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行与事迹

作者：朱双顶

        品行，人的行为品德，一般以善恶之区分，从而得出好人与坏人之别。说此人品行好，大体上是说这个人是一个高尚之人、能处之人、成事之人等，有褒赞之意，所以便有了要向好人学习的导向。说此人品行坏，大体上说这个人是一个龌龊之人、讨厌之人、败事之人等，为贬损之语，所以便有了狗改不了吃屎之语。品行以人为体，以行为表，以名声为标签，伴随着人的一生一世。

        事迹，事情发展经过的遗迹，用在人的身上则多为褒奖之意，是指一个人做过的较为重要的事情。事迹也有好坏之别，但用于贬意就只能用恶迹了。所以事迹也就成了对立功受奖人员表彰的专用名词了。由此可见，事迹是一个过去式，对事，是发展中留下的痕迹；对人，是作为中总结出来的结果。它以事为足迹，以人为依附，以传扬为显要，留下的是历史。

        今日将品行与事迹放在一起来闲说，是因为两者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品行为本体，决定着事迹的走向与呈现；事迹为表象，反映着品行的内在与真实。要是问品行的好与坏，就必须去考察人的行为事迹，这才有结果与答案。这是看不见的虚的品行，落在看得见的实的事迹上，才有了清晰与分辨，才有了人的主观想像与客观映证，于是有了自己对于一个人的评价与判断。这才有了品行有其根本所察，做事有其踪迹可寻，人就可以看到真相了。这就像无人不知水是冷的、火是热的、金石是坚硬的一样，不需要自己去标榜，其属性人人都了解。

        何为一个人的品行根本呢？就是此人所固有的、真实的品行主体，对人的品行走向起着基础性的主导。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看人要看主流。有的人，为达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可以一时委屈自己，藏起自己的狐狸尾巴，去做人们看到的好事，是假作真时真亦假。这时人的真正品行与事迹，又走向了背离。

        西汉末期的窃国者王莽，唐白居易就在诗中感叹道：“向假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就是说，王莽如果死于篡位前，他的大坏人窃国者的真面目就不会暴露。他先前的好学、谦恭、节俭、孝道、师友、归仁、勤政等，无不用“折节力行”做到极致，其好人之名声达到了“在家必闻，在国必闻”的程度，以致于上下左右竟有48万余人为其上书，请封“安汉公”。可篡位之后，沽名钓誉推行所谓的新政，倒行逆施，是“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置百姓于水火之中，在新朝竟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人们这才看清了他品行恶劣的庐山真面目。这就是人的品行根本所致，虽为达目的，可掩藏一时，但终究是暴露于世、暴露于人。

        然而，由于事迹对人的品行反映的滞后性，又往往带有很大的欺骗性与掩饰性，让人不能及时知悉而留下后悔。春秋时候，英明盖世的首霸齐桓公，就被身边品行恶劣的三位小人所蒙蔽而害。

        竖貂，齐桓公的娈童。为了亲近齐桓公，便于在禁宫中自行往来，自己阉割自己。齐桓公认为竖貂爱他胜过爱自身，而加宠信。

        易牙，是一名巫者。为人多权术，又善于调味，一日听到齐桓公叹说“所不知者，人肉味何如耳”之话，竟回家杀死自己三岁的长子，做成蒸肉一盘，嫩如乳羊，献于齐桓公食用。齐桓公认为易牙爱他胜过爱子女，而加以宠信。

        开方，卫公子，抛弃千乘之太子，委身齐桓公，父母去世也不回去奔丧。齐桓公认为开方爱他胜过爱父母，而加以宠信。

        此三人，管仲在去世前，就一再告诚齐桓公要逐之不用，认为:“人情莫爱于子，其子且忍之，何有于君？人情莫重于身，其身且忍之，何有于君？人情莫亲于父母，其父母且忍之，又何于君?”并说道：“我活着时就像堤防，不让其泛滥，死了就没有这道堤防了，将会有横流之患，您必远之！”

        管仲去世后，开始时，齐桓公也确按管仲的遗言去做，将三人驱逐。但时间不长，他就忍受不了，是食不甘味，夜不酣寝，口无谑语，面无笑容，认为“此三人有益于寡人，而无害于国。仲父之言，无乃太过！”于是不听鲍叔牙的话，将三人召回，官复原职，在他左右用事。

        后来，齐桓公病重之后，却被易牙、竖貂假写禁牌，把住宫门，断绝内外。又在桓公寝室周围筑起高墙，止留一小洞，以使小内侍早晚钻入，打探桓公生死消息。桓公临死前哀叹道：“仲父不亦圣乎？圣人所见，岂不远哉！寡人不明，宜有今日。”一代霸主，就这样残死于小人之手，让后人感叹。

        但事迹也由于其客观存在，终究还是保真的，只要用心去考察，就可明示人的品行。所以，便有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之说，雁过况且留声，何况人的作为呢？

        春秋时，齐威王就是通过明察臣下的政迹而看清他们品行的。有一位即墨大夫，自从他到即墨任职后，就每天有人来齐王面前诋毁他。于是齐王就派人去即墨巡视，结果看到的却是荒野都已开垦，人民自给自足，官府没有存留积压的事务，管辖的范围内也很安定。所以齐王召见他说：“这是你没有收买我身边的亲信来求荣誉。”因而将万户之地封给了他做封邑。另有一位东阿大夫，自做他做了东阿的太守后，每天都有人到齐王面前来说赞美他的话。于是齐王也派人到东阿巡视，只见满目荒芜，百姓贫困不堪。当赵国攻打辖区内的甄城时，他没有出兵救助；当卫国攻取辖区内的薛陵时，他竟然不知道。所以，齐王就将他召来说：“这是你常用钱财贿赂我身边的亲信，才求得荣誉。”当天，齐王便下令烹杀了东阿太守和身边亲信中常为他说好话的人。从此，齐国举国大治。

        此外，人的品行虽能通过事迹来保全，但也有怎么看待的问题，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认识。所以，通过事迹看品行也就有了现实中的差异性，在这一点上也应保持清醒的头脑。

        春秋时，“管仲不死君难”，当时就涉及到什么是“仁”的问题之争，就连孔子的弟子也认为这是不仁之为。可大倡仁义的孔子却不这样认为，给予了正面肯定，认为人应该让生命更有价值，这也不损害于“仁”。《论语》记载，一次在与学生子贡谈论何是仁时，子贡问道：“管仲不是仁人吧？齐桓公杀了公子纠，他不能以死相殉，反又去辅佐齐桓公。”孔子说：“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匡正天下一切，人民到现在仍然享受到他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大概都会披头散发，衣襟向左边开沦为夷狄。难道他要像普通男女那样守着小节小信，在山沟中上吊自杀而没有人知道吗？”要知道管仲辅佐公子纠，公子纠在与齐桓公争夺王位失败后被杀，追随公子纠的人都自杀以殉，而管仲却自囚避死，后来竟然叛主求荣，成为辅佐齐桓公的重臣，这是违背孔子的“忠”德的，所以子贡才有了上述的认为。由此可见，孔子的“仁”是存大节大信，更是有着大道大义，对管仲不忠于主的品行就有了另行解读，而合乎他所倡导的仁义。这便是事迹反映品行在人眼里的差异性。

        由上可见，品行内存于心、外露于行，为人品行端正，才有善迹留存；事迹内决于本，外存于事，做事不可不慎，痕迹再现历史。所以，品行与事迹的关系，就是知行合一存在于品行与事迹关联之中，于人也就能现能察了，也不可不察。

2023.5.18

        

【作者简介】

        朱双顶，网名东香人，安徽省直机关退休，中国传统文化业余爱好者，浸淫书海，不时写点感悟，先后在微号公众号多家文学网站平台及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及诗歌数百篇首、上百万字，推出读史札记《大江东去》与《长河拾贝》、文化杂谈《随感叨絮》与《名作墨香》、散文随笔《找寻花鸟》与《我读〈诗经〉》、诗歌集《走向胜利》与《感悟时代》等八部电子书。