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诗人有很多活动，譬如诗歌节、诗歌会、诗歌奖、诗歌研讨、出版民刊等。但我关注的是诗歌本体意义上的行动。诗何为？荷尔德林提出的这个问题，古今中外有过不少论述，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国古人有言志缘情、兴观群怨、诗酒文饭等精彩说法，西方有柏拉图神灵说、瓦雷里舞蹈论、海德格尔还乡说等妙论。北岛《关键词》写道：“我的影子很危险，这受雇于太阳的艺人，带来的最后的知识，是空的”。这个否定性的说法，化解关于诗歌高不可及而又秘不可言的孤悬和预设。从本质上看，诗歌不是知识和理论的探求，而是才情、妙悟和行动的体现。

此前我们主要是从诗歌文本（创作和理论）层面了解诗歌、诗人的意义，但较少从文本和人本结合意义上讨论诗歌。文本因为人本的内涵而更加丰富深入，人本因为文本的形式而更加生动精彩。这种结合就是诗歌行动。这是一个重要的诗学问题，既关乎诗学观念、审美方式等诗学理论，也涉及文如其人、知行合一以及诗歌功能、社会应用等实践问题。

雅斯贝斯说，“伟大诗歌是一次性的写作，是一次性的诗歌行动，是毁灭自己于作品之中”“是毁灭自己于深渊之中的一次性的诗歌行动”。传统形而上学是通过追求能指与所指同一的方式确定意义的。索绪尔的语言学通过系统内符号间的差异确定意义，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使得人们可以用彻底的差异的方式去播撒意义。这种方式动摇了神圣的、稳固的基础，信仰四处流浪，无家可归。

德里达有一本书叫作《文学行动》。福柯说，19世纪有一个断裂，此后话语和事物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德里达认为在马拉美身上有破裂和重复的不可思议的同时一并性。马拉美在某种程度上重复了古希腊修辞学对词语的那种运用，解除了词语与事物之间的指示关系，而专注于词本身。但是不同于诡辩学派的是，他从能指的游戏中追求的还是那个绝对精神，而不仅仅是诡辩术。所以，在本质上马拉美的追求仍然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但是，正是在语音链而不是意义链的延异上，马拉美比亚里士多德《诗学》、《修辞学》那一脉隐喻链的延伸更接近逻各斯本身。逻各斯本身就是语音中心主义的，因此马拉美的这种写作方式，实际显现出逻各斯自身的自我解构性。

海子《伟大的诗歌》明确提出伟大的诗歌是“主体人类在原始力量中的一次性诗歌行动”，它“不是感性的诗歌，也不是抒情的诗歌，不是原始材料的片段流动”。“诗歌行动”就是强调文本和人本的结合。屈原就是一个“文本意义”与“人格意义”结合的诗人，甚至是“行为意义上的诗人”。屈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一位纯粹的，有人格洁癖的诗人，端午投河践行了《离骚》这样的伟大诗篇。海子与此类似。

荷尔德林的追问，发自于“贫困的时代。”那是诸神和上帝缺席、神性之光黯然熄灭的时代，是世界丧失了基础而达于深渊的时代，而诗人是最早“达于深渊”的人。疫情肆虐，生活的不确定性和隐匿的风险随时随处袭来，“世界从深渊而来发生转向”，人们的消费习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产生深刻的变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呈现新走向、发生新问题，而心理健康、生活环境、压力应对、情绪调适、人际交往等面临挑战。疫情期间的隔离、封闭和暂停社会活动造成了民众心理不适，甚至出现紧张、恐惧、烦躁、绝望、厌世等表现。非常时期，缓解个体的抑郁和焦虑，做好心理调适尤为重要。

诗以情生，情以诗传。疫情时代，最早“达乎深渊”的诗歌，如何弥合个体心理的焦虑和分裂，努力呵护情感，自我调节疏导，排除困扰和负面情绪，恢复信心，保持积极心态，发现生命的意义，是一个重要的诗学问题，既关乎诗学观念、审美方式等诗学理论，也涉及诗歌功能、社会应用等实践问题。

庚子疫情，一篇题为《相比“风月同天”，我更想听到“武汉加油”》的评论刷屏，文章末尾关于阿多诺《文化批判与社会》“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的论述引发热议。“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武汉加油”，无论是诗句还是口号，也不管来自哪里，都是一种驰援和善意。但阿多诺本意是强调对德国纳粹的反思和批判，确保类似悲剧不会再次发生，并未质疑诗歌本体价值，后来《否定辩证法》对此进一步修正，认为“长久的痛苦当然有获得表达的权利，就如被折磨的人不得不吼叫”。保罗·策兰作为大屠杀幸存者创作的诗歌，证明了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可能的”。

1948年策兰发表《死亡赋格》，震动德语诗坛。“清晨的黑牛奶我们傍晚喝/我们中午早上喝我们夜里喝/我们喝呀喝”。这首诗共有36行，分为7节，描绘了纳粹集中营里的一系列恐怖场景和分裂状态，晦涩难懂却又感情强烈。诗歌借鉴了音乐“赋格”的形式，循环往返又富于变化。黑牛奶，“金发的马格丽特”和“灰发的舒拉密兹”，核心意象独特而奇异，日耳曼、犹太人并置，德国文化、希伯来文化交汇，歌德、海涅诗句交织，呈现出复杂内涵。策兰说“我处在与我的读者相异的时空层面；他们只能远远地解读我，他们无法将我把握，他们握住的只是我们之间的栅栏。”许多论者从历史、陌生、相遇等角度论述策兰诗歌与噩梦的对抗，但似乎都未深入进去，理解非正常状态的焦虑和分裂。策兰自始至终顶着死亡和暴力写作，将集中营无法言说的惊恐经验抒写成强烈的情感，体现精神障碍者的言语破碎、思维混乱的妄想和分裂，形成诗歌“栅栏”。

相关研究表明，诗歌能够对人的精神状态产生显著影响。英国利物浦大学心理实验室研究阅读诗歌对人大脑活性的影响，发现大脑中的神经元几乎对诗歌中的每个词都会发出强烈的脉冲。即使读完诗作，这种脉冲也不会减弱。但是，用散文复述的相同作品并没有类似效果。诗歌的韵律感能调节人体中内啡肽的产生，增加它们在血液中的浓度，加强对疼痛的抵御、产生快感。

阅读带给我们深刻独到的感受，创作影响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状态。诗歌创作独到的意象、巧妙的言辞、完美的结构、新颖的表达，与自己以及所写的历史和人事的不断对话，用一种与其他交流截然不同的方式，将一个人与另一个人和世界联系起来。通过诗歌作品，诗人可以与读者和世界建立联系，思接千里，心游万仞，有助于化解焦虑，弥合分裂。

诗歌是主体性最强、个性特征最为鲜明的一种文学形式。与散文、小说等样式相比，诗歌更轻快更简练更深入，更适于表达细腻深切而绵长的情愫和隐微复杂而新奇的感受。诗歌以词语的和谐与音乐美驱散了日常的烦恼和灰色的生活，赋予我们精神上的审美享受。我们在富有节奏感的诗句中陶冶情操，走进作者的精神世界；透过精炼准确的遣词造句，探索心灵奥秘；我们在意象的捕捉、营造和探险中，寄托情感，激活想象，寻找生命绿洲，升华自己的灵魂。

诗歌的迷人之处，在于貌似平常的同时，又很神妙。诗歌能在幽暗中看到跳动的光泽，在孤独中听到奇妙的声音。戈特弗里德·贝恩认为“诗可以是一种超脱尘世的、超验的灵体，这种灵体不能改善每个人的人生，但能够提升每个人”，“诗使万物流动，使僵硬的、迟钝的和疲倦的事物流动，这是一种迷乱的、令人费解的流动，诗之河流向沙漠时就向岸边撒种，撒下幸福的种子和悲伤的种子”。

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把握的是更为一般和普遍的东西，历史揭示的只是具体的事件。诗更真实，更有普遍性，更为长久。据此可以说，如果没有诗，新冠疫情可能不存在。因为存在的只有事实，或者只是流淌的过去，如烟的往事，消散的历史。诗歌的烛照和发现，反思与表达，那些带着温度、深情和痛感的场景意象、话语声音、氛围感受，超越时空，撼人肺腑，弥久不忘。

佩戴口罩、核酸检测，隔离诊治，这是关于疫情的防控和治疗，是从形而下的角度解决疫情，但落实到人们的精神层面上，疫情产生的紧张、恐惧和绝望，引发的各种改变，带来的心理冲击，存在的消极和异常等，需要依靠诗性智慧来解决。所谓诗性智慧，依照维柯在《新科学》的论述，从人类精神共通性的角度看，就是人类共有的一种心头语言，建立在感性基础上，并与哲学的抽象玄奥相对的、具有丰富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智慧。但愿这些因灾难而生出的恐惧和忧伤，焦虑与分裂，审视与感悟，经过诗性智慧烛照，生发新的美好人生。

（本文作者：陈希，诗人、评论家，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