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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后期,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当年的知青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有着特殊的时代意义。滞留学校两年多的“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离开学校,告别亲人,从喧嚣的城市奔向沉静的农村,接受劳动的洗礼和生活的考验,与善良、淳朴、坚毅的农民一道,泥里来,水里去,斗天斗地斗困难,经风经雨经世面,度过了一场刻骨铭心的历练。
55年前的9月11日,原清江市(现淮安市清江浦区)几百名“老三届”知青集体首批下乡,拉开了清江市为期10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现将《淮海晚报》6年前发表的《清江市首批“老三届”知青插队纪事》的文字稍作调整刊出,谨向当年意气风发的小知青,如今桑榆迟暮的老知青致以崇高的敬意!
清江市首批“老三届”
知青插队纪事
郭应昭
“老三届”是指1968年当年积淀在校的1966、1967、1968年毕业的初、高中生总称。清江市(现淮安市清江浦区)1968年9月11日开始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快50周年。历史地看,知青下乡插队既有解决就业难的经济原因,又有刹车红卫兵运动的政治原因。1968年底统计,淮阴地区共动员本地和接收南京及外省知青102723人插队落户。
毕业分配当农民
1967-1968年,清江市造反派分为“官”派和“兵”派。两大派都宣称自己是“左派”,尽管实行“革命大联合”,成立“革命委员会”,但两派仍面合心不合,时不时会为争夺权力(利)而爆发冲突——武斗,企业停产停业是常事。清江市的淮中、清中等中学在校的66、67、68届学生除“逍遥派”外,基本上亦分为“官”“兵”两派,他们整天没有课上,校内两派亦经常闹点摩擦。
1968年夏天,进驻学校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搞 “复课闹革命”。“停课闹革命” 两年多,荒废了学业,老师都已成“臭老九”了,如何复课?学生只不过回到各自班级由部队教官搞了几天练练队列走、学几下“捕掳拳”的军训而已。这期间,学校传达了中学毕业生分配是“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基层”的原则,但淮阴地区暨清江市只实施“面向农村”。毛主席说了“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学生造反派头头也旗帜鲜明地说:要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干革命,不要有不满情绪。这是区别真革命还是不革命或假革命的分水岭……尽管对一个“面向”想不通,但大多数“老三届”学生还是怀着一颗炽热的红心虔诚地去迎接上山下乡的考验。在城市上学的农村学生转回粮油关系当农民,城市户口的学生到各自户口所在地清江、闸口、城北、王营等公社报名上山下乡。
动员工作有波折
为做好清江市首批知青上山下乡动员工作,一些中学老师也被派到居委会配合做学生及家长的思想工作。在毛主席号召下,全清江市很快掀起了上山下乡的报名热潮。“老三届”初、高中生报名下乡插队要经过填表、审批、发下放证、分配去向、迁户口和粮油关系等过程。
符合条件而没有报名的是动员工作的重点。居委会主任和有关老师耐心地不厌其烦地多次上门宣讲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诸如什么反修防修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啦,缩小城乡差别啦等等。经常是白天思想工作没做好,晚上继续去做——办 “上山下乡家庭学习班”。东门居委会有一户王姓知青家长思想工作一直做到临走的前一天晚上才“通”。还有一方姓初中生想以父亲身体不好为由拖住不走,但其已被纳入下放洪泽县公河公社的计划,居委会刘姓女主任和清中黄自由老师再次上门做工作。这时,有一名已拿下放证但暂未分配去向的清中学生在旁看热闹时说:“他不去,我替他去!”居委会刘主任等说:“好!你放心去,其他手续我们替你办。”就这样,这名户口在城北公社的66届初中生顶着别人的名字和指标,第二天上午在百货公司买了点日用品,下午就匆匆离家做了清江市第一批插队知青。这名知青后来说:“早晚都得走,还不如早走早定心!”淮安市留存的知青档案中可以看到:有的多子女家庭下乡插队的竟有2-3人;小学毕业生金锦萍才16岁就主动报名与其18岁的姑姑金秀芹一起插队;原清浦区委书记孙茂扬就是清江市首批插队在洪泽县成河公社的淮阴中学67届高中生……
牵肠挂肚送亲人
清江市“老三届”首批插队落户地点有洪泽、灌云、灌南、泗洪、淮阴等县农村。9月11日下午,位于东大街北侧的工人文化宫大院门上方拉着“热烈欢送清江市首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横幅,院内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多辆苏制嘎斯69敞篷军车两侧挂着“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干革命”等字样的大幅标语,几百名下乡插队知青从家中带来花色不同的棉被和形色各异的箱子等日用品汇集到这里。

送行的人中分别或有他们的父母、或有爹爹奶奶、或有婆爹婆奶、或有兄弟姐妹、或有伯叔舅姑姨,或还有门旁邻居……“要照顾好自己”“不要受凉”“常写信回来”等叮嘱讲了一遍又一遍,泪花已悄然在他们的眼眶里忽闪。上了军车的知青有的在谈笑,有的在向家人挥手告别,有的则沉默不语……车子发动后,有一位邻居王奶奶匆匆从大元巷的家里拿来三个热馒头递到前一天晚上顶替别人下乡的那名尚不足18岁的初中生手中……
闸口知青分公河
清江市闸口公社有48名知青被分到洪泽县公河公社(现三河镇),他们插队落户的前两天是在公河公社革委会所在地度过的(住公河中学)。当天晚上,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知青表演文艺节目,内容都是歌颂毛主席的“忠”字歌和“忠”字舞等;第二天办知青学习班,一名在乡老红军对知青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第三天由公社副书记赵建财宣布插队落户生产队的知青名单。

知青在公河街上的公河饭店第一顿就餐时的情景让他们忘不掉。48名知青吃饭前首先跟30岁左右的饭店负责人一起挥动红宝书:“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接着是学习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后才能坐下吃饭。以后四顿饭皆如是。这大概可算是受到“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内容之一吧。
公河公社最富的当数刘尖、草桥大队,最穷的是双坝大队,双坝大队三队是最穷的生产队。这个队强劳力苦一天得10工分,年终决分时10工分仅值一毛多钱,是刘尖、草桥的十分之一,青黄不接时,经常有人家揭不开锅。一名原定分到刘尖大队的知青怀着“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的信念服从分配,坦然地被双坝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敲锣打鼓地接到了全公社最穷的生产队。
知青命运不平常
发轫于1968年的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历经十年,整整影响了一代人。尤其是插队知青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由“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到懂得了农活,经受了一场特殊的人生历练,改造了思想,学会了坚忍,同时淬炼了他们的精神。离开父母融入农村后,有几个问题对知青接受“再教育”很有影响。

首先是吃饭问题。知识青年到农村第一年每人每月发8元生活费,国家每月供应38斤成品粮和4两油,但第二年参加农村生产队分配,知青粮食不够吃草不够烧的问题就凸显出来。洪泽县赵庄生产队的两名南京插队知青同锅吃饭锱铢必较。干饭煮好后他们就用锅铲从中间分成均等的两块,各吃各自的一半,喝稀粥你多喝一碗,下一顿你就得少喝一碗。双坝三队三名清江市男知青分锅吃饭起矛盾。生产队为他们临时支了两口锅的烧草高灶。一天中午下工后,先回来的两名知青都坐在锅门口各烧各的饭,另一名知青回来无法……午后,这名知青一气之下把土坯高灶给踹了。有的生产队知青两天的饭一顿烧,其他几顿吃冷饭或馊饭。
婚姻困惑了一些大龄知青。清江市和南京市分别插队在泗洪、洪泽的两名男知青因婚姻受挫一名喝药、一名上吊自杀;公河公社费庄生产队有两名南京女知青先后嫁给了同一生产队的当地男青年了(落实知青“半家户”政策后,农村的一方户口也进了城并安置了工作)……
知青利益、人身遭受侵害。涟水县五港公社一个女知青安置经费被会计贪污,致其长期借住他人家,且多次搬家;有的知青房子漏雨没人修,只好用脸盆、茶缸等器皿在屋内等水;有的女知青被生产队干部猥亵甚至强奸;有的县还荒唐决定组织小分队对受奸污的女知青进行公开批斗。(据淮阴地委书记储江的讲话)
毛主席给李庆霖的回信使知青工作得到了高度重视。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员李庆霖写信向毛主席“告御状”,反映了他的68届初中生孩子李良模插队落户后“口粮年年不够吃”“一直没有房子住宿”及“革命干部的子女优先安排工作”“拉关系,走后门” 等问题。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给李庆霖回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当年,按中央统一部署,淮阴地区到公社都建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配备专人负责知青工作。从1973年起,提高了知青插队补助费,“苏北每人补助500元”;淮阴地区知青“分配口粮如低于每月38斤成品粮的,应由国家统销给予补助”;“生产队分配食油少于3斤的,暂由国家给予补足3斤”;有的知青因病不能从事农业劳动的经批准可迁移户口和粮油关系返回城市家中……

拨乱反正后,知青命运发生了根本性逆转。“文革”结束后,全国恢复了高考制度,厂矿企业生产逐步走上了正轨,。淮阴地区“老三届”知青一部分考上了大、中专院校,一部分招工跳出了“农门”……1978年底,上山下乡运动事实接近了尾声。1978年12月10日《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调整了上山下乡政策,缩小了上山下乡的范围,从《纪要》中得知,至1978年,全国上山下乡知青达1700多万人。另据《淮阴市志》记载:“1968—1975年,国家共拨给淮阴地区知识青年安置费1.24亿元,建房39673间。”邓小平在1978年曾说过:“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也不满意。”
客观地讲,知青上山下乡影响了那一代人的人生,也给农村带去了新的活力。
(原发表于2017年11月21日《淮海晚报》)
2023.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