以至排斥的色彩，是中原文化优越心理的直观反映。“古人云：五岭者，天地以隔内外。”五岭阻隔的不仅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内外，也是化内与化外之别。

因五岭而起的化内与化外之别，在历史的进程中，是如何一点点被突破，又一步步走向交融，最终使岭南文明与中土文明汇聚成华夏文明的浩荡潮流，正是岭南文明史研究的哲学根本问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本文拟对唐前岭南文明发展的进程进行简要梳理，探讨中原文明是如何经由不同文人群体的引入而泽被岭南，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文明的推衍，以及岭南文明又是如何反过来渗透影响于中原文明。

在历史上，第一个从中原踏足岭南这片土地的著名文人，非陆贾莫属。

陆贾(约前240年―前170年)，汉初楚国人。在高祖刘邦和文帝刘恒时，他两度出使南越，说服赵佗臣服汉朝，对安定汉初局势做出极大的贡献。他也是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他的到来，对于岭南这片土地，仿佛自天而降的一段因缘。

陆贾之前，朝廷对岭南实施的政策是开边用兵，武力征服。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年），率秦兵逾岭的将领是屠睢。屠睢的做法是残酷、暴戾的镇压，直至丧师陨身。继任者任嚣与赵佗，便汲取了教训，调整了政策，和辑越人。公元前206年后，赵佗平息南越地方部族，底定岭南。又趁刘项争霸中原无暇顾及之机，在南海诸郡北部边界及沿南岭山脉诸孔道完成布防，自立为王，定都番禺，建立南越国。赵佗称帝是在公元前204年，至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南越国灭，共传五世93年。南越政权是古代岭南第一个割据政权，就其统治时间之长，及其对后世影响之深而言，都远非后来的南汉和南明两个割据政权所能比拟。

对南越立国，汉朝起初采取的对策只是把岭南之地“遥封”给越族功臣，为南越树敌，以此加以牵制。是以，刘邦封番君吴芮为长沙王，封地为长沙、豫章、象、桂林、南海五郡，其实后三郡都在赵佗的实际掌握之中，吴芮只是得个“虚封”而已。封是封了，能不能真正据有之，就看你自己的本领了。事实上，由于赵佗修武备，据岭固守，受封者始终无隙可乘。

到了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为一统江山，刘邦着手打破这一僵局。

首先是公开颁诏肯定赵佗在岭南的作为及功绩，释放善意。然后派陆贾出使南越，赐赵佗玺绶，立为南越王。于此，《汉书》记载中一笔带过：“使陆贾即授玺绶。佗稽首称臣。”仿佛这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之事，这边一授玺绶，那头便稽首称臣。然而，这一笔略过的历史，其实潜藏的是说不尽的刀光剑影、波诡云谲。

陆贾奉命带队乘坐官船前往南越，来到番禺城外登陆，但赵佗初时对刘邦的和平政策并不领情，迟迟不与接洽。据清代学者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陆贾初至南越，筑城于番禺西浒以待佗，名曰陆贾城。其遗基在郊西十里，地名西场……盖贾之所尝经营者也。” 筑城以待，可见是经过了不短时间的等候，才最终使赵佗感化，从而接见了陆贾。

《史记》卷九十七《郦生陆贾列传》中生动详细地记载了陆贾第一次出使岭南，及其与岭南君主赵佗的斗智斗勇。陆贾是楚人，深知南越的内情，又是有名的辩手。赵佗，秦东垣县即汉真定县（今河北正定县）人，原为秦朝将领，与任嚣南下攻打百越，为首任龙川县令。面对赵佗的傲慢，陆贾一见面就一针见血指出其“足下中国人”的身份，却“反天性”，弃仁义礼智信于不顾，给了赵佗一个结结实实的下马威。

▲龙川城演变示意图

双方唇枪舌剑，机锋四起。从“魋结箕倨见陆生”到“蹶然起坐谢陆生”，再到“大笑”、“大悦陆生，留与饮数月”，最后“赐陆生千金”，一系列的行为动作，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在陆贾的淩厉攻势下赵佗前倨后恭的心理变化全过程，让我们仿佛又领略到春秋战国时期著名辩士的机智风采。

这是“礼义”对“蛮夷”的一次说服，是中原文明与岭南文明最早的一次直接对话与正面交锋。交锋的结果，使割据而治的南越，重新纳入到大汉帝国统一的版图之中。中华民族的统一强盛是数千年来无计其数的有识之士勠力奋斗的结果，而汉、唐两个盛世为祖国的统一与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陆贾以其出色的外交才华，为汉王朝的统一，为南越文明的发展，贡献了杰出的智慧力量。

据说，赵佗当年常常登上越王台遗址，恭敬地遥望文明的北方，潸然泪下。《番禺县志》载，赵佗并在其旁筑有“朝汉台”，每岁朔旦辄望汉而朝。那里有他的家乡、亲人，有他的先人冢、宗族祠，是他的根脉之所在。虽割据南越，然血浓于水，遥望北方，百感交集，能不泪下？这是文化的力量。“足下中国人”，陆贾对赵佗这一身份的确认，必然深深地触动着这位北方将领的深沉的故国之思。想来，这也正是赵佗能最终答应归汉的最深层的文化根源。虽然割据南越，虽然赵佗还娶了一位越女为妻，但他的内心依然是“中国人”，也因此人们通常认为是赵佗将汉语和汉语文学引入南越，因此视他为华人文化与蛮族文化的伟大融合者。

陆贾在南越滞留了数月之久。史书曰：“乃大说陆生，留与饮数月。曰：‘越中无足与语，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赵佗表达的是一番相见恨晚之慨。这其中或有客套的成分，但史书的记载，绝不会只是因应客套。“越中无足以语”，当是实情，也是促使赵佗归汉的重要的潜在因素。“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这才是真正的点题，透露出数月间陆贾在实际从事的工作，那就是与赵佗反复地进行交流和说服。上面详细记载的交锋场面，更适合视作一次典型描写，这样的交锋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陆贾需要滞留数月，需要无数场的交锋激辩，才得以最终完成使命。

那又是什么“语”令倨傲的赵佗“日闻所不闻”？史书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细心的读者，却并非没有线索可寻。紧接着上面引述的《史记•郦生陆贾列传》的下一个段落，记载的是陆贾对高祖倾心阐释的《诗》《书》，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的理论，统而言之，就是陆贾《新语》十二篇的要旨。这两段文字完全是互文见义的。陆贾对高祖所言，肯定也就是他对赵佗所说的主要内容。陆贾所言，令高祖连连称善，左右连呼万岁，也就难怪更要让赵佗惊为“闻所不闻”。

身为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的陆贾，之所以会被选出使南越，就是因为他的这套理论深获高祖赏识，那么当他面见赵佗，要极力以他全部的学识才华说服赵佗归汉时，运用的必然是也只会是这套理论。若论马上得天下，或许汉越间还存在一比高下的可能；若论马下治天下的理论，则南越唯有俯首称臣的份。

武力的征服，激起的往往是更强烈的反抗，更尖锐的对立。思想文化上的交流，在当时至少是暂时赢得了赵佗的信任，缓和了汉越间的对立、对抗，建立了松散的隶属关系。汉廷以通使物、开关市换取南越贡物“驯象”、“能言鸟”（鹦鹉）等，维持着官方的往来、表面的一统。其次，便是从文化上将南越纳入到了中原文化的体系中来，以礼义文明感化粤人“相攻击之俗”，“使和辑百粤”，创造相对融洽的民族氛围等。

陆贾使南越，将中原的儒家文化、技术文明带入岭南，同时，也必然会把岭南的风物人情介绍回汉地，从而加深彼此的沟通了解。

陆贾两次出使南越，且滞留时间都不短，游历颇广，无论是政治所需，或是文学之寄怀，都要求他不能不有所撰述。他回朝复命后撰有《南越行纪》，惜乎早已不存。仅存的几则，是晋嵇含《南方草木状》中所引用的文字，从这些文字可以看出，《南越行纪》应即是陆贾出使南越时的笔记，记述这一带的地理位置、风土人情。

《南方草木状》所引用，其一是记载罗浮山上的胡杨梅和山桃。其卷下“杨梅”条曰：

杨梅，其子如弹丸，正赤。五月中熟，熟时似梅。其味甜酸。陆贾《南越行纪》曰：“罗浮山顶有胡杨梅，山桃绕其际。海人时登采拾，止得于上饱啖，不得持下。”东方朔《林邑记》曰：“林邑山杨梅，其大如杯碗，青时极酸，既红味如崖蜜。以酝酒，号梅香酎，非贵人重客不得饮之。”

嵇含引述了两则前人对杨梅的记载。陆贾所记罗浮山，仙道之气十足，记罗浮山环境既清幽，而海上来客又时登采拾；东方朔所记其形其味，以及其酝酒之功用，充满人间的生活气息。林邑在今越南中部，秦汉时为象郡象林县地。可见这里提及的两处杨梅的产地都在南越。从古至今杨梅就以其独特的色、香、味而广受世人青睐。

罗浮山距离广州有一百公里左右的路程，在当时恐怕也不是一个轻易能到达的距离。陆贾使游至此，窃以为或有祭拜名山大川之缘故。恰如泰山封禅一般，作为使者的陆贾，一定也是承担着祭祀岭南名山大川的使命。这是一种礼仪，也是一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宣示。身为使臣的陆贾，其使命就是要劝服南越归心，所以踏访南越高山大川，就成为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广东罗浮山花手寺

“罗浮山顶有胡杨梅”透露给我们的信息，陆贾不仅到访了罗浮山，而且登上了罗浮山顶。他的登顶，是为欣赏山色景致吗？更可能恐怕是要在山顶举行祭拜仪式。陆贾在《南越行纪》中专门记述之，也是向皇帝的一种述职。此外，如广州番禺的大夫山，据说因山顶经常云遮雾掩，山色朦胧而被称为“大乌岗”，后为纪念陆贾大夫而改名大夫山。如今大夫山上，还建有大夫阁、大夫书院等。很可能，周围重要的名山大川，陆贾都曾作过踏访祭祀，他是代天子在对南越山川宣示管辖权。

如今的罗浮山顶，杨梅山桃已杳无可寻，也许是历史的误会，也许是沧海桑田所致，但无论如何，陆贾的描述使我们对两千多年前的罗浮山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而山顶遍绕杨梅、山桃的动人景致，是不是也足以对此后一代代文人隐士们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呢。经过晋代嵇含等人的不断引述，尤其是葛洪于此隐居修炼，罗浮山作为道教名山的名声越来越大。

除了到罗浮山的游历，《南越行纪》也记录了岭南的花草、风俗人情等。同样是嵇含《南方草木状》，其卷上“耶悉茗”条曰：

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国移植于南海。南人怜其芳香，竞植之。陆贾《南越行纪》曰：“南越之境，五谷无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缘自胡国移至，不随水土而变，与夫橘北为枳异矣。彼之女子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

这段话透露给我们的至少有两层信息，一是南越接受外来影响之早，二是南越之人于花之欣赏喜爱程度。

花卉，既非奇珍异宝，亦非生活必需品，仅是点缀观赏之物，却早在两千多年前，已自西国引入，则其他物种，更可想而知。上文中所曰“罗浮山顶有胡杨梅”, 可知此杨梅也自西国引入，且于罗浮山顶已有大片种植。如此多的物种品类来自于西国，南越当时的外来交往与贸易繁盛程度，绝对可以以“震撼”二字来形容。其时间之早与程度之深，并不逊于与岭北中原的交往。亦足以证明人类文明的往来交流，并没有想象中的滞后和困难，互通有无是古而有之，即便是大洋、国别也阻隔不断。而对于外来事物的接纳，其开放的心态等，于南越这片土地，也可谓融化于其血液之中，是与生俱来的。陆贾虽只是出使至此，但他却是敏感的，片言只语便敏锐地抓住了此地独特的种种现象。

所谓耶悉茗花，专家考证就是素馨花。末利，即茉莉花。由于对这两种花的芳香尤其喜爱，南越之人很早就竞相种植之，而且佩戴者繁，逐渐发展成一种行业。屈大均《广东新语》载：“南人喜以花为饰，无分男女，有云髻之美者，必有素馨之围。在汉时已有此俗，故陆贾有彩缕穿花之语。”“东粤有四市……一曰花市，在广州七门，所卖只素馨，无别花，亦犹洛阳但称牡丹曰花也。”

两千多年来，岭南对鲜花的钟爱，从未衰减过，“彼之女子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后世多以为便是岭南人之爱花，并最终形成花市之渊源。

陆贾描述当时的南越，是“五谷无味，百花不香”，也许是其优越心理下的一种真实心理感受，也许是他想强调外来花种的独特性及其对南越的重要性。从“五谷无味，百花不香”，所以发展到后来的穗城和花城，如耶悉茗花、茉莉花等外来物种的引入，显然功不可没。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具体而微到一草一木，也是有迹可寻的。这还是两千多年前的情形，而两千多年来的交往交流，无疑更加全面、更加深入，既有地理环境的客观因素，也有接受心理的内在驱动，这正是岭南常常领风气之先的根本原因所在。

史载最早被贬徙岭南者，为西汉成帝（前33年―前7年）时京兆尹王章的亲属。据《汉书•王章传》记载, 王章以敢直言名, 成帝时被选为京兆尹, 因得罪当时辅政的帝舅大将军王凤,“遂为凤所陷, 罪至大逆……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

自王章家属之后，西汉末年至东汉前期，史载贬徙岭南者，集中成批出现，且几乎清一色都是“徙合浦”。除王章案例外, 几乎都是因于宫廷的政治争斗中落败而为王莽所贬。王莽称得上是第一个将贬徙手段运用得登峰造极的弄权者。

王莽是汉成帝母亲王政君的侄子，他在西汉末年社会危机四伏的背景下，以大司马大将军的身份掌握了朝廷大权，一方面笼络人心培植党羽，一方面对政敌严刑以待，手段相当残忍粗暴，动辄“家徙”“皆徙”，将其部属同僚、举家男女老幼徙往最遥远的合浦，使之远离中土，为自己的改制扫清障碍。

从史载徙合浦者的身份看，都是出身于权贵阶层，光是“侯”爵就有六七位，还有王后、大夫、太守、京兆尹等，都是当时在朝廷中掌握实权的人物，炙手可热，却由于政治的争斗，一夜间从权力最核心的地方，贬徙到了最偏远的海角之地，从权力的最上层沦落到了罪囚的境地，其心理的落差与打击之大绝非常人所能理解。

当然，史家之笔无暇顾及于此，不会给失落者的心理情感留下哪怕一字一句的表达空间，但其字里行间依然为后人透露出，他们的到来，对于当地的开发，起着不容小觑的作用。

《汉书• 王章传》：“大将军凤薨后，弟成都侯商复为大将军辅政，白上还章妻子故郡。其家属皆完具，采珠致产数百万。时，萧育为泰山太守，皆令赎还故田宅。”王章妻徙合浦，在阳朔元年（前24 年）冬，而王凤病死于阳朔三年（前22年）秋八月。可知她们留在合浦的时间，大致两年左右。在此不足两年的时间里，王章妻一个弱女子，一个流迁之人，却不仅让家中老小得以“完具”而还，而且“采珠致产数百万”，骤然间发家致富，成为岭南史上第一个女百万富翁，着实令人惊异。

这与王章妻的聪慧能干密不可分。《汉书•王章传》只有简短的517字，记述其妻子的篇幅字数，甚至超过了王章本人。其中记载的三件事例，为我们描绘出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形象。

其一，在王章困厄未显之时，牛衣对泣，其妻呵怒之曰：“京师尊贵在朝廷人谁逾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

其二，及王章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当知足，独不念牛衣中涕泣时邪。”困厄之时激其奋起，得意之日诫其知足，是为贤妻。

从王章最终的结局下场回看，就更能见出其妻于人情世故方面的练达。王章为王凤所举荐，事后却非议弹劾王凤，借日蚀之象，上奏封事，言凤不可任用，宜更选忠贤，为凤怨恨之深切可想而知。倘若当初他能听从妻子的忠言，止奏封事，作为个人，他至少是可以逃过此劫的。

其三，“小女年可十二，夜起号哭曰‘平生狱上呼囚，数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刚，先死者必君。’明日问之，章果死。”小女聪慧如此，可见教导有方，良母之功也。

贤妻良母若此，终无力阻止憨直的王章一意孤行，并最终走向毁灭。只是在王章死后，在万里之遥的合浦之地，她才像合浦珠一般，发出了熠熠夺目的光辉。我们甚至不知道她姓甚名谁，但笼罩在她身上的神秘之光，却让千古而下的人们思索感叹不已。

在《汉书》的记载中，一句“徙合浦”后，大多没了下文，他们流徙到岭南后生活状况如何，也都不得而知。但从发生在王章妻身上的事实来看，流徙者在当地还是有相当的生存空间。

西汉时的南越，更多还是一块未被开发的处女地，一旦它与较高的生产力相遇，必然爆发出更大的能量。这些徙合浦者，都有着较好的出身，文化修养较高，有丰富的人生阅历。而且他们流徙的时间也比较集中，多在王莽当政期间，他们在流徙前有的就属于同一个阵营，因共同的遭际一同流徙到万里之外，自然会抱团取暖，更添一份惺惺相惜，这对于他们的立脚、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因为他们的到来，他们的才智、物力，对于当地文明的开发必然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王章妻能很快发家致富，更是得益于合浦采珠业的兴盛，是这个繁荣的产业有以致之，她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商机。

合浦素以盛产珍珠闻名。在秦统一以前，即已经开始采集。据称，由于汉朝派驻合浦的太守一度贪得无厌，搜采无度，使珍珠濒临灭绝，以致连珍珠都对贪官不满，纷纷迁往其他海域了。《后汉书• 孟尝传》记载孟尝任合浦太守时，革除前弊，与民休息，实施有限度开采，使珠母有繁殖的余地，外逃的珠母遂又纷纷回迁合浦，这就是合浦“去珠复还”的故事。可见，当时的人们已懂得开采需要适度，对大自然要心存敬畏，否则便要遭受自然的惩罚。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定南越国后，将岭南原来的南海、桂林、象三郡重新调整扩充为九郡：南海、苍梧、合浦、郁林、珠崖、儋耳、交趾、九真、日南。《汉书• 地理志》在叙述至此时接着写道：“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由此可见，随着岭南新郡的设立，当时从中原来到这里的，已经有大量的“往商贾者”了。而且这些“往商贾者”，大多可谋取到富利，可以想见当时物产交易的情形之活跃。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有人在这里发财致富了，必然刺激越来越多的商人前来淘金。从这一点来看，王章妻子的“采珠致产数百万”，或许就不显得那么突兀惊异了。

合浦商业贸易的发达，又是直接与汉武帝设置合浦郡后即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息息相关，是因于它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始发港，是这条海上交通线的桥头堡。

由合浦沿北部湾西海岸南下抵达东南亚和南亚，与通往西亚、非洲和欧洲的航线相接，由此构成连接欧亚大陆的交通大动脉。与此前汉武帝委派张骞于建元三年( 前138 年) 出使西域开辟的陆上“丝绸之路”遥相呼应。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沿岸，便成为人们淘金的热土。

合浦郡辖五县：徐闻、高凉、合浦、临允、朱卢。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秦汉岭南部分标示，合浦郡北与郁林、南海二郡为邻，南接交趾郡，东南面临南海。徐闻相当于今广东海康县，高凉相当于今广东茂名、电白一带，合浦相当于今广西钦州、北海及玉林市南部，临允相当于今广东新兴，朱卢相当于今海南琼山县。西汉末，儋耳、珠崖两郡相继撤销，设珠崖县，“遥领”原儋耳、珠崖两郡事，也隶属合浦郡。因此，汉代合浦郡相当于今之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及海南。

汉代的厚葬之风，给合浦留下了一个规模宏大的汉墓群，是当年合浦的繁荣在考古学上留下的有力证明。其中，风门岭是合浦汉墓群八个墓葬分布密集区之一。据考古发掘研究，风门岭汉墓乃至整个合浦汉墓存在明显的缺环，合浦汉墓还没有西汉前期的墓葬，递至中期，也仅初步确认一座，大量的墓葬出现在西汉后期及其后。其可能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西汉前期合浦地处南越国的边远地区，人烟稀少；二是汉墓群附近亦即现县城位置并不是始设郡县时的中心。而大量的墓葬出现在西汉后期及其后，其随葬品的丰富程度甚至超过广州汉墓，可以见出合浦自西汉后期起即开启其高度繁荣的历史。

徙合浦者到达徙所后，也只能在当地定居。除个别侥幸得还者外，如王凤死后，王章妻子得还，其他大多都只能是客死异乡。合浦成为大多数流徙者的人生归宿地。汉哀帝时宠臣董贤的父亲董恭，老年被流徙，最后死在合浦，葬于黄姜岭下。据考，合浦黄姜岭下有董公墓，就是董恭的墓地。

▲作者：陈桥生

依常理推断，留存合浦汉墓中的，应不乏流徙者。合浦汉墓群集中在西汉末年以后，与流徙合浦者集中出现于西汉末年，不会是简单的巧合。汉代边郡长官除极个别从当地选用外，多数是由中央从内地派往的。这些官吏，但凡有条件的，一般都在生前告老还乡；即使死在任所，也要不惜千里跋涉，移柩原籍，归葬旧茔。甚至在战争中战死的将士，也都“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归”（《汉书• 严安传》）。有的罪人即使已埋在流徙地，一旦平反，恢复名誉，仍要迁灵柩或捡遗骨回原籍。只有那些落籍异乡，不允许迁回故郡的罪人，死后才埋葬于当地。

于是我们看到，在秦汉之时，从“谪徙民”到“往商贾者”，再到这些“徙合浦”的王公贵族，一批接一批的中原人，从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来到了岭南，推动着岭南政治、经济、文化向前发展。合浦的繁荣就是最生动有力的例证。贸易是文明的标志，对于物质文明如此，对精神文明亦如此。贸易直接促进了合浦的经济繁荣发展，也使得科学技术、文化艺术、思想观念等各种信息能够广泛传播、交流碰撞。随着贸易的不断深入，尤其是此后更多饱学之士的到来，文化意义上的交流互动也便越来越丰富生动。（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