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文学】精选刊发

《民族文学》

周建新：东兰的颜色（散文）

（202301085期）

东兰的颜色

◎周建新（满族）

清明前后，沙尘屡屡袭击北方，常暴露在野外的我，患了肺炎。胸闷、气短、咳嗽，大把大把地吃药，不见明显好转。数次核酸检测，皆为阴性，我放心了，没有住院治疗。烦恼的是，炎症引发的耳聋越来越重，甚至面对面交流，都有了障碍。还好，不妨碍接打手机，虽说听筒声大得无密可保，对方却不知晓，不至于尴尬。

谷雨时，接到《民族文学》的邀请，我犹豫片刻，毕竟尚未康复。听说去广西东兰，我便不犹豫了，除了羡慕那里的大自然，更想见一见好朋友红日。东兰县在河池境内，河池市的文联主席便是红日。河池还有东西、鬼子等一批让人敬佩的作家，到他们的家乡转转，感受他们作品里的风土人情，一直是我的愿望。

恐怕自己变卦，我立刻应允。从沈阳出发前，肺部依然不适，已经是慢性炎症了，慢性病得慢慢治。我最担心的是耳朵，文学贵在交流，耳聋却是交流的最大障碍。所以，我提前去了医院，本想开点中药调理一下，没想到医生却要留我住院，准备手术。这样的话，东兰就去不成了。我拒绝了，医生警告我，乘坐飞机，你的耳聋会加重。我不管了，谁也阻挡不住我去东兰。

飞机起降时，我紧紧地捂住耳朵，尽量减少耳道的内外压差，防止耳聋加剧。顺利抵达南宁吴圩机场，走出机舱，别人或许没什么感觉，我却松了口气，胸口的压迫感突然被卸掉了，呼吸顺畅了很多。温暖湿润而又清新的空气，涤净了我的肺。乘坐中巴车赶往东兰，我的肺音声逐渐在消失，这是个好兆头。

第二天早晨，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起床后，每天的“必修课”——咳嗽，竟然没有发生，我的肺炎居然无医自愈。换上初夏的行装，迎着初升的太阳，行走在韦拔群干部学院公园般的庭院里，感受着鸟语花香，贪婪地呼吸着空气。我相信了那句话，这个世界最值钱的东西，往往是免费的。东兰送给我的第一个礼物，就是新鲜的空气。

东兰的空气虽然无色无味儿，在我的情感世界，却是绿的颜色，甜的味道。我忽然想起，许多东北老乡，退休后成群结队地到东兰和巴马定居，就是想和当地人一样，延年益寿。在别处纯净的阳光、空气和水，都是“奢侈品”，到了东兰，却是乐享其成。

温暖透彻的阳光，洁净清爽的空气，随时都能感受。唯有水，需要验证，方法也很简单，好水泡好茶。我用东兰的水，泡了杯明前龙井，居然与西子湖畔的茶香毫无二致。这三件“无价之宝”，就是长寿的环境。所以，外地人不去惦记“唐僧肉”了，而是惦记起了东兰的房子。

东兰是山区，虽不是险山峻岭，独特的喀斯特地貌，造就了一座座馒头状的山，并且连绵不断。除了狭长的河边溪畔，找不到平地，就连县城，也被迫拥挤在山谷之间。缺少平地，每年又有大量的养老人口涌进，而劈山造地，最容易破坏环境，唯一可行的办法，向高空拓展。所以，小小的东兰县城，三十层以上的高楼居然鳞次栉比。

这种人口虹吸现象，归根结底缘于东兰的绿。整个东兰，几乎被森林覆盖。树比山高，已成定律，无论多高的山，山顶上都长着树。哪怕东兰的最高峰——神仙山，也不例外。浓密的森林，就是负氧离子“发生器”，每平方厘米高达3万到9万个。无论你走到哪个角落，大自然都是你的氧吧。所以，在东兰的城乡，看到耄耋老人满街找妈妈，不要觉得奇怪。

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其实，东兰的山水毫不逊色。坡豪湖的湿地、泗孟和太极的田园、骆驼山与小象山的奇异，山的阳刚与水的阴柔相互叠加，云雾的朦胧与树木的青翠相互映衬，确实似梦如画。更莫说被上帝遗落的人间仙境——红水河第一湾了。

到了红水河，不能顾名思义。用水的颜色定义河的名称，一去不复返了，高峡出平湖，一座座水电站，驯服了莽撞的红水，河水舒缓了，温柔了，沉淀出了醉人的绿。以岩滩和龙滩电站为中心的红水河阶梯电站，年发电量仅次于三峡。珠江三角洲的繁荣，红水河的西电东输，功不可没。

当然，红水河变清，两岸的人民受益最大。温顺的红水河，与人和谐相伴，顺着人们挖好的沟渠，流淌下去，浇灌田地，滋润两岸。别看东兰满山青翠，其实经历着罕见的大旱，去冬今春没降几场雨。仔细向山上望去，喜水的竹子正在打蔫，间或有一两簇已悄悄地枯萎。

而山下呢，一片绿意盎然。稻田里的水充盈饱满，禾苗茁壮生长，芭蕉林战士般守护着田野，高高的竹林向我们打着招呼，后面的山，水墨画般，默默地伫立。这番田园好风光，哪里看得见，这片土地正承受着干旱的折磨。

东兰以百余公里的红水河为中轴，像母亲的衣襟，更像展开双翅的苍鹰，将全县分成东西两侧，处处体现着对称之美。沿着红水河畔行走，一步一风景，百米一画卷，奇山秀水，巧夺天工。乘车而行时，便是一路流动的好景色，湛蓝的天与翠绿的山，倒映在舒缓的红水河里，水天一色，又是一组绝美的对称。

然而到了红水河第一湾，这种对称突然被打破，河湾将山拥抱进了怀里，形成了一峰独秀。原来，对称到了极致，才捧出这独一无二的人间仙境。

东兰的绿，是我先入为主的印象，身临其境的体验，眼见为实的欣赏。而东兰的红，除了眼睛能看到的“红棉花开红万里”，更加鲜艳的红，则深藏在他们心中，是世世代代的红。木棉是广西最普遍的树种，三四月份开花时，真的是“祖国山河一片红”。

东兰人对此并不是熟视无睹，在他们心目中，木棉花不是最红的，也不是最让他们骄傲的，最让他们热血沸腾的红，是革命传统。那种红深入到骨髓中，深藏进血液里，生长成基因谱，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东兰的红色故事，经过近百年的口口相传，化成了经久不息的传说，深印在东兰的文化中，就连孩童，都能讲上几段“拔哥”的故事。

不论老幼，不分辈分，东兰人都把韦拔群叫“拔哥”。亲切的呼唤声中，是一种深情，一种思念，一种尊敬。和许多国人一样，我在少年时代，就知道了韦拔群，那是电影《拔哥的故事》带给我的。这位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起反帝反封反土豪劣绅的大旗，组建农民自卫军，建立革命政权，拉开了共产党领导农民运动的序幕。

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历史转折点，却不乏偶然，众多的偶然连缀起来，便是必然。假若韦拔群不在岩洞里创办讲习所，广泛传播马列主义，哪会有更多的农民觉醒，哪能“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成为“百色起义”的主要兵源。邓小平、张云逸率红七军七千多人整编北上，与江西中央红军会师。韦拔群奉命带领七十余名伤兵，留守右江地区（即红水河），继续开展武装斗争。

很难想象，七十多名伤兵，居然又带出了两千多新兵。敌人两次大兵压境，韦拔群巧用地形，水为武器，森林为兵，溶洞为掩体，游击战打得出神入化，机智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桂系军阀的头子被称为小诸葛的白崇禧急了，亲率数万人马，进行第三次“围剿”。他绞尽脑汁，织起了密不透风的大网。队伍陷入困境，终因叛徒出卖，韦拔群壮烈牺牲。

东兰的红，是烈士鲜血浸泡的，深沉、深厚，深藏在枝繁叶茂的绿色中，毫不张扬，就像东兰星罗棋布的革命历史遗址，普通、朴素，一个溶洞、一幢民居、一座古迹、一条山道就是曾经改变历史的地方。

走在东兰，红色遗址俯拾即是，典型的没有围墙的红色革命历史博物馆。不经意的小巷，就是红七军某纵队的驻地；不高的二层小楼，就是苏维埃政府的旧址；狭窄的魁星楼，竟然是“百色起义”的策划地；宽敞湿凉的溶洞——列宁岩，居然是右江地区农运骨干的教室兼宿舍……

东兰的烈士故居，从韦拔群到陈洪涛，除了正常的修缮，依然保持着原貌。东兰这座将军之乡，从开国上将韦国清到其他四位东兰走出的开国将军，即使他们的故居重建了，恢复的依然是当年的老样子。哪怕韦国清成了国家领导人，他的几位亲弟弟还和从前一样，当了一辈子农民。

最细微之处，贯穿东兰县城的一条长街，两侧的路灯是红旗的形状，灯杆顶着五角星，像红军的帽徽。路灯的杆很简单，红旗形状的灯箱也很朴素，顶着的红五星也不显眼。直到你忽然间品出了其中的内涵和味道，才真正地感觉到设计的精妙。革命的目的，是照亮前程，而不是炫耀，更不是花架子，要依然保持艰苦朴素。这是对“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新的阐释。

拜访韦拔群家族墓时，我落泪了，从兄弟到姐妹，从嫡母到庶母，从儿子到侄子，长长的一大列，生命全都停止在了1932年。韦拔群没有后人了，全都为革命献身了，可他的家族墓，从他的遗骨被东兰的百姓抢出，悄悄地安葬在这里起，没断过香火，没间断过有人祭拜，哪怕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酷的年代。

东兰的红是心里红。

其实，东兰最热烈的颜色，是金色。当然，稻子、玉米成熟时，峡谷中一片金黄，那是东兰丰收的色彩。这种金色，与普天之下基本相同，不是东兰的独特，不值得炫耀。东兰的金色，是喜庆丰收之后的狂欢，是内心激情澎湃的宣泄，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展现。这个金色，就是首批纳入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东兰铜鼓。

东兰的铜鼓有多悠久，恐怕超乎你的想象，那是青铜器时代的产物，从两千七百年前穿越唐云宋雨、明月清风，活化石般传承至今。东兰的铜鼓有多神奇，那是神的化身，那是驱恶、祈福的力量，也是权力与财富的象征，更是红水河畔壮乡儿女的精神寄托。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时局如何变幻，都压抑不住铜鼓的传承。这便是文化的力量。

世界的铜鼓在壮乡，壮乡的铜鼓在东兰，东兰的铜鼓在巴畴。我们驱车驶离县城，赶往巴畴乡巴英村，那里的铜鼓在全县现存量最大，铜鼓艺术的表演者群英荟萃。到铜鼓文化积淀最深厚的乡村，去体验一番这千年古风，是此次采风最亮眼的行程安排。

没等我们进入村寨，铜鼓声已经传来。我耳朵虽聋，脚却敏感，先感到了震颤。车转过弯去，巴英村的铜鼓广场豁然开朗，两排表演者骤然闯入眼帘，他们神采飞扬地舞动鼓槌，错落有致地敲出了震颤人心的鼓音。

我不是“真龙（聋）天子”，耳朵还能开窍，只是交流有了障碍，否则，也没办法跨越三千公里，来到南方。如此让人心潮澎湃的鼓点，我再不激动，便是不食人间烟火了。我怕记不住鼓点儿，也怕因为耳聋，听错了音儿，拿出手机，当起了摄影师，录下了群情激昂的表演场面，也录下了每一面铜鼓，每一名表演者。

采风活动结束后，我回到沈阳，医治好了耳朵，常打开手机，独自欣赏东兰的铜鼓。那鼓声貌似千篇一律的“嘣嚓嚓咚”，但细看视频，鼓槌落下时却是千差万别，每名表演者按照站位，各敲各的调儿，然而汇在一起的和弦，是那样悦耳、动听，催人奋进。

反复观看视频，发现每一面铜鼓虽然都反射着金光，鼓的边缘，却有不同程度的锈痕，那是平常敲打不到的地方。对于嗜鼓如命的鼓手，护鼓、养鼓早成了习惯，之所以锈迹难除，只能证明铜鼓的古老。最优美的声音，往往发自于最老的铜鼓。所以，领鼓者，敲打的铜鼓最古老。

虽说都是铜鼓，冷眼一看，没什么差别，但细一品味，却千差万别。在东兰结识的本地作家覃姜华发微信告诉我，铜鼓分两大类，公鼓和母鼓。公鼓造型简洁，只有一道圈儿，重槌落下的中心点是太阳。母鼓花纹繁复，十二生肖俱全，有两道圈儿，中间是月亮。两样鼓是两种声音，敲打时，在阴阳互补中，抑扬顿挫，产生了最美妙的和谐共振。

那天，我干脆脱离了大队人马，只是沉浸在铜鼓之中。铜鼓声、讲解员说什么，我都听不清楚。对于激昂的铜鼓声，我的耳朵就是摆设，不如一头扎入铜鼓堆里，看个透彻。事实上，铜鼓的音律不是一成不变的，变化是在无声无息中悄然完成，急促、高亢与舒缓表达着不同的心境，诉说着不同的故事。音调的变化，人们在走马观花中，不知不觉地忽略掉了。

我突然发现，所有音律的变化，与一个瘦高个儿、戴着红色贝雷帽的人有关。他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敲鼓的队伍，手势坚决有力地挥动着。随着他的手势，有的鼓音突然拔高了音量，成了主旋律。有时，他双手交叉着舞动，节奏在不知不觉中加快，似乎是喊响了劳动号子。

我明白了，毕竟几十人在敲，再好的鼓手，没有指挥，也形成不了气壮山河的韵律。我的注意力一下子集中到藏在人群里的指挥身上。指挥戴着的红色贝雷帽格外显眼，绝不会淹没在人海里，像一朵火花，闪耀在我眼中。我不由自主地模仿着他的动作，在空气中敲鼓。

……

（阅读全文，请见《民族文学》汉文版202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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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建新，满族，1963年冬月生于辽宁兴城，一级作家，现为辽宁省作协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大户人家》《血色预言》《老滩》《王的背影》《锦西卫》《香炉山》和中短篇小说集《分裂的村庄》《平安稻谷》等十余部。在《当代》《十月》等文学期刊发表中、短篇小说百余篇，作品多次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等转载，并多次入选各种年度文学选本。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百花文学奖”、《民族文学》年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