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幻创作为镜：返照、预见与超越

文/陈楸帆

作者简介：陈楸帆，男，1981年生。中国作家协会科幻文学委员会副主任，耶鲁大学访问学者，科幻作家。

一、从科幻现实到现实科幻

10年前，在2013年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科幻高峰论坛上，我提出了“科幻在当下，是最大的现实主义。科幻用开放性的现实主义，为想象力提供了一个窗口，去书写主流文学中没有书写的现实”，试图策略性地为中国科幻发展寻求突破口。但这并不是“科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科幻史上的首次登台亮相。

也正是同一天，我的长篇处女作《荒潮》获得了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最佳长篇小说金奖，并在10年间，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版本在全球发行。小说将由于电子垃圾回收而遭受严重环境污染和身心损害的现实蓝本——潮汕贵屿，变形为“近未来”的后人类“赛博格”硅屿。见证了电子垃圾问题从隐蔽的地下状态进入主流视野，中国于2018年禁止洋垃圾进口，东南亚及更多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爆发“垃圾战争”的历史性转折。我收到了许多来自泰国、南非、印度甚至美国本土的读者反馈，表达他们如何经由阅读科幻小说，开始理解自身的复杂处境，进而对地球另一端的陌生人群产生共情，乃至改变自身的生活及消费习惯。它如同一个“科幻现实主义”的历史注脚，展现出科幻叙事与现实维度可能产生的复杂、多变而强有力的纠缠关系。

《荒潮》

早在我尚未出生的1981年11月12日，郑文光在参加文学创作座谈会时便提出：“科幻小说也是小说，也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只不过它不是平面镜似的反映，而是一面折光镜……采取严肃的形式，我们把它叫作科幻现实主义。”[1]当时郑文光先生的主张针对的是对于科幻到底姓“科”还是姓“文”的论争，尽管在20世纪80年代以科学派的胜利告终，也中止了改革开放之后短短5年的中国科幻发展小高潮，这一论争延续到21世纪的今天，语境不同，然价值犹存。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的语境是，中国大部分读者对于科幻的认知与审美偏好，局限于兴盛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本土的“黄金时代”作品，包括耳熟能详的三巨头阿西莫夫、海因莱茵、克拉克，以及一系列带有浓厚科学主义色彩与理性主义信仰的作品。回归到历史现场，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美国在火箭、原子能与太空探索方面投入大量科研力量，借助经典物理强大的解释模型，理论研究对科技实践产生不容置疑的引领作用，而科学强国、技术争霸更是成为普通美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给了“黄金时代”风格的科幻小说一个历史性的发展契机。

“黄金时代”的科幻小说

而这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到21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主流基调产生了奇妙的共振与回响。一个极端的后果就是，在西方的科幻“软硬之辩”过去近60年之后，我们有一批所谓“原教旨主义”读者还在用机械的二元概念来定义自己的阅读偏好，甚至建立起一套科幻圈内部的次文类“鄙视链”。不得不说，这与20世纪50年代学习自“苏联老大哥”的文理分科教育制度所造成的人文与科学素养割裂高度相关。

遗憾的是，这样的偏狭眼界与刻板印象不仅阻碍了中国科幻走向更广阔的市场，也削弱了作者探索更多元化题材与风格的决心，当然，受影响最大的还是读者本身，如何从童年/青春期的阅读经验中不断自我挑战与成长，去尝试接受更多不同于“黄金时代”风格的作品，并学会欣赏参差多态的想象之美，这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今天，有两个问题我们依然需要回答——何为科幻？科幻何为？

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一个文艺理论或文学概念的提出，都必须放回到历史现场，都是对当时当地特定问题的反馈；其次，任何文类自身主体性的确立必须通过与他者的互动才能得到确认，科幻小说存在着多种不同维度的二元对立的坐标体系：现实/虚构、科学/人文、民族/舶来、历史/未来……

我们需要理解新一波中国科幻高潮背后的历史动力学原因：在综合国力上升以后国人开始寻求主体性与话语权的背景下，经济高速发展的技术社会场景为科幻小说发展提供了良好土壤，人们对新兴科技的开放包容以及飞速变化的现实语境是“科幻现实主义”得以立足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科幻完成了与传统经典文学的对接，对正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后现代和后人类状态进行书写和探讨，表现为科幻从边缘到接近舞台中央的“突围”，无论是从文学类型变动的内部视角，还是从全球化文化交流的外部视角。在此过程中，中国科幻作家们也尝试以“个体带动群体”的方式寻求突破，以期中国科幻的高峰能成为一股持续性的浪潮而非昙花一现。

我们更要重视当下外部环境对科幻的过热期待与科幻自身发展滞缓之间的矛盾。中国科幻需要实现“跨界”“出圈”与“升维”。“跨界”是指科幻在不同学科领域之间产生交流对话的功能；“出圈”是指在市场受众的角度上突破原有圈子，抵达一个更广阔的市场（《流浪地球》与《三体》便是最好范例）；“升维”则说的是科幻怎样从对现实的反映再到对现实的思考之探讨，到最后是否有可能进入干预现实的一个层面，它是一个从文学到现实的升维。

电影《流浪地球》

二、机器写作与AI未来

2017年开始，我用CNN（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卷积神经网络）与LSTM网络（Long Short-Term Memory Network，长短期记忆网络)训练出能够模仿人类写作的算法模型。AI（人工智能）程序“陈楸帆2.0”可以通过输入关键词和主语，自动生成每次大约几十到100字以内的段落，我与它共同创作的作品《出神状态》（发表于《小说界》2018年第4期），甚至还赢得了一座由AI评委评出的奖杯（由上海作协主办的“AI文学榜”，第二名是莫言先生的《等待摩西》）。这让我意识到，未来的机器将更深入地卷入人类写作和叙事中，未来的文学版图也会变得更加复杂、暧昧而有趣。

巧合的是，2017年也正是Google发布自注意力（self-attention）机制与Transformer算法，并开启机器学习在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领域的狂飙突进的历史性时刻。之后，我们见证了OpenAI推出的GPT（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模型不断进化升级，挑战人类对于智能、意识以及创造力的理解边界。

历史快进到2022年11月底，OpenAI推出基于“GPT-3.5”的ChatGPT—— 一个能够回答问题、写小说、写论文甚至生成代码的对话式AI，在全球掀起现象级热潮。相比于之前的“GPT-3”模型，ChatGPT增加了“依据人类反馈进行强化学习”（RLHF，Reinforcement Learning with Human Feedback）的概念，能够更好地理解文本更深层次的复杂含义。无论是连续流畅的对话，还是对于错误想法的纠正，甚至质疑不合理的前提或者干脆拒绝恶意提问，都足以让对话者产生“以假乱真”的幻觉。

ChatGBT引起广泛关注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科技巨头如百度、腾讯优图、阿里巴巴、快手、字节跳动、网易、商汤、美图等都在AI领域有所投入，迅速跟进。而人工智能领域也成为中国投入最大的科技创新战略重地。

在用户与数据量庞大、互动频繁、资本贪婪涌动而又对技术缺少监管、立法滞后的中国社会，AI技术的指数式增长究竟意味着怎样的“超真实”未来？我们是否能够防范其中的一些风险，并从伦理、认知、美学或是本体论层面上，去想象一个人机和谐共生的未来社会？科幻小说或许再次扮演着“杞人”与“先知”的双重角色，去照见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2022年，我与从业超过40年的AI科学家、投资人、企业家李开复博士共同创作的新书——《AI未来进行式》在中国出版，它将在全球范围内以超过20种语言发行，内容融合了科幻小说与科技评论，故事设置在全球10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城市，目的便是为了在AI海啸即将袭来之际，帮助普罗大众理解技术本身及其对社会全方面的溢出效应，建立起一种对未来既积极乐观又审慎反思的“量子叠加”态度。

《AI未来进行式》

我们要讨论的，不仅是利益集团或犯罪分子利用AIGC（AI-Generated Content）技术制造肉眼难辨真假的deepfake（深度伪造）新闻和网络谣言，扰乱大众认知与社会秩序；更为根本的风险在于，现存的人工智能并不是人们所预测的那样。它不是超理性的和有序的；它是混乱的和模糊的。ChatGPT的回答可能会充满谬误与偏见，包括文化上的狭隘与种族上的歧视，这是由作为训练数据来源的广泛的互联网语料所表征的人类社会特质所决定的，然而目前并没有有效的技术手段予以审查及纠偏，甚至机器学习递归式的自我强化特性会放大这些错误与瑕疵，影响到更广泛人群（尤其是青少年）对于真实世界的认知。

更进一步的一个符合逻辑却又令人惊悚的推测是，当语言模型如此普遍，以至于未来模型的训练主要建立在其他模型先前生成的语言数据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于人类产生的“原生语言”，会发生什么？“衔尾蛇”般自我吞食之后的反馈回环效应难以预测。如何标记并区分人类的“原生语言”以及机器的“生成语言”，或者计算两者之间混合的比例？这种新的符号系统与运行机制是否超越了主客二元对立？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我语言的局限，即是我世界的局限”，建立在语言基石之上的人类文明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范式转换？

在人工智能哲学的历史上，图灵测试试图以人机对话的方式验证AI是否具有某种程度的知觉（sentient）。John Searle著名的“中文房间”（试图感受这个名字中的他者意味）思想实验则证明，符号操作的功能性能力并不构成理解力。然而最新版本的聊天机器人却足以让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软件工程师相信AI具有自主意识与感情。[2]或许我们能够将此简单归结为受“ELIZA效应”的影响——将人格投射到互动客体上，产生诸如“情感”与“意识”的误读。正如DeepMind创始人Demis Hassabis所说：“我们的大脑被训练成能解读出事物的主体性，甚至有时在无生命的物体中也能寻找到这种主体性。由于语言在智能中的根本地位，我们很容易将这些事物拟人化。”[3]更为合理的推论是，要么是图灵测试已经过时了，它高估了语言在表征知觉和意识上的能力与完备性；要么是人类高估了自身对于辨识语言、智力、知觉、意识的各自表征及其关系的能力，我们对于这一系列人类中心主义的概念都需要重新定义。当然，需要在智能机器的帮助下。

我们越来越难以将媒介、技术与信息本身区分开，也难以判定真实与虚拟的边界何在。它们水乳交融，混为一体。而所有令受众亢奋迷狂的“超真实”符号，都来自上千亿个参数的微调，都是对热力学扩散模型（Diffusion Model）的数学模仿。每一次生成，都是来自模型的新鲜的即兴表演，人类无法重复、无法解释，只有膜拜。

我们已经从麦克卢汉式的“媒介即信息”，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模型即信息”。距离消失了，主体消解了，理解等同于计算，创造等同于生成，一切都降服于一场超越了语言边界的“内爆”。

我记得1997年，当时还是初中生的我开始接触电脑和互联网，学习的还是BASIC语言，使用的是古老的3.5英寸软盘和拨号上网，下载速度只有每秒7KB，经常断线。那一年，我在《科幻世界》上发表了处女作《诱饵》，讲述的是外星人来到地球，通过令人眼光缭乱的超级科技产品诱使人类堕入消费主义的甜蜜陷阱，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而20年之后，我那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父母已经能够熟练地在网上购物，用语音唤醒不同的智能电器，甚至也拥有了自己的社交网络账号和虚拟身份，仿佛当年小说中自我实现的预言，只不过敌人还是我们人类自己。

在改革开放之后的40年间，中国社会完成了巨大的转型与飞跃，而这种变化似乎仍在加速当中。中国人对于科技有着一种“黄金时代”科幻小说般天真的乐观态度，渴望尝试并积极拥抱一切能够带来便利的新发明。这种实用主义精神也促使企业与资本不断投入，加速产品与服务的更新换代，以换取更高的市场占有率与增长率。未来，中国将成为一片分外有趣的试验田和游戏场。或许，以数亿倍于自然界进化速度的效率学习人类语言的AI，在中国也会产生更多样、更难以预料的分形，以无法回避的“超真实”海啸，席卷每一个人。无论是否愿意，我们都将成为数据、符号、模拟系统的一部分，以不同的姿态和深度，“自相似”地参与到整个未来的构建当中。沉默将不再是一个选项。

而在如此狂飙突进的时代，科幻小说最重要的意义，或许正如哲学家David Chalmers的追问：“我们能在虚拟世界中过上有意义的生活吗？”[4]

三、突破乌托邦/反乌托邦的二元想象

世纪之交的晚清，“科学小说”被作为“新小说”的一种，经梁启超、林纾、鲁迅、包天笑等知识分子引介而进入中国，意在“导中国人群以行进”（鲁迅语）。在见识了西洋科技的强悍之后，没有人会认为中国仅凭道德与政制便能重振雄风，科技进步成为新中国与新世界想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兼理想、科学、社会、政治而有之”的科学乌托邦便成了晚清小说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现象，短短五六年间连续涌现了《新石头记》（1905年）、《新纪元》（1908年）、《电世界》（1909年）、《新野叟曝言》（1909年）、《新中国》（1910年）等颇有分量的作品。

《新石头记》

在这些乌托邦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世外桃源已经不复存在，对历史循环论有所突破，也超越了传统的天下观，但知识分子们在文本中展现出的，依然是寄望于某种“机械降神”（Deus ex machina）式的法宝神器，戏剧性地改变整个国民性与社会发展轨迹。有趣的是，这种对于器物的迷恋与想象也延续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35年筱竹在《冰尸冷梦记》里写到巨大的鸡生下巨大的蛋，巨大的牛可以产出大量的奶；到了1958年，迟叔昌在《割掉鼻子的大象》中写到通过生物工程改造养育出巨猪，以响应当时“肥猪赛大象”的口号；而在叶永烈红遍中国的《小灵通漫游未来》中，“农厂”生产出巨大的瓜果蔬菜，甚至连芝麻都有西瓜那么大；甚至到了1999年，何夕在《异域》中也创造了一块超脱于现有时空流速的“试验田”，动植物在其中以百万倍的速度进化，变成巨大而陌生的怪物。这种对“食物巨大化”的反复书写，究竟是来自对科技的盲目乐观，还是来自记忆深处的饥饿感作祟，很值得探讨。

无论根源何在，我们都可以看到，中国科幻对于乌托邦的描绘，一方面总是以那个永远距离我们一步之遥的“西方／世界／现代”为蓝本，并以“科学”“启蒙”与“发展”的现代性神话，在“现实”与“梦”之间搭建想象的天梯；另一方面，这些童话又因为种种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制约而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从而在“梦”与“现实”之间呈现出无法轻易跨越的裂隙和空白。

经受了20世纪残酷的世界大战、核弹阴影、种族灭绝冲击之后的人类，全方位丧失了对于乌托邦的想象力与信念，而以批判与讽喻为主要目的的“反乌托邦”（Dystopia）及其变种大行其道，从西方传入中国。

许多反乌托邦小说描绘出复杂而多元的社会模式，从而实现对于无孔不入的监控（张冉《以太》）、消费主义与娱乐至死（宝树《人人都爱查尔斯》）、极端固化的社会结构（郝景芳《北京折叠》）以及人性中的自然主义本能（韩松《红色海洋》）的批判。本质上它们依然延续了自由—人文主义的乌托邦思想传统，并试图加入技术元素，使局面变得复杂。几乎所有这些反乌托邦小说的经典之作都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即我们如何能够在追求乌托邦的道路上避免坠入反乌托邦的深渊，或者在坠落之后再爬出来。

诚如曼海姆所说，放弃了乌托邦，人类将失去塑造历史的意志，从而失去理解历史的能力。同样，乌托邦/反乌托邦的枯竭，只能说代表着作为人类共同体的我们的自我探索与突破的动力的枯竭。或许，人类对于未来的想象力需要再一次突破，而科幻，或许正是突破口之所在。

经过20年的创作和思考，我也更深刻地理解了科幻文学如何能够突破地域、语言、文化乃至意识形态的差异与隔阂，来达成更广泛的共识。它天然具备一种主体间性的状态，可以促进不同主体之间流动、转化、交流、理解。科幻文学作为一种叙事的艺术的文类，既是赋魅的又是祛魅的，既是人文的又是科学的，这正是其流动性的魅力和趣味所在。

在这个意义上，科幻可能是一种最能够在认知、审美和情感上超越人类中心主义、超越乌托邦/反乌托邦二元对立、超越种种局限性的文学样态，它不断地打破人类对于已有主体性的认知，不断地将人类抛掷到陌生化的环境里，让读者从某个异于当下日常生活的甚至是非人类的视角来看待世界，从而获得一种对他者的身份认同和同理心。

正如希利斯·米勒所言，文学中的每句话，都是一个施行语言链条上的一部分，逐步打开在第一句话之后开始的想象域。词语让读者能够到达那个想象域。这些词语以不断重复、不断延伸的话语态势，瞬间发明、发现、揭示了那个世界。文学是我们的“世俗魔法”，其中言语不仅发挥着记叙作用，亦有施行功能。科幻文学更是如此，它不仅帮助我们发现被遮蔽的现实真相，更带领我们去思索未来可能的实现路径，在现实世界“显化”（manifest）科幻的精神、设置以及种种看似离奇的情节。

当我们顺从时代的浪潮，追求用算法与数据将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与情感结构化时，我却不免惶恐、犹豫、时时回望，因为在文学的黑暗之心深处，潜藏着尚未被机器所理解与模仿的沉默巨兽。当科学成为新的宗教，时空的确定性烟消云散，人类的主体性与中心位置备受质疑，后控制论深度嵌入精神与肉体，世界陷入失序格局——科幻应该表现什么，应该如何表现？我的一个不成熟的回答是，科幻，应该回到人类渴望故事的最原初的冲动，一种梦境的替代品，一种与更古老、更超越、更整体的力量产生共振的精神脐带。

算法尚未抵达之处，是人类的大脑，数以千亿计的神经元与恒河沙数的突触连接，在这团两个拳头大小的、毫不起眼的灰色物质中碰撞、迸发火花，诞生出无数令人惊叹的璀璨思想与审美形式，甚至与我们尚未知晓的巨大精神岩层相连，汲取无穷无尽的能量。

在未来，我们将无数次听见历史的回音：科幻已死，科幻永生。所有的宣言与论断都将失效，因为科幻已经嵌入时代，成为人类文明与个体心灵的结构与纹样，在黑夜里熠熠生辉。

本文原刊于《上海文化》2023年第6期

作者陈楸帆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姜振宇：《贡献与误区：郑文光与“科幻现实主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8期。

[2]参考谷歌工程师Blake Lemoine与LaMDA的聊天记录，https://www.nytimes.com/2022/06/12/technology/google-chatbot-ai-blake-lemoine.html。

[3]Demis Hassabis, DeepMind, Lex Fridman Podcast, https://lexfridman.com/demis-hassabis/。

[4]参见https://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21/12/13/magazine/david-j-chalmers-intervie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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