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一民笔涉小说、散文、诗歌、电影文学剧本、报告文学、文学评论等诸多文类，是中国新时期文学发生、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更是新时期四十年沂蒙文学的重要建构者和代表性作家。这部自选集《爱情与背叛》所收入的小说、散文、电影文学剧本皆为其代表作，可以看成是对其文学理念与文学实绩的一次集中展示。事实上，对作者而言，这自然有回首文学之路、总结文学成就之意，即如他在《后记》中所说：“亲人的先后离世，使我更加深刻认识到生命的脆弱，我怕自己不能长寿，许多要做的事情来不及完成，所以想趁着现在生命力还算旺盛，就开始总结自己在文学方面的收获。于是，便有了这本自选集《爱情与背叛》。”然而，考虑到靖一民及其文学创作在临沂文学、沂蒙文学中的特殊性、代表性，因而，这部自选集的出版似又不单单是其个人之事，由此可引出关于沂蒙文学“当代性”实践、民族国家叙事的沂蒙模式、地方经验的审美转化与创造等关涉新时代沂蒙文学发展前景的诸多命题的深入探讨。

 尽管靖一民的文学创作，在其源头上，几乎与“新时期文学”的发生同步，而且此后又历经整个1980年代的文学思潮的洗礼与磨炼，但真正使其在中国当代文学现场中心地带展露头角并引发业界关注则发生于1990年代前半期，即由于《流不尽的“红嫂”泪》与《痴情梦——徐志摩与陆小曼婚恋秘闻》等几部（篇）中短篇小说的发表，特别是由其超凡脱俗的故事形态、触人心扉的极致的情感表达、展现“黄钟大吕气象”（王鼎钧）的文本效果所昭示出的特立独行的作家形象及其非凡成绩，才一举奠定其在沂蒙作家群、沂蒙文学中的“独特的这一个”的地位。须知，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沂蒙作家、沂蒙文学一直位居第一层位——从“十七年”时期的刘知侠、吴强，到新时期的刘玉堂、苗得雨、李存葆，再到90年代以来的苗长水、赵德发、夏立君，其中任何一位都是确证当代文学成就的重要作家。在这个作家谱系中，靖一民的特殊性及文学贡献就在于，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他以史识为据，以人性为本，以主体性为根所建构起来的文学理念及实践策略，又一次为临沂文学、沂蒙文学在90年代以后的发展注入了新思想、新主题、新形象。其中，《流不尽的“红嫂”泪》是90年代的文化产物，是一篇见证历史、引领文坛，有生命力的，初露“经典”之相的大作。它将沂蒙“红嫂”形象的建构和革命主题的表达真正引向本体并作出了极具震撼力的艺术呈示。这种既具史识，又严守审美创造的文学实践，在整个沂蒙文学发展史上也并不多见。

 靖一民沂蒙题材的文学创作之于临沂文学、沂蒙文学，既是一种崭新的开启，更是一种不可低估的引领。这不仅表现在他创作出了以《流不尽的“红嫂”泪》《爱情与背叛——女匪赵嬷嬷的传奇人生》《省长来视察》为代表的诸多可供读者反复阅读且能直触人心的精品力作，更表现在，早在八九十年代之交，他即坚守情本主义，以“主体性”为本位，从而将“文学是人学”的理念予以充分实践。《流不尽的“红嫂”泪》当然是其中最具代表性、实践最充分的代表作。惜乎他的这一思想及实践过早遭受外力的强势干扰，致使其彼时本与尤凤炜、张炜那种展现大气象近似的创作苗头戛然而止。虽然新世纪以后也创作出了《爱情与背叛——女匪赵嬷嬷的传奇人生》《省长来视察》等备受读者喜爱的并不逊色于《流不尽的“红嫂”泪》的力作，但回首彼时他在文学现场中的姿态以及由之所昭示出的“光明大道”，毕竟也被延宕或消解了太多太多。尽管如此，他在《战争中的女人》《红女之美》《被人误解的一场谍战》《作家没讲完的故事》等散文中对于沂蒙根据地种种人物形象、革命故事及关系所作的细致考证、生动描写，还是让我觉得，他以一己之力为重构沂蒙文学内涵、揭示沂蒙革命历史、弘扬沂蒙精神，做出其独有贡献。根据地的爱情与革命，以及“红女”之美，在其笔下，都被作了归于历史现场和忠实于人之本体的生动阐释，从而一改以往沂蒙根据地叙事中直奔政治主题的图解式的刻板印象。这类散文有史，有识，更有情，不少篇目都是审美与历史交织而成的艺术品。

 文学的主导功能之一，就是要传情达意。关于真挚、丰富、独特、深刻之爱情、亲情、友情的充分表达，以及由此所展开的种种关系的建构，一直以来都是常写常新的文学母体。特别钟情于各类女子形象的塑造——比如，《流不尽的“红嫂”泪》中的五位“红嫂”、《爱情与背叛》中的女匪冯春花（即赵嬷嬷）、《痴情梦》中的陆小曼、《战争中的女人》中的陈若克——并借此表现某种情感，呈现某种理念，礼赞某种精神，或揭批某种劣根性，就成为其一以贯之的实践向度。阅读这部自选集，无论小说还是散文，我总会被其内在于其中的已被艺术化的情感表达所深深折服。其中，爱情作为一种题材、视角、主题或认知装置，在其散文和小说中，成为带有标志性的、富含多重意蕴的主体风景。比如：中篇小说《爱情与背叛》重构女匪冯春花的主体形象，是把一个残酷境遇中的女人当作“人”来思考和形塑的典范之作，在主题上是对爱与忠诚的极致表达；短篇小说《玉碎》《没有消逝的琴声》都是践行“主情的表现主义”的佳作，探讨纯粹的男女之爱的可能性及表现形式；短篇小说《请把爱情还给我》主述一个单位内两男一女之间所发生的利用与被利用的情爱故事，旨在探讨权力与欲望的本质；短篇小说《一缕青丝》类似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也讲述一志愿军战士与一朝鲜女子的痴恋故事，但它重在讴歌纯粹的爱情，也谴责战争；散文《根据地的爱情》讲述根据地的种种“浪漫情事”并在其中探求某种历史真实；散文《爱是微微泛起的心疼》记述民国才女陆小曼与三个男人（王赓、徐志摩、翁瑞午）的恋情并从中破解长此以来悬而未决的存在之谜。由此可见，爱情在其文学作品中扮演了多重功能。作者以此既有认知和把握人情、人性之复杂内涵的意图，也有探察婚姻、爱情本质及其种种关系的愿景，当然更有表达对人间至爱及其理想形态的信仰之意。

从整体上来看，以女性为中心的情本主义表达，以真、善、美为核心主题的典型形象建构，以细节美学和极致呈示为效果的艺术追求，就成为衡定其文学整体风貌的几个鲜明特质。这使得他的小说与散文成为一种以细节见长、以情为本的美的艺术。比如，每一位阅读《流不尽的“红嫂”泪》的读者，少有不被其惊人的细节营构及其所含蕴着的极具穿透力的情感内力所彻底俘获的；而阅读《悲情母亲》的读者，大概也会在这位很难用是或非、对或错、美或丑、冷或暖予以定评的母亲形象面前而心生纠结且无言诉说。从“红嫂”到母亲，他们的形象、遭遇及结局，大都是悲剧性的。这似乎正是作者所刻意营构的文本效果，从而激发读者的进一步思考。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景观及效果？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除了主体代偿外，后天生成的使命、责任感，以及伴随读史阅人所不断累积起来的史观、审美观的质变，也一定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的助推作用。但是，其中不可忽视的是，代偿作为一种心理机制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我们知道，代偿是任何一位作家所必然借助文学而予以释怀的精神诉求。由《悲情母亲》可知，从童年一路走来的靖一民，在其青春与成长中，即被因父母或历史所导致的精神创伤所左右。这种被裹挟或被命定的遭际，在其成年后，内化为一种文学经验，首先是自我代偿，继而生成代偿叙事。再比如，关于创作《玉碎》的动机，作者说：“那个珺肯定不是我，而萍确有其人。我写这篇小说，也是为了纪念已去世多年的她。”（鞠佃福：《虚拟一场情感的盛宴——与作家靖一民谈爱与人性的和谐》）。郁达夫及创造社诸君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靖一民的文学创作理念倒也与之有几分相似。

“主体性”，即将“以人为中心和目的”的文学理念充分落实于创作实践中，在《爱情与背叛》《痴情梦》《王的悲剧》《悲情母亲》等作品中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具体来说：作家及其思想意识是独立存在的，即关于爱情、婚姻、人性本质的理性认知，在靖一民文学实践中，始终是一个颇费思量的人生命题；作品中的人物及其世界是独立存在的，不受外力规约，而总是一个自适、自洽性的体系；作家与文本之间始终是一种互为主体的对话关系，彼此影响，相互成就。比如，《爱情与背叛》将赵嬷嬷塑造成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美丽而又有道义的传奇女子，就是充分依靠其事理逻辑、情感逻辑支撑其形象建构，并辅助于大量的细节和设置多种关系，以确证其言行和心理活动的合法性。为什么读者会被这一人物形象及其故事所深深折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是依靠文本内部自洽性的艺术逻辑所生成的这个崭新的人物形象及其所承载着极致而丰富的情义内涵，而给读者以新异的、强烈的阅读刺激。这种基于艺术真实的审美创造，使得冯春花从被逼当妾、与王耀秋相爱、偶然成匪、当上匪首、制造劫案、商定“诏安”、被骗、赴死等每一个环节都自立为主体且能彼此互证，继而连贯成一个自洽性的情节模式。而这种模式不过是一种装置，更重要的是，作者要借助这一装置，置入并展开关于爱恨、善恶、美丑等复杂人性内涵的深切思考、艺术表达。其中，冯春花对爱的执着、义匪形象以及赴死时她喊出那句话——“来生，我还是你的人！”——都特触人心，倍感震撼；从作家与文本的关系来看，这又是彼此对话的一种结果，即首先是作家本人对主流叙事中赵嬷嬷作为恶贯满盈的“悍匪形象”的有所质疑，而试图还原其作为人或女人的一次文学尝试。在小说中，冯春花对王耀秋的忠贞如一，即使遭遇欺骗，也依然原谅他。这显然是作者爱情观投射的必然结果，或者说，是作者借助小说中主人翁直接传达了自己心声。其实，这种写作在文学史上较为常见，比如魏明伦笔下的潘金莲，一改淫妇形象，即使终成悲剧，但也是为爱而生的女子。因此，我觉得，靖一民创作这一中篇，倒也不是单纯为赵嬷嬷翻案，其中更有对偶然与必然、背叛与忠诚、恨与爱等关涉历史本相与人性本质的一种深度探察。

谈及靖一民，不得不提“临沂文学的靖一民之问”。2015年1月，他在《临沂日报》上发表《临沂为何缺少“文学大家”》，遂在当地引发广泛讨论。这肯定是其长期观察和深刻思考的结果。事实上，通过细读其各个历史阶段的文学作品，我也觉得，他的文学实践从题材准备、体裁选择、审美视角、形象建构、主题表达到修辞风格，在临沂作家群体中，确实与众不同。其中，他在历史真实性、艺术真实性的探察与营构上，总时时把创新或独异作为从文之旨。比如，他在《甩不掉的阴影》对抗大一分校校长周纯全形象及人生历程的发掘与叙述，在《王的悲剧》中对楚怀王历史形象所作的翻案式解读，在《流不尽的“红嫂”泪》《痴情梦》中对“红嫂”、陆小曼形象的个性建构，以及在“大文化散文”思潮影响下所推出的“中国传统文化纵横谈系列”，都可充分表明，他对那种因循守旧式的或者直接作政治图解式的写作深不以为然——并非否定，而是觉得在理念和写法上都太陈旧、太老套，而总想试图在更深广领域的开拓中、在新颖理念的指引下探寻或开启全新的文学之路。靖一民及其在过去四十多年的从文之路及在各阶段所留下的代表作，也再一次证明，创新与创造是优秀作家与文学存在的唯一理由。临沂无论人口、面积、GDP，还是传统文化、现代革命文化，在山东乃至全国都较为靠前，应当拥有与之匹配的文学地位、文学成就。然而，如今的临沂，所谓“文学大家”依然阙如。进入新时代，临沂文学亟需创新，尤其在作家队伍建设和文学理念更新方面，比任何时候都来得迫切。因此，“靖一民之问”在今天依然有意义，依然有持续、深入探讨之必要。

               2023.8.20

编辑制作  杜琴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