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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音乐家马勒于1908年以德语版中国唐诗为基础而创作了第九交响曲《大地之歌》之后，欧美音乐家着迷于中国古典诗并前赴后继为其谱曲，而德语版问世之前，唐诗于十八世纪初就传到法国，十九世纪中期出现《唐诗》（1862）和《玉书》（1867）两种法译版，前者影响了马拉美，后者更为广泛流传，并被转译成德、意、葡、英、波、西、俄语等多种文字。《玉书》（le Livre de Jade）译者为十九世纪法国唯美派诗人戈蒂埃的女儿朱迪思·戈蒂埃（Judith Gautier），经她“美声”译过去的李白沉溺享乐，美酒载妓，呼应了法国象征主义和颓废主义的某种美学趣味，深得其父好友波德莱尔的赏识。二十世纪初美国诗人庞德的创造性唐诗翻译更是给欧美现代派诗歌吹起一股强劲东风。中国新诗诞生之后却被指责为“外来影响”，“欧化”，这“外来”和“欧化”有多少是本土诗歌传统的折射？艾略特受过波德莱尔的影响，而波德莱尔则受过美国爱伦·坡的影响并大量翻译了爱伦·坡作品，文学传统互相渗透，经典翻译进入文学传统并改变这个传统，改变之后的传统变得强大之后再去影响其它文学（这连锁反应还包括回头反射）。庞德的“日日新”太有新意了，以至于孔子的本土后代经常忘记“(day by day) make it new”出自于庞德翻译的孔子引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叶芝的《当你老了》（1892）被反复翻译，很少有人去注意这首诗是根据16世纪法国诗人皮埃尔·德·龙萨《当你老了》英译和改写。庞德译的《长干行》太经典了，经常被放在他的名下收入美国二十世纪诗选。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翻译与文学影响。而我们首先得了解中国诗歌在国外的译介状况。本文把范围缩小到汉语当代诗在美国的译介。
诗人翻译、学者翻译、兼而有之者翻译，译者如果仅仅是忠实地翻译作品，把解释权交给读者和评论界，当然理想，但译者如果只翻译作品而不介绍（或不了解）背景，就会流失某些信息，比如艾略特“残忍”的四月，源自、呼应、对抗于乔叟“甜蜜”的四月，有点类似韩东的《有关大雁塔》关乎于杨炼的《大雁塔》，如果不解释，非母语读者就无法明白这之间发生的深刻美学变化。（影响不仅来自外国文学的译介，更多的变化产生于本土文学内部）。但带有个人审美倾向的作品选择或过度导读式翻译造成的后果，则会带来不可预测的负面效应。更可怕、更通常的情形是，译者即使什么附加语也不带，只要翻译了作品就会有后果（读者以为作品“重要”），可见翻译的“副作用”之大，强势译者似乎兼任了批评家的角色。
1913年，旅居英国的庞德根据汉学家翟理士（Herbert A. Giles）的《中国文学史》（1901）而改译了屈原的四首诗，取名《仿屈原》、《刘彻》等，引起很大反响，美国东方学家厄尼斯特・佛纳罗斯（Ernest Fenollosa）的遗孀把其夫在日本收集的文学资料和撰写的笔记交给庞德，庞德当时是叶芝的秘书，他们俩立刻对日本古典音乐剧大感兴趣，叶芝受影响还写了仿日剧本，庞德的兴奋点则从日本俳句转向中国唐诗，并将东方学家的唐诗笔记整理成英文诗，于1915年出版了14首（后增加为18首）诗的小册子《华夏集》（Cathay），这一历史性及文学创意性举动不仅引起英语诗歌界对汉语诗歌的百年兴趣和前赴后继的唐诗英译（并影响了几代美国诗人如威廉姆斯、艾米·洛威尔、史蒂文森、哈特·克兰、桑德堡、施耐德、罗伯特·布莱、罗伯特·哈斯等等） ，也引起诗歌翻译史上关于翻译原则的长期争论，甚至出现“庞式翻译”这一贬义词（当然更多时候是褒贬兼具）。
庞德的翻译有汉学家以及汉语诗人如叶维廉等指出不准确之处，法国的《玉书》则更是错误百出，甚至是刻意不顾原文而“肆意”发挥以体现译者心目中的“美感”，但误读和误译有时带来意想不到的奇妙效果（譬如从“天天进步”转义为“日日创新”），《玉书》和再版以及其它语种转译本都成为畅销书，戈蒂埃女士后来被选为龚古尔文学院院士（法国第一位女院士）。她和庞德都偏爱李白。译者的个人趣味完全无视原作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变化和后人评价。不过，庞德和戈蒂埃等人的唐诗翻译推动了文化传播，让中国古代诗人走进西方文学，又回头影响本土后代。但这里涉及到另外两个问题，如果没有趣味不同的其他译者力荐杜甫、白居易、王维、寒山等等（当然也包括他们两人不断继续翻译并扩大范围），李白永远是“第一”；如果不懂原文又如何辨别出原文不同的风格和差异？
意象派运动从1908开始到1917年结束，1912年由庞德正式命名，庞德将其代表作（女诗人 H.D.的诗）寄给同一年（1912年）在美国芝加哥创办的《诗刊》（Poetry Magazine）创办人 Harriet Monroe。意象派起源与中国有多大关系不在此讨论，庞德的“翻译”不过是以中国古典诗来呈现他心目中的“理想”英语诗。罗伯特·洛威尔后来出版里尔克、蒙塔莱、波德莱尔、蓝波等人的翻译诗集时干脆取名《模仿》（Imitations）。无论是诗人译诗还是翻译家译诗，一向都有“faithfulness”（是否“忠实”于原文）之争，也都面临同样的问题：译者是否隐藏于其后，将被译者的声音呈现给读者。庞德注重于模仿原诗中的情绪，洛威尔注重语调，而阿什贝利去年出版的蓝波英译《亮光集》（Illuminations）可以说是不仅体现了诗人译诗对于情绪和语调的把握，同时又注重了语言和意象在转换过程中的准确。庞德的华夏诗，同中国诗人以《诗经》语言风格所翻译出来的英美当代诗一样，是一种艺术再创造，展现的是译者的诗歌美学，即使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翻译。
庞德对于中国诗歌的意义在于他所掀起的“汉诗热”经久不衰，英译层出不穷，阿瑟·威利（Arthur Waley）的《中国诗170首》（1918），江亢虎与 Bitter Bynner合译的《玉山：唐诗三百首》（1929），王红公（即雷克斯洛思 Kenneth Rexroth）的《中国诗100首》（1956），数不胜数，直到汉语新诗引起注目，譬如1936年在伦敦出版的《中国现代诗》（Harold Acton 与陈世骧合译），1947年出版的《当代中国诗》（Robert Payne 编选，与闻一多等人合作），后者收有徐志摩、闻一多、何其芳、冯至、卞之琳、俞铭传、臧克家、艾青、田间9位诗人的作品；1963年在美国出版的《20 世纪中国诗选》（留美学者许芥昱（闻一多的学生）编选并写序言，康奈尔大学出版社），收入作品从20世纪初到1960年为止。随着时间的拉近，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当代诗的译介增多，1983 年北岛的《太阳城扎记》小诗册在康奈尔大学出版；1984-85 年美国诗人巴恩斯通父子在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教书时合作翻译了部分当代诗人的作品（参见《诗东西》第一期访谈），并出了专辑（美国 Nimrod 杂志1986年春夏刊）；1986年美国铜谷出版社出版了1985年普利策诗歌奖获得者女诗人卡罗琳·凯泽（Carolyn Kizer）的译诗集“Carrying Over：poems from the Chinese, Urdu, Macedonian, Yiddish, and French African”，其中收有中国诗人舒婷的作品。个人诗集方面，北岛诗集《八月的梦游者》（汉学家杜博妮 Bonnie S. McDougall 译）和多多诗集《从死亡的方向看》“Looking Out from Death”（译者为 Lee Gregory 和 John Cayley）先后于1988和1989年在伦敦出版，1989至1990年杨炼的三本诗集英译在澳洲出版，1990年起美国新方向出版社推出北岛系列。进入新世纪后其他中国诗人的个人诗集也相继在美国出版，而集体选集更是雨后春笋，汉语当代诗走出中国已势不可挡。
面对新世纪开始越来越多中国当代诗的英译出版（诗选集、杂志专辑、个人诗集、以及其它文集），没有被翻译的诗人自然会有压力，甚至焦虑，已经被翻译的诗人更加焦虑，这里的焦虑不只是“影响的焦虑”，更多的是诗人自身的焦虑。而读者和评论界的“焦虑”更多。这些焦虑最终又投射到文学史本身。如何判断原作的价值以及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中的位置？出版社和编辑采用了什么选择标准？取舍之间是否有“诗歌政治”在起作用？这些选本是否反映了某种“翻译政治”？所选作品是否代表了中国当代诗的最高水准？选取的角度是否引起外界对中国当代诗的误读或理解偏差？除了文学价值之外是否还有其它价值标准在起主导作用？当代汉诗是否有可译性？以及选本的翻译质量等等，这些都是诗歌界关注的问题。国外诗人读者还关心中国当代诗在各个阶段的美学特征和不同诗人的诗学发展，除了西方影响之外中国诗人有没有自己的突破。除此之外，译者和原作者还同出版社一样焦虑销售问题。而翻译书籍在美国只占出版物的3%，小说和诗歌总合只占0.7%，而且更多的读者根本不读翻译作品，所有介入翻译和即将介入翻译的原作者、译者、编者、出版人同时或不同时地集体焦虑传播问题。由于时间和篇幅的限制，本文主要对近三十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当代诗英译出版物作一个大致介绍（及部分评析），带有个人观点和偏见，最终判断权在于读者——本文目的在于促进更多的诗歌翻译交流。
1．英译选集有多大的代表性？是否以质量取胜？
华裔诗人和学者对于汉语新诗的英译一直起有推动作用，比如圣地亚哥大学的台湾诗人叶维廉教授编选并翻译了《现代汉诗：中华民国二十位诗人（1955-1965）》（爱荷华大学出版社，1970），华裔汉学家榮之穎（Angela Jung Palandri）主编了《台湾现代诗》（加州大学出版社，1972），南加州大学的台湾诗人张错教授翻译编选了《千曲之岛：台湾现代诗选》》（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英文版《山上的树：新汉语写作选》（宋祺和闵福德合编，1984）收有朦胧诗专辑和台湾新诗人专辑。叶维廉教授还编选了《防空洞里的抒情诗：现代汉语诗 1930-1950》（加兰出版，1992）。任教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台湾学者奚密出版过三本关于现当代汉语诗的书，第一本《现代汉诗：1917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耶鲁大学出版社，1991）为学术研究，后附汉语作品原文。第二本《现代汉诗选》（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耶鲁大学出版社，1992，245 页）由她主编并翻译，收有从胡适（1891-1963）到台湾女诗人陈斐雯（1963-）66位诗人，不分国籍地域一律按出生年代排下来，大陆当代诗人有江河、芒克、多多、舒婷、翟永明、梁小斌、严力、王小妮、杨炼、顾城，共十人。奚密在“从边缘出发”为标题的前言中谈到汉语诗歌从文化和文学的中心走到边缘，她从 1911 年民国诞生，台湾戒严时期的文学，到上世纪 70 年代北京地下文学及《今天》文学杂志的创办等等，对现当代历史变迁作了详尽介绍，她指出现代汉诗的特点是诗人从边缘同中心进行对话。前言中提及食指和孟浪，并有一个章节涉及女性诗人，从冰心、林徽因到舒婷、王小妮、翟永明、陆忆敏、唐亚平等，被提到的诗人并未全部收录作品。北岛的诗因版权问题而未收录。汉学家宇文所安给与好评，称道其全面和丰富。第三本是她与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合作编译的《台湾前沿：中国现代诗选》（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1）。
总的来说，奚密的《现代汉诗选》（1992）翻译准确，语言干净，32页的前言以及书后的参考书目和索引都具有汉学研究及收藏价值。在此前后另有三本中国当代诗选面世，一本是《红杜鹃：文革以来的中国诗歌》（The Red Azalea：Chinese poetry sinc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编者爱德华·莫兰（Edward Morin）（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0，265页），收有蔡其矫、高伐林、龚佩瑜（舒婷）、顾城、何小竹、江海城、雷抒雁、李琦、梁小斌、马丽华、邵燕祥、唐亚平、王小妮，许德民、徐刚、严力、杨炼、叶延滨、于坚、Yu Xuntan、赵丽宏、赵振开（北岛）、郑敏的诗作。第二本是美国著名诗人唐飞鸿（Donald Finkel，1929-2008）翻译的《碎镜：民主运动中的中国诗歌》（A Splintered Mirror: Chinese Poetry from the Democracy Movement，北点出版社，1991，101页），第三本是托尼•巴恩斯通（Tony Barnstone）编选、与周平合译的《暴风雨中而出：中国新诗》（Out of the Howling Storm: The New Chinese Poetry，卫斯理大学出版社，1993，精装版155页）。这三个选本的书名和出版时间已将选题和时间段标明了。荷兰汉学家柯雷在 2008 年出版的关于汉语新诗的专著（下面将会介绍）中点名批评后两本诗集过于注重政治背景，带有“内容歧视”（content bias），会引起不懂汉语的读者误认为中国当代先锋诗主要以政治为主。他自己则着力介绍于坚、孙文波等人，尤其是颜峻。从时间上来看，他批评的对象与他所观察的中国诗歌是不同时期的“当代诗”。唐飞鸿在前言中提到他对朦胧诗的兴趣来自卡罗琳·凯泽翻译的舒婷作品（1985）和杜博妮翻译的北岛作品（1988）的影响，之后他与懂中文的合作者们一起翻译了北岛（17首）、多多（7）、顾城（13）、江河（3）、芒克（5）、舒婷（2）、杨炼（1），《碎镜》收录了这七位诗人的作品（包括卡罗琳译的舒婷诗），也就是说，这本诗选是把北岛和舒婷放到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中，使美国读者在他们两人之外读到更多的朦胧诗诗人。前言很短，主要谈及政治高压下诗歌表现的复杂性，他没有提到巴恩斯通1985编选的中国当代诗专辑，译文不如巴恩斯通专辑准确通透。
托尼•巴恩斯通（1962-）大学毕业后与父亲威利斯•巴恩斯通（美国著名诗人、学者、翻译）一起于1984-1985在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执教，后返回伯克利加州大学完成文学创作硕士和文学博士学位，师从罗伯特·品斯基和罗伯特·哈斯（两位都是诗人、翻译、美国前桂冠诗人）。他编选的《暴风雨中而出：中国新诗》分朦胧诗和后朦胧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收录了北岛、杨炼、舒婷、江河、顾城、多多、芒克；第二部分收录了周平、西川、张真、唐亚平、菲野、贝岭、哈金。该诗选有两篇前言，一篇是四页的“翻译如同伪造”，从货币谈到黄金价值，从达·芬奇油画谈到诗歌翻译，并风趣地引用马尔克斯的话：《百年孤独》英译本比西班牙原著更好。托尼•巴恩斯通的翻译准则是专注和用心，模仿原作的气质，追求精神上的相似，他翻译的杨炼、芒克、西川在选集中十分出彩。第二篇前言为38页之长的“通过玻璃镜看中国诗歌”，谈到他在北京的所见所闻，以及从阅读中了解的中国现当代史，他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直谈到后文革时期中国的文化镜像，还谈到1983年的“反精神污染”运动，84-85年为最开放时期，中国对英美文学的介绍从左拉、德莱赛、狄更生，转向梭罗、艾默森、惠特曼，等等。他对北岛、杨炼、多多、芒克、舒婷等人的作品解读很细致，在将中国诗人与西方现代派对比时，他不认为中国当代诗受西方影响，而是中国古典诗歌精髓的再现，他认为朦胧诗的意义在于寻找新的价值观，新的自我，新的诗歌美学。
对比同类选本，一看编者前言，二看所选的作品，这个选本选用了别人的翻译，也选用了他同中国诗人和华裔诗人的合译，内容很丰富，其中菲野和周平的作品较为鲜见。每个选本的编辑都有自己的视野（或局限）和标准（或偏颇）；在有限的视野内挑选出好作品就尽到了责任，发掘出新人就是贡献（抑或是无功之劳）。托尼•巴恩斯通在美国读者只关注北岛和舒婷的时候，对杨炼、多多、芒克作了大篇幅的介绍和评析；首次推出了更年轻的诗人，比如西川。
巴恩斯通去中国原本是想了解美国现代派的精神源泉，结果成为80年代最早与中国当代诗人互动的美国诗人之一，这本诗选出版后得到很多好评，从我所看到的八篇评论中摘录两句，“一流的翻译”，“对于了解中国当代诗的重要读本”。我个人觉得美国诗人、翻译、学者 Leonard Schwartz 的评语很中肯，“重要的过渡性的诗选”，也就是说，既是重要的，又是过渡性的，意思是，如同所有诗歌选集一样有其时间上的过渡性，对某一个特定时期的了解具有意义，但还需要参考其它选本以了解中国当代诗全貌。巴恩斯通对北岛和朦胧诗诗群的解读和评论很有深度，有一篇评论中有这样一句话：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在忽视了中国这么多年之后，只需要看这一本书就能够发现一些世界级的声音。这句评语既高度赞扬了这个选本，也引起一种警惕：一个只有14人的选本过于好了，是否会遮蔽中国大陆的其他诗人？
巴恩斯通还编选了其它中国诗选和文集，比如〈空山拾笑语：王维诗选〉（1991），《写作艺术：中国大师语录》（1996）、《安克辞典：古往今来三千年中国诗选》（安克出版社，2005，436页）、《中国情诗》（或译中国性诗）（2007），其中《安克辞典》（与周平合编）已成为经典，从诗经一直到现当代，一百三十多位作者，六百多首诗，当代部分到朦胧诗为止（外加哈金），刷新了Robert Payne 与闻一多等人合作的《白驹：古往今来三千年中国诗选》（英国 John Day 出版社，1947年，320页）。
新世纪开始前后出现两本由中国大陆女诗人编选的中国当代诗，第一本是英文版《新一代：当今中国诗选》（New Generation: Poems from China Today，Hanging Loose 出版，1999年，234页），王屏主编并与十二位美国诗人合作翻译，共收录了 24 位诗人的作品，车前子（1首），陈东东（2首），贺中（11首），贾薇（3首），梁晓明（3首），刘漫流（4首），孟浪（4首），莫非（6首），默默（3首），唐亚平（2首），王家新（3首），王屏（4首），唯色（2首），西川（4首），雪迪（3首），严力（1首），伊沙（6首），于坚（8首），翟永明（3首），张耳（2首），张真（2首），赵琼（3首），郑单衣（2首），邹静之（7首）。通读之后（没有中文对照），雪迪、伊沙、于坚、王屏等人的作品给我印象很深。书后有施家彰和哈金的短评，赞赏了这本新一代诗人的英译诗选。美国华裔诗人姚强 John Yau 和王屏本人各写一序，前者对中美之间诗学演变作了很有启发性的对比，他以于坚、梁小明、莫非的代表作为例，比较了于坚的“拒绝隐喻”和陆机的《文赋》以及60年代罗伯特·克理对抗意象派而提出的诗到“词语”为止的主张；后者侧重介绍中国社会的政治变化、观念改变、当代诗歌流派以及合作翻译方式，两篇序言互补，在不长的篇幅内对80-90年代的中国诗歌以及所选录的主要诗人做了比较全面透彻的介绍。
张耳与大陆诗人陈东东合编的中英双语诗选《另一种国度：中国当代诗选》（Another Kind of Nation: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Talisman 出版社，2007年，451页）也收集了24位诗人，也是按拼音排列，多了22位新人：曹疏影（5首），陈东东（6首），韩博（6首），韩东（11首），胡续冬（6首），黄灿然（10首），姜涛（4首），蓝蓝（13首），吕德安（5首），马兰（7首），莫非（9首），清平（7首），桑克（6首），树才（9首），唐丹鸿（6首），杨健（11首），杨小滨（8首），叶辉（8首），臧棣（8首），张耳（7首），张枣（7 首），张真（8首），赵霞（8首），周瓒（3首）。张耳在序言里说这些诗人都出生于60-70年代，成名于90年代，与中国古代诗人比如王维和李白等擅长写山水花鸟不同，当代诗人不再写自然山水，而是写城市的街道和拥挤人群，以及精神层面。她避开了其它诗选必谈的朦胧诗，而是在中国诗歌的大框架下介绍这一批诗人，并谈到西方诗歌的影响。陈东东的中文序言“大陆上的鲁滨逊”没有译成英文，书后是张耳整理介绍的翻译过程和部分译者的通信，最后是作者/译者简介。我将在介绍了王清平的选本之后再做一个比较和讨论。
有两本中国女诗人选本也值得关注，Julia C. Lin 编选并翻译，《红土地上的女人》Women of the Red Plain: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omen's Poetry（1995），《二十世纪中国女诗人诗选》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Women's Poetry: An Anthology（2009）。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撰写的“1949-1999年中国文学的英译本出版状况述评”对第一本选集的评价不高，说是鱼龙混杂。Zhu Yanhong 为第二本选集写有评论，赞誉为选入作品广泛，信息量大。此前，Julia C.Lin 还出版有《现代汉语诗导论》Modern Chinese Poetry an Introduction（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73）。
其它国家和地区，有汤潮与 Robinson Lee 主编合译的《新潮：中国当代诗选》（New Tide: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加拿大 Mangajin 出版社，1992，199页），收录了25位诗人的作品：贝岭、陈东东、多多、海子、韩东、胡伟、江河、老木、林莽、绿原、马高明、孟浪、莫非、牛汉、裘小龙、汤潮、童蔚、王家新、王寅、夏云（王渝）、雪迪、严力、张枣、张真、郑敏，该选本不强调政治背景，方方面面的诗人都有，但年代跨度一大，拼音排列的不足更加凸显。2007年澳洲出版了一本英文的《八位中国当代诗人》（编者 Naikan Tao 和 Tony Prince，148 页），编者自称根据不同流派和诗歌影响而收入了这八位诗人：杨炼，江河，韩东，于坚，翟永明，张真，西川，海子。
回到美国方面，2011年10月铜谷（Copper Canyon）出版社出版了中英双语《推开窗：当代中国诗选》（Push Open the Window: Contemporary Poetry from China），3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王清平主编，著名小说翻译家葛浩文夫妇为翻译主编。王清平的前言很短，两页不到，主要是说中国近20年来的诗歌写作被世界忽视，在某些国家，唐诗宋词是“中国诗歌”的同义语，然后谈到由于众所周知的各种原因中国当代诗质量糟糕，1976年之后才转化，80年代末才趋于正常，90年代才成熟，最后说到再怎么力求平衡的编者也难免有偏见和局限，但这个选本里的大多数诗人和作品都代表了中国（诗歌）最好的部分。接着是葛浩文和夫人林丽君教授的两页半前言，主要谈翻译问题和这个选本的翻译编选过程，谈到从北京编辑送交的150首诗压缩到现在这个规模难免遗失了好诗，按照年代编排可以反映出中国诗歌的发展。然后是美国诗人 Forest Gander 简短而激情洋溢的前言，其中有对部分诗人的点评。作品部分是汉英对照，目录和作者简介只有英文。共收录49位诗人的作品，每人1-3首：食指（2）芒克（3）舒婷（2）于坚（2）翟永明（2）王小妮（2）孙文波（2）顾城（3）柏桦（2）张曙光（3）王家新（2）宋琳（2）肖开愚（2）韩东（3）陈东东（2）张枣（2）清平（3）森子（3）黄灿然（2）西川（3）黄梵（3）蔡天新（1）臧棣（2）海子（3）叶辉（2）马永波（1）树才（2）伊沙 （2）余怒（2）戈麦（3）蓝蓝（2）西渡（2）杨键（2）桑克（2）陈先发（2）林木（3）周瓒（2）朱朱（2）姜涛（1）燕窝（2） 蒋浩（2）马骅（1）韩博（2）冷霜（2） 朵渔（2）胡续冬（2）秦晓宇（3） 沈木槿（3）王敖（1）。
开篇是食指的《相信未来》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虽然中文看来有些时过境迁，诗人汉学家石江山（Jonathan Stalling）的英译却很漂亮。通读之后比较引人注目的有芒克的《人死后也会老》，于坚的《登纽约帝国大厦》，森子的《废灯泡》和《夜宿山中》，西川的《蚊子志》《思想练习》《皮肤颂》，黄梵的《蝙蝠》《词汇表》《中年》，马永波的《奇妙的收藏》，树才的《马甸桥》，胡续冬的《一个拣鲨鱼牙齿的男人》等。汉学家陆敬思教授（Christopher Lupke）以前给人的印象有点学究气，这个选本里的译诗让人眼前一亮，孙文波、萧开愚、臧棣各两首都是他翻译的，萧开愚的诗译得神采飞扬。蓝蓝两首诗的英译也精彩到位。蔡天新的 5 首小诗组成的《冬日的变奏》细节迷人。舒婷的《天职》和《享受宁静》挑选得很好，熟悉舒婷的老一辈美国读者会感到欣喜。
《推开窗》作品从1968年到2008年，跨越40年，也可以说是50个年头，但这50年来中国当代诗的发展变化没有在序言里介绍，北岛、多多、杨炼未被收入，也许编者避开已经在英语世界被大量介绍过的诗人（后据编者说是因为只能收录中国国籍的作者）。70年代和80年代的作品很少，也许正如编者在前言里所说，中国当代诗直到90年代才有起色，那为何不干脆编一个中国当代诗20年诗选呢？虽然按照出生年代排序是标准的英文诗选目录方式，前言里也说到以年代编排来展示发展状况，但编者忘了，按照出生年代排列的诗选都有一个详细的前言和详细的作者介绍，使读者横看纵看都能看到不同诗歌流派的产生、每个作者的特点。此外，作者简介太“简”了，孙文波的简介只有两句话，转译成中文大意是：孙文波于1956出生于四川成都，1985年开始写作，出版了半打诗集。叶辉的简介也是类似两句话。于坚和伊沙的简介很平淡，绝大多数的作者简介都简简单单，等于没有介绍。50年轰轰烈烈的诗歌史，看不到影子。只有食指、翟永明、韩东、西川等介绍详细一点，其他很多人都面目不清。也许有些作者不愿意多介绍自己，但在美国出版对于作者的介绍是编者的责任。（中国习惯是作者提供简介。我随手翻出几本美国现当代诗选，作者介绍都是统一以编者视角来撰写的，重要诗人非常详细，非重要诗人也比较详细，值得收入就值得介绍。）也许编者认为不需要介绍，让作品说话，但这些作品也许会让英语读者记住几首好诗，但很难记住作者的名字。也许编者正是希望让读者关注中国当代诗而不是作者名字，但中国当代诗的发展与作者的出生年代关系不大，比如，从目录上看到的是舒婷、于坚、翟永明、王小妮、孙文波、顾城这个顺序，但如果我们纵观当代诗的发展状况，他们却出现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起源，不同流派和不同风格，与目录顺序完全无关，也许编者正是要提醒读者不要去关注历史发展，而关注作品本身，但这个选本里并非都是每一位作者的最好作品，书末的译者介绍远比作者介绍详细、丰富。这个由国家赞助翻译出版的选本，真的能代表中国当代诗50年的最高成果吗？也许在有限的版面之内，任何编者都无法做得更好。这个选本的长处是集合了翻译界的名流，同时也是中国当代诗人的集体大亮相。
这是第一本官方选本，由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和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赞助，很少有诗集享受过这本诗集出版时的待遇，西川和周瓒代表被入选的作者赴美朗诵，接受采访。同一个交换项目的《当代美国诗选》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40位美国诗人，每人三首，美国最重要诗人未被收录，令人费解。美国这边对《推开窗》宣传做得非常好，但只看到一篇评论，大致是说质量不均衡，但还是有一定的趋势， 似乎越到后面（年轻的）质量越好，越有复杂性，并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泛泛而谈，说并不是推开窗就可以对中国当代诗一目了然，要警惕翻译媒介的作用，比如过去读王红公翻译的杜甫并不知道是在读译者还是原作者的声音；第二个问题针对这个选本，译者的数量之多（49位作者 43位译者）引向一个潜在问题，他认为如果一位译者统一翻译的话，可以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和变化提供更准确的理解。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可以综合起来看，一个译者或者一个翻译团队统一编译，可以全面把握质量，如果能读出不同诗人的不同风格，并且通晓中文、对不同语言风格进行准确模仿，那么确实是很理想的选本；太多的译者，容易呈现出一种表面上的丰富，而且一个译者只翻译某位陌生诗人的一两首诗很难深入了解作品和诗人，只是一种简单的文字转换。
名家翻译是《推开窗》的最大亮点，翻译上的参差不齐也很显著，这一点英语读者比我更能一目了然。按常识，翻译两首诗比翻译一本个人诗集要简单，但即便如此也未见其多下功夫，于坚的“圣人登泰山而小鲁”，柏桦的“风调雨顺”等，未见妙译，当然也确实不好译。蒋浩的《海的形状》译得不错，但有几个细节特点和庄子味道并未体现出来（一看中文，原来蒋浩的“非鱼”被改成“鲱鱼”，蒋浩说这并非他自己所改），当然，这首诗即使复杂的层面未翻译出来也不影响对整体的欣赏，而《游仙诗》译本基本上是失败的。陈先发的《前世》和《秩序的顶点》译本，语焉不详，毫无诗意，在书后加注也没用。有些诗令人失望，不是翻译问题，而是转换到另一种语言之后失去了光彩和原有的特色，或者是在另一个语境里没有任何意义，引不起共鸣。这里不是讨论可译性（好诗都经得起翻译），也不是回避难度（越具有挑战性的难度，译出来越出彩），而是说有些汉语诗放到英语语境里会发亮，有些则会显得黯淡，应该多挑选作品让译者选择，有这么好的财力和人力，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一点。有一个东西比资金更重要，时间，如果译者肯花更多时间去通读（起码是多读）一位诗人的作品，并阅读相关评论和访谈，了解诗人所处的文化背景和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否在与传统进行对话或质疑，这样翻译出来的文本才能体现原作的意愿。
杨炼今年二月接受北塔访谈时谈到：“当代中文诗写了三十多年，在世界上也出了不少诗选，却没有任何一部能（哪怕部分地）呈现我们的思想深度和创造能量。究其病因，在于编者和译者们第一自身没有思想，抓不住要点。第二急功近利、喜欢走捷径。结果，大路货的‘编选’，粗糙肤浅的‘译诗’，唯一起了败坏当代中文诗声誉的作用。” （这个批评很尖锐，不知是否对中文当代诗的译介状况有过深入的了解之后而作出的全盘否定。）
美国 RainTaxi 书评网站 2008年春季号有一篇关于张耳/陈东东选本的评论，作者柯夏智（Lucas Klein），毕业于耶鲁的汉学家，现在是西川译者，北大《新诗评论》2008年第2辑上登载了这篇评论的中译及张耳的答复：评《另一种国度：当代中国诗选》 [美]柯夏智/孟连素译；致中国读者兼评柯夏智先生/文 张耳。柯夏智的文章，同宇文所安针对北岛诗集英译的评论文章（下面再讨论）一样，引起一些误读。初看，他似乎是仅仅在质疑张耳和陈东东的选择标准和文本的翻译质量，实际上他给每一位编选和将要编选中国诗歌英译的编者/译者提出了一些很中肯的警醒，在一定规模的选本里怎样选择作者和作品才具有代表性和全面性？另一个问题是，中文并不是拼音文字，作者按拼音排序能向英文读者提供多少有关中国当代诗的发展及各种流派的信息？他的主要批评意见是说两篇序言对英语读者帮助不大，没有揭示出当代诗的走向（韩东的《有关大雁塔》不仅被音译处理成 Da Yan Pagoda 而且没被点出与杨炼 Goose Pagoda 的关系）；翻译中谬误过多，译者未注意细节，对作者背后的文化不了解，对怎样处理作者的声音（或无声）没有把握好。他仔细列举了很多糟糕的译笔，但同时也将妙笔一一列举出来，并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编者/译者如何向读者提供“新闻的新闻”（庞德语）。（最尖刻之处是文章最后引用了张耳本人的诗句，大意是：总是开错路，从西边下高速公路，却进了东边的唐人街。）
这三年来我时常想到柯夏智提出的问题，英语读者为什么要去读一本翻译诗集呢，编者一定要提供有趣、有意义、有相关性的信息以及新鲜的文本和有效的翻译去吸引读者，再就是合作翻译的利弊所在。（另一个他未直接提出的问题是，编者是否应该收录自己的作品，实际上王屏、张耳、杨炼都收录了自己的作品。）张耳的回复文章主要针对的是批评意见，而忽略了文章中的赞美之处和问题部分。张耳谈到选择方法（“入选条件”）和翻译方法，关于翻译，她说每一个参与翻译的都是出色的诗人，翻译都很认真，反复修改，选本呈现的绝不是批评文章里所说的“草稿”。
翻译质量问题见仁见智，我个人觉得有一部分诗翻译得很好，有一部分确实呈现草稿状态——被不同译者改来改去之后失去连贯性和语调上的一致。我还想补充一点，中文诗的英译选本最重要的一点是让读者了解汉语当代诗的状况、汉语当代诗人的不同风格和语言创新，以及如何在中西文学传统中进行取舍并探索新路，这一点除了通过前言和诗人介绍来传递，翻译本身也可以传递一定的信息，译者需要费尽心思去表现原作的风格，但有时候一两个词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臧棣的《石器》一诗里有这样一行：“它们重申着我们在最高的虚构里/遭遇的事情”，这里“最高的虚构”，张耳选本中用的是“highest fictions”，如果用史蒂文森用过的“supreme fiction”，立刻就可以传递出有关诗歌传统、诗歌影响、诗人成长、诗人所关注的问题等大量信息。这牵扯到另一个问题，就是选本的读者对象，编译一本当代诗选是给英语诗人看，还是只给汉学家看。
张耳的初衷是想区别于学者翻译或汉学家翻译，让懂中文的诗人和不懂中文的诗人合作，创造出英语诗，重点在于“诗”。这里出现两个问题，诗人本身的局限会限制翻译出来的成品质量；集体创作是否还是创作。译者 A 要像侦探家那样去解读密码，译者 B 要像地下工作者那样传递密码，两人（或多人）合作应最大限度地释放密码的信息，但破译和传递如何在两个（甚至多个）不同的大脑里一起进行，应该有一个有效的机制才可行，否则合译就会失败。第一个问题还涉及到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好的翻译会呈现出原作者最佳的一面，不够好的翻译自然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这种不对称对原作者是否公平？比如杨小滨和周瓒的诗就明显地比陈东东和胡续冬的诗在英译中看起来要胜出许多，这恐怕是编者没有预料到的。
如果将张耳和陈东东的选本同王清平和葛浩文夫妇的选本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会立刻同情张耳他们，一个是民间努力，义务翻译，一个是国家项目，国家基金赞助，人力和财力都有天壤之别，张耳的前言第一页就有错字，如果她有资金一定会请人校对一遍；翻译上的问题，如果她有翻译费可以请到最好的懂汉语的美国诗人。张耳他们的翻译实践在短短两年内推出了一批“后朦胧诗”之后更新的一代诗人，他们选的24位诗人与王清平选的49位虽有一部分重合，但仍可以参照起来阅读，比如《推开窗》只收录了黄灿然的“母子图”和“母女图”两首短诗，《另一个国度》却收录了10首诗，《推开窗》未收录的诗人比如吕德安和莫非等等，可以在《另一个国度》里欣赏到。 柯夏智对张耳/陈东东提出的批评，同样也适用于王清平/葛浩文夫妇的选本，但没有见到他质疑后者：挑选作者出于哪些考虑？是否具有全面性和代表性？序言对英语读者是否有所帮助？译者是否理解原作者、并突出原作者的风格？也不知柯夏智是否敢于对《推开窗》的翻译质量提出批评。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玉梯》。
《玉梯》360页，主编 W.N. Herbert、杨炼，副主编Brian Holton、秦晓宇，前有两位主编各一序，中间正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抒情诗，第二部分叙事诗、组诗、新古典诗、实验诗、长诗，六种分类之前有秦晓宇撰写的小序言，后有主译者 Brian Holton 的译后记为跋，最后是四位编辑简介，版权，作者/页码索引。无作者简介（很奇怪）。53 位作者分类并按出生年代排序。抒情诗部分收录48位作者，约150页，北岛（14首）芒克（3）多多（16）钟鸣（3）于坚（2）严力（4）王小妮（2）杨炼（11）翟永明（4）柏桦（7）顾城（9）孙文波（1）欧阳江河（4）张曙光（1）廖义武（2）周佑伦（1）宋琳（2）吕德安（1）肖开愚（3）杨政（2）陈东东（4）孟浪（1）森子（1）胡冬（3）麦城（2）清平（1）张枣（13）黄灿然（1）西川（3）杨小滨（2）郑单衣（2）海子（2）潘维（2）宋炜（1）臧棣（6）伊沙 （8）余怒（1）陈先发（1）戈麦（2）朱朱（1）姜涛（1）蒋浩（1）马骅（1）水银（1）韩博（1）胡续冬（3）秦晓宇（4） 王敖（1）。第二部分不知是版面/页数限制还是别的原因，作品减少，叙事诗部分有孙文波、张枣、朱朱、孙磊，作品总共占 20 页；新古典部分有北岛，杨炼、肖开愚、杨小滨、张典、蒋浩，8 页。组诗部分有邹静之、杨炼、顾城、翟永明、肖开愚、陈东东、张枣、西川，42页。实验诗部分有于坚、杨炼、顾城、杨小滨、哑石，11页。长诗部分有江河、芒克、杨炼、吕德安、肖开愚、孟浪六位的长诗节选，16页。
文学作品选集按照主题、体裁、作者出生年代、地区、流派、作者姓氏等各种方式编排都体现编者的思路，中国当代诗按以上六类分开编选有什么优势，大概四位编者心里都有个宏图，只是因篇幅关系，裁减之后没有展现出来，秦晓宇做了很深入的研究和细致的评述，但他的论文被删减之后放在六个分类之前作为导读似乎没有起到作用，比如关于叙事诗，他指出在张枣和朱朱的诗里都有一个“我”在说话，读者必须确认这个“我”是作者自己还是另一个人。这几段完全可以去掉，太浅显，庞德翻译李白《长干行》时需要解释诗里的“我”不是李白自己吗？可以看出编者们想对中国诗歌的渊源作一番梳理，但这样的分类是否能揭示了中国诗歌从古至今的演变发展或者与世界文学进展有什么关联呢？中国当代诗人如何与古代诗人或西方诗人对话也没有充分展现出来，尤其是，当代诗被这么抒情、叙事地一分类， 个人差异被淡化了，不如像奚密那样分为评论卷和作品卷，参照阅读可能更有效，或者用一篇完整的序言系统介绍中国诗歌传统以及当代汉语诗的美学特征。（插曲，某美国诗人在北京与几位中国诗人聚会后写了一篇随感：中国诗人蓝蓝说“我喜欢抒情诗，讨厌叙事诗。”美国诗人问“你喜欢谁的诗？”答曰“毕晓普”。于是美国诗人有两个疑问：不知毕晓普在中文译文里是怎样呈现的？中国当代诗人把抒情和叙事分得那么清吗，怎样区分的呢？）
《玉梯》通读下来，最引人注目的是叙事诗和部分组诗。抒情诗部分北岛、多多、顾城、伊沙等人的大部分作品为其他译者旧译，新译部分钟鸣、杨炼、张枣、肖开愚、陈东东、孟浪、杨小滨、姜涛等很多诗人的作品都译得很精彩。但也有些地方似乎是误译，比如张枣《镜中》“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被译成“only if she recalls every regret in her life/will plum blossom fall and fall”（回译成中文大意是：她只有想起她一生中每一件后悔的事，梅花才会落下），这一句的主语（谁想起）可以多解，固定成“她”出于英语结构的无奈，但“只要……便”这个句型被解读成“只有……才”，不知何故。无论怎么化古，语义的逻辑性在那里，改变之后与诗的其它部分就脱了节。当然，创造性误读不一定会毁掉一首诗，甚至可以带来新意，只是在这里意思不一样了，本来是“（每次）只要（一）想起……”就会怎样，现在“想起”成了必需的条件。第八行“羞涩”用“shame”（羞耻）显得过重。这首群众喜爱的诗，在英语里变了味。开首部分确指的主语“她”和肯定的条件句使诗的歧义和多义性消失。汉语无主语确实给翻译带来了难处，但这是汉语特点，而且正是这个特点丰富了汉语诗，为什么不创造一种句式来反映汉语无主语的妙处？庞德摈弃了维多利亚时代的陈旧语言，以一种新的诗歌语言翻译了唐诗，反照出当代译者缺乏创意。
肖开愚《毛泽东》一诗中最后一节“他睡在满是旧籍的游泳池/改建的工作间”被译成睡在游泳池：“he sleeps in a swimming pool full of old books/in between rebuilding work”，“睡在游泳池改建的工作间”与“睡在游泳池”不一样，也许后者更好玩，“游泳池里装满旧书”也不错。也许对张枣和肖开愚的这两个误译会成为翻译史上的国际经典。
序和跋往往最引人注目。杨炼序言由中文转译，英语很流畅，很有气势，读起来有杨炼的诗人风格，能看出他的视野和思考深度，稍许语法笔误不影响阅读理解，熟悉中文语式的都能看懂，三篇文章中这一篇对作品内容是最好的导读。第一篇 W.N. Herbert 的13页序主要讲两点，他先谈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1949、文革、1989这些政治动荡对汉语现当代诗的冲击和影响，但这个选本里不是政治诗；他说这是在英语里第一次展现中国当代诗的多样性，这个选本是填补空缺。他谈到几种空缺（gap）：对于（英语）大众读者、学生、甚至教师而言，几乎没有什么权威性的中国当代诗选本资源，这是个空缺；阿瑟·威利的学者翻译与庞德的诗人翻译之间存在一个很大的 gap；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一边是英国学者的僵硬，一边是美国诗人的自由精神，中间缺乏华人声音；译者与作者之间也存在 gap。这个“gap”论是一个很好的总结，但部分结论显示出偏见，或缺乏了解。他说关于过去三十年的中国当代诗，英语读者也许能在奚密、John Cayley、张耳编选的诗选里找到痕迹，但缺少一本全面概括的选本。W.N. Herbert 似乎不知道王清平和葛浩文夫妇的选本已进展了几年、并于去年10月出版（或者知道但不当回事），也不知道美国的其它选本，他说的 John Cayley 选本应该是指英国诗人 John Cayley 与赵毅衡等人编选的三本《今天》文集。他说英国学者和美国诗人之间还缺少华人声音，显然他不知道叶维廉、张错、施家彰等人的译介和著述，而且似乎没有把奚密、王屏、张耳/陈东东的选本当回事。他说（其它选本）译者同作者之间缺乏交流，但《玉梯》的译者同作者之间的交流除了杨炼之外看不出其他任何作者的介入。在学者翻译和诗人翻译之间，他提倡文化翻译， 强调译者同作者沟通，这一点倒是值得赞赏。Herbert 是这个选本的灵魂人物，凡有他参与的合译，都更有诗意，他的译本明显比主译者 Holton 的译本好。
《玉梯》的跋很令人意外。通过这篇译者后记得知，（除了五分之二其他译者的现成翻译之外），初译由20多岁、说香港话、中学和大学就读英文学校的香港Lee Man-Kay 女士提供，译者本人 Holton 则为苏格兰人、汉学家、自谦不能读懂汉语的微妙之处。《玉梯》确实比其它选本更大范围、更精彩地展示了汉语当代诗，但主译者 Holton 语气不逊，说美国译者似乎很少能够在纸上创造出节奏脉动，这容易使他们的诗成为毫无诗意的散文剪裁拼贴。我不太清楚他在这里指哪些美国译者，美国人翻译汉语诗的太多了，他这样全盘否定显然毫无根据。他说中国为什么没有更多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因为政府什么什么的习惯行为，以及文学作品的劣质翻译。（他是杨炼的长期英译者，按照他的逻辑，杨炼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原来是他的翻译不好！）他说他必须告诉中国译者用英语字典的定义代替中文词语是创造不出诗歌的；中文人名或地名无论多好听都在英语里引不起联想；大多数中国人的英译都无用，流畅不等于精通（并指名道姓说许渊冲的翻译很糟糕）；中国人想做英译或其它语言的翻译，必须与高水准的母语者合作。他的这些劝告或训戒，一部分我同意，比如我也觉得与英语母语诗人合译是上策，但我不认为所有中国人都无法译出好诗来，他对奚密的翻译不买账，但实际上奚密的译本有很多美国学者和美国学生参与，她都一一致谢了，她的集大成译本很有学术价值。第二，中国人名和地名在英语里也不一定就完全引不起联想，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庞德译的《长干行》结尾“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And I will come out to meet you/As far as Chō-fū-Sa”，日本注音虽然不标准，但谁管“Chō-fū-Sa”（长风沙）是什么呢，陌生的地名让英语读者联想到很远的路程。Holton 把张枣《镜中》的“南山”译为“Southern Mountain”反倒未见得能引起多少联想。总之以 Holton 为主译的译本，各方面都不如美国诗人的“诗人译诗”传统。
《玉梯》大小序言再加上跋，文字部分很多，是王清平选本的另一个极端，对比之下反倒觉得像王清平那样少说效果更好，起码给诗文本留有更多空间。总的感觉是编诗选需要考虑读者对象，有的放矢，在对当代诗的来龙去脉以及对作者的诗学特征作适度的介绍和评析时，要么用最当下的理论，要么避开理论只谈动向和分析作品，从这一点来看，奚密和巴恩斯通的选本做得最适中（当然这两本都该更新或出续集了），王屏选本的两篇前言最有实用价值。
杨炼作为《玉梯》主编之一，在五个部分都有作品大展，这一点在当代英语诗选里是很少见的，也许是中西文化差异。办杂志用编辑的东西体现办刊方向，很常见；同人诗选体现某种流派，收录编者自己的作品也很正常；但编一本规模较大的选集（anthology）一般需要克制一下不用或少用自己的作品。《玉梯》选本包涵了几代诗人，在读者眼里不可能是同人诗选，会有 self-promoting之嫌。当然这个细节不足挂齿，完全看读者如何去看待。个别明显开后门的做法倒显出是同人诗选了，但编者声称这是最全面的中国当代诗诗选。《玉梯》收录/翻译了长诗和组诗，本来是件好事，如果按照常见的英语诗选方式列在每个作者名下，就能反映这些作者的丰富创作，而分类列出来，就显得是在突出长诗/组诗的重要性，从而使其他诗人看上去像是点缀而已，中国当代诗成了长诗/组诗与短诗的较量，在众多焦虑之后，又多了一个长诗焦虑，似乎不写长诗就不是大诗人。这个选本的目的似乎是为了建一个汉语当代诗“正典”，那么，布卢姆如果把自己放进《西方正典》，那部正典还有权威性吗？米沃什主编的《明亮事物之书：国际诗选》（1998）为什么没有收录他自己的作品呢？《玉梯》可能忽略了这个问题，当然这在中文世界是常见的现象。
2．文选、专著、期刊杂志的广泛或深入，流传的时间和范围
中国当代诗人的英译，除了以诗歌选集（anthology）的形式出现之外，中国现当代文学选集和世界文学选集里也会有作品收录，文学史专著中也会提及重要诗人，前者埋入汪洋大海，后者只有学者去关注。诗人之间的交流以诗歌选本为主要途径。较有影响的选本包括美国女诗人卡罗琳·佛雪主编的《拒绝遗忘：二十世纪见证诗选》（诺顿出版社，1993，816页），收有北岛和多多。美籍华裔诗人 Tina Chang与人合编的《亚洲当代诗选》（诺顿出版社，2008，784页），这个庞大的选本没有按照国家地区排列，而是按照主题编排，极其有限的几个中国当代诗人混在其它亚洲名字里不引人注意。卡明斯基编选的《国际诗歌选》（Ecco 出版社，2010年，540页）也很浩大，从泰戈尔、卡瓦菲斯一直到当代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诗人，涵盖了几乎所有现当代欧洲著名诗人，有的收录了十多首，亚洲以中国为主，有闻一多、何其芳、洛夫、雷抒雁、北岛、多多、于坚、顾城、翟永明、张耳、西川、严阵 ，除了北岛和顾城各两首之外，其他中国诗人各一首。他参考了很多选本和诗集而筛选出这个集子，他对于非英语诗人的选择标准是不看名气，只看英译的诗歌性和可读性。他同亚洲当代诗选的编者一样，对中国诗人的选择有一定的盲目性，但他注重文本的方式还是可取的。去年有一本世界诗歌选本我参与了编辑（还未出版），也有很大的盲目性，后来发现主编过于偏向当下我就没有积极参与了，诗歌文本需要一定时间的沉淀和经典化才有价值（比如卡明斯基选本里有三分之二作品经过了时间检验），一人编选虽有局限性，多人编选更无标准，质量上无法统一，但话说回来，无论是否多人合编都有可能出现鱼龙混杂的现象。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的《中国文学：从初始到 1911年》（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诺顿出版社，1997）；杜博尼（Bonnie S Mcdougall）和雷金庆（Kam Louie）合著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哥大出版社，1997），从1900到1989 年，到朦胧诗为止；林培瑞（Perry Link）的《文革后的流行文学及受争议文学》（Stubborn Weeds: Popular and Controversial Literature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1983），杜迈克（Michael Duke）的《后毛时代的当代中国文学》（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of Post-MaoFiction and Poetry ，1984），香港岭南大学刘绍铭和汉学家葛浩文合编的《中国现代文学选》（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6），从书名和出版年代可以看出涵盖的时间段，将这些专著和选集交叉起来阅读，会使英语读者对中国文学和中国诗歌的发展有一个总体了解。
华盛顿州立大学陆敬思（Christopher Lupke）主编的《中国当代诗的新视角》New Perspective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2007年，256页）是在2004年波士顿西蒙斯学院蔚雅风主持的《现代汉语诗国际研讨会》召开之后编选的一本论文集，共12篇文章，以蔚雅风和陆敬思的两篇序言和奚密的文章“《可兰经》里没有骆驼——论现代汉诗的‘现代性’”开篇，第一部分“新视角”有陆敬思等汉学家关于郑愁予、瘂弦、洛夫、刘克襄的文章，Andrea Lingenfelter 关于女性诗歌以及对比夏宇和翟永明的文章；第二部分“中国大陆当代诗”有黄亦兵（麦芒）关于顾城、Paul Manfredi 关于严力、江克平（John A. Crespi）关于于坚和孙文波、李点关于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之论战、戴麦河（Michael Day）关于网络诗歌等文章。此类文集很难得，柯雷为之写评给予肯定，并建议将来扩充时增加香港地区和毛时代中国（的诗人）。柯雷自己的专著《精神、混乱和金钱时代的中国诗歌》（Chinese Poetry in Times of Mind, Mayhem and Money）2008 年出版（莱顿 Brill 出版社，518页），讨论的对象有海子、西川、于坚、韩东、孙文波、北岛，杨炼、王家新、尹丽川，沈浩波、颜峻等，此前他还出版过《粉碎的语言：当代中国诗与多多》（Language Shattered: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and Duoduo）（莱顿 CNWS, 1996）。美籍华裔诗人施家彰主编的《中国作家谈写作》（Chinese Writers on Writing，三一大学出版社，2010），从1917到 2010年中港台及海外41篇，包括作品摘选，也包括外国作家谈中国作家或访中国作家，其中几篇关于当代诗的文章节选值得参阅。
期刊杂志方面：文学刊物、诗歌杂志、大学文学期刊、网刊等等只要有机缘或兴趣都会出中国诗歌专辑，这里就我所知挑选几个介绍一下。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大学的 Nimrod 国际期刊 1986 年春夏刊是中国专号，托尼·巴恩斯通等人为特约编辑，132页，有诗歌散文小说书法国画，以及汉学家和美国诗人谈中国问题的文章，当代诗部分有顾城、周平、芒克、多多、西川、北岛、舒婷、江河等，多人翻译，还有部分诗人手迹，诗歌之外有梁衡、冯骥才、高晓声等人的作品。主编 James V.Feinnerman 在题为“社会的镜子：中国文学的一种传统”的序言里，从诗经到楚辞，从唐诗宋词到元明清的戏剧小说，从民国到当下（当时）对中国文学作了一番介绍和梳理。托尼·巴恩斯通在题为“人人都在写诗”的文章里谈到他在中国既见到官方作协的作家，也见到地下诗人，并对文革和文革以后的现状作了一番介绍，谈到新一代诗人常常被归纳到朦胧诗人名下，但实际上风格区别很大，顾城的意象清晰，常让人联想到中国古典诗以及英美意象派，舒婷的抒情诗使人想起美国自白派，北岛和芒克的文学传统影响要广泛一些，但主要来自于法国和西班牙超现实主义，最后他总结说，李白、杜甫、王维的后代正从他们的前辈滋养过的西方诗人那里吸取营养，文艺复兴的条件很快就会在中国成熟，这些诗歌新鲜，如果有更多时间打磨会更成熟。
美国 Beloit 学院英语教授/诗人 John Rosenwald 1987年在复旦教英语时合作翻译了一些当代诗，回美国之后在 Beloit Poetry Journal 诗歌季刊 1988-89 冬季刊做了一个中国诗歌专辑，题为《烟民：遭遇中国新诗》，75页，收录有多多、北岛、顾城、舒婷、谢烨、孙武军、兰色、芒克、王小龙的少量作品，他写于1989年1月2日的前言大意如下：“烟民。烟雾。星火燎原的诗歌。烟头。房间烟雾朦胧。人们随时点燃。看得见、听得见的诗歌，心声的表述。中国已千年燃烧着诗歌。文革之后的12年间，火焰又一次燃烧，更热情，也或许更危险。1987年秋季我和安·阿伯在上海复旦教英语时，直接或间接地遭遇到对新诗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他说专辑里既有西方所熟悉的诗人，也有第一次介绍的诗人，然后他对“朦胧诗”这个词的英译提出了看法，他认为 Obscure 太负面，Misty 太正面，他自己用的 Hazy 抓住了原意，既是对景物的隐喻又有不确定的意味。接着他对美国读者介绍中国大陆出版的《朦胧诗选》，但他认为“朦胧诗”并非流派，譬如芒克虽然被划在朦胧诗人里，但作品风格更接近于城市诗人兰色和王小龙，城市诗人更直接、更具有讽刺意味、更当下。这本75页的专刊简洁而出色。
《文学评论》（The Literary Review） 季刊1989年春季号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中国诗歌专号，标题是“美国诗人和中国诗歌”，目录以译者排列，从庞德、阿瑟·威利（英国）、王红公一路排到加里·施奈德，40多人，包括巴恩斯通父子，然后是被译者的索引，新诗诗人只有闻一多、北岛和舒婷，其中有一篇宇文所安的文章谈到“中国诗歌在英译中可以辨析的‘中国性’完全是从非中文母语的读者视角来发现的”， 这句话当然有个上下文语境，但对诗歌翻译也有效，他说李白、杜甫、苏东坡不必以“中国诗人”身份进入英语诗歌，而是以他们自己的声音。这句话今天读来很有启发性，值得多思考。
内布拉斯加大学的文学季刊 Prairie Schooner 1991年夏季号是中国专辑，田晓菲为特约顾问，诗歌篇幅不大，有骆一禾、芒克、舒婷、田晓菲、杨炼、王小妮、北岛、黄运特等人的作品。 《今天》杂志在美国出了一本英文专辑（Zephyr 出版社，2004），赵毅衡等人编选，没有按类别分，收有宋琳、北岛、西川、虹影、张真、吕德安、曾宏、杨炼、张枣、欧阳江河等人的少量诗歌。
夏威夷大学（马诺校园）的《马诺：太平洋国际写作杂志》（Manoa: A Pacific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Writing）长期关注的对象包括中国在内，做过中国诗歌专辑，并出版文选集 The Poem Behind the Poem: Translating Asian Poetry (铜谷出版社，2004年，269页)，主编 Frank Stewart，收有巴恩斯通父子、山姆·汉密尔、默温、施奈德、施家彰等人的 21 篇文章，以奚密的“汉语诗：看得见与看不见之处”压轴。主流诗歌界的《诗刊》、《美国诗歌评论》、《坎尼评论》等很多刊物也都少量发表过中国当代诗人的英译作品，尤其是在90年代初发表过朦胧诗和与朦胧诗人同时代其他诗人的作品。
近年来，网刊《醉船》（The Drunken Boat）2006 年春夏季号的中国当代诗专辑，有柯雷等多人翻译的作品，涵盖面很广， 大陆部分有西川、翟永明、陈东东、于坚、多多、孙文波、欧阳江河、王小妮、尹丽川、杨健、李森、李南、韩东、王家新，海外部分有北岛、哈金、雪迪等，还有西藏、台湾、澳门、香港、新加坡等地的诗人。
戴迈河（Michael Day）翻译了很多中国当代诗，2005年建立网上资料库，信息量大，但有些诗翻译不准确，对汉语句式的理解上出了偏差，有时把跨行译为两个句子，有时相反。此外，他强调“非官方诗人”的重要性，初看起来似乎很接近真相，但其实这个概念用起来最混乱，“非官方诗人”在中国诗歌语境里已成为主流，到了2005年以及2005年之后还这样用，给西方读者一个不清晰的描述，会同70 年代的“地下诗人”混为一谈，譬如于坚、西川等人都有公职，得过官方诗歌奖，说他们是“非官方诗人”什么意思呢？把他们与作品被禁的诗人放在一起介绍到底起什么作用？我觉得应该解释为一种非官方意识，而非身份。“前卫”和“独立”这两个词可能更清楚一点，即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主要看是否具有独立意识以及作品创新的前卫意识。此外，他译介的作品时间段为1982-1992 ，作为一个中国通及柯雷的学生和汉学家，应该进行更新了。我对他的大量译介抱以敬意，但因为网络传播的范围之广，才鸡蛋里挑骨头。
2008年美国诗人乔直（George O'Connell）与史春波合译的“中国诗歌专号”（亚特兰大评论 Atlanta Review 2008）国内已流传，不多介绍，总的感觉是他们的翻译合作非常默契，是一种很好的翻译模式。（亚特兰大评论是一人办的民间刊物，并非大名鼎鼎的亚特兰大月刊，这点不可混淆。）
旧金山的 Believer 文学月刊于 2010年6月号上刊登了一个中国诗人专辑，只有西川和于坚的作品，罗伯特·哈斯撰文为他们两人写介绍评论。这个专辑虽然小，但效果好，很大程度地推动了这两位诗人在美国的知名度。
香港的英语网刊《茶：亚洲文学杂志》（Cha: An Asian Literary Journal）于2011年7月推出了中国特辑，黄亦兵（麦芒）为特约主编，内容很丰富，诗歌部分除了英语诗歌以外，译诗部分有多多、王家新、翟永明、西川、臧棣、孟浪、明迪、陈东东、树才、肖开愚、麦芒、康城等人的作品。
美国圣地亚哥的诗歌年刊《诗国际》Poetry International 2012年（总第18期）刊登了一个中国诗人小辑，有臧棣、吕德安、多多 、哑石 、明迪、琳子 、邱启轩 、蒋浩 、李少君 、吕约、孙文波等人的作品。朦胧诗和后朦胧诗被大量介绍之后，美国部分诗人对鲜为介绍的汉语诗人表示出兴趣。
美国长期关注世界文学（包括中国文学）的期刊还有俄克拉荷马大学的《今日世界文学》，该刊创办于1927年，2010年夏季该校与北京师范大学合作创办了《今日中国文学》，创刊号上有北岛的散文《芥末》，翟永明和西川的诗；2011冬春号刊登有郑小琼、田禾， 曾德旷的诗，最新一期有车前子和王家新的访谈和诗歌。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资料中心是一个宝库，有关中国文学的专著、评论文章、论文、文选等大多能查到。
网刊/网站与纸刊以及诗选的区别和利弊：网络传播快，广，又经济，缺点是多年以后当你已经不断修改原作或译作之后，旧作还留在网上，陌生人会以旧作去评判优劣。期刊上发表作品可以被订户和其他诗人作者读到，图书馆也会有收藏，但过期杂志书店不卖。出版的诗选没有过期日，而且集中起来比较引人注意，但小出版社出的书只有网购。从交流的角度来说，各有所长。不论网刊还是纸刊，专辑都体现了某个特定时期内的一部分活跃诗人，诗选本也是如此，都有时间性和编辑倾向，中国当代诗英译还没有出现具有权威性的专辑或诗选选本。不过即使出现“权威性”选本也值得怀疑，正如批评家的言论只代表一家之言，一本诗选和专辑只代表编者的眼光。如何使选本具有权威性其实很值得编者思考。
汉语诗歌译介无非几种用途，文化传播，汉学研究，诗人交流，自娱自乐等等，始于自娱自乐最后可能会达到广泛传播，目的在于交流或供研究的最后可能无人问津，初衷在于“面面俱到”的最后可能一面也不到，毫无特色。这些都还不是主要问题。当代诗译介没有一本达到庞德的18首华夏集和施奈德的24首寒山诗选所达到的那种效果：一种崭新的诗歌，让英语读者振奋，并改变其诗歌趣味。只有原创性的原作+原创性的翻译才能达到这个效果。汉语当代诗并非缺乏原创性，但如何呈现出原创性和独特性对编者和译者都是一种挑战。
3．个人诗集的英译出版机会如何？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
中国当代诗人英译诗集出版的数量北岛居首位，美国新方向（New Directions出版社）推出的有：《八月的梦游者》（The August Sleepwalker，杜博妮 Bonnie S. McDougall 译，1990）；《旧雪》（Old Snow，杜博妮与陈迈平合译，1991），《距离的形式》（Forms of Distance，大卫·亨顿 David Hinton 译，1994）、《零度以上的风景》(Landscape Over Zero，大卫·亨顿与 Chen Yanbing 合译，1996)；《开锁》（Unlock，爱略特·温伯格 Eliot Weinberger 与 Iona Man-Cheong 合译，2000）；《在天涯》（At the Sky's Edge，2001，这本是“距离的形式”和“零度以上的风景”合集）；《时间的玫瑰》（The Rose of Time，温伯格编选，温伯格等译，2010，这本为5本旧诗集的精选加15首新诗），共七本诗歌选本，此外还有短篇小说集《波动》Waves （1990），散文集《午夜之门》Midnight's Gate （2005）（之前有 2000年西风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蓝房子》Blue House ）。
1989-1993年间，美国媒体上有几篇关于北岛诗集英译的评论文章，宇文所安的文章因引起争议而知名度最大。1990年他为《新共和》杂志写的北岛书评未加标题，编辑根据内容而加了一个“全球影响焦虑：什么是世界诗歌”（The Anxiety of Global Influence: What is World Poetry），中文译文已发表于北大《新诗评论》（2006，总第三辑）。宇文所安从几个不同的方面谈到“世界诗歌”，诗人心目中理想的世界诗歌，没有语言障碍，被外人接受；诺贝尔文学奖造就的（西方）“世界”诗歌；诗人刻意写就的世界诗歌，失去地方性，成为西方文学翻版；诗歌翻译造成的世界诗歌。然后谈到理想的世界诗歌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之后还能保持其诗的形态，从而迫使我们重新定义“地方性”，然后又谈到受劣质翻译影响而形成的所谓新诗，然后才以北岛诗歌为例批评中国新诗的滥情，接着是肯定北岛的才华和译者的功劳，说北岛诗歌不像其他中国诗那么甜腻。宇文所安对中国新诗起源的质疑以及关于地方性与世界性的对立，本文篇幅所限不讨论。他评价北岛及北岛那一代诗人时说他们从文革中走出，敢于使用大胆的意象。他的赞美和批评都很含蓄。他也谈到西方读者有的喜欢北岛后期非政治诗，有的则喜欢北岛早期的政治诗，由此他提出了几个很重要（也很尖锐）的问题，“谁能决定哪种诗有价值、从而来判断诗人的转变好还是不好，是西方读者还是中国读者？谁的认可更有分量？”“ 假如这些诗是美国诗人用英文所写，它们还会被出版、并且是被一家有名望的出版社出版吗？”
宇文所安对北岛的第一本英译诗集《八月的梦游者》的翻译质量是充分肯定的，也没有否认北岛的才华以及不同于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创建，他认为北岛的诗歌为世界诗歌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写作方式，但又正因为这一点而担忧：面对译者的出色翻译，国际诗人会赞美这些诗，这种赞美又会反馈到本土，使本土诗人也赞赏这些诗，从而认为这个诗人重要。这既是对译作的高度肯定又是一种疑虑，同时给诗歌译者们造成两难，译得太好了会有“美化”之嫌，引起读者错觉；译得不好则会“贬损”原作，并使译本失去读者市场。但与其说是“为难”译者，不如说是给译者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职业标准。更重要的一点是，英译品质直接影响了被译者在西方的被接受程度以及地位和重要性。我们在考察中国当代诗英译状况时，也应该思考这些问题。
从新方向1990年版《八月的梦游者》的几个序言里看到，北岛的诗英译最早以《太阳城扎记》小诗册的形式于1983年在康奈尔大学出版，译者杜博妮在1983年版的小诗册里写到她在不违背原义的前提下偶尔会自由发挥译成更好的英语句子而不拘泥于原作的字面意思。她致谢的一大排鼓励者中有马悦然、史景迁，李欧梵。在1988以及1990年版的前言里，杜博妮详细介绍了北岛的成长环境，1949年以来的中国社会政治，1976年以来的中国诗歌诉求，以及北岛诗歌的美学特征。在1990年美国版序言里谈的是198X和《今天》复刊。封底向美国读者介绍北岛为中国前卫诗人，最有天赋及最受争议的作家之一。诗集《旧雪》（1991）主要介绍北岛为流亡诗人。《零度以上的风景》（1996）介绍北岛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美国艺术文学院荣誉会员，称这本声音和意象独特的新诗集更具有抒情性和深刻性。《在天涯》（2001）由著名诗人 Michael Palmer 作序，这篇序言与之前的序言不同之处在于解剖了中国状况之后紧接着将北岛置于世界文学这样一个更大的框架中与文学史上的诗歌巨人一起进行评论，北岛的意义已不仅仅在中国文学之内了，同时也介绍了北岛在世界各国的旅行，最后以一句象征性的“他不带护照旅行”结束。《时间的玫瑰》（2010）是北岛自序，谈到40年的写作，建筑工经历，在艰难环境下开始写作，谈到《今天》，谈到流亡，谈到《今天》是唯一一份穿越了地理界限的中国先锋文学杂志，最后一段将写作、铁匠、捕猎、自由、距离这些概念柔和在一起谈，一连串的比喻和转喻，很有感召力。书末是温伯格2009年写的北岛生平介绍，谈到北岛30年的作品显示出他没有停留于“朦胧诗”时期，而是逐渐复杂，这归公于他在流亡中发现了策兰、瓦列霍、曼德尔斯塔姆、艾基、特朗斯特罗姆等，最后谈到北岛不能回国，但书籍却在大陆畅销，被允许在香港教书。封底是过去各大媒体上的评语摘录，出版社介绍北岛为中国最知名诗人，已被翻译成30种语言，公共崇拜者包括达尔维什、桑塔格、特朗斯特罗姆。这本诗集全面展示了北岛40年的写作，似乎是为诺贝尔文学奖而准备，出人意料的是崇拜者之一特朗斯特罗姆获得桂冠。（这里有两个问题，此书2010年正式出版，2009年北岛获得中坤诗歌奖就被邀请回国，2011年北岛的青海湖之行立刻使“不能回国”之说过期。第二，除了《今天》以外，贝岭孟浪在美国波士顿与大陆作家/诗人联合组稿编辑的《倾向》从1993年到2000年出版了13期，也可以说是穿越了地理界限的中国先锋文学杂志，区别在于《今天》海外版有赞助保障，《倾向》因经费问题和其它问题而休刊。 ）
北岛的七本诗集都出自名家之手，杜博妮是著名汉学家，大卫·亨顿以翻译杜甫起家，1997年因翻译《李白诗选》、北岛的《零度以上的风景》和《孟郊晚期诗选》而获得美国诗歌学会翻译奖，温伯格是著名的帕斯英译者、诗歌评论家。
杜博妮在《八月的梦游者》前言里说“北岛的诗歌具有可译性，因为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强有力的意象和显著的结构。” 杜博妮确实抓住了这两点并在这两个方面突出了北岛的诗歌风格，即使是比较弱的诗，经她这样一处理，弱点也被掩盖了。北岛的《走吧》一诗起句：“走吧/落叶吹进深谷/歌声却没有归宿。”杜博妮译成：“Let's go—/ Fallen leaves blow into deep valleys/ But the song has no home to return to.” 对比一下唐飞鸿的英译版：“Let's go/dry leaves blowing down the valley/ homeless, singing.” 一对比就看出杜博妮妙在何处，沉闷的排比句“走吧”在唐飞鸿笔下还是沉闷的，杜博妮一个破折号将它们起死回生。从“落叶”、“深谷”，到第三行，都可以看出两个版本的效果大不一样，杜博妮的翻译更有诗意，也确实如评论所说更富于音乐性。最后一节“走吧/路呵路/飘满了红罂粟。” 杜博妮的英译是：“Let's go—/ The road, the road,/ Is covered with a drift of scarlet poppies.” 北岛此处的“路呵路”和《船票》一诗里的“海啊，海”，杜博妮处理得很巧妙，没有把夸张的“啊”译出来，而是把拖长的“啊”转变成紧凑的“the road, the road”, “the sea, the sea”，从而赋予一种新的节奏。
大卫·亨顿翻译中国古诗很随意，沿用了王红公的中间断句、跨行的方式（唐诗哪有跨行？），赋予唐诗一种新的变了样的生命。翻译北岛的诗则处理很老道，神似，而且有一种奇妙的功能，很普通的句子在他笔下也能出彩，比如，“这是并不重要的一年” “it's been a perfectly normal year”。他抓住了北岛的语言特征，非完整句式的短词语，比如“在母语的防线上/奇异的乡愁/垂死的玫瑰”— “at the mother tongue's line of defense/ a strange homesickness/ a dying rose”。再比如“母亲的眼泪我的黎明”— “mother's tears my daybreak”。他同杜博妮一样不拘泥于原文，“千百个窗户闪烁”— “windows glimmer by the thousand”，将“千百个”后置，更有诗味。《在天涯》封底出版社介绍语是：既表现了原作的音乐性，也表现了原作的厚度。北岛流亡之后的诗比70-80 年代的诗更有深度，所以才有亨顿译本与杜博妮译本的区别，因为他们翻译的是不同时期的作品。北岛最新英译诗集今年即将由 Black Widow 出版社出版，译者为 Clayton Eshleman（瓦列霍的英译者）和Lucas Klein，从电子版中看到一些很好的句子，整体上不如前人的译本，当然这也许是先入为主的原因。
新方向出版社于2005年推出了很厚重的一本顾城诗选英译《梦之海》（Sea of Dreams），206页，之前有另一家出版社的顾城诗选《无名之花》Nameless Flowers），两本撞车。继北岛和顾城之后，新方向今年四月即将出版西川的《蚊子志》，中英双语，253页。北岛诗集中英双语版除了30年作品合集《时间的玫瑰》为288页，其它都不超过200页。
《蚊子志》（柯夏智译）的译者前言是精彩的导读，谈到西川对朦胧诗的高调抒情和韩东的反智都不满意，而是追求一种国际性的纯诗，西川早期的诗抒情，1989之后的两年几乎停笔，然后以一种新的风格出现，他的散文诗有其自身的诗歌方式。跋是原作者的文章《传统在此时此刻》英译，这对读者了解作者的思想深度是另一个窗口，这一点是其它中国当代诗人个人英译集子里所没有的。柯夏智翻译西川，让人想到好的诗歌译本除了译者理解到位、语言技艺高超之外，译者与诗人之间存在某种气质相投也起很大作用，就像庞德译李白、威利译白居易、王红公译杜甫、施耐德译寒山那样有一种默契。试读版封底是罗伯特·哈斯在 Believer 杂志上对西川的介绍，大意是：他翻译了庞德、特朗斯特罗姆、米沃什、博尔赫斯，他自己的写作显示出相应的复杂性和美学跨度。正式出版的封底改为加里·施奈德和 C.D.赖特等人的短评。北岛之后，是否会出现西川热？柯夏智在为西川作品开辟的博客里提到西川以后也许会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这一点不知是开玩笑，还是推测，不过他这样说也有一点根据，在活着的中国当代诗人里，除了北岛，新方向只推出了西川，这也许是某种指示灯？对于西川的宣传，在两个细节上近似当年对北岛的推介，1989的影响，创办地下刊物《倾向》（1988-1992）。（这里有两个问题，西川并非《倾向》唯一创办人，但英语里未说是创办人“之一”；《倾向》也没有从1988年由西川一直办到1992年。）。这让人感到中国当代诗如果要引起西方重视，必须带一些政治方面的因素。这一点又让人联想到柯雷对唐飞鸿和托尼·巴恩斯通的批评。难道新方向出版西川是因为1989和创办《倾向》吗？难道中国当代诗不足以好到以诗本身引起西方重视吗？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中国诗人不认识北岛、没有参与或见证1989、没有创办地下刊物，他的诗再好、在中国影响再大，如何才能被新方向出版从而引起西方重视呢？这是中国当代诗人面临的问题，也是英译者面临的问题，唐诗进入了英语，当代诗有什么非政治性的突破可以进入英语世界？
柯夏智选译的西川作品，用典很多，而且涉及面比较广，但他一个注释也没有用，这是高妙之处，显出译者的水平。他在忠实的基础上用英语展现了原作最好的状态，而不是死译。同杜博妮翻译北岛一样，柯夏智也是很巧妙地裁减，使英译简练而不失原味，比如《山中》结尾两行“四匹马暗红的心房内/有火树银花霎时成为星座”：Within the dark red hearts of the horses/ A silver blaze becomes a constellation （直译：银火变为星座）；或者变换英语句式以遮盖原作的弱处，比如《一个人老了》开头部分：“一个人老了，在目光和谈吐之间/在黄瓜和茶叶之间，/像烟上升，像水下降”：A man ages— between sights and eloquence/ Between cucumbers and tealeaves/Like smoke rising, like the descent of water. 第三行如果直译，就成了呆板的句式：like smoke rising, like water descending. 再比如《夕光中的蝙蝠》里有一句“使我久久停留”，他只用了一个动词“pulls me/ to”（后半句省略），这是翻译中的神来之笔，比原来乏味的句式出色很多。“生命的大风吹出世界的精神”，他也译得很精彩，“Spiritus Mundi blows through life's wind”。拉丁语 Spiritus Mundi 是叶芝在《第二次降临》中所用过的，简单一个词道出这首诗的寓意和引申义以及更多层面的解读，比用注释强多了。出色的翻译，不遗余力地推崇，这些都是原作者的幸事。
除了新方向以外，西风（Zephyr）出版社也一直致力于外国文学译本的出版，有俄罗斯系列，中国系列，波兰系列。中国系列推出了洛夫、夏宇、多多、张耳、商禽。
多多诗集中英双语版《抓马蜂的男孩》（The Boy Who Catches Wasps: Selected Poems by Duo Duo，西风出版社，2002年，211页），译者为汉学家利大英（Gregory B. Lee），他前言中谈到在中国时发现多多的诗歌具有复杂的意象，句式在后文革诗人中少见，于是邀请多多去他在北京的公寓庆祝1986年元旦，席间谈起北岛、顾城、芒克、江河，并对20-30年代诗人有过争论（译者当时刚完成关于戴望舒的专著）。前言从个人交往转向对中国新诗的概述以及对多多个人诗学发展的评述，接着是译者序言，介绍翻译的难处和对多多诗歌的英译处理。这两篇文字都对英语读者理解多多作品很有帮助，但第二篇太简单了，有关中文主语缺失应该是汉语基础课的内容。读这本诗集，文字上的忠实不是问题，翻译技巧也没问题，但缺乏诗味。诗歌的感觉主要是靠独特的语汇、节奏、语调、语气所带动起来的。有一篇好评也是停留在谈论如何理解多多某些诗歌中的主语到底是指什么，评论文章的作者 Kazim Ali 赞美了译者的技巧，但多多诗歌的复杂性、音乐性以及语言上的创新没有在这个译本中显现出来，这一缺陷没有被评论者发现，或者是发现了没有指出来。译者有两大任务，一是把作者的声音和风格凸现出来（而不仅仅是字面意思），而是介绍作者和作品在文学史中的位置（包括纵向和横向两个坐标）。这一点麦芒做得很成功，他以数首诗的出色翻译和一篇很有分量的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提奖辞”，充分展示了多多的诗歌特征及对中国当代诗的贡献。
海子诗歌英译，有 2005年Mellen出版社出版的，译者 Zeng Hong，Zhao Qiguang 在前言中称海子为朦胧诗人之一，25岁卧轨自杀。这两个卖点确实造成一些影响。还有《在秋天的屋顶上》（Over Autumn Rooftops， Host 出版社，2010）译者为 Dan Murphy（毕业于美国康州大学，麦芒的汉语学生）。Tupelo 出版社将出版叶春的译本《麦子熟了》。此外，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博士生 Gerald Maa也在翻译海子，很值得期待。
西风出版社与《今天》基金会、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了《今天》诗系，由北岛、刘禾、以及西风出版社主编 Christopher Mattison 共同主编，在香港印刷，目前推出了于坚、翟永明的中英双语诗集，即将出版韩东、欧阳江河、柏桦的双语诗集。
于坚的《便条集》（Flash Cards，2010年，151页），由王屏和美国诗人 Ron Padgett 合译，很受好评，获得2011年BTBA翻译奖提名。《便条集》属于那种不需要任何前言都可以吸引读者的书，便条不是诗，但比诗更有趣，简单随意之中玩尽了反讽，揶揄。英译相当漂亮，这是诗人译诗的好处，把一首诗吃进去，消化透，再创作出一首诗出来。王屏翻译于坚多年，同于坚的语言有一种天然的默契，我还记得2004年于坚第一次在美国朗诵的那次诗歌研讨会，我参会兼做同声翻译，到了诗歌朗诵环节我口中念王屏的英译，耳机里听于坚朗诵中文，感觉用词和语调十分接近。Ron Padgett 在前言里说既不想把于坚译成美国诗人，也不想太中国化，而是把他置于两个极端之间。Simon Patton 的导读是一篇很有价值的评论。从诗集文宣资料上看到于坚两岁时因医生用青霉素过量而失去了大部分听力，他说“已经习惯用眼睛来认识世界，而不是靠与其他人交谈。我必须为自己创造‘内在的耳朵’。”
翟永明的《更衣室》（The Changing Room，2011，164页），英文标题有对弗吉尼亚·沃尔芙《一个人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的回应，但没有显示出“Changing”（变化），收录的作品40首，从80年代的组诗一直选译到近期的《毕利烟》，涵盖了将近30年的写作，突出了一种女性声音，译笔优美，但显得单一。王屏的序言，加上译者前言，对作者作了很好的介绍，译者 Andrea Lingenfelter 谈到美国自白派的影响但指出翟永明有她自己的声音，其意象由夜晚、黑暗、血、性、死亡主导（这其实还是很自白派），作者经常回到中国文学和中国历史的过去，与男权社会不断对话。读译文，感觉早期的作品翻译得出色一些，90年代以后的趋于平淡。译者很会把握分寸，把翟永明喜欢用的词语比如“今朝”、“如今”译成简单的“today”（今天），有时候干脆不翻译出来，使句子在英文里显得更当下。但有几处英译比较罗嗦，比如《渴望》最后一行，“使这一刻，成为无法抹掉的记忆”—“That transforms this moment into a memory that can't be wiped away”，《边缘》中的一句“该透明的时候透明”—“turning translucent when should turn translucent”。似乎没有译出风格的变化，从《女人》到《静安庄》到《十四首素歌》到《时间美人之歌》到《关于雏妓的一次报道》，相似的哀怨，《毕利烟》终于有了变化，结果最后一行的“去政治化的本土味道”被误译成“驱散政治化土壤的味道”（driving away the smell of a politicized soil），“去政治化”译反了，“本土”没有译出来。此外还有其它一些误译，譬如“下毒”译成“吞毒”，当然，这些细节不重要，该译本在系列中很突出。Andrea Lingenfelter 之前翻译过绵绵和安妮宝贝，语言造诣和翻译造诣都很高，主要问题是选择面太窄，但她在前言里说她挑选了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作品。
韩东的《来自大连的电话》（ A Phone Call from Dalian，2012，128页），多人合译（六人不同时期翻译的汇集），44首诗，Nicky Harman 编选，题材和风格十分宽泛、有趣，柯雷和 Nicky Harman 分别作序。英译有点参差不齐，但序言挽救了一切。柯雷的导言是一篇很好的诗歌评论，他对韩东诗歌观念的改变以及当时在中国诗歌界的影响都做了很好的介绍，也揭示了韩东诗歌文本中一些内在的东西。译者前言与柯雷导言互补互应。
欧阳江河的《重影》（Doubled Shadows，2012，136页），温侯廷（Austin Woerner）翻译并撰有译者前言。开篇是德国汉学家顾彬的导言。顾彬说1979年以来中国诗歌既是奇迹，也是灾难，新诗经过30年的实验（1919-1949）和30年的意识形态化（1949-1979），到了70年代末从形式到内容都成熟，其代表性的产物立刻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北岛、顾城、多多是那个时代的抒情声音，被广泛翻译、讨论。为什么说是灾难，因为1992年开始的市场经济把中国当代文学推向一个不确定的新空间，这个时期出现的诗人如欧阳江河要求文学脱离简单的、非黑即白的政治表达模式而应关注美学和语言问题。后朦胧诗人并非不政治化，而是将政治隐藏起来，《傍晚穿过广场》之所以能发表是因为审查制度跟不上诗人的复杂语言。除了政治和经济因素，第三大危险是英语的时髦，中国文学不关心自己的传统，读者必须了解西方传统才能读懂中国诗人，你必须是国际诗人才是中国诗人。欧阳江河解决这个难题了吗？他用一种复杂的语法、丰富而不寻常的词汇写诗，他写诗人与现实的复杂关系（如《手枪》，《玻璃工厂》，《报复》）。并非只要是中国人就能懂中国当代诗。此外，欧阳江河不是穷诗人，而是中产阶级，住在有门卫把守的公寓里，不能随便见到他。以上为简译。顾彬导言写出了当代诗复杂的一面，并以极其幽默的隐喻结束。
温侯廷为耶鲁东亚系毕业生，翻译过李贺，2009年在《今天》基金会赞助下到北京与欧阳江河合作翻译后者的诗，他在翻译前言里写到，翻译一个活着的作者可以绕开文字而直接进入对方的想象世界，译文不是二等文本，而同原文一样是原创，同原文一样忠实于原作者，甚至比原文还要更忠实，所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任何绕道都可以是合理的。前言很长，译者谈到如何理解欧阳江河的过程，并以翻译实践和如何处理某些诗句来介绍作者的语言风格。很多人不看好这个译本，但其实有很多精妙之处，只不过有些地方对不懂中文的英语诗人是一种挑战，但挑战之处正好可以引起注意，使读者看到一种新的诗歌风格，相对而言，韩东不同于朦胧诗的文本风格在英译中却不是那么明显和突出。
柏桦的《风在说》（Wind Says），我只看到非正式电子版，感觉不错，译者前言的感性文笔似乎与柏桦的诗歌气质很相投。译者是居住巴黎的诗人 Fiona Sze-Lorrain，译笔优雅，前言略显浮华，好在书后有访谈，会使读者对柏桦有一些直观认识。
杨炼的英译诗集在美国没看到。旅美大陆诗人中，雪迪的诗译成英语的最多，已出版四本诗集和四本小诗册（chapbook），共八本，质量大都上成，获得好评。张耳在西风出版社出了两本英译诗集，《关于鸟的短诗》（Verse on Bird，2004，71页），《水与城》（So Translating Rivers and Cities，2007，153页），由张耳本人与数位美国诗人合译。麦芒（黄亦兵）的双语诗集《石龟》（Turtle Stone，Godavaya 出版社，2005，167页），作者自译，美国华裔诗人 Russell Leong 作序。还有直接以英文写作的中国诗人出版的个人诗集，哈金三本，王屏两本，渐清和叶春各一本，篇幅有限，无法多介绍。
最新一本汉诗英译是食指的《冬天的太阳》（Winter Sun,，石江山 Jonathan Stalling 译，张清华作序，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2012，208页）。北岛《回答》中的“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Let me tell you, world. / I–do–not–believe!”已成为名句，但有些英语读者不知道北岛受食指影响并与他呼应，“我不相信”之前的“相信未来”以个人诗集英译面世，应该说石江山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而且他的语言奇才发挥得很好。但我担心诗歌读者会被这样的豪言壮语吓跑：“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相信未来，热爱生命。”有时候译者和出版者大概不考虑读者，而只是为诗歌史留一册档案记录，这样来看，《今天》系列是否也是为了留“史”？那么英译出版与中国文学史到底是什么关系？翻译和出版除了交流之外还有更特殊的意义？当然也可以简单地看作是翻译相对于文学发展有一种滞后现象。
4．离开政治因素，汉语当代诗能否引起外界注意？
在诗歌不断边缘化的时代，中国当代诗能够在国外作为译本出现应归功于出版社，当然也有编者和译者的努力。（本文也受惠于相关出版社寄来的样书和部分电子档以及提供的信息。）但翻译作品对出版地作家和诗人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中国当代诗的翻译和出版更没有构成“影响”，这一点与中国大陆的翻译作品对读者造成的影响完全不同。即使在中国大陆，随着外语普及，读者对翻译质量也具有鉴别力了。中国当代诗的英译质量也不整齐，取决于译者的修养和是否愿意多花时间和精力。但无论质量如何，不管是出版社还是译者或是作者都希望引起注意，这就会出现一些宣传言词，而东西方之间似乎永远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容易引起关注，这一点出版人/译者/作者三方都清楚，于是“文革”和“1989”永远是噱头，甚至连“男权社会”、“女性主义”也成了噱头。
身为政治流亡诗人的布罗茨基不仅对“流亡”具有高度清醒认识，而且不玩暧昧（我在《流亡心态与移居心态》一文里已写到，不重述），并指出诗歌（Poetry）与政治（Politics）之间除了共有字母 P 和 O 以外别无其它共同之处。汉语诗人和译者却似乎忙于在两者之间找通道，借政治抬高/凸显诗，而不是自信地让诗文本本身来消解政治。
也许是中国诗歌生态环境所致。长期以来有着“走出中国”的焦虑，并且在同西方人接触中衍生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式，但随着中国国情变化而出现暧昧之处。流亡身份和国内非官方诗人身份在西方吃得开，但中国经济强大之后的各种好处也难以割舍，于是有了双重身份：既是官方重要诗人，又代表非官方独立诗人。在这里我们遇到的问题错综交织，但互相关连。除了政治政治，还有诗歌政治，人情关系，最后牵扯到筛选问题，翻译问题，出版推销问题，最终都是“走出中国”的问题。
位于纽约的新方向出版社创办于1936年，起因是庞德当年对创办人的一句话“做点有用的事”，中国诗歌走出中国看来从各方面都受惠于庞德。铜谷出版社由受过庞德影响的日本俳句和中国唐诗译者山姆·汉密尔同女诗人 Tree Swenson 于1972年创办，新主编 Michael Wiegers 对中国诗歌的关注是中国诗歌的幸运，铜谷位于美国西北角的华盛顿州，已出版400多本书，2010的数据是每年出版量为18本。西风出版社创办于1980年，位于东北部波士顿，1990年开始以出版翻译诗集为主，主编 Christopher Mattison（诗人、俄语翻译）1999年上任，除了合作出版《今天》系列，还在策划一个香港文学出版计划。正常情况下，西风每年出版6至8本书。这三家文学出版社对中国当代诗的关注是诗歌之幸，尤其是后两家并不大的出版社能出版中国当代诗真是不易，当然，赞助确实解决问题。诗歌出版之难，个人诗集出版之难，中美一样，但正是因为难，才会有选择标准、翻译质量、原作质量等问题引起关注。
美国诗歌界的三次中国诗歌热，第一次是20世纪初庞德的《华夏集》引起的中国唐诗热，第二次是1946年庞德在美国首都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翻译中国《诗经》305首（哈佛大学出版社，1954）而掀起的中国古诗热，并得到纽约和旧金山诗人群的回应，庞德从对汉字的视觉欣赏转向对汉语的音乐性欣赏，这两个方面都引起其他诗人的兴趣，从而出现持续不断的翻译，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生前翻译的39首身后出版（新方向，1966），王红公翻译的《中国诗100 首》（1956）、《中国诗又一百首》（1971）也是新方向出版的。（2003年新方向又推出温伯格编选的《中国古诗选》，汇录了威廉姆斯、王红公、庞德、施奈德、亨顿的译作，在此之前有铜谷出版社《丝绸之龙：中国诗选》，施家彰编译，从古代到现代，之后有2005年安克出版社的巴恩斯通与周平合编的中国诗三千年，从诗经到朦胧诗。）第三次从80年代开始，第一个阶段 1985-1995 以大陆朦胧诗和台湾现代诗的翻译为主，以北岛个人诗集以及奚密和巴恩斯通的选本为代表，第二个阶段从新旧世纪交接开始，以海峡两岸的个人诗集和大陆诗选为主。第三次“热”其实是夸大之词，对当代诗的兴趣只在小范围之内，尤其是新世纪之后，关注主要来自于中国诗人和汉学家，美国诗人的友谊声援主要出于对198X以及后来“中国崛起”的关心，或者出于早年对中国古诗的热爱，中国当代诗文本本身要激起外界兴趣，取决于当代诗的最好部分、最特别之处是否能成功地转换成另一种语言。
美国诗人对中国古诗的兴趣起于多种原因，19世纪法译版《玉书》虽然错误百出，但因其“异质”造成影响，带动了其它国家诗人和汉学家的翻译。20世纪初期英美诗人极力想摆脱启蒙主义说教和浪漫主义抒情以及维多利亚时代的僵死语言，寻求新的出路，庞德创造的自由体中国诗与现代派的主张不谋而合，具象，直接，精准，清晰，有视觉感，以意象代替了枯燥的概念。庞德之所以“发明了”中国古诗，是因为在他之前英国汉学家 Herbert Giles 等人翻译的古诗是按照格律和尾韵来翻译的，严谨，但死板，没有引起诗人关注。后来其他诗人的唐诗翻译也是因为既有东方题材，又有英语的新颖表达，所以容易被接受，西方读者对中国诗的兴趣并非在于格律部分，而在于那种千回百转、情景交融、最后物我两忘的笔法和境界。施奈德写过一些文字谈中国古诗对美国诗人的影响，在1977年的一篇文章里他谈到他最感兴趣的是中国古诗对大自然的描写，天人合一的意境，以及诗文本的复杂性和音乐性。那么，中国当代诗除了政治因素之外有什么诗学特征能引起西方诗人的真正兴趣，这是中国诗人应该考虑的。（当然，当代诗有自己的自身发展，不必为了引起外国的兴趣而刻意改变。）
庞德将中国格律诗译成自由体英诗而创造了一种新文体，那么已经是自由体的中国新诗无论怎样译都译不出新味，“新诗不如古诗”有很大原因是因为离得太近，没有距离带来的陌生感和差异，这是翻译的失败还是诗歌的失败？“朦胧诗”以集体面目引起西方注意，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其对体制的对抗，80年代“后朦胧诗”也因与朦胧诗的关系而受到关注，在聚光灯照耀下，其他流派和诗人势必处于暗处。第三代的崛起在诗学上与朦胧诗“对抗”，也因提及朦胧诗而受到注视，但中国当代诗非常丰富，有不同的传统和起源，其它流派很少以集体形象在英译选本中出现，柯雷批评过以政治背景突出诗歌文本，实际上抛开政治背景，中国当代诗在全球化语境下早已没有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的中国性，但所谓中国性也是由很多的个人声音所构成，杜甫和李白不同，当代张三与李四也不同，怎样展现个人独特声音，高质量翻译很重要，但最终是原作品本身的特质与个人风格。
“好诗坏译”（bad translations of good poems）、“坏诗好译”(good translations of bad poems）是大家关注的问题，好诗或坏诗由中文母语诗人判断，好译或坏译则由英语母语诗人判断，这样就出现不可解决的矛盾局面，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通常是一个主体（或团体）作出两种裁决，这实际上是更危险的局面。更糟糕的情况是，如果没有进入中国当代诗“正典”的话，写得再好也没用，永远是那些“已进入文学史”的诗人被反复翻译。于是更多的“文学史”幻想被制造出来，更多人忙碌着，焦虑着。
唐代“次要”诗人寒山，极受一些美国诗人喜爱，最早有英国汉学家阿瑟·威利的翻译（1954 ），美国这边有好几个译本，比较著名的有施奈德译本（1958），Burton Watson 译本（1970），以及赤松（Red Pine）的完整译本（1983，2000）。可见译介这种事，不完全根据作者在文学史上的所谓地位，译者的兴趣或出版社的兴趣，足以促成一个诗人在另一种语言中的新生。
文学在于创作本身，是否会进入文学史，是否会被译介，并不重要，何况文学史不是靠译介状况来决定的，何况文学史是可以改写、重写、更正、更新的（尤其是因政治因素或人情关系而崛起的部分），何况“文学史”对真正的诗人并不重要。但国外译介常常影响到国内评价，这一点宇文所安22年前就提出担忧，22年来状况并未改变，汉学家推荐出去的必然成为“重要”诗人，唯一不同的是人数增加了几个。这是一枚硬币两面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中国诗人知道的国外诗人（从名字到作品）与中国诗人被国外诗人知道的（从名字到作品）比例失常。
从歌德的世界文学，到宇文所安的世界诗歌，中国当代诗在其中处于什么位置，如何拓展中国性或个人风格并经得起转译？在接受外来影响下形成的诗歌美学一经翻译就失去新意，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下和世界诗歌谱系中开拓新的个性鲜明的诗学？如何在世界范围的参照系之下创新？如何在古今中外的视野下挖掘汉语的更大潜力？庞德在英语里发明了中国唐诗，中国当代诗人如何在汉语里重新发明杜甫陶渊明？如何继承并摆脱本国传统和外来影响而建设新的诗歌体系，其原创性和复杂性如何在翻译和交流中体现出来？英国翻译前辈为翻译维吉尔而创造了无韵体，庞德翻译中国古典诗而开拓了自由体（不能说创造只能说开拓和延展，因为《华夏集》里面的句式在他自己的诗里都已用到），中国当代诗的英译面临更大挑战，必须创造出一种新的形式，突破英语语法的局限，否则汉语诗的特点无法充分呈现出来（比如《镜中》起句的多义性被狭义化），尤其是中国当代诗人在语言上、观念上、风格上的创新完全无法展现出来（比如《蝶恋花》），这是“焦虑”的重点所在。
翻译小辞典：学者翻译，严谨、准确，供汉学研究之用；诗人翻译，具有庞德式的诗歌创造力和想象力，但避免庞德式的误译；批评家翻译，以批评的眼光挑选作品，从比较文学角度诠释作品，不失学者翻译的准确度和诗人翻译的原创性，比学者翻译和诗人翻译更具有开阔的视野和译文文本深度，并最大程度地呈现原文文本中的多元影响和创新。
2012年3-4月于洛杉矶
原载《中国诗歌评论》2012年春夏号（上海文艺出版）。被收录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研究书系”之《他者眼光与海外视角——世界视野中的中国当代文学》。
明迪，海外诗人，在国内出版《明迪诗选》《和弦分解》《几乎所有的天使都有翅膀以及一些奇怪的嗜好》，独立出版《D小调练习曲》《柏林故事》《胶片流过的日子》等。翻译有《在他乡写作》《错过的时光》《舞在敖德萨》《家》《玛丽安·摩尔诗集：观察》，以及大量国外当代诗人（结集后未能出版）。编选合译数本中国当代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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