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南京路上有一家王开照相馆。

   王开照相馆是中国照相业老字号，由广东人王炽开于1923年独资开设在南京东路378号。

　　王开照相馆从默默无闻到大名鼎鼎，靠的是王炽开善于经营。

                        王炽开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举行了隆重的送葬仪式。上海10万市民，也开会悼念孙中山先生。王开照相馆尚未开办前，王炽开在一家美商所开的照相馆工作时，曾经为孙中山、宋庆龄拍照。孙中山平易近人，同他亲切交谈，令他深受感动，留下深刻的印象。孙中山的随从胡汉民，此后成了他的好朋友。孙中山逝世后，王炽开通过关系，派出摄影师前往北京、南京和上海，拍摄了广大人民群众为一代伟人送行的历史性照片，将这些珍贵照片加上“王开摄影”的落款，分送中、高层军政人员和知名人士。这样做，影响很大，使王开照相馆声名大振。 据说，王开照相馆也为蒋介石、宋美龄拍过照，只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

　　1927年。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选拔赛。运动会举办方以招标方式，招商承包拍摄运动会的各项赛事。王炽开不惜代价投标，获得了这次运动会的所有比赛的摄影权。王开照相馆派出了技术最好的摄影师，并招聘一些摄影人员作助手，组成四个摄影小组，到比赛场摄影。他们使用了当时较高级的“罗勒发来克斯”快镜，抢拍了许多精彩的比赛照片，赶在当天晚上冲洗出来，及时提供给各家报社。当时，上海各报社大都没有专职的摄影记者，而市民却十分关注远东运动会的情况，迫切地想知道更多的信息，尤其是赛场上的实况，因此各大报社竞相向王开照相馆购买每天的竞赛新闻照片。王开照相馆提供照片的条件，是每幅照片都要注明“上海王开照相馆摄”字样。远东运动会是这一阶段上海各报每天必登的头条新闻，王开照相馆拍的照片天都在上海报纸的显要位置亮相，外省市的报纸也纷纷转载，使王开照相馆天天在全国亮相，知名度大增，不仅上海的顾客纷至沓来，连各地来上海的顾客也慕名而来。王开照相馆成了名牌，生意越来越兴隆。

　　照相馆里珍藏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几乎所有的当红明星的原版留影。许多著名明星在王开照相馆拍摄艺术照，周璇、胡蝶、黎莉莉、阮玲玉、王人美、上官云珠、张织云、陈燕燕、陈云裳、黄柳霜、袁美云、金焰、刘琼等明星，都到这里拍摄照片。郭沫若夫人艺名黎明健的于立群，也在这里拍照。　　江青曾在王开照相馆拍了不少明星照，她当时是个名叫蓝苹的小明星。文化大革命中，为销毁与“蓝苹”有关的一切历史证据，江青派人到王开照相馆，取走了蓝苹所有的照片和底片，其余照片被封存在上海市公安局。

　　王开照相馆吸引了许多明星和想做明星的人，也吸引了大量爱美的人，影响越来越大，顾客越来越多。

　　　除了上述原因外，服务好，照片质量高，是王开照相馆知名度越来越高，生意越来越好的重要因素。他们选用的底片、相纸、洗印药水等照相原材料，都是价格昂贵的进口品牌。抗日战争期间，因抵制日货不用日本产品，为了保证质量，高价从美国、德国购买高档原材料使用。他们千方百计让顾客满意，顾客如对照片不满意，可以重新拍摄，直到满意为止。当时，没有彩色胶卷，彩色照片是在黑白相片上用手工着色的，他们公开承诺，永不褪色。这一点，我可以作证。我结婚时，在他们那里拍的用手工着色的彩色照片，已经过了六十一年，至今没有褪色。

　　我家住在南京西路附近的新昌路，常常步行去外滩公园（现在的黄浦公园），去附近的新华书店，到中央商场修理东西，都要路过王开照相馆，路过时往往会停步观看橱窗中的照片。

　　结婚时，我同妻子特地到王开照相馆拍了照片，虽然是没有穿婚纱照，也算是结婚照吧，至今还放在我的书桌上。当时没想到，我同王炽开的儿子、儿媳，后来会相识、相知，成为亲密无间的好友。

　　王炽开生有十一个子女，他的第二个儿子王舜华，很早就参加革命。王舜华上学时爱唱歌，有个同学郑仲芳也爱唱歌，他们是关系极好的知己。王舜华有颗炽热的爱国心，国土沦亡使他难以安心读书，渴望打日本鬼子。郑仲芳是中共地下党员（离休时任中国石油化工进出口公司党委书记），他自己要坚持地下工作，不能离开上海，知道王舜华的愿望后，通过地下党组织，在1942年4月将他送到苏北参加了新四军。王舜华在新四军入了党，后任29军文工团团长。他先后参加了准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战役，进入上海后穿着军装同家人见面。此后，他随军南下，参加解放厦门和攻打金门，留在厦门工作，当时已是团级干部。他同妻子陈铮在29军文工团相识相爱，结为终身伴侣。在解放初的政治运动中，陈铮因其父的历史问题，受到错误处理，被开除党藉、军藉。王舜华决定同妻子共患难，主动辞职转业，谢绝部队的挽留，同妻子一起调到鹰厦公路（江西鹰潭市至福建厦门的公路）建设指挥部，去修建公路。由于受妻子的影响，王舜华这个14级的团级干部，长期得不到提拔，为了对妻子的爱，他作出了牺牲。

                  王舜华 　陈铮 

　　我调到团中央办公厅工作时，王舜华任团中央下属的中国青年报文艺部主任，陈铮也在该报社工作。我同他们没有接触，相互不认识。第一次见到陈铮，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青年报社的两派在团中央礼堂辨论，她代表所谓的保守派在大会上发言。她从容不迫，口若悬河，有理有据，将造反派批驳得难以招架，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第一次见到王舜华，是在团中央五七干校。我在三连，他们在六连，并无接触。一次，在全校的文艺演出时，大合唱领唱者发出的，具有专业水平的歌声吸引了我，旁人告诉我这是王舜华，我记住了他。

　　1973年3月，王舜华夫妇同我一起，从五七干校调到国家体委工作，王舜华和我分配在体育报社，陈铮分配到新体育杂志社。从此，相识，相知，成为观点相同，相互关心，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国家体委一直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关怀。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周恩来总理点名任命的王猛主任，不受江青的拉拢，她就直接插手，培养自己的帮派体系，以便将国家体委控制在她手里，使国家体委成了重灾区，斗争十分激烈。王舜华夫妇为人正派，是非分明，立场坚定，不谋私利，不跟人，不跟风，经得起考验。

　　正在江青紧锣密鼓，妄图夺取国家体委领导权时，发生了所谓的“二丁事件”。内蒙古乒乓球队两位丁姓运动员，因同其他队员发生纠纷，对领导不满，写信给国家体委，未达到目的后，他们又到体育报社上访。体育报社几位干部将信转给中央文革，送给了江青。江青见到此信如获至宝，于1974年2月21日写了批示：“应该责成王猛同志妥善处理。赔礼道歉，医治欧（殴）伤。揭开体育系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想搞乱体育战线，打击王猛。王洪文也批示：“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请转王猛同志即办”。此事，被称为“二丁事件”。

　　王猛深知江青的用心。为了应对江青，王猛向内蒙古派出了一个调查组，调查组由国家体委办公厅主任郭连刚为首的五名成员组成，王舜华和我都是调查组的成员。王猛给内蒙古党委书记、军区司令员尤太忠写了亲笔信，请求尤太忠支持调查组工作。尤太忠十分重视，大力支持，为调查组工作提供一切方便。

　　调查组刚去内蒙古调查，王洪文就派他的秘书廖祖康到国家体委找造反派头头煽风点火，指责王猛不向群众传达，扣压中央领导批示。江青、王洪文召见了庄则栋，指示庄则栋下一步的行动，要庄则栋发动群众大揭大批。

　　调查组作了深入的调查。了解到，上访的两名运动员有时不参加训练，同一些队友的关系比较紧张。他们同有的队友确实发生过争吵和冲突，但并未发生殴打，也不需要医治什么殴伤。这些，既不是阶级斗争，也不是路线斗争。调查组耐心的做乒乓球队的教练、运动员和丁家兄妹双方的思想工作，促使他们改善关系。这两个运动员和队友的关系有所改善，重新参加了训练。

　　调查组的调查结果，江青当然不会满意。调查报告遭到江青在国家体委的追随者的批评、指责，难以通过。由于调查组坚持实事求是，不肯按照江青批示的口径写调查报告，使江青企图借此搞乱体育战线的阴谋难以实现。江青在国家体委的追随者，指责王猛对抗江青的批示，捂了体育战线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秉承江青的旨意发起了揭发批判王猛、李梦华的浪潮。揭批王猛、李梦华的大字报虽然铺天盖地，但没有事实根据,难以批倒王猛、李梦华。江青在国家体委的追随者，分别找调查组成员做工作，逼他们揭发王猛、李梦华。王舜华同调查组其他同志，是非分明，顶住压力，坚持实事求是，不计个人得失，始终没有写过一张大字报，没有揭发过一个字。在内蒙古调查期间，王舜华同我住在一个房间，天天研究情况，交换意见，认识完全一致，没有人能让我们出卖对方。

　　粉碎“四人帮”后，我调到国家体委做群众体育工作。在上海东昌路医院发现健身强体的《练功十八法》，调查总结后，经国家体委党组批准在全国推广。王舜华大力支持我的工作，体育报先后用四个版的篇幅，宣传《练功十八法》。这套功法，在全国风行一时，并被推广到国外。　

　　1983年3月，王舜华和我两个人，被调到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他先后任宣传司副司长、《侨务工作研究》杂志总编辑、编审。积极参加民主革命，支援抗日战争，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蜚声中外的归侨画家李青萍，仅因有一封说她哥哥是“美蒋特务”检举信，并无证据就被作为“特嫌”长期受审查，划为极右派分子。她被管制、关押、批斗、劳动教养，靠卖水、卖冰棍、拾破烂度日，历经磨难，十分悲惨。为此，国务院侨办、国家科委、文化部组成由我牵头的调查组到湖北省落实政策。但是，阻力不小，湖北省有关部门迟迟不给予彻底平反。王舜华得知后，以《侨务工作研究》杂志的名义到湖北调查，支持我为李青萍落实政策。经进一步调查，李青萍的哥哥不仅不是美蒋特务，而且是离休干部，从根本上否定了李青萍的特嫌问题。李青萍蒙冤三十几年后，终于得到彻底平反，重返画坛。

　　王舜华和我有缘长期在同一个单位工作，互相支持，相互关心。我们两家住处距离不远，两家人经常往来，亲密无间。

　　王舜华的妻子陈铮，粉碎“四人帮”后，得到平反，恢复了党藉、军藉，还给她发了一套新军服。她在《新体育》任编审，主持《围棋天地》杂志工作，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发表了许多体育界精英的文章。晚年，她将文章编辑成书，出版了《奋斗者的足迹》，还了多年的心愿。

　王舜华、陈铮在我之前走完人生道路，我常常怀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